经济思想简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马蒂亚·森 倾情推荐）

图字：01-2016-11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思想简史/（德）海因茨·D.库尔茨著；李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Geschichte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

ISBN 978-7-5161-9217-7

Ⅰ.①经… Ⅱ.①海…②李… Ⅲ.①经济思想史-世界 Ⅳ.①F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6514号

Geschichte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

Copyright 2013 by Heinz D.Kurz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Verlag C.H.Beck oHG，München 201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数字编辑 于晓伦

出版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8.125

字数 176千字

纸书定价 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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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完整描绘了经济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涵盖了所有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流派的精粹和学术人物，语言通俗易懂。无论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学习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学生，抑或是想了解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普通大众，《经济思想简史》都是一本很好的案头读物。

作者简介

海因茨·D.库尔茨

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教授，格拉茨熊彼特中心创建人、主任。长期从事生产理论、资本理论、收入分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环境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出版过近二十本著作，发表论文逾百篇。曾经多年担任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的秘书长、会长，是欧洲经济学界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学者。

译者简介

李酣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增长质量、国际贸易、产品质量规制和责任研究。合著和参编多部著作，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中文版序言

这本书翻译自我对于2013年由慕尼黑的贝克出版社出版的Geschichte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一书的一个修订和扩展的版本。这本书的德文版是“知识”（Wissen）系列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基本上为读者介绍了所有领域的知识，如科学、人文、历史、艺术、宗教等。每本书的平装版通常都是128页。而且，其受众是所有对这些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并不需要先期的相关知识储备。

这些也适用于目前这本书。它使用一种非技术性的方式写成，并且试图使进入引人入胜的经济学世界的过程更为简易。你需要的仅仅是能够阅读和思考。虽然书中有一些图表和简单的数值例子，偶尔还有一些代表特定经济变量的符号，但读者应该很容易就能掌握它们。转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话：阅读本书并不需要拥有特殊才能，只要你有好奇的激情就足够了。基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中经济领域的极端重要性，又有谁能够不对经济学家所说的话语持有强烈的好奇心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来自许多朋友和同事的最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我特别要感谢Manfred Holler、Kenji Mori、Heinz Rieter、Hans-Peter Spahn和Erich Streissler。同时，也要感谢Tony Aspromourgos、José Luís Cardoso、Gilbert Faccarello、Duncan Foley、Pierangelo Garegnani（已故）、Christian Gehrke、Harald Hagemann、Geoff Harcourt、Peter Kalmbach、Christian Lager、Stan Metcalfe、Antoin Murphy、Edward J.Nell、Sergio Parrinello、Fabio Petri Neri Salvadori、Paul A.Samuelson（已故）、Bertram Schefold、Richard Sturn、Ian Steedman和 Hans-Michael Trautwein等人多年以来对相关问题的多次讨论。

我也非常感谢我的朋友、来自武汉大学的李酣博士翻译了本书的中文版。尽管我不认识中文，但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分享他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

最后，我还要感谢Amartya Sen、Ian Steedman、Richard R.Nelson和Geoffrey Harcourt，对本书他们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同时，也感谢武汉大学的程虹教授为本书的中文版撰写了很好的序言。

孔夫子曾经很睿智地告诫我们：“温故而知新。”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提供了考察一个历史维度的机会—从其起源一直到今天的经济分析历史。现在，一切都要取决于“强烈好奇”的读者了，他们是所有作者渴望的目标，要由他们对所有注入本书当中的努力和付出所带来的结果做出一个判断。

海因茨·D.库尔茨

2016年7月4日于格拉茨

序言

当今世界经济的长期性增长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和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让人们开始回顾以前的那些经济学先贤，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治愈经济创伤的灵丹妙药。近几年来，我们不断谈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在谈及时下流行的创新及创业的理念时，我们总也离不开奥地利学派大师熊彼特的创见。

经济的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还是在螺旋式地前进？经济思想是在不断地深化，还是如同根岸隆所说的“已经没有新东西了”？不管是站在经济思想史巨人的肩膀上回顾过去这一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想象我们今天能够有幸前进一两步，更加趋近于掌握经济的规律；不管是回溯和甄别过去我们在经济管理实践中犯下的错误，寻找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和政策手段，还是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路径和实施工具，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需要了解经济学这一并不算“古老”的科学，过去的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熊彼特中心库尔茨教授这本《经济思想简史》就能够胜任上述目标。库尔茨教授阐述了古典主义思想、边际主义学派、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一般均衡理论这些经济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几次高潮阶段，以及在增长理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同时，这本书对不同学派的思想作了较为精辟的总结，如古典主义学派思想的“八大特征”、边际主义思想的“八大特征”等。除此之外，该书也为我们展现了那些对大众来说都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等学者的学术历程和核心思想。当然，这本书没有将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局限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正式形成的短暂历史当中，而是向前一直展望到了早至古巴比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几千年前，反映了人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经济规律的早期总结和掌握，尽管原始但却包含一些对于经济本质的初步思考。由此，本书成功地以精练的篇幅实现了对于经济学思想发展历程的全面涵盖。

库尔茨教授是格拉茨大学熊彼特中心的创建人和主任，曾经担任欧洲经济思想史学会的秘书长和会长多年，是欧洲经济学界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者，他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学术功底，游刃有余地为我们呈现了经济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精华部分。必须指出的是，欧洲大陆学者曾经在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二战”后，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才转移到美国，但欧洲大陆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直没有中断。本书字里行间也透露出欧洲学者对于经济思想史的深刻理解和思想传承。另外，库尔茨教授对马克思、熊彼特和凯恩斯等学者的学说和思想进行了专章论述，也有助于中国读者将这些经济学思想融入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境。

以往我国出版的经济思想史书籍，不管是国内学者所写，或者是对域外学者的译作，要么是严肃的经济思想史专著或教材，要么是诙谐的经济思想小品。本书与它们都不同，库尔茨教授的这本《经济思想简史》，使我们可以摆脱大部头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却又能学习掌握经济学的几乎整个发展历程、重要的核心理论和主要学者的思想。我想，这无论对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学习经济思想史课程的学生，抑或想了解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普通大众，都是一本很好的案头读物。

程虹

二〇一六年八月于武汉大学樱顶

引言

仅有250多页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不可能？未必不行！

1914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出版了他的《经济理论和方法：历史札记》，用一百来页的篇幅就追溯了从古代到他所处当代的经济思想。如果熊彼特的一百来页就足以应对直到20世纪初期为止的这一题材，那么250多页就一定能够涵盖其一直到20世纪末的新发展。这样的篇幅真的足够了—假如我们承认会冒着一定的风险在涵盖程度上留下一些缺口。

那么，是不是只需在熊彼特那本旧作的基础上增添一些补充材料就足以了呢？不幸的是，这样不行。一个领域的历史并非只描述一次就一劳永逸了，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建构过程，新一代人自有他们与老一辈人格格不入的问题和想法。随着时光的流逝，熊彼特所称的人们认为经济系统如何运行的“观念”也将会改变，我们对于那些故去的大师们的理解也会随着这些“观念”的改变而改变。认为历史是很久以前的、不再发生的事物是对历史的严重误解，就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所说“历史并非已逝去，历史就在当下”。不幸的是，这种误解不管是在经济学界内部还是外部都广为流传。每一代学者都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狂热地追求所谓原创，而且热切希望被认为是这样。但是，每一代学者都在寻找一些重要的先驱，这样就能分享他们的荣誉与智慧。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增多，人们将会不断发掘出已故大师们思想的更多新维度，而这些维度之前可能误导了人们的判断。因此，这一领域的连续性和多变性本就是一个连续且变化的持久过程。熊彼特的那篇旧作，尽管今天看来可读性仍然很高，但已成为历史。读了它会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从那时开始已经有多少观点改变了，我们已经获得了多少新见解且抛弃了多少旧理论，我们的研究方法和很多其他的事情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日本经济学家根岸隆（Takashi Negishi，1933）曾断言：经济学“已经没有新东西了”。他声称学者们能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需要的一切。这显然有些夸张，但其中的确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我们过去一直熟知的很多见解，一旦被新的形式表达或者在新的环境中加以考虑，就会产生全新的含义。总而言之，经济学中的一些所谓新知识实际上是用新的方式组合旧有的知识点。知识之树不断生发出新的枝丫就形象地描绘了这一过程。不过，一些已经被认定枯死的枝丫，也可能突然萌发出新芽。

难道这意味着经济学仅仅会保留那些正确和有价值的东西，舍弃所有错误和误导性的理论吗？经济学观点的市场是一个完美运转的选择机制吗？不幸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金融市场当中泡沫的形成过程是众所周知的。泡沫的产生是因为人们从现实的片段中形成图景，其他人也认同了这一图景，“羊群行为”接踵而至。经济学家也同样从现实的片段中截取图景，这可能会深化，也可能阻碍我们对于真实世界的理解。如果不迅速地加以甄别，这种图景可能是误导性的。假如在学术界，这些思想通过教职的任命、期刊的排名、研究资金的分配，以及荣誉和奖励等方式正向反馈并放大这种图景，就会导致学术圈内的学术泡沫。鉴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这常常是不能有效消除的一个主要危险。但是，对于那些了解经济思想史、知道它的成功之处和历经迷途的人来说，将会清楚地知道其中的危险并保持足够的警惕。

最后，记住过去几个世纪中经济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我们对经济的看法是很重要的。以美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1926—2013）的一项研究为例，它精要地展现了人类的历史，即全球人口增长与重大事件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见图0—1）。直到18世纪伊始，即发现新大陆、第二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开始之后，经济发展和增长才开始加速。欧洲及其国外后裔建立的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才获得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并导致了这些区域和世界其他地方财富差距的不断增长—“大分叉”［见肯尼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同名著作］。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繁荣和欧洲经济起飞在同一点（即图中曲线剧烈向上弯曲处）发生，这并非巧合。这时，逐步显露的经济动态性和在这种动态过程中的主导力量都要求对其进行研究并应用于经济政策。从而，人类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而我们不知其通往何处。

研究经济思想史有不同的路径。本书关注的焦点是经济理论：理论形成、完备性和不足之处和对经济政策的可应用性。我注重那些我认为特别重要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论贡献，但我也仅能希望那些真正重要的知识没有从我撒下的这张大网的网眼中漏过。

图0—1 全球人口增长和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资料来源：Robert W.Fogel，1999，“Catching Upwith the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9（1）：1-21。

在此，我承认本书还有一些未尽之处：本书的关注点在于欧洲学术界的传统及其在所谓西方世界中的传承，但其实所有先进文明在探索经济事物的过程中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果。对于中国经济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应该去参考例如胡寄窗（2009）的著作，艾尔—艾思科和威尔逊（El-Ashker and Wilson，2006）则提供了伊斯兰经济思想史的概览。除了一些地理上的空白之外，本书同样在主题上存有空白，例如，工商管理、管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

最后，我们必须谈谈本书引用的文献。书后的参考文献和书目列表提请读者注意一些重要的原创性著作，同样也要关注那些总结和叙述重要经济学家、经济理论流派或者是经济学重要理论支流发展的著作和论文。这些书目包含了读者感兴趣的所有用于更容易找到原始文献的必要信息。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早期经济思想● 古代 ● 古希腊的经济和经济学 ● 柏拉图 ● 亚里士多德 ● 经院哲学 ● 重商主义和官房主义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 古典学派思想的特征 ● 弗朗索瓦·魁奈 ● 亚当·斯密论“看不见的手” ● 亚当·斯密论劳动分工 ● 亚当·斯密论工资、利润和地租 ● 亚当·斯密论政府和税收 ● 大卫·李嘉图 ● 李嘉图论价值和分配理论 ●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 “萨伊法则” ● 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古典主义方法的发展 第三章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者● 卡尔·马克思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的研究 ● 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 ●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 异化和商品拜物教 ● 论马克思作品的影响 第四章 边际主义学派的兴起● 边际主义学派思想的特征 ● 先驱们：杜能、古诺和劳 ● 先驱者：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 ●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 卡尔·门格尔 ● 关于方法论的争论 ● 里昂·瓦尔拉斯 ● 试错机制 ● 瓦尔拉斯学说的传播 第五章 马歇尔和局部均衡理论● 局部分析 ● 阶段性分析 ● 斯拉法的批判 第六章 功利主义、福利理论和体系之争●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 维弗雷多·帕累托 ● 收入和替代效应 ● 福利经济学基本原理 ● 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 ● 个人收入分配和洛伦兹曲线 ● 阿瑟·塞西尔·庇古 ●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 “市场社会主义” ● 作为发现步骤的市场过程 ● 第三条道路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 旧制度经济学 ● 垄断竞争 ● 寡头垄断竞争 ● 进一步发展 第八章 熊彼特和创造性毁灭原理● 创造性毁灭 ● 发明、创新和模仿 ● 经济发展的长波 ● 信贷和银行 ● 熊彼特的遗产 第九章 凯恩斯和有效需求原理● 宏观理论和宏观政策 ● 对正统观念的批判 ● 有效需求原理 ● 乘数 ● 利息、货币与就业 ● “凯恩斯主义革命” 第十章 对凯恩斯学说的反应● 长期 ● 经济增长和公共债务 ● 周期和趋势 ● 乘数和加速数 ● 自发性投资 IS-LM模型和新古典综合 ● 后凯恩斯主义 ●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综合 ● 货币主义 ●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 当心空想投机者 ● 新新古典主义的综合 第十一章 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约翰·希克斯 ● 保罗·A.萨缪尔森 ●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 ● 公共品 ● 肯尼斯·J.阿罗 ● 阿马蒂亚·森 第十二章 在一些特定领域中的进展● 博弈论 ● 资本理论 ● 增长理论 ● 空间和城市经济学 ● 发展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 ● 公共选择 ●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 ● 新制度经济学 ● 金融市场理论 ● 结语 参考文献和书目 译后记

第一章 早期经济思想

在这一章中，我将会总结古代学者、经院学派（1100—1600）以及重商主义学派（1500—1800）对经济活动的不同思想。他们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经济生活的观察有一些共同特征：都还没有太完整的体系，没有涵盖经济行为的所有领域，并且总是试图给出处方。这些思想家更关注经济活动在理想状况下应该是怎么样（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而较少关心如何按其本来面目描述和分析这些经济活动（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在古典时期（古希腊、古罗马）和经院哲学时期，这些关于经济学的论述实际上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关注的是将伦理原则运用到经济生活中。在重商主义者那里，经济学的研究几乎都体现在商业资本家所写的著作和手册当中，这些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热切地希望将他们的特殊利益模糊处理为大众的共同利益。他们盼望能得到国家政权的支持，以保护他们的船舶和海外贸易据点，因此，大力称颂出口那些相比进口商品具有更大价值和商品的优点将会使得可用于交换的贵重金属填满国王的金库。

一些对今人来说不言自明的概念，如竞争和发展，或者在早期著作中不见踪影，或者仅以其原始形式出现，这些都反映了那时的经济环境。在古典主义和经院哲学盛行的时代，经济条件基本上是静态的。即使在重商主义者看来，发展和增长也仅仅是温和的，同时仅局限于少数区域。

● 古代

我们人类很早就开始关注经济现象了。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消费；同样，为了满足消费，我们必须从事生产。绘图和书写技术的发展使得记录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对我们最早的祖先而言，“生产”首先意味着狩猎和采集活动，欧洲大陆那些关于狩猎场景的旧石器时代岩画展现了武器当中蕴含的技术和系统性知识。原始的经济信息后来成为拥有阅读能力者的公共产品。举例而言，在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巅峰时期，通向巴比伦的大门的土砖上面刻有当年的谷物收获，以及需要的各种花费的图景，后者也是以谷物计价的。一年当中收获和花费的差额也以当年剩余的谷物产品来代表。这种剩余被用来维持从事农业的家庭、统治者、公务人员和军队等。剩余产品的规模传递了有关福利、经济生产率、社区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等方面的信息。这些黏土制的块状物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民收入统计。

● 古希腊的经济和经济学

柏拉图（Plato，B.C.，427—347）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322）所处时代的古希腊生产模式，主要建立在奴隶制以及那些变动非常缓慢的传统和机构基础之上，其中包括了城邦的政治体制。这种生产模式关注的重点在于这些全权公民（静态概念上）的“幸福生活”，以及孕育它的规制和制度架构。这些生产活动出现在几乎是自给自足的居民当中，因而从希腊语的“oikos”中形成了“经济”一词，其含义是“家庭”，从希腊语的“nomos”一词中形成了“秩序”的概念。因此，“oikonomia”一词的含义是“家庭管理”，或者是代表家庭和商业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运转的秩序。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进行的观察，所围绕的核心问题是何为适当的商业和经济管理，他们的目标是将经济适用性与道德可取性和政治合理性协调起来。这些议题囊括了私人生活、公共经济和国家事务的筹资等诸多方面。尽管在初期，国家财政资金来源于自愿捐款、殖民地进贡和市民的服务，但随着时间推移，强制性贡献不断增加，首先是对移民的没有公民权的城市居民（外邦人，metics）的税收，到最后，即使是市民也被纳入强制征税的范围。这种税收是基于财富的数量而征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财富，而这又带来了可见和不可见（或可推测的，concealable）财富的区别。对住房、田地、果园、工具和牲畜这类可见财富的征税，比对那些类似货币和来自信贷交易的应付利息等不可见财富进行征税要更难逃避。因此，虽然有些争议，但有学者认为，这是直到19世纪都存在于罗马天主教里，以及今天的伊斯兰教世界都秉持的反对信贷和利息的经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参见本章后面的“经院哲学”词条）。

● 柏拉图

柏拉图是古希腊贵族家庭的后裔，他认为家庭和政府（即城邦，polis）的管理是紧密联系的。当然，以上两种情形中，关注的重点都是那些被委托给主人进行照顾的人的福利，而不管是一家之主，又或是政府统治者。这种福利有着一种唯物主义的成分，它是通向“美好生活”这一终极目的的方式，而其本身并非终点。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描绘出了完美国家的主要特征，这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充分描绘的社会乌托邦。柏拉图关注的焦点在于实现道德规范，是达到真正的“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求严格遵守规则和处罚违背者。因此，柏拉图描绘的蓝图具有集权主义的特征；同时，因为这是仅在社会金字塔顶存在的共同特性，他的这一观点也被视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为了使得这种分层的等级社会能够自我繁衍，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自己正确的职责。他将哲学家或者是“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置于这种理想共和国的首要位置，紧接着是社区的守护者，这些人生活在全是男性的兄弟会中，属于“完全成熟”的市民。武士阶级保卫着国家，如果他们是为了护卫所谓真正的“善”，那么他们进行的那些征服战役就被柏拉图视为正义的。在这些护卫者之下的是工匠、商人和外邦人（非本地出生的无权市民），以及他们的奴隶。全权市民（和他们的奴隶）被禁止从事这些行业。这里允许存在私人产权，但寻利活动是遭到蔑视的，这主要是因为柏拉图将财富视为使得人类堕落的元凶，它会最终与权力纠缠在一起并且走向暴政。因此，柏拉图主张用产权再分配的方法消除这种危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设想的社会阶层划分，与他理解的作为共和制度基础的劳动分工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的天资与智力将会决定他在社会中的位置。如果每个人都从事他最擅长的工作，那么所有完成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相应地，柏拉图主要关心的是对天生智力资源最优和可行地调度和配置，而不是后来亚当·斯密所探讨的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专业化和“干中学”能够强化但也会弱化人的天生资质的差异，柏拉图对此也仅仅是一笔带过。

柏拉图认为社会和职业的等级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对他而言，社会中各种各样劳动行为的有效协调，部分是通过命令和中央行政机关（如同在军队中一样）的方式实现的，部分是通过市场行为实现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坚决认为货币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作为一种支付工具，而不能作为价值存储工具（用于储藏）。因为财富的积累没有有限的界限，而且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所以他将获取利息的行为视为不道德的。他并没有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价格的形成，以及生产者和商人的收入这些议题。

● 亚里士多德

作为外邦人阶层的后代，亚里士多德并不认同他导师柏拉图的所有观点。例如，亚里士多德通过运用后来的一些思想家也用过的论据来提倡私人产权：人们对于个人财产要比对待共有产权更加爱护。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公地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观察主要围绕着自给自足家户经济的组织和管理进行。什么是奴隶主、父亲、夫妻、儿童和奴隶的权利和责任呢？尽管有一些对他们所处地位的保留意见，即将人类视为财产是否道德？后者对他而言，是自由公民（和哲学家）“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对他们的物质福利给予不遗余力的关照。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和人民用以谋生与满足需求和欲望的“挣钱技巧”进行了区分。它的“自然形式”（oikonomiké）使得希腊市民和他们的家庭通过生产和获得商品而取得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将所谓的“善”视为天然有限的，因此，这类挣钱技巧都是有限的目标。我们可以用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引入的“满足”这一近似词汇来代表：根据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来寻求足够满足其需求的东西，而不是尝试最大化一个人的收益。

亚里士多德将这种自然形式的谋生手段与类似“理财学”（chrematistics，源自chrema，即货币）这种非自然的挣钱技巧进行了对比。后者是通过为了挣钱而挣钱的缘由而达到致富的结果，这种方式的“不自然”来自它的无限制性。亚里士多德将理财学的根源定位于贸易和货币，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便利交换。但是，由于货币也能够承担价值储存的功能，人们会有储藏财富的倾向。获取货币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目的。就像米达斯国王（King Midas）的故事所展现的，那些极力追求财富最大化的人却会处于因饥饿而死的危机中，因为他所接触的一切都会化为金子。亚里士多德将信贷交易和利息视为理财学中尤其可恶的内容，对他而言，任何一种利息都是高利贷，因为这是“从金钱中榨取收益”。

正义是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常见主题，这可以从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对于市场的观察看出。他在该书中探讨的议题之一就是分配正义。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区分了一件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前者表达的是满足特定需求的客观有用性，后者是个人收到的、用以交换物品的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其他商品）。《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生产者关注的焦点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质量而不是交换价值的数量。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对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际上他展现的是价格需要遵循的规范。这种规范（回溯到阶层性的古希腊社会的稳定性和再生产）认为，价格必须确保财富和荣誉的恰当分配。这些参与交换行为的人；其社会地位需要得到市场的尊重和再造。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 ）的例子来转译就是：银行职员获得的薪水应该能够使得他们及其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和居住场所，并能够使他们上班时衣着得体。这种经济因此也成为城邦建立的基础原则的守护者。这种社会的分层同样也反映在亚里士多德对于体力劳动的态度上，即由社会较低阶层和奴隶完成，而受到上层社会的鄙视。在他看来，这些工作缺乏尊严，因而也是没有价值的。

这些古希腊先哲们的思想首先被译介到阿拉伯世界，然后是拉丁语系，也分别在哲学、神学和司法等领域中被探讨、吸收和阐释。例如，在《圣经旧约》和《古兰经》中，都对利息进行禁止。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在他的《自白》一书中，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吸纳到基督教的世界观当中，这对于西方世界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古希腊的这些观念也找到了与伊斯兰经济思想结合的路径，并不断对其施加影响力，尤其是对伊斯兰银行体系。

现在，让我们转向欧洲中世纪教士们的学说。

● 经院哲学

基督教学者对古代的这些经济学观点做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将其与圣经和罗马法中的理念相结合。在所谓的经院学派中，最重要的思想家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他写了三卷本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另一位著名的经院学派学者是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1483—1546），他是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的重要代表。如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奎那采用的主要分析范式是规范主义，并集中在同样的主题上：“公平价格”、利息和高利贷，以及税收公平（“恺撒的归恺撒”）。

然而，与其之前的希腊思想家不同，经院哲学学派的重心并非如何获得当世的美好生活，而是如何避免来世堕入地狱。他们的研究主题是，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人类被逐出天堂，并且要通过在充满困难和贫穷的环境中竭力维持生存来对他们的罪恶进行惩罚。努力工作给予他生存的权利，以及一个偶尔出现的作为深刻信仰奖励的奇迹般的生活。根据经院学派的经济思想，对大多数人经历的物质上的困苦的回应，并不是更高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而是自我限制和对需求的压制。

经院主义的核心是关于高利贷的教条。第一个核心论据是认为货币不可繁殖，即“不能自己产生后代”。第二个核心论据是说，既然上帝将时间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因此仅仅让时间在获得和偿还贷款之间流逝并不能证明利息是合理的。第三个核心论据是基于中世纪经济的特征，即缺乏持续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贷款是面向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经院学派学者宣称，基督徒的责任是帮助那些无辜地陷入需要帮助境地的人，而不应该通过收取利息来剥削他们和恶化他们的情况。货币的利息是灵魂的死亡（Fenus pecuniae funus est animae）。美好社会要求其成员善良地生活。

那么，当贸易和产业在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开始兴起的时候，甚至是当欧洲的经济在工业革命开端开始踏上可持续增长路径之时，为了进行金融投资而需要更多流动性手段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在古代和中世纪经济中，收取利息是被鄙视的，这种经济或多或少是静态而且能够自我延续的，如果没有遇到丰年和歉年的重大变化（不考虑那些有特别好或者特别糟糕的收成，战争或传染病流行的年景）。当经济迈上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路径的时候，经济分析的方法也要考虑这种新情况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派的观点逐渐被推到了幕后（尽管并不是完全从学者们的视野中消失，有些经院主义的思想又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中得以再现，例如本书第四章所展现的），在经历过13世纪和14世纪的繁荣之后，经院主义伴随着萨拉曼卡学派的消退，一起在16世纪终结了。在萨拉曼卡学派当中，实证主义经济学的呼声已经变得清晰可闻了，这种分析方法占据了古典经济学的中心地位。但是，在讨论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转向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所定义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以及德语国家中所谓的“官房主义”（cameralism）。汇集在这些名称下的思想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重要的，它们实际上对于经济政策施加了重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

● 重商主义和官房主义

重商主义思想的繁荣期从16世纪一直跨越到18世纪，并且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创立、兴起，新大陆的发现和远途贸易的扩张相伴随。然而，重商主义的思想和经济政策直到现如今也仍然比较普遍。重商主义思想持久不衰要归功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国富论》中对它的严格批判，是斯密最先创造出“重商主义”这一词汇来描述这一不同思想的混合体；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思想体系。

正如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所言，定义哲学系统的愿望，经常就像根据形状来区别云朵的尝试一样，这与斯密定义的重商主义的概念是相似的。当然，重商主义学者的经济思想缺乏内在一致性、系统性的分类，以及对所有经济领域的全面涵盖。它的支持者并不是中立的学者，而是那些逐利导向的商人和那些急于填满国家财政金库的公务员们。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通过扩张新领土、保护国家商业、建立殖民地、管理人口和关键性地保持出口货物多于进口货物来增强一国的力量。

重商主义学者之所以如此关心贸易剩余，这与他们的国家财富概念直接相关。如英国学者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在他的著作《英国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写于1630年左右）中指出的：“只要我们每年销售给外国人的商品价值超过我们消费的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英格兰的财富就会增加。”他和其他重商主义学者都鼓吹，要通过出口促进政策（出口奖励）和进口限制政策（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来达到这一目标。

虽然后来的批评者认为这种经济政策是非理性的，但其实它并非如初看起来这样。随着贵重金属以硬币这种货币形式的流转，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国家面临着更大数量的金子需求，即其被广泛称为的“好的商品”。假如一国自己不能生产这些贵重金属（例如，在英国，并没有大量的这种矿藏），那么正的贸易余额将会带来所需的这些黄金。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但是是被英国皇家制裁的海上抢劫的途径，即捕获那些从中美和南美运输黄金和白银的西班牙船只。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和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因为为英国皇家盗取金银而出名。当扩张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紧绷的时候，这种财富也因为要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而变得更为重要。那时，这些国家并没有较大规模的常备军，所以一个适当储备的国家金库是尽快集结一支军队的最好保障，有人这样预见性地说道：“金钱是战争的支柱。”最后，出口促进政策刺激了国内生产和就业，而进口限制政策则会阻碍外国的生产和就业：国内生产的商品会带来国内工人的就业，而没有国外需求的商品在这里没有促进就业的效应。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后来将其称为“以邻为壑”（beggar-my-neighbor）政策：一国将会随着其获得贸易顺差而向他国出口失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当代也会找到这种政策的例子。例如，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以及中国在今天由于国内货币贬值而带来的贸易顺差。

并不是所有的重商主义学者都用他们国王金库储藏的贵重金属来度量国家的财富。他们中的一些人清楚地知道，当货币从流通环节中被抽离而储藏起来的时候，经济活动将会停滞，另外一些学者（存在于重商主义学派的内部和外部）也意识到不断增长的货币供给流通迟早会对货币价格产生影响。正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查尔斯·戴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所指出的，贸易顺差和相伴随的贵重金属流入最终将会导致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这就诞生了“货币数量论”的早期版本，它将流通中的货币数量M和价格水平P联系在一起。如果T是一年当中的商品交易数量，V是货币流通的速度，那么就存在TP=MV的关系。如果T和V都是给定的常数，那么价格水平P将会按比例随着货币供应量M的增长而增长。

当然，重商主义者并不认为交易总量是固定的常数。温和上升的价格水平作为经济开始增长的标志而受到欢迎。然而，使重商主义学者感到困惑的是，国内市场的价格上升对于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贸易平衡的反作用效应。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最早在他关于经济事物的论文中对这种关系进行过论证。作为斯密的朋友，休谟也对一些重商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严格批判。休谟关注的重点在于价格—货物的流动机制，也即所谓的黄金自动平衡（gold“automatism”）：黄金不断流入导致的价格上升削弱了一国的竞争力水平，这会带来贸易平衡。休谟也反驳了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即一国的成功是建立在他国受损的基础之上的，这种观点解释了重商主义者关注国际贸易而忽视国内贸易的缘由。他们相信，在国内贸易中，每一个盈方的获利将会被亏方的损失所抵消，而在国际贸易当中，一国能够将其获利建立在他国受损基础之上，这也就是今天所谓零和博弈的观点。休谟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不管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潜在地对所有参与方有利，而且能够提升他们的福利水平。

国家间对于重商主义思想的偏好差异反映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差别。法国当时正与英国争夺霸权，形成了柯尔贝尔主义，这一名称来自路易十六时期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柯尔贝尔仔细核查了政府预算，改造了公共行政部门，推动了法国制造业的发展以摆脱对于昂贵的进口品的依赖，创立了法属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以追求殖民政策，扩张了法国的基础设施（街道、运河和港口），同时引进了外国科学家、工匠和技能工人以实现法国经济的现代化。与其他重商主义学者一样，他将贸易战争视为促进国内贵重金属增长的重要来源。

官房主义是重商主义的德国变体，最早产生于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开明专制主义的小型德意志邦国当中。这一名称来自国王们的财宝库（camera）一词。重要的是，官房主义关注的是如何有效率地管理一个国家和保持国家金库充盈的艺术，以此作为应对各种危急情况的保障措施。大量的官房主义文献分析的是宪制和行政法规、公共行政和会计，以及税收和财政政策。对于这些学者而言，运行良好的中央行政制度需要公务员接受财政科学和法律的专业学习。在30年战争（1618—1648）之后，官房主义学者把重建和安置那些饱受蹂躏及人烟稀少的城市和乡村、推动农业和鼓励人口增长作为当时的优先目标，长期目标则是通过建立和促进制造业，以及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来发展国内经济。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中，官房主义学者认为，不管是政府自身还是与私人企业进行合作，政府都是主要的经济主体。主要的官房主义学者，包括约翰·约阿希姆·贝克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菲利普·威廉·冯·霍尼格克（Philipp Wilhelm von Hörnigk，1640—1714）、约翰·海因里希·戈特洛布·冯·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和约瑟夫·冯·索能菲尔（Joseph von Sonnenfels，1732—1817）。

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

在欧洲大陆的启蒙时期，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系统进行了第一次完整的考察。根据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的研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在17世纪下半叶种下了古典学派方法的种子。该学派其他重要的先驱人物有：法国的皮埃尔·德·布阿吉尔贝尔（Pierre Le Pesant de Boisguilbert，1646—1714）、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1774）和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英国的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及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哲诺维斯（Antonio Genovesi，1712—1769）、费迪南德·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彼得洛·韦里（Pietro Verri，1728—1797）和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是本书后文关注的重点，它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手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 古典学派思想的特征

第一，让我们看看古典学派思想的八大特征。包括：

1.认为经济活动遵循可被认知的规律，而且能被用来提高生活水平；

2.把整个社会分为不同的社会阶级，各阶级成员在经济过程中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3.秉持大部分的经济活动能够有效地被相互依赖的市场协调的信念，这带来看待政府在社会活动中角色的新视角；

4.认为个人的利己主义通常会导致意料之外的结果，而这要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中异乎寻常的复杂性负责；

5.认为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财富的主要杠杆是劳动力，即技能、灵巧性和大众的智慧，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要归功于不断深化的社会分工，相应地，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其人均社会净产出的大小来衡量的；

6.竞争力量的重要性在于形成经济系统的次序和一致性，以及促进工业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同时，在竞争条件下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协调活动的分析，带来了生产成本决定价格的相关理论；

7.导向统一利润率趋势的概念，这来自资本所有者的寻利行为，以及不同质量的土地和劳动所提供的服务最终通向统一回报率的趋势，它们的拥有者会找到对他们而言最有利的使用方式；

8.最后，市场价格最终会收敛到其“自然”水平的对应概念，这反映了一般利润率、统一的工资率，以及不同种类工作和不同质量土地的统一租金率。

接下来，让我来逐一对这些特征做进一步解释。

古典学派思想的第一个特征是关于经济活动遵循其自身规律的概念，而且这种规律能够被人们研究、理解和运用。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近期成果为古典学派学者提供了一个模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鼓吹为了社会进步而对自然科学进行实践应用。在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1690）一书中，他运用了一种物理学家的视角，提出希望“用数字、重量或者是测度来表达我自己；只用感知的论据，只考虑这种有明显自然基础的因果关系”。他将“依赖于特定个体的易变的思维、观点、偏好和热情”的因果关系留给了他人。而在第五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例子都是边际主义学者价值理论的核心。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新科学是定量化和实证化的，在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看来，经济学分析必须要运用数学和统计学。古典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实证经济学，以及通过明智的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生活水平。因此，斯密（以及在他之前的魁奈）都认为这一新的学科是政治科学中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包括斯密所说的“立法者的科学”。

第二，在古典学派学者看来，他们进行经济学术研究的主题是以不断增长的劳动分工，以及对自然资源和生产方式的私有产权为特征的。同时，大量的经济人的行为活动是通过相互连接的市场，以及通过作为交换方式的货币促进的商品和服务交易而进行的。他们认为，私人主体是在追求他们自身的目标，并且是为了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政府的引导。同时，他们认为社会分成了不同的阶级，其成员在生产、分配和使用社会财富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不同社会阶级之间在经济财产、政治权利，以及信息和知识获取能力上的不对称性。这种观点可能在当今经济学的一些领域遭受质疑，后者的观点认为，只要通过研究一个单独的“代表性经济人”的行为就可以理解整个社会（见第四章和第十章）。人与人之间是有差异的：他们的经济机会、个人动机和思维方式都是他们社会背景和成长过程的反映。社会对人类的塑造和改变并不会比人类对社会的改造来得少。古典主义学者特别关注了一些主要的阶级，例如，通过租赁土地获得租金的地主。就像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他们喜欢在从不播种的地方进行收割”。通过紧紧地固守传统的封建生活方式，地主们仰仗租金收入而享受奢侈的消费。这些人基本不会进行储蓄或者投资，所以他们并不会对资本形成做出明显贡献，而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工人则相反，除了自己的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他们必须寻找一个能够支付足够高工资的工作。他们在食品、衣服和住房上花掉他们的工资，通常所剩无几，甚至是分文不剩。资本家或者“主人们”（斯密的定义）是这个社会有抱负的阶级，他们有可供支配的货币、商业资本（商店、运输工具和商品）和生产工具（工厂和设备）。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家同时也是企业家：他们创立和经营商业，这意味着同时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后来，在合资制企业兴起之后，管理权和控制权不断地转移到经理人手中，这才有了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我们如何确保经理们即这些代理人，完全按照所有权人即委托人的利益从事活动，而不仅仅是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呢？）。资本拥有者的收入是利润，即销售收益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他们投入的是货币资本，则此时收入是以利息的形式存在的。资本所有者能够进行储蓄，以及在生产装备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进行投资。竞争为他们的这些行为提供了足够强的激励。

第三，古典经济学家坚决反对通过17世纪的宗教战争而在当时的欧洲大陆形成的那些信念，他们认为如果任由这些信念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欧洲大陆内战。在1651年的《利维坦》一书中，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声称，人类天生就对万事万物和心中欲望有着自然而然的权利，在这种不受羁绊的欲望作用下，人类可能会变成狂暴的野狼：人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一匹狼（homo homini lupus est）。在自然状态下任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之间的战争，即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利维坦》中描述的是充斥着绝对权利的专制主义社会，是对无政府自然状态的终结，是通过使得人类这种“天之骄子”受到约束而带来社会均衡的条件。

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此给出了坚决的否定回答：一个大部分经济活动要通过建立在国内外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市场进行协调的社会，（在一定条件下）是一个自我规制和自我平衡的系统。由此，“均衡”概念在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更声称，这种经济系统比所有其他经济秩序更有助于推动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原因就在于它更能激发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商人的敏锐性和社会发明的创造性。霍布斯的忧虑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随它去吧，让它独自一人，这个世界本就是自行其是”（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le monde va de lui-même）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发出的著名号召。市场经济不但能有效运转，而且要比中央计划经济或有着大量政府干预的经济运转得更好的信念有着更重要的含义：它重新定义了何时经济问题应该留待市场机制来解决，以及何时政府应该在经济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封建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为了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必须从王室那里获得许可，而现在政府想要染指经济过程，如进行收税和财政支出之类，必须提供令人信服的原因。因此，举证责任颠倒过来了。

古典经济学家的第四个主要的思想，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经济学理念之一，就是人类行为常常会导致那些既不是个人有意为之也非其计划或者可预见的后果。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并非任何人为设计实施后的结果。”在古典主义的范式当中，个人被视为是常常有着复杂动机的自利性生物。经济人（homo economicu），即处于后来的经济思想中心位置的自利性主体，这一苍白形象的起源，最先是在魁奈的著作中登上舞台的。在这一早期描述中，经济人是想要最大化其享乐并且最小化其资源消耗的主体，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要达到这一目标，唯一可能的选项是在给定的另一个水平上，最大化或者最小化其中一个的数量。对于人类而言，仅仅部分知道或者理解其居住的世界而不能获得完全的信息，这是不可改变的先决条件之一。因此，人类被迫一次又一次地以产生他们计划之外效应的方式进行活动，这些效应对于他人的福利也会产生正面或者负面的效应。

人类并不是像孤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在他遇到“星期五”之前）那样，是与世隔绝的个体。在这个岛上，没有他人的参与，鲁滨逊可以全神贯注地考虑他与周围物质世界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能支配的方式方法来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这与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范畴不同。通过承认不同的经济人和经济的不同分支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这些经济学家开始将经济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视为核心的分析主题之一。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分析由于主体自利行为所导致的、混杂的有意和无意的结果。尤为重要的是，其目标是描述清楚哪种行为和做法会对私人和社会都产生有益的结果，而哪种行为，只对私人有利而对社会是有害的。这也反过来意味着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迷信、狂热和歇斯底里针锋相对，提出支持有益行为的社会组织、激励机制、法律和规制架构，并用以限制那些有害的行为。因此，政治经济学看起来有了显著的实践意义。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思想的第五个特征是，认为大多数国家拥有大量和不断增长财富的主要源泉既不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殖民化及剥削他们的资源，也不是通过单方面有利的海外贸易（即贱买贵卖）。这一主要来源是工业和工人阶级的努力程度，简言之，即劳动力和生产，以及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古典学派的学者不再用既定时间段内国王金库中金银财宝的给定存量来测度财富，而是用一年中生产的商品净流量来衡量。以这种方式，他们其实已经预见到了净国内产值的现代概念：一个人均净社会产出越大的国家就越富有。净产出是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减去生产过程中消耗的所有必要商品（包括原材料、各种工具、机器设备和使用的必需的劳动力）。魁奈探讨了“produit net”这一概念，也就是斯密和李嘉图提到的“剩余产品”和“净产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做分析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们计算了有生产力的工人用来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消费资料数量，以作为每年必须预先准备的一部分，因此这也是生产过程中所需实际物质成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类似于牲畜所需的饲料和机器需要的燃料。用今天国民账户的概念来说，工人工资其实是整个地被包含在净社会产出中了。

重点在于那些能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如小麦、面包、钢铁、工具、机器等。与之相对的是不可再生的产品，例如艺术品，只能一带而过。再生产是剩余的同义语。一个具有自我再生产能力的经济系统，能够年复一年地生产出至少与它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消耗的等量产品，换言之，这是“损耗”和有生产力的消费（包括了生产工具和维持生存的资料）。经济政策的主要关注点是通过避免浪费、提高效率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社会剩余。在能产生剩余的经济系统当中，总存在如何使用剩余的问题：剩余能被用来消费或储蓄，以及投资（即“累积”）。在后一种例子中，经济将会获得增长，市场会扩张，劳动分工会深化，生产率会提高。因此，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剩余的规模及其规模的不断增长。

但是，在一个私有的分散系统中，如何将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决策和行为的协调工作留给市场机制来完成呢？这就为我们带来了古典经济学家观点的第六个特征，即围绕着自由竞争的概念形成的、走向统一利润率以及相应的市场价格向其“自然”水平回归的趋势。古典经济学家需要表明，在分散经济当中，经济人通过相互关联的市场网络追求自我利益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和混乱，这正是几位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为之辩护的。所谓的“利维坦”是毫无必要的，即使其存在也将会对大多数人的福利产生损害。因此，古典经济学家的核心思想是对于市场协调机制、价格形成和相应收入分配机制的解释。

在古典经济学者的视角中，价格反映了生产各类商品的难度，也就是克服获取这些商品的各种障碍所导致的成本。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生产中间产品，如原材料和生产工具）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被视为这一难度的较好测度。因此，大多数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支持某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即商品中隐含的劳动总量是其价值或价格的关键。我们大体上可以这样理解，尽管其复杂性程度不一样，花费在生产商品上的劳动时间对于确定一个商品的价值非常重要。例如，如果隐含在商品中的大多数总劳动在其生产过程的早期就被消耗了，这就意味着，在产品完成很早之前大多数工资就会得以支付。也就是说，在获得正利润的情况下，这一总额必须以复利形式向前折算并能够为产品价格所覆盖。因此，两种用同样数量总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在使用的劳动消耗时间流不同的情况下，也将会有不同的价格。以这种更为广义的角度来看，“自然价格”反映了两种而不是一种原因：用来生产不同商品的生产方式（以劳动消耗的总量和时间模式来反映）和收入分配，也就是说，实际工资的水平（以及相应的总利润率水平）。前一种原因表现了在给定时间和空间下的技术和组织性知识的水平，后者反映了收入分配“争议”（斯密语）中的力量平衡。竞争性条件被认为是用来确保企业的成本最小化行为。

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第七个特征是将竞争理解为经济人双方的较量，即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例如，企业之间会为了最大可能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而竞争。所以，竞争意味着控制一个还没有被垄断的目标，而且是在几个经济人之间展开的。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农奴在封建主的土地上或者在王室颁发的垄断权利下顺从工作的义务，都会阻碍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以及确保获得相对于竞争环境下过高的收入。用今天的经济学词汇来表达，这就不是一个“可竞争”（contestable）的市场。古典学派学者向我们展现了垄断和特权，以及人力资源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整体上是如何有利于少数人而损害更多人利益的。

在斯密看来，理想状态就是自由竞争：没有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明显障碍。古典学派学者确信，自由竞争保障了一致性和秩序，刺激了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正如斯密那个著名的定义，市场的运行如同“看不见的手”，取代了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位置。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自由竞争可以不依赖于“利维坦”式的政府而进行奖惩。它利用了人类的自利特征。如果在市场上存在商品供给的短缺，需求者之间的竞争将会抬高市场价格。这会提升利润空间，从其他行业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最终导致所考察的产出和商品供给的增加。这反过来会导致市场价格再一次下降。反之，在存在商品过度供给的情况下，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资本所有者对于每单位的投入资本获得最高利润，以及工人对于获得最高可能工资的无止境追求将会导致一般利润率，或者是经济中所有分部门获得统一资本回报率以及同工同酬。古典主义和后来的经济思想都围绕着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及其随着时间的变动而发展。如同马克思后来在其《资本论》一书中所言，利润率是经济系统中的关键因素，“是积累的促进因素和推动力”。投资的发生是为了获得利润，投资也并不仅是通过利润来融资的。假如利润率下降，新资本的形成趋向将会减弱，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会耗竭。

最后，第八条，与一般利润率概念相伴的是对应的“自然”或“生产”价格的概念。这些看起来反映了经济中系统性和持久性起作用的力量，而“市场”价格反映的是，在此之上的、多维度的偶然性和暂时性因素（如天气）。竞争导致市场价格回落到生产价格，或者围绕着生产价格震荡，使得前者永远不会太过于偏离后者。古典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只有通过生产价格这种方式，才能得到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他们将焦点放在对于这些价格内涵的理解上。此类价格和相应的分配性变量，即一般利润率、实际工资和土地地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随着资本积累、人口增长、自然资源的稀少、渗入经济系统的新技术性和组织性知识而变化。古典学派学者试图通过经济系统长期位置的序列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每一个序列在特定水平的价格、利润率、工资和地租上都有自己的特征。

让我们通过解析工资、利润、自然价格之间的联系来总结这一部分。类似地，斯密和李嘉图通过极为简单的小麦模型（英式英语当中的“谷物”模型）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这一模型中，生产发生在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当中。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忽略地租—为种植小麦使用的土地而支付的租金。我们因此隐含地假定，质量最好的土地的供给是充裕的。农业部门中的小麦是通过小麦种子生产出来的，而在制造业部门中，小麦被用来提取社会有闲阶级享用的威士忌。小麦也被用来养活工人，正如它是农业中的种子，而在工业中是原材料。因此，小麦直接进入生产所有产品，包括其自身的生产过程中。“小麦”是工人所需的所有食物和必需品的总称。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投入品，因为任何地方都需要雇用工人。这两个部门中的任何一个当中，支付的实际工资都等于一年中工作的总小时数乘以每小时支付给工人的小麦数量。在另一方面，“威士忌”相应的是所有定义为“奢侈品”的消费品的总称，不会以必需投入品的身份进入任何生产过程。

从每年小麦的总产出中减去在小麦上的总支出（这等于购买种子和养活工人的食物所使用的资本）等于小麦的净产出。这一净产出构成了农民（即土地佃农）的利润。所使用的资本与利润的比值等于农业中获得的利润率。在制造业部门中，小麦净产出的一部分被用来雇用工人，以及作为制造威士忌的原材料。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威士忌生产商将会获得与农民一样的利润率。这就意味着生产出来的一定数量威士忌的价格等于在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小麦（或资本）加上统一比例的利润。但是，这一比例，如我们所见，已经在农业部门中被决定了。因此，给定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当中的生产技术条件和以小麦定义的实际工资，就能决定一般利润率水平和相对于小麦的威士忌价格（这种分析很容易就能推广到存在两种以上产品的例子当中）。

因此，古典经济学家通过以下数据（或者是给定的，或者是独立的变量）确立了给定时间当中一个经济体的利润率和价格水平：（1）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的总产出；（2）允许生产者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可行技术；（3）现行的实际工资。利润和工资是非对称地决定的：当关注的问题是利润率规模的时候，工资被假定是已知的。当考虑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的时候，工资率水平在另一部分的分析中得到了检验。随着时间推移，利润率、工资和价格将随着这些变量的变化而一起改变。

这就是古典经济学采用的剩余价值理论方法，这与后来的边际主义方法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见第五章）。

● 弗朗索瓦·魁奈

我们应该感谢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的私人医生，他帮助魁奈出版了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发现的成果，即1756年的《经济表》一书。只用类似于机械表的一张图片，魁奈就描绘出了生产、分配和对于整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利用。他所描绘的生产过程发生在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中，而且是相互依赖的。为了获取货币，农业部门提供了工业界需要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而工业部门提供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装备（犁，以及其他生产工具等）。

魁奈称这些在农业中工作的人为“有生产力阶级”，而称在工业中工作的人为“无生产力阶级”。前者有生产力的原因在于，其生产出来的小麦超过了所消耗的数量（种子加上生计需求）。这种净产品被他视为“大自然的纯粹礼物”，大自然与人们一起工作，但它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因此，魁奈的经济理论被命名为“重农学派”，实际上意味着大自然的决定作用。第二类阶级之所以是无生产力的，是因为它仅仅是将这种净产出的一部分转变为其他形式（例如将小麦转变为威士忌），而没有添加任何内容。土地所有者阶级（国王、贵族和教士）从佃农手中获得的租金与农业净产品的价值等额。这些土地所有者将这些租金的一部分用来购买自己、家仆、政府官员和军队所需的生活资料，余下的部分用来购买工业产品（奢侈的消费品、武器和马车等）。这些产品的价格将会覆盖所有成本，而农产品的价格包含了租金或地租。利润在魁奈的分析中没有明显的作用，它们从属于佃农和独立工匠的收入。社会净收入因此等于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的总和。根据魁奈的理解，租金是唯一应该被征税（impôt unique）的收入，因为其他所有收入都仅仅能被用来支付其受益者的生活成本。然而，这是一个不能为重农学派从国王和拥有土地阶层那里获得支持的见解。

● 亚当·斯密论“看不见的手”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最先出版于1776年，后来历经四次改版。苏格兰人亚当·斯密用这本书永久性地从研究主题和方法论上塑造了政治经济学的新领域，由此也为他在这一受人尊重的学术圈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没有再比“看不见的手”更有名的词汇能作为斯密学说隐喻的了，也没有其他词汇被如此彻底误解的了。

很多人都认为斯密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即不管何种自私的行为最终都会毫无疑问地产生对社会整体而言有益的意外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一个社会想要获得最优的结果只需要自私而无须其他。但是，并不是斯密持有这种观点，而是讽刺作家和犬儒主义者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33），在他1705年出版的名著《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了这一原则。不过，斯密及在他之前的大卫·休谟都不会认同曼德维尔的这一观点。在其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指出后者的这种观点“几近一无是处”。曼德维尔主张，恶而不是善是普遍的善的真正源泉。那么，斯密这样一个对道德和伦理的源泉和发展做出了广受好评研究的学者，怎么可能支持这样一种怪诞的想法呢？不管是出于故意还是无知，其他人都声称斯密持有一种他本人会坚决反对的观点，而这在他对于重商主义理论体系的攻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认为这种体系的“主要建造者”是醉心于财富和权力的商人，这些人的心智被“垄断的可鄙欲求”所占据，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以大众的利益损失为代价来积累个人利益。

那么，“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到底有什么真实的含义呢？在《国富论》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关于个人行为的描述：“通过追寻自身的利益，人们常常比其本意上更有效地促进了社会利益的提高”。斯密坚持认为，在满足一定制度前提的条件下，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常常（但不总是如此）会促进而不是伤害大众的利益。斯密学说的研究专家埃德温·加农（Edwin Cannan）写道：“自利行为通常也是有益于社会的，这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和大众的福利之间存在一些自然的巧合，而是因为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安排会迫使自利行为向社会大众受益的方向运行。”创建这种即使是“恶人”也得为社会福利服务的制度架构和法律体系是政治家的任务。斯密阐述道，立法者的科学是被设计用来指向更好政府的道路的。

● 亚当·斯密论劳动分工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最重要源泉。他认为劳动分工最先在一个国家的企业和区域的内部出现，然后再到它们相互之间，最终会扩展到国家之间。他是自由贸易以及今天所谓“全球化”的雄辩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这种支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自由贸易的利益将会使得所有与之相关的国家和组织受益，这又一次指向了良好政府的重要作用（在后文我们会再来探讨这一议题）。

劳动分工一来会从专业化中获得收益，二来节约了在不同工序和工作中更换所损失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促进了机器的改进。劳动力被机器的力量所代替，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

经济中出现了新行业和新职业，包括“那些被称为哲学家或者投机者的职业”，这些职业不是去生产任何物品，而是去观察一切事物。基于此，这些职业能够将那些相互之间距离最远、最不相像的事物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或者投机，与其他所有职业一样，变成了主要或者是单一的行业，也成为特定市民阶级的职业。今天我们往往称这些行为为研发活动（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这种系统性产出的新知识促进了生产和组织的进步。在所谓“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的概念出现的两个世纪以前，斯密就已经清楚地将“科学知识的数量”视为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了。

斯密坚持认为，创造财富的“机器”的重要动力是资本积累。通过市场的不断扩张和资本积累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深化，进而实现了更高的生产率，并且使得更高的利润率和收入更为普遍，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更高的资本积累，如此不断往复，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动态趋势。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有着不断上升螺旋的图景：资本积累是市场体系所服从的连续性转变过程的根源和效果，这一过程的显著特征是，具有“累积性因果关系”的变化过程不断自我强化。

经济政策需要建立整体性的框架。斯密确信，各种垄断的、限制进口和促进出口的商业体系会带来误导性的资源配置，削弱经济增长的动能，进而产生不合意的分配效应。这会与平等（在平等权利意义上）、自由和正义的自由主义原则背道而驰。斯密对于重商主义学者所鼓吹的有关城市（以及产业）和对外贸易的观点尤为苛责。他认为这些观点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自然过程，也就是说农业是首先发展的部门，其次是与国内贸易相伴随的工业和城市，对外贸易是最终的阶段。农业被认为具有最高的增加值，因为在这个部门当中，人类天生就有劳动力，而且不会有任何成本。这种重农主义的思想后来会受到李嘉图的全面批判。但是，斯密认为，就对外贸易而言，尽管会带来更多获得高利润的机会，也会暗藏资本投资的更高风险和更大的不安全性。风险厌恶的资本所有者因此更偏好于在国内投资，在国内追求他们自己的竞争优势，也带来了更高的国内就业率和收入：“他（指资本所有者）受‘看不见的手’的牵引而去为一个并非为其本意的目标而努力。”

● 亚当·斯密论工资、利润和地租

至于收入分配，斯密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他们在工作中的不平等谈判力量。“工人尽可能地想获得更多，而工厂主则尽可能想少给”。他指出了工人的三大劣势：工人数量众多以至于难以协调他们的利益，法律不允许工人进行协商和罢工，必要财力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能在劳动争议中坚持太长时间。简单劳动的工资因此将会趋向于达到刚好使得工人及其家庭维持生存和繁殖的水平。只有当资本快速积累以及劳动需求的增长快于供给的时候，雇主才会打破他们不提高工资的内部协议。因此，按照斯密的理解，“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贫穷而可怜的时候，没有一个社会是繁荣而幸福的”。他对资本的快速积累非常感兴趣，因为这会提高“穷困劳工”的筹码，促进绝大多数人的幸福。确定的是，由于带来了更好的营养水平、更低的死亡率和不断增长的出生率，更高的工资加快了人口的增长，因此工资的增长效应又一次被中和了。斯密的这种观察实际上预言了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提出的人口理论原理的重要因子。然而，马尔萨斯更相信“人口的力量绝对要超过土地为人类提供生计资源的能力”，其结果是人口增长不断地处于被饥荒限制的危险当中，而斯密对经济发展却并不是悲观的。斯密描述的经济系统能够在资本积累所要求的工人大众中（内生地）不断成长。在他看来，在人口增长和提供食物这两方面当中，并没有马尔萨斯所认为的永久性的差距。

在斯密看来，利润（和地租）是纯粹的财产收入而不是“监督和指导这类特定劳动的工资”。基于竞争经济中的统一利润率，单个资本所有者获得的总利润份额与股东获得所分配的股息的方式是相同的，即每个人基于其资本的大小获得相应的份额。斯密相信一般利润率在长期有着下降的趋势。不过他给出的解释并不充分。他的误解在于将适用于经济体中一个部门的观察一般化到整个经济。假如资本从经济的一个部门流向另一个部门以追求更高回报，那么前一个部门的生产将会下降而后一个部门的生产将会上升。相应的却是相反的，前一个部门的价格将会上升，而后一个部门的价格则会下降。由于价格下降，资本流入部门的获利能力将会降低。斯密看起来只注意到了后一个例子，因为他提出整个系统当中的资本上升将会“强化竞争”，也会因此降低利润率。但首先，因为他开始的时候就假定了自由竞争，竞争就不太可能会强化。其次，当后一个部门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时候，前一个部门的利润率趋向上升。这样整个系统的利润率大体上将会保持不变。如此看来，不管是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实际工资率上升，或者是给定实际工资率的时候，越来越少的肥沃自然资源可以被利用，资本积累都将只会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李嘉图批判和纠正了斯密的利润率有不断下降趋向的错误教条。

斯密发展出来的工资和利润率差异的理论是非常有趣的。利用一种商业行为的方便性和不便性，或者其内在的风险和学习一种职业（人力资本）的成本这些因素，斯密引用了刽子手行业的极端例子，试图解释为什么不同的行业之间工资和利润率是有差异的。在他看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工资决定过程中几个因素中的一个。因此，例如刽子手的收入，相对于他被雇用的其他零散性收入而言是特别丰厚的。这种工作的困扰是在社区当中为他人所回避，但这为刽子手带来了较高的补偿。斯密将不少职业（如律师、医生等）的收入与彩票进行了比较：赢者获得大量收入，而输者仅获得极少份额。他也预见了“效率工资”的基本理念（见第十章）：非常高的工资将会使得雇工减少怠工或者对生产过程的破坏，因为失去工作的成本对于他们来说会非常昂贵。

斯密称利润（和利息）为扣除劳动产品的部分。这与一些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对利息的轻视是相呼应的。但与道德哲学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传统不同，斯密认为利润（和利息）是社会可接受的，这种对于利润概念伦理上的重新解释可能展现了斯密所代表的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最大成就。必须得承认，处于上升中的资本所有者阶级是自私自利和贪婪的。以至于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使是旧的道德判断也无可否认。但是，斯密认为这是存在缺陷的。假如一个人不是从他的动机而是从他对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带来的结果来评判他人，那么将会出现不同的画面。如果存在恰当的机构和政策，斯密认为这种自利和自私也会促进整体变得更好。

● 亚当·斯密论政府和税收

斯密用新的方法，对应该为政府保留的经济活动子领域和应该留给私有部门的经济活动子领域进行了区分。根据他的观点，政府应该只从事那些私人不能处理或者不能像政府一样做得比较好（或者需要更高成本来做）的工作。一旦政府的法定任务是固定的，纳税的方式也必须明确。斯密认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私有部门不应该承受过度的税收负担。

斯密关于政府作用的观点常常被学者们理解为是一种对于“最小”或者“守夜人政府”的渴求。这种解释其实是不大站得住脚的。《国富论》中包含了一整套让人印象深刻的政府规制的任务。实际上，斯密关心的是将旧式的独裁主义的国家转变为现代宪制的、成就导向的、对当今变化的需求做出正确反应的政府。例如，斯密认识到劳动分工可能产生负面的副产品：手工技能的贬值和童工对于成年劳动力的替代。他号召用政府资助的初等教育来缓冲这种发展的负面效应。他列举了政府的其他责任，包括司法、警察、国防、为便利人群和商品的流动而提供基础设施、为了大众利益而组织建设大规模的工程项目。鉴于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18世纪初期法国大量引入纸币以及由此产生的密西西比泡沫（Mississippi Bubble），斯密同样也提倡对不稳定的银行部门进行规制，因为“一小部分个体自由天性的运用，将可能会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因而是应该被所有政府用法规加以限制的”。当他同时考虑纸币与技术进步的时候，他发现两者都可以使得一个社会在代价高昂的金银财富上节省不少。他警示一国的商业和工业部门，“当他们这样或者如以前一样依赖‘纸币做成的代达罗斯翅膀（Daedalian wings of paper money）’的时候，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无忧的”。根据古希腊神话，代达罗斯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工匠，在被米诺斯国王囚禁之后，他用羽毛和蜡做成了翅膀，以此帮助自己和儿子伊卡洛斯逃离了克里特岛。但是骄傲自大或者说是“非理性的自满”，驱使伊卡洛斯完全忘记了他父亲的警告：他飞得离太阳过近，以至于阳光烤化了他翅膀上的蜡，最终坠入大海而亡。

斯密认为，税收应该是按比例对等的，这实际上已经谈到了支付能力原则（税收应该基于收入）和等价性原则（税收应该基于政府活动带来的利益）。

●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是通过阅读《国富论》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在此之前，他是伦敦交易所一位非常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并且借助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失败的机会挣得了大量的财富。这一议题后来成为他最喜欢的学科。他在这一领域发表的最早作品是关于财政和货币问题的。例如，他写道，1797—1821年价格水平的上升，其实归根结底还是过度的货币发行所导致的结果。在所谓金银本位主义的争论当中，他选择支持这些金银本位主义者要求尽快恢复金本位的呼声。他们认为这种变动将确保国内（相对于国外）价格水平的上升，并且会通过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带来货币的贬值，最终使得国内外货币在购买力上是平价的。

李嘉图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但他却为经济学理论而辩护，反对那些“只认事实而不顾理论”的人们对于经济学的“庸俗化指责”。“这些人基本不可能仔细审查他们的所谓事实，他们是如此轻信，也必须如此，因为他们缺乏参照的标准”。李嘉图说，“没有什么比好的理论更加实用”，因此他实际上验证了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智慧。李嘉图是最先运用小的模型对经济世界的运行规律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以到达每一个特定问题的核心并意图为经济政策建议打下基础。熊彼特曾经谈起所谓的“李嘉图的恶习”，这是一种他和其他所有经济学家都曾经犯过的恶习。模型相对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而言总是不够复杂。唯一有意义的是，这些模型是否为增进我们对于经济事物的理解而提供了洞见。在李嘉图那里，模型通常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李嘉图论价值和分配理论

李嘉图为斯密的经济学分析而着迷，但他也发现了斯密理论中一些需要被纠正的弱点。他在自己初版于1817年，并有两次改版的《政治经济学和税收原理》一书中做出了这些分析。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说法，通过这本著作，李嘉图就像“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征服了整个英国”。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李嘉图所带来的长期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斯密在《国富论》中宣称，只有“在资本积累和土地开发利用之前的早期和原始社会状态中”，生产过程当中直接使用的劳动数量才会决定两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李嘉图反对斯密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当工人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资本商品，例如捕猎河狸时使用的陷阱和猎鹿时使用的长矛），劳动价值论也是适用的，至少近似如此。只是现在生产这些工具（陷阱和长矛）过程中使用的间接劳动必须要加在设置陷阱和捕猎的直接劳动当中。花费的总劳动力水平是测度“生产困难水平”的衡量标准。技术进步降低了这种困难程度，也在商品较低的劳动价值当中得以反映。李嘉图的基本分析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以生产这些商品的总劳动衡量的商品就越便宜，而国家就越富裕。

李嘉图坚持认为，斯密也没有认识到在技术状态给定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之间存在相反的关系。李嘉图的收入分配基本规律认为：“给劳动者分配的劳动成果的比例越大，利润率也就越小；反之，也是成立的。”

李嘉图非常清楚，收入分配的变化通常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也反映了生产这些必要中间产品（记得之前是对于不同时间段的参照）的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不同比例。在生产过程早期用相对较大的劳动投入（因此会有较大的工资支付）生产的商品，与早期阶段利润率较高时（也就是工资率相对较低时）用相对较小劳动投入生产的产品相比，价格会更高。这是因为复利效应的存在：在利润率较高的时候，在生产的早期阶段向前折算较大的工资支付水平，将会使这些商品显得相对更贵。由于使用的分析技术和缺乏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更好理论基础，即使是李嘉图也没有完全成功把握相对价格对于收入分配的依赖性，因为这对他而言已经看起来是基本准确了。

●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在李嘉图看来，斯密将地租解释为“大自然的繁殖能力”特别不成功。正相反，李嘉图坚持认为：地租实际上反映了大自然是如何“吝啬的”。他解释道，假如最优质量和最佳位置的土地是无限供给的，地租将不会存在，因为如果只使用这一类土地，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者能够在任何水平上满足社会对于小麦的需求。但是，正是因为这类土地的供给并不充分，而且当生产扩张到一定点的时候变得更为稀缺，为了满足需求而要去开垦那些并不太好的土地，就导致了更高的单位生产成本，或者因为更高强度地开垦质量最好的土地，也会带来上升的单位成本。因此，土地的回报会广泛或大量地下降，导致了更大量和更高的地租。

例如，假设由于大量需求而导致要扩张开垦那些质量较次的土地，每夸脱小麦的生产成本将会更高。为了生产更大的数量，小麦的价格将会相应地上升。小麦价格的上升将会使得较优质土地的所有者，即能持续以更低的单位成本生产的人，可以从其佃农那里收取足够大的在两种不同土地上带来相等成本（包括租金）的地租。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较次的土地将不会获得租金收入，因为并不稀缺也仅仅代表了在给定情况下的边际土地。地租因此反映了由于生产每夸脱小麦的不同生产成本导致的差异性租金。对于在金融市场受过良好训练的李嘉图而言，一片给定质量j土地上的每公顷年租金rj，与每公顷的土地价格pj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清楚的，假如我们用现行的利率i折算所有未来年度支付的租金来得到它们所谓的现值或资本价值，我们将会得到永续租金的公式pj = rj/i。如果我们假定合同租金是100英镑，利率水平是4%，那么每公顷土地的价格将会达到2500英镑。

随着社会对于小麦需求的增长，不考虑技术进步，小麦生产的单位成本将会上升，价格和地租也会如此。因此，对于给定的实际工资率，这必然会导致农业和整体经济中生产者利润率的下降。这是李嘉图对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因此，他现在经常被视为技术进步的悲观主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对于李嘉图而言，利润率下降仅仅是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假定下逻辑推论的结果。但是，由于技术进步事实上是存在的，“难以说何时是停止积累财富以及从其雇员获得利润的界限”。基于改善人类机遇的可能性，李嘉图显然没有与马尔萨斯一样持有悲观主义的观点。

李嘉图善于从其思想中得到明确的结论，并将其理论用以产生更多获利。他将自己从滑铁卢战役中得到的财富的一大部分用于购买土地，以至于后来成为英格兰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他是如此计算的：滑铁卢战役之后资本积累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土地短缺意味着以上例子中的土地合同价格会上升到150英镑，利息率（是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收缩到3%，土地的价格将会上升到5000英镑。他的计算最终得到了丰厚回报。

● “萨伊法则”

与斯密一样，李嘉图同样认为“没有任何数量的资本不是在一个国家中被使用的，这是因为需求仅仅受限于生产”。换句话说，这里常常都有对商品的足够需求以确保对资本存量的充分利用。在一个著名的论战中，他驳斥了马尔萨斯关于商品过度供给，即产出总体来说会超过总有效需求的这种观点的可能性。这两位学者都承认，储蓄意味着对商品需求的损失，而每一分储蓄都会伴随着相同数量的投资。投资意味着对于商品的需求，补偿了由于储蓄导致的每一份需求损失。如此，李嘉图问道，这样马尔萨斯还能宣称经济会从需求侧受到限制吗？

这种经济系统永远不会受到需求限制的观点，在文献中被称为“萨伊法则”，以法国经济学家让·巴普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命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那些被生产出来获得利润的商品适用这一法则，而不适用于劳动力。直到后来，这一法则才被扩展到劳动力市场，并且意味着一种完全就业趋势。这些理论都不存在于李嘉图的学说当中。实际上，在其《原理》的第三版中，受到路德派清教徒运动的影响，他开始相信工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机器导致的劳动力替代效应，由此他增加了新的“论机器”一章，而且展示了机器对于人力劳动的替代将如何可能导致长期性失业。

● 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认为，斯密基于国家如何根据特定商品生产成本的绝对优势而进行专业化的解释是不完全的。他认为，假定母国生产所有商品的成本比外国都低，那么开始的时候母国会出口商品，外国会进口商品，这会导致黄金（货币）流入国内、从外国流出（休谟的价格—商品流动机制）。根据货币数量论，国内价格会上升而国外价格会下降。到一定点，国外一些商品的价格会下降到国内水平以下，因此，绝对成本的比较优势会反转，国外会出口相应的商品。哪种商品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呢？

李嘉图发展了“比较优势原理”来回答这一现象。他解释道，以英格兰和葡萄牙之间的纺织品和酒类贸易为例。假定在葡萄牙，生产一捆纺织品需要90个小时的劳动而生产一桶酒需要80个小时，同时在英格兰，生产同样数量的纺织品和酒分别需要100个小时和120个小时。（见表2—1）那么葡萄牙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有着绝对优势，但是在酒类生产上有着比较（相对）优势：两国间生产酒类的成本差异（80/100）要比生产纺织品的大（90/100）。相应地，英格兰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都面临绝对劣势，但是在纺织品生产上有着比较优势。对于葡萄牙的生产者而言，专业化于生产和出口酒同时从英格兰进口纺织品是值得的，因为英格兰在这方面的绝对劣势相对较小。

表2—1 以（葡萄牙）里尔和（英格兰）英镑标价的给定数量的纺织品和酒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李嘉图这一被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称为既“正确”又“重要”的原理，注意到这其中存在的“套利”机会，这意味着可以利用两国之间的价格差异。假定两国都有着它们自己的货币，而且是不可兑换的，葡萄牙是里尔，而英格兰是英镑。同时，假定两国一定数量的纺织品和酒的货币价格与生产这些商品花费的劳动数量成比例，为简单起见，认为其数量是相等的，那么现在唯一的差别就不是葡萄牙和英格兰的劳动力了，而是里尔和英镑这两种不同的货币。

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贸易对于两国的商人都是有益的（下文中，为简便起见，我们不考虑运输成本）。以英格兰商人为例，他可能用100英镑购买一定数量的纺织品，用船运到葡萄牙，并以90里尔的价格出售。用这笔钱，然后他可以从葡萄牙酿酒商那里买酒，一共可以买90/80=9/8单位，每单位酒花费80里尔。这一数量的酒运到英格兰之后可以卖得9/8×120=135英镑。因此他获得的利润是135-100=35英镑。换言之，通过这段时间出口服装和进口酒，英格兰商人用100英镑的投资得到了35%的利润率。（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商人可以用同一艘船从英格兰或者向英格兰出口和进口商品）。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葡萄牙的商人。

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与之前将黄金作为普遍支付方式的解释相反），随着商品的出口和进口，两国的货币并不跨越国境：这些货币都留在自己国家，没有货币流入和流出。

适用于两国之间的专业化原则也适用于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在李嘉图的发现中，令人感到愉快的信息是：即使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弱于其他人，他还是可以参与互利的劳动分工。通过这种方式，李嘉图在斯密对于劳动分工有益效应的赞美上增加了重要的一笔。

●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尽管穆勒（Mill，1806—1873）认为自己仅仅是更正和补充了李嘉图的学说，但他实际上是经济学转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预见到了后来的边际主义学说的一些要素（见第四章）。他初版于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成为当时最为成功地对所有领域的概述性著作之一，直到1890年才被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的《原理》一书所取代。在这里我们只浅析穆勒的一些观点和概念。

穆勒与李嘉图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对于利润的解释当中。根据他的“节欲”理论，储蓄意味着一种“从当前消费中的节制”，因此应该被视为一种由利润（或利息）来补偿的“奉献”。李嘉图是从客观角度解释利润，而穆勒为其引入了一种主观的元素。批评者反对道，“节欲”是不能被清楚测量的，对它为什么应该被视为一种“奉献”进行了质疑。一个积蓄了一些收入的百万富翁很难被视为是对消费进行了节制。批判穆勒的那些人也认为，从这种主观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事情及其对立面都可能是成立的，更不用说这种解释可能很容易地就被用来仅仅达到辩解的目的。

有段时间，穆勒也鼓吹所谓的工资—基金理论，这其实是将萨伊定律扩展到劳动力市场的原始愿望。其中的思想是这样的：在给定的年份当中，给定数量的食物被用来雇用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的工资—基金F。浮动的工资率w与之相适应以使得所有N个找工作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由此获得的方程是w=F/N或者F=wN。对于一个给定的F，这种表达式也可以被视为原始的劳动力需求函数：w越高，N就越低；反之，也成立。但这样表达出来的思想并不能令人信服：工资—基金F既不能被视为一个常数，工资也不能在任何水平下都向下浮动，即使它们曾经能够这样，现存的物质资本存量（机器、建筑）也不能用来雇用任意数量的工人。穆勒后来承认工资—基金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也收回了他的论述。

关于对外贸易理论，穆勒认为李嘉图的分析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没有解释一国生产、出口和进口的商品数量，从而他寻求用需求理论来补充李嘉图的学说。

作为功利主义者，他认为收入的增加会伴随着边际效用的下降（每增加的一美元只会带来更小幅度的效用上升）。他因此宣称应该用收入税和遗产税来减少不平等。对于穆勒而言，这种自由主义，以及收入和财富的较大不平等性对年轻人的平等机会原则的实现带来了麻烦，这会偏爱那些“有产者”的后代而歧视“无产者”的后代。遗产税的目标是使得经济系统更接近于平等的机会，而不会以工业和商业的灵活性为代价。

● 古典主义方法的发展

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形式和结构当中，对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古典主义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被马克思挑选出来作为批评的对象，也被差不多同时期开始兴起的边际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攻击（见第三章和第四章）。直到19世纪末期，俄国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迪米特耶夫（Vladimir K.Dmitriev，1868—1913）对李嘉图的部分理论进行了公式化表达。在柏林任教的拉迪斯劳斯·博特基威茨（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1868—1931）完成了后续工作。1937年，匈牙利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虽然明显对古典主义著作不了解，却发表了一种带有真正古典主义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型。

然而，对于古典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重要贡献来自意大利的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凯恩斯将他邀请到剑桥大学，在皇家经济学协会的授权下，斯拉法编辑了《大卫·李嘉图通讯和作品全集》（1951—1973），而且在他自己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用一个逻辑一致的框架重新构造了“从斯密到李嘉图的旧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他展现的是，对于一个给定的生产系统和给定的工资率，相对价格、利润率和租金都能被一致性地决定，而不用借助于供给和需求函数（见第十二章）。遵循斯拉法分析传统的学者往往被冠以“新李嘉图学派”的称号（见第十二章）。

第三章 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学者

社会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引入共同产权的呼吁，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在其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一书中，英国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在这种基督教思想根源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共产主义社会的理念。但是，直到19世纪前半叶，即在工业革命前出现一些“社会问题”之后，这些社会主义思想才真正获得了一些影响力。应该关注那些“早期的”和“空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者，如法国的亨利·圣西门（Henri de Saint-Simon，1760—1825）、查尔斯·傅里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和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以及威尔士的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还有德国的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改革家，他们发起和支持了合作主义运动，创立了实验性的殖民地，例如，欧文在印第安纳州的沃巴什河（Wabash River）边建立的“新和谐”公社。他们也对一些国家宪法和司法体系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些边际主义学者也对特定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持有同情之心，他们支持土地的社会主义化（例如戈森和里昂·瓦尔拉斯；见第四章）。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在他1879年出版的《进步和贫困》一书中，基于从土地中收集的租金将会属于全体市民而不仅仅属于土地的所有者，也号召将土地转化成集体主义产权。

然而，在其朋友和思想的分享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支持下，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学派作者无疑是卡尔·马克思。我们接下来将会分析他的贡献。

●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被认为已经向人们展现出了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因此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大家也将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发现归功于马克思。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写道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历史任务和正当性的来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无意识地创造了社会主义这种更高形式的生产方式的物质前提。”同时，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作为资本主义系统核心变量的一般利润率有一种下降的趋势，这就必然使得资本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产权关系，特别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之间存在冲突。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终将被取代。

仔细审视这些观点，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持的观点是人类行为导致意外结果的一种变体，即另一种“看不见的手”的论点。当资本家不知疲倦地寻求增加利润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触发了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计划或预见到的过程。他们自己特定的个人理性导致了损害他们集体地位和将会清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效应。“在他们身后”，他们的欲望形成的自我毁灭力量逐渐掌握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显然指望着历史的谋略：确切地讲是，通过他们主导的生产方式来压榨不断增加的利润，资本家不自觉地导致了无阶级社会的出现，在这种社会当中，人对于人的剥削将不复存在。

马克思最终没有完成他的代表作《资本论》。他在世的时候，只是在1867年出版了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5年的第二卷和1894年的第三卷其实都是恩格斯利用马克思的文字遗稿写成并出版的。我们现在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所谓的MEGA）了解到的是，马克思认为他的研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出版的水平，同时他也开始对自己所持的一些观点有些怀疑。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例证的出现使得他重新思考其学说。长期以来他都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及其发展规律的典型例子，但是他的注意力开始不断转向美国，美国的统计资料更为完善，而且其发展的动能还没有显示出下降的趋势。

●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美国的研究

作为《纽约论坛报》一系列封面文章的作者，对奴隶制、1857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南北战争和美国股份制公司兴起等进行了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新世界发生的新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们对美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美国崛起为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强权印象深刻，这一工业化过程仅仅用19世纪中期的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向我们深刻展示了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在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成功：正如马克思写到的，美国的生产力就像在“温室里”一样成长。同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形态与欧洲存在显著的差异。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与扩展到更大范围社会阶层的政治自由和相对更高的社会流动自由度并行发展。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英国、普鲁士和俄国不同，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主义的阶段，因此，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看起来就更为清楚，这是由于它并没有被封建主义的元素所侵染。

美国能够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开始，而欧洲国家则大都受到历史和传统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这在当代欧洲并没有相同的例子。他们认为，奴隶制是早期北美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对于当时的棉花产业的繁荣至关重要。他们谈到，没有奴隶制，美国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得如此之快：奴隶们的鲜血、汗水和眼泪灌溉了它的成长。然而，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所展现的，他们也发现这种奴隶制最终也耗尽了其作为美国资本主义进步因素的作用。美国的发展及其与欧洲各国发展方式的差异也许是马克思完成其巨著之后反而感到困惑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接下来探讨马克思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及其运动规律的不同分类。

● 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

马克思坚持认为，当两种商品以一定的比例进行相互交换的时候，它们必定在一些维度上是相等的。对他而言，这两种商品的“相同第三方产品”并非其他，而是它们都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产品所共有的特征。相应地，商品的价值是由其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决定的。因此，商品是根据内化在其中的抽象劳动的数量进行交换的。初看起来这一观点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它真的是成立的吗？

如果像斯密和李嘉图所声称的那样，有一种小麦这样的产品能够直接地或者间接地被用来生产所有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也会成为所谓的“相同第三方产品”。因此，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维度来表明商品之间是相互一致的，因为这些商品会像投入要素（直接地或间接地）一样进入所有商品。

不过，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这个观点。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过程最后阶段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用于生产该商品的生产方式中包含的“死”劳动，即马克思定义的“不变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人类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且与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等于它在再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商品的价值。如果一个工人每天劳动9个小时，那么他就创造了这一数量的价值。如果他每天的工作仅仅够他购买一天所需的维持生存的物资，而且总共需要花费5个小时来生产这些物资，那么这5个小时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花费在劳动上的资本，剩下的4个小时就是工人工作1天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一剩余价值被资本家销售完这一天工作所生产的产品之后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马克思将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份额称为“可变资本”，这是因为“它不但再生了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多生产出了一份剩余价值”。如果在劳动者每天工作的9个小时当中，消耗或者有生产效率地消费了价值20个小时的生产方式，那么工人一天的产出总计就是29个小时。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率就等于剩余价值（4小时）与预付的总资本之比（代表5小时价值的工人工资和20小时的不变资本，总计25小时）。那么在这个例子当中，利润率就达到了4/25，即16%。

马克思将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称为“剩余价值率”。在工作时间长度和强度相等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在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比，则并非如此。由于技术差异的原因，这种构成在经济的不同部门之间是变化的。例如，在理发店，有机构成会比较小，而在核电站（需要很多其他生产方式来运转）资本有机构成会比较大。但是，因为剩余价值的创造与使用的可变资本（工资）是成比例的，而不是与总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成比例，那么随之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商品是根据劳动价值交换的，那么有着较高资本有机构成的经济部门与那些有着较低资本有机构成的部门相比，其获得的利润率水平将会比较低。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竞争趋向于导致相等的利润率。因此，商品可能不是以劳动价值来交易的。

与尤金·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对他施加的批评相反，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提出用满足统一利润率标准的生产价格来重新计算价值。马克思在他《资本论》的第三卷中分析了这一所谓的“转化问题”。他通过假定“价值规律”（如同之前描述的）在整体经济水平上成立来进行说明：一年当中工作的所有小时数的总和，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P）的劳动价值等于使用的所有不变资本（C）与所有可变资本（V），以及创造出来的所有剩余价值（S）的总和，也就是P=C+V+S。这反映了劳动力在经济系统中使用和保存的经济规律及其价值创造的潜力。马克思然后假定，一年中可以获得的所有利润的总和等于所有创造的剩余价值（S），同时所有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所有价值的总和（P）。因此，他将一般利润率ρ视为由S相对于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的和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ρ=S/（C +V）。

总之，这一思想可能经不起仔细的检验。马克思承认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有可能，而且通常会偏离劳动价值的比例，但是适用于单一商品之间的比例也应该适用于不同商品集合之间的比例。不过，以物质形式定义的利润率，应该就是整个经济的剩余产品与整个经济资本数量的比例，也就是两种商品集合的比例。通常而言，没有理由去假定以竞争性价格定义的比例不会偏离以劳动价值定义的比例。因此，马克思用生产价格来转化劳动价值的思想只在一些特定例子中成立（例如在经济体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处处相同的纯粹假设环境中）。他提出的一般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决定方式，最多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近似的解决方案。

● 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

马克思认为这一“规律”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规律”，因为它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特征。马克思不认同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来自农业规模报酬递减的解释，并且嘲讽地说李嘉图“脱离经济学而从有机化学中寻找庇护”。马克思反对道，这是因为“利润率不会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下降，而是因为其生产率提高而下降”。马克思宣称，即使有技术进步，利润率也会下降，而在李嘉图看来技术进步将会抵消其下降趋势。那么我们因此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假定，马克思相信利润率的上升与生产率的下降相伴随而生吗？

马克思将标准设定得非常高。为了在与他的“仇敌”，即其他资本家的竞争和斗争当中生存，每一个资本家必须进行资本积累和引进新的技术以使他能够创造新的产品或者降低相似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都会下降：为了生产各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也越来越少。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主导性的技术进步特征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每个工人会使用越来越多的有形设备和装备（工具、机器等），即生产过程越来越机械化。结果是随着工人被机器所替代，失业工人的产业后备军开始大量出现。这一后备军阻碍了对于工人的需求增长，这也是工人的劳动时间会超过用来再生产工人所需的维持生存方式的时间原因（如同之前假定的）。这也是剩余价值和利润存在的原因。但是，技术进步意味着，随着与不变资本有关的直接劳动的节约，相对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就会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如果工资水平被假定为零，将会导致最大利润率的下降。但是马克思认为，最大利润率的下降将会不断缩小与实际利润率之间的偏离，直到最终也会导致其下降。

马克思的推理令人信服吗？首先假定，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构成总会趋于上升而最大利润率因此会不断下降的假设是正确的。显然，这与假定有机构成会随着时间推移趋向无穷而利润率会相应趋向于零不同。然而，如果最大利润率只会降低到一个正的下界，实际利润率并不需要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那么有理由假设有机构成会总是趋于上升吗？显然，资本家会引入新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进步，因为这些会提升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使可变资本（工人的生存方式）和不变资本（生产方式）的要素更为便宜：为了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劳动越来越少。对于给定的实际工资，这就意味着雇用一个工人工作一天所需要的可变资本越来越小。对于给定长度的工作时间，剩余价值因此将会上升（剩余价值率也会上升）。不变资本要素的“价格下降”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会增加，即使有的话，也只会与其有形数量的增长一样快。因此，给定马克思的假定前提，S会上升，V会下降，至于C则是不确定的。那么这对于S/（C+V）随着时间的变动意味着什么呢？并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人们甚至不用做这样的思考，即对于给定的实际工资率，会期望利润率的上升。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马克思都没有成功给出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完整证明。与马克思一样，李嘉图也声称，如果能够降低每单位产出的生产成本，新的生产方式才会被追求成本最小化的资本家所采用。然而，与马克思不同，李嘉图坚持认为，在给定的不变实际工资的条件下，这意味着一般利润率将会上升或者保持不变，而不是下降。如果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工资商品的价格更便宜（直接或者间接的），利润率将会提高。如果新的生产方式仅仅影响其他一些商品（奢侈品），那么利润率将会保持不变。通过20世纪中叶由萨缪尔森、斯拉法和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1927—2003）做出的相关研究，李嘉图的观点被证实是完全正确的。

● 简单和扩大再生产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通过选择魁奈的“经济表”作为分析对象，马克思研究了经济中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了这一目标，通过将经济划分为产出生产方式的部门、生产工资商品的部门以及生产奢侈品的部门，他详细解释了简单和扩大再生产的模型。他给出了这些部门不断跟随另一个部门扩张的均衡条件，发展出了第一个多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

这一模型有双重目标。首先，它使马克思可以探索有关资本积累和经济系统扩张的复杂问题。它首先将技术进步搁置在一边，假定所有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是常数。这只是在技术进步存在的条件下分析资本积累的准备性步骤，反映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当中。不同部门里面不同类型和不同速度的技术进步导致私有分散经济中的协调问题变得极为困难，马克思也急切地想解开潜在的协调失灵问题的根源。因此，这是该模型的第二个目的，它使马克思可以研究再生产失败和危机产生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易于产生危机的系统，他将再生产理论视为理解这一经济事实的关键。

马克思提出了四种（可能相互联系的）危机产生的基本原因。首先，危机可能产生于部门间的“不当比例”，即一个部门过多生产一些商品而另一个部门生产不足。其次，危机可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上升导致的，这会使工人们的购买力不足而引起有效需求的缺乏（即所谓的“消费不足”）。再次，危机可能是由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所触发的，这会限制积累资本的激励。最后，在一个货币和信贷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经济当中，总是存在由于递减的利润预期所导致的流动性流失的可能性。这会带来销售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危机。

然而，马克思坚持认为“永久性的危机并不存在”，系统自己会从其内部激发一些力量最终导致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例如，当利润率下降和资本积累减速的时候，由此导致的危机会损害一个经济的部分资本积累，还会增加失业，这随之会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结果就是，可获利能力的恢复。尽管不一定会恢复到其之前的水平（如果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讨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的时候，要假定存在正常条件，且在另一方面加上了所谓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由于生产出来的商品无法找到足够大的市场能够以其生产价格吸纳它们，由此而产生利润的实现问题。

● 异化和商品拜物教

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当中，年轻的马克思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及其在共产主义社会扬弃（即恩格斯对Aufhebung的定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对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继承的结果，而黑格尔被认为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至今仍然在哲学，尤其是经济哲学领域被深入地讨论着。马克思早期观点的一些要素在其后期作品中也不断重复出现。马克思认为，“私有产权”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导致异化问题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类被其工作得到的产品，从其工作活动，从其作为人类的本性，以及从其他人群当中异化了。

在异化所表征的社会状态当中，人类将其他人作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生产商品，而是为了资本家，即使是后者，所关心的也不是商品本身，而是销售这些商品所产生的利润。与人们有关的社会关系缺乏相互认同和欣赏：每一个人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从其有用性上评价他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针对产品发展出一种类似宗教的关系，并且赋予商品、货币和资本一些想象的和超自然的特性，例如认为货币和资本自己能够产生利息和利润。产品的商品形式与人类之间不平等关系的网络有关，但被这种商品的拜物教所掩盖了。这一系统的剥削性特征由此得以隐藏。商品拜物教产生了一种对于事物的虚假意识，而且误读了现实。马克思认为，摧毁这种虚假的意识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然步骤。

● 论马克思作品的影响

马克思这些作品的影响是巨大的，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领域都是如此。它鼓舞和刺激了众多的狂热崇拜者和紧密的跟随者，以及猛烈的批评者和不懈的反对者。没有别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思想有着同样大的影响力。他的影响也不局限于思想和概念的领域。很多政治运动都遵循他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政治需求，一旦掌握政权之后，又转化为现实政策。在20世纪初期，在一些革命起义之后，常常会建立一些社会主义的政权，当然包括经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扫除俄国沙皇政权后，于1922年成立的苏联。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着墨相对较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政权却往往将他们视为权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却不是一个包含了如何管理和运行社会主义经济的直接可用“菜单”的手册。马克思的科学著作，尽管比较缺乏对于中央计划和组织一个国家的应用性帮助，却被抬高到一种包含不可置疑真理的社会主义宪章的地位，而且被应用到国际政治权力的游戏中，这并不奇怪。

我们当然并不能得知，马克思本人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对于这些政权将会做出如何反应。但可能的是，他也会无情地分解其经济基础和结构，并且像其对待资本主义一样进行批判。马克思可能也会认为，将其作品视为圣经并以此把他定义为圣人是难以接受的。

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众多，而且很多在其著作中发现的思想和概念被人们挑选出来并做了进一步发展。我们这里只探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马克思坚信，由于大资本鲸吞小资本导致的资本积累和集中的趋势，早期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将会逐渐被各种托拉斯和垄断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取代。正如他预见的，随着通常以股份合作公司的法律形式出现的大型托拉斯和企业集团的兴起，这一趋势确实发生了。与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认同的利润率下降一样不可避免，这一理论导致了几种想要展示所预测的资本主义必然垮台理论的形成。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奥托·鲍尔（Otto Bauer，1881—1938，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他们认为，当国内获取利润的机会利用完之后，民族国家会为了提高利润率而形成殖民地，以获得便宜的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然而，民族国家领土扩大的过程会提高战争的危险性。资本主义的扩展主义性动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刺激人们之间的对立，最终引发各种战争。传统的经济学，或者被描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由于不愿意以完全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而受到攻击，只是通过忽视了每一个单个企业的经济力量而做出辩解。

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最重要的贡献也许来自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的《金融资本》，此书出版于1910年，并在那个时候被称为《资本论》第四卷。希法亭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及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识别为更加紧密地与银行和产业资本结合。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在于，其作为贷款者和建立新企业（“发起者”的利润），以及对快速增长的股份制企业的股票发行者和购买者的角色。由于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资产，银行可以运用它们权益资本的较小份额来控制更大数量的总资本。希法亭认为，在产业当中存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卡特尔趋势，而在银行业中会趋向于建立单一银行或者是“中央银行”。这就会出现马克思所说的“新的金融贵族，即以发起者、投机家和名义上的总裁形式出现的新一类的寄生虫；以及通过公司促销、股票发行和股份投机方式进行诈骗的整个系统，这是没有控制私人产权的私有化生产”。这段话读起来像是对最近一次金融危机的评论。他们控制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寻求政府的保护；他们这种对安全保障的追求导致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1942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1910—2004）出版了《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他和保罗·巴兰（Paul A.Baran，1910—1964）也合著了《垄断资本》一书，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是“剩余吸收”问题，即美国经济在其产生剩余的潜力和其不能真正实现这种剩余之间的差距。由于缺少有效需求，这也反映了凯恩斯的观点（见第九章），资本主义会受到“实现问题”的困扰。政府不得不以大量财政支出的形式进行干预，这在稳定一个内在不稳定的经济和提升资本利润的服务过程当中，产生了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巴兰和斯威齐认为，美国在军事开支预算上的大量扩张和他们定义的“军事和工业的结合体”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当苏联成为世界级的军事强权的时候，两国之间为了夺取世界政治霸权而进行的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M.Goodwin，1913—1996）阐释了一个马克思的将资本主义视为循环发展的经济系统思想的数理模型，也就是说，它会周期性地经历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复苏和繁荣。古德温的模型是生物学中捕食模型的变体，在该模型中，资本家就像捕食者，而工人就像猎物。当利润率较高而实际工资率相应比较低的时候，资本积累和对工人需求的增长会比较高。结果是带来失业率的下降，进而增强了工人和工会的谈判力量，这迟早会导致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这将会降低积累的速度和对于劳动需求的增长，直到工资再一次下降和利润再次上升，如此循环往复。古德温的模型因此可以生成经济活动和收入份额（利润和工资份额）的内生波动。

在美国任教的俄国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1905—1999），其投入—产出分析的思想可以回溯到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这已经变成了进行实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例如分析经济政策工具对于产出的规模和部门构成影响，新生产技术的引入和扩展带来的就业效应，以及各种税收系统的环境效应。

第四章 边际主义学派的兴起

根据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19世纪最后30年中发生的“边际主义革命”致使古典经济学被抛弃，而且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开始转变（我们在后文中会讨论这是否真的是“革命”）。最有影响的边际主义思想家包括了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试图将这一新思想与古典经济学家的旧理论进行调和；他讨论的是“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最终，“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供给和需求理论”这样的名称在经济思想史的新学派里占据了重要地位。

● 边际主义学派思想的特征

除了在细节上的诸多差异之外，这一新理论展现了许多显著的共同点。我提炼出边际主义思想的八条决定性特征，并与古典学派的思想进行对比以展现它们之间的差异。

第一，是对这一领域及其普遍性特征的新定义。根据英国学者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的观点，经济学研究的是“各种目标和有着不同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1932）。这就将人类视为追求最优化的主体：最小化成本，以及最大化利润（对企业而言）或最大化效用（对消费者和家庭而言）。“经济人假设”就此占据了舞台，以此为基础的新理论导向开始走到台前。虽然大卫·休谟认为人类“不过是由一堆自相矛盾的事物构成”并且推断他们是“激情的奴隶”，而边际主义者的经济学思想中开始充斥着具有简单的、线性特征的主体，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并且通过所拥有的工具来有效地追求这些目标。

古典主义学者将社会作为一个似乎已经呈现在他们眼前的，以不同阶级分层的整体，并以此展开了他们的分析。而边际主义学者是从单个有欲望的个体展开他们的分析。他们自己承担了从个体重构社会的任务，并且以抽象的形式进行描述（他们的需求、欲望和能力，以及在相互依存市场中的互动）。因此，社会和经济是企业活动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起点。约瑟夫·熊彼特将这种对待经济现象的路径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正像他的奥地利学派同人卡尔·门格尔坚持认为的，通过调查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的需求、欲望和各种可行性的空间来开展分析决定了研究经济事物的正确视角，原因在于其能够使学者如同在真空环境中一样对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分析。在下一个阶段，个人被认为只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社会和经济的交流活动。社会和经济关系因此反馈到了单个经济人身上。

第二，人们常常认为边际主义经济学支持的是一种纯粹主观主义的价值和分配理论，这与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主义理论截然相反。卡尔·门格尔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这样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确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即所有的价值（和成本）最终都完全来自个体的主观评价。不过这一观点并不为所有的边际主义思想家所认同。实际上，被更为普遍接受的是马歇尔的解释，他认为，一个完整的价格和收入分配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供给和需求两方的所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或“力量”。马歇尔试图将其理论建立在对古典理论进行延续和阐释的基础之上，他坚持认为古典理论主要还是局限于分析生产和供给端，而对于需求端的分析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因此，需要用消费和需求理论对古典理论进行补充—马歇尔很骄傲地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这一任务。

对此有一些很恰当的观察。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密和其他的古典主义学者是通过给定的生产体系和给定的实际工资来决定利润率和相对价格的。对于古典主义方法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公式化表达表明，并不需要需求函数这样的其他数据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虽然他们对于利润率和价格的解释与边际主义学者的观点不同，这也并不是说像马歇尔和其他边际主义学派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种解释是不完备和不确定的。既然一个给定的生产系统与给定的产出水平相关，古典主义的方法考虑到了不同商品的社会有效需求。因此，马歇尔认为其理论坚实地植根于古典主义传统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从其所具有的宣传一个理论的视角来说，通过建立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学术前辈的肩膀上来向人们展示这一新理论当然会有巨大的优势。

那么，这两个学派在需求侧的理论差异是什么呢？从古典经济学的动态视角来看，新的或者对已知商品的质量改进是可以不断取得的，这使商品外延扩大的时候在消费者中产生了学习过程。起初这只会影响上流社会，但最终会波及社会的较低层级。前者试图将自己与后者区分开来，而后者总是试图模仿前者。这一行为带来了消费的动态变化，也成为产品创新实际的激励因子。例如，在经济发展的一些阶段当中，只有富人才能支付得起网球运动的装备。而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社会的较低层级，为了努力模仿富人，也开始进行网球运动。为了与这些“贫民”区分开来，这些富人开始追求高尔夫，后来是帆船或马球，如此等等。相应地，根据古典学派的观点，并没有孤立的或者自主的个体，其消费行为能被抽象地描述为个体与给定的商品世界之间的冲突：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们关心其他人的行为，对他们进行模仿或者在有些情况下进行差异化。然而，在边际主义学派学者的静态观点当中，确切的是孤立个体的消费行为成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有趣的是，如同我们在第十章中可以看到的，许多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假定的鲁滨逊·克鲁索类型的主体实际上是单个的“代表性经济人”）。在效用函数中得以描绘边际主义的给定偏好概念（以给定的固定商品集合的形式定义），但也没有适用于新出现的商品，因此无法据此处理动态的案例。因此，从边际主义学派开始，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转移到在不同使用方式中配置资源的问题，产生这种变化也就不奇怪了。

这两种分析方法的差异可以通过斯密假想的、著名的水和钻石的悖论来进行描述。他让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即水对于人类生存而言不可或缺，从而有着非常高的使用价值，但对于英国列岛而言却比较廉价。钻石的使用价值可以忽略但却是非常昂贵的。门格尔和其他人后来指责斯密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一悖论，主要是因为他缺乏边际效用理论这一分析工具。虽然斯密确实没有这一理论的支撑，但是这些批评也是难以成立的。斯密认为，水之所以便宜是因为获得它的成本比较小，而钻石之所以贵的缘由是因为发现和雕琢钻石的成本比较高。但是为什么人们希望获得钻石呢？斯密清楚地知道，为了回答这种问题，人们必须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即个人与钻石之间的关系。然而，人们渴望钻石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的）是因为它可以让个体向其他人显示其财富和地位。钻石越贵，用它来实现这一功能就越合适，因为其他人买不起。即使是为了理解一个个体的消费行为，通常人们也必须知道这一个体在社会阶层金字塔中的位置。如果我们沿着斯密的思路来看，鲁滨逊似乎应该对钻石没有多大兴趣，原因就在于他并不需要取悦于他人。

第三，经济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发生在“边际”上的那些活动，边际主义学派也因此而得名。这一学派秉持的分析方法主要围绕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反事实推理的方式展开，这就导致了如下这类问题：如果一个企业（或者是经济总体）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有更多（或较少）一点的生产要素可供其支配，那么其产出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多少？或者是个体在其他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更多（或较少）地消费一种商品会使其效用增加（或减少）多少？因此，这里关注的是给定情况和一个假设的其他情况的对比。这里所说的其他情况是理论家构建的，因此他们不再是所考察经济系统的直接观察者，这与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做法不同。实际上，他是一个考察假设的经济系统变动效应的实验者。古典经济学家寻求在既存的状态下分析经济系统，而边际主义经济学家通过将其与一个假设的、类似实际经济系统的重新构建的系统进行对比来理解它的特征。

这种方法论的分野极为重要，也导致了古典主义学者和边际主义学者分析方法的不同，以及他们在经济学不同领域中获得的分析结果的深层次差异。在边际主义思想产生之后，“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效用”的孪生概念才进入了学术界的舞台，与此同时，微积分的数学分析工具才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德国地主和农业革新专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1783—1850）是最先开始宣扬生产的边际分析方法的学者之一，德国人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1782—1870）和海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则率先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消费领域。

第四，边际主义学者认为生产端和消费端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每一个领域中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这一主要思想来自古典主义的规模收益不断递减的原理。如果在给定的一块土地上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那么从一个特定的点开始往上，每一增量的单位劳动力所带来的产出的增加会更小，直到这一增量逐渐趋向于零（然后为负）。这就是说，当这块土地上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其边际生产率会下降。边际主义学派采用了这一原理，并将其无差异地一般化到所有的生产要素以及消费领域。如果一个经济人消费的商品数量越来越多，那么其总效用将会上升而边际效用会下降：增加的每一份商品消费所带来的效用增量会变小，直到这一增量变为零（此后变为负数）。因此，使用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土地和消费越来越多商品的消费者需求之间是相似的。正如在一块给定大小土地上使用劳动力会创造出产出，然而是以递减的边际生产率进行，一个给定个体消费的一件商品也会产生效用，不过是以边际效用递减的形式。

边际生产率原则是边际主义学者解释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他们认为，生产要素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将会根据其边际生产率而被支付相应报酬，这是因为，如果一个要素被支付的较少（或者较多），那么更多（或者更少）使用它会更有利可图。以这种观点来看，实际工资率反映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利润率反映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会看到的，这种对于收入分配的解释也会遇到很多难题，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最先意识到了这一点。

第五，边际主义者将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看作“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得的技术知识和生产资源是生产的约束条件，而家庭收入和商品价格是消费的约束条件。边际主义学派在对待价值和分配问题的时候与古典经济学不同，是从一个不同的数据集合进行的。它假定了一些给定的条件：（1）生产的多种技术可能性；（2）经济人的偏好；（3）经济中所有各类资源的初始禀赋（劳动、土地、资本商品等）；（4）在社会成员当中根据禀赋分配的产权。通过这些数据，生产出来的各类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不同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工资、利润和租金）和在经济中不同部门里使用的要素都被确定了。值得强调的是，边际主义者将所有价格理解为各种商品或者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他们也用稀缺性和地租理论来理解可再生商品（特别是资本商品），这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后者只是这样来理解稀缺的自然资源。因此，边际主义者的论点是，假定这里所有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了。例如，如果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工人的工资将会被降低，直到这里再次出现充分就业。然而，如果市场出清的工资率水平恰好小于工人维持生存的水平，或者这里没有能够出清市场的工资率，那么这一系统的生存将会遭遇危机。“萨伊定律”因此得以更广泛的应用，并且包括了劳动力市场。因此，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注意力聚焦到了微观单位（企业和家庭）和整个经济系统的均衡水平上。均衡状态中的经济人没有理由重新进行变动，因为他们已经最优化利用了所有提供给他们的机遇。这种均衡无须太多调整，也被假定为是稳定的，也就是说，从均衡状态的偏离自然会从系统内部激活能够修正其偏差的力量。

第六，边际主义学者使“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 paribus）的假设在经济学研究中变得非常突出，甚至在一些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一些与之有关的、特定的反事实推理方法。这些“效应”（effects）源自禀赋条件、偏好等的假设性变化，并且是通过比较前后两种均衡状态下的变化来捕捉的。边际主义学者的分析方法因此是比较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他们假定这些变化将会立即带来新的均衡，并不会研究这一假设所导致的变化过程，因为这被认为是过于困难的。例如，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了10%。如果这发生在真实的经济系统中，将确定无疑地深刻影响初始的均衡（如果这里有这样一个均衡），并且会导致一系列剧烈的调整过程。边际主义学者的理论简化了这一过程，并且假定这里会出现新的均衡，这一过程的特征可以通过独立于其达到的均衡状态加以了解。

在应用存在假设性变化的边际分析方法的时候，其实关于给定生产要素一定量的独立变化的含义并不总是很清晰的，特别是分析资本要素的时候更不清楚。如果是现实的生产状况，生产过程中会应用几种类型的资本品（机器、传送带和电脑等），那么，“资本数量”增加或者减少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难道这意味着每一种类型的资本品数量都会成比例地增加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给定其他要素数量的情况下，能够假定所有这些资本品在新的均衡中都会被充分需要？或者一些要素是部分或者完全多余的吗？又或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谈论“均衡”吗？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进行细致的讨论。也许，我们在这里报告一下克努特·维克塞尔从中得到的结论就足够了。他认为，只有在我们以价值的总和来代表资本数量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法来对物质资本进行统一处理才是可行的，因为这些有形资本的物质构成是不得而知的，也仅仅只能被确定为是均衡解重要的一部分。维克塞尔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过程，因为用来代表经济体中“资本数量”的一种确定的价值总量的初始禀赋在生产中的意义并不清晰，这一生产过程中只有有形的资本品（犁、拖拉机和鼓风炉等）是重要的。

第七，在生产和消费当中，边际学派学者强调的都是替代的可能性：用要素或者消费品的不同组合能够获得的、给定水平的产量或者效用。根据马歇尔的理解，替代性原理是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原理之一。要素和商品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对于考虑消费者、企业和整体经济系统在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应对的思想实验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对于一个喜欢吃苹果和梨子的消费者而言，假定现在苹果的价格翻番而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消费者会做出何种反应呢？他（或她）可能会减少对于苹果的消费而增加对梨子的购买，因此消费者是用价格保持不变的商品来替代了现在相对更贵的商品。以一种更综合的视角来看，这会导致一些附加效应：用于生产苹果的要素会被减少并补充到梨子的生产过程中，因此改变了产出的水平以及生产要素的配置，如此等等。

“一般均衡”理论就是用来探讨所有这些效应的。这一理论假定经济人（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于市场信号的所有反应都是已知的，也就是说，这一过程当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因此导致的反应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均衡朝向系统可能变动方向的变化）都被暂且放在一边。换言之，一般均衡理论学者将经济人看作“公开的秘密”。当讨论一些变化的效应的时候，我们通常考虑的仅仅是主要效应，有时是次级效应，而这一理论会将所有效应，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考虑在内。由此获得的结果与我们只关注第一轮效应时所期待的常常不同。特别是一般不能忽略收入效应。不同的收入主体常常有着不同的偏好，收入分配变化之后，需求也会发生变化。例如，苹果的价格更高，将会有利于其生产者，那么他们获得的利润相对于梨子生产者而言将会上升，这就会吸引资本去寻找最优的回报，如此等等。

这里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全新的：在将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边际主义学者坚持认为需要考虑用以限定价格和一些分配性变量变化的约束条件。例如，实际工资率的上升（下降）总是会影响其他的分配性变量，以及相对价格，等等。同时，在一个所有生产要素都被充分利用的经济体中，一种商品产出的上升通常也意味着至少一种其他商品产出水平的下降。

李嘉图已经很清楚地知道，给定所使用的生产体系，实际工资率的上升（或下降）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上升）。

第八，一种关于其他条件不变假设的特定限制性使用在边际主义学派那里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通常只考虑一个市场，而将所有其他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放在一边的情况。这就是马歇尔最先运用的“局部均衡”方法。这一方法的突出特征是其忽视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不同维度上的限制性约束。虽然这一方法即使在现代经济学中也非常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它存在的问题。马歇尔对局部均衡方法能够适用的严格限制性条件也是清楚的（见第五章），并且坚持认为通过局部分析获得的定理，以及基于此建立的经济政策结论必须要极为谨慎地对待。然而，他的忠告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并仍然被广泛地忽视了。这就是为什么局部均衡分析中常常使用的图：交叉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马歇尔十字”，已经不幸成为经济学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我们后面会分析这一方法存在的问题。

边际主义学派理论的主要分析性基准模型是“完全竞争”情形：大量（极端情形就是无穷多）掌握完备信息的供给者面对的是同样大量的（极端情形就是无穷多）掌握完备信息的需求者。这其中没有一个经济人拥有经济力量。当然，每一个现实经济社会中总是充斥着市场力量和信息不对称：这是斯密和其他学者明确告诉我们的残酷现实。

依据以上所有这些分析，那么我们能够说这里存在所谓“边际主义革命”吗？答案是“能也不能”。说“不能”，是因为边际生产率和边际效用的概念在他们之前很早就为人所知了。说“能”，是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收入分配的解释，以寻求用一个单一原理，即相对于每一个代表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生产率原理，来解释所有的回报率（工资率、利润率和土地地租）。这一解释将所有收入都视为由相应要素提供服务的相对稀缺性的指数。这就预先假定了所有要素都是被充分利用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和萨伊法则就变成了连体双胞胎。相对地，在古典主义理论当中，只有土地租金被认为反映了特定质量土地的稀缺性，而利润是用剩余理论来解释的。资本商品与土地不同，它能够被生产和再生产，因此只会在短期是稀缺的。

● 先驱们：杜能、古诺和劳

德国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在他1850年出版的三卷本著作《孤立国》的第二卷中，最先提出了边际生产率的概念。他试图在对地产的分析中对这一概念进行实证的证明，即通过对相邻土地地块进行不同强度（也就是说，在每公顷土地上使用不同数量的劳动力）的种植，然后来比较其结果。杜能另一个著名的公式是有关“自然工资”的，并且镌刻在了他的墓碑上，即，其中a是维持生存的工资，p是劳动者的生产率。早在他出版其论文第一卷的1826年，杜能就建立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般性条件：对于进入市场的给定数量的商品，边际成本（生产最后一单位商品的成本）与边际收益（销售这最后一单位商品带来的增加的收益）必须是相等的（关于杜能在空间经济学上的开创性贡献，请参见第十二章）。

商品需求曲线的概念，表达了商品需求对商品价格的依赖性，最先是由法国数学家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Antoine-Augustin Cournot，1801—1877）于1838年引入，其后不久德国学者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也独立地提出了这一思想。劳也被公认为最早在事实上（而不是字面意义上）引入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古诺值得赞赏的是探讨了垄断的实例并且确定了前面提到的利润最大化条件（边际收益=边际成本）。

● 先驱者：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

戈森发表过的唯一作品就是1854年出版的《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与人类行为准则》，该书面世之后在25年中都没有得到任何关注。不过其中已经包含了对于边际效用理论的公式化，这受到了远远早于戈森那个时代的劳的启发。因此，戈森也应该作为这一理论的一个先驱。

戈森相信他已经揭示了“造物主所希望的人类生命的真正意义”，并将自己视为经济学界的哥白尼或牛顿。对他而言，既然造物主进行了“各种计算”，那么需要用数学来揭秘上帝创造万物的计划。戈森坚持认为，基督教会所宣扬的对于享乐的谴责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解。上帝没有强迫人类进行禁欲，而是要求最大化“人生快乐的总和”—这是十足的享乐主义。

戈森将其观点建立在两个前提基础之上。首先，如果我们持续满足于同一种享乐行为而没有间断，直到最终达到餍足的程度，那么这种欢愉的程度（强度）将会不断下降。这一对于下降的边际效用的事实性确认被称为戈森第一定律。其次，“为了最大化个人的总体享受水平，个人能够在不同的享乐活动中进行自由选择，但是他的时间不足以享受所有这些欢乐直到餍足点，所以首先应该满足的是，所有的欢乐都以这样的方式被分离，即当这种享受中止的时候，此时每一种单个享乐的程度（强度）对于所有的享受来说都是相同的”。这里体现的准则就是广为人知的戈森第二定律。

大多数对于戈森著作的研究都忽视了他对于在不同活动中分配稀缺时间的重视。这里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进行解释。首先假设一天的24个小时当中有12个小时是用来睡觉和个人卫生的，为了简单起见，让我们假设在剩下的这12个小时的时间里，只会提供两种可行的享受（仅是为了便于分析起见），但不能同时发生：看电影或者是吃意大利面。一部电影会持续两个小时，吃一份意大利面耗时半个小时。正如伊恩·斯蒂德曼指出的：“消费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所以，这里一个人能够看6部电影或者吃24份意大利面，或者是在这两种享乐活动中进行不同的组合。那么需要遵循的原则就变为：当两种活动的效用的增加完全一样的时候（在停止前的最后一秒）停止你的活动。那么，在最优情况下，这一特定个体将会食用多少份意大利面或者观看多少部电影当然取决于个人的偏好；不同的个体会表现出不同的消费最优化组合。即使是在伊甸园当中，由于消费也需耗费时间的缘由，这里也还是会存在需要解决的最优化问题。

每个人都受到时间约束的限制，很多人同时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戈森的论点有助于解释幸福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主观的幸福程度也会随之上升，但却有一个顶点，此后幸福会趋向于停滞。不断上升的收入不会使人们的幸福程度无休止地提高。虽然人们可以支付得起更多商品，但总是会缺乏时间去享用它们。

那么，戈森认为个人的自利主义与社会福利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呢？他是天真乐观的：我们人类由于时间约束受到的对于消费的限制将会压制贪婪和欲望。同时，由于斯密强调的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和来自贸易的收益，人们会相互合作并且变得相互依赖。这就会导致每一个个体在追寻“他自己个人福利”的同时也会对“人类的福利”做出贡献。全能而慈悲为怀的造物主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人类：“世界上再无须其他东西能使它成为完美的天堂了。”

戈森的幸福时光来得过于短暂，终其一生，他的书只售出了十本。当这位享乐主义的预言者英年早逝的时候，他的身心充满了困苦。

●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杰文斯通过其在1865年出版的《煤炭问题》一书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在这本书中，他为英国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幅悲观的图景。与马尔萨斯的逻辑一样，他分析道，对于煤炭储量的利用支撑了对于世界前景的悲观观点。不过，对于马尔萨斯而言，是一种假定的不可耗竭资源（土地）的稀缺性导致了人类的困境，而现在是一种可耗竭资源（煤炭）带来同样的问题。当然，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这两位作者都低估了技术进步和替代性能源资源的重要性。杰文斯的作品可以被视为“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相关研究的先驱，同时这也是对资源和能源经济学的早期贡献。

然而，为杰文斯带来持久声誉的则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本书中，杰文斯宣布与古典经济学决裂，他是基于对古典经济学“扭曲和荒谬”假设的指责而做出此决定的。他同时坚持认为，为了与一种受人尊敬的科学相匹配，经济学应该参照物理学来运用数学。杰文斯的数学天赋其实十分平庸，但是他的呼吁却极为成功。

他主要攻击的是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他声称，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数量，而是由它的“效用的最终程度”决定的，即由杰文斯定义的“边际效用”这一名词所决定的。不过，这一说法是主观的，它由每一个个体消费者决定，并且反映了他或者她的需求和欲望。尽管杰文斯也提出了一个与戈森第一定律等价的思想，但是没有与戈森第二定律等价的理论。与戈森一样，他假定商品的边际效用仅仅依赖于商品自身而不取决于所消费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在戈森理论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消费的时间维度，却在杰文斯的分析中毫无作用。

尽管杰文斯强调的是需求端，同时支持的是一种与古典学说对立的理论，但如果仔细审视可以发现，他的观点依然停留在比较浅的层次。最明显的体现是，杰文斯将均衡中的相对价格视为与相对的劳动力成本相等。他思想中的创新之处并不在于对劳动价值论的抛弃，而是从边际效用理论引发出来的一种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性取决于劳动力。他认为，这隐含地将古典学派学者从劳动力开始分析的这种因果性彻底进行了翻转。杰文斯是这样分析的：基于边际效用的原理，需求决定了产出的构成。在均衡状态中，商品的供给与商品的需求相等，而商品供给是通过劳动力的消耗而实现的。均衡状态中，“成本法则”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生产（劳动）成本与商品价格相等。因此，从前门被扔出的劳动价值论又从后门重新登堂入室了。

有趣的是，诸如奥地利的欧根·冯·庞巴维克和美国的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等其他经济学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他们也认为“成本法则”和劳动价值论其实是一回事。现在，这样看起来可能意味着又回到了斯密和李嘉图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他们的理论常常在劳动价值论当中得以体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其实没有一位古典学者真正赞同那些归于他们名下的理论。也就是说，古典学者并不认为相对价格与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对劳动数量严格地成比例。斯密，特别是李嘉图已经完全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说复利会对相对价格和劳动消耗的时间维度在其中的作用产生影响。我们因此会遭遇接下来这样复杂的状况：古典经济学被其一些主要批评者指责的重点是劳动价值论，但没有一位古典主义学者真正秉持这一观点，也没有一位古典学者支持的是那些批评者所认为的，相对价格与相对劳动数量成比例的观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杰文斯的工作实际上为庞巴维克在1884年至1889年完成的《资本和利息》中准确表达的，以及由克努特·维克塞尔在其1893年出版的《价值、资本和地租》中进一步发展的，“暂时的”或“奥地利学派”的资本和利息理论开辟了道路。如同奥地利学派学者所认为的，资本首要意味着的是少量或较大数量的劳动者的谋生手段。这种谋生手段使劳动者可以或多或少地参与“循环往复”的生产过程。这就是说，他们使“生产周期”长度的延伸成为可能，这一周期从劳动力最先被使用的时候就开始计算，经过包含生产中间产品的另外一些阶段，直到最终产品的完成阶段。例如，人们既可以用空手来捕鱼，也可以用预先削尖的矛，或者用船和网来捕捉，如此等等。庞巴维克分析道，这种生产周期的延伸，通过使用每单位劳动力以得到更大产出，也就是表现了更大的劳动生产率，其在这一意义上显得更为“优越”。

由于生产过程的延长而带来的产出增加是奥地利学派解释正的利息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将其作为利润率的同义词）和资本积累的核心要素。另一个核心要素是正的“时间偏好率”的概念：个人相对于一个星期之前的同样商品集合，要更为偏好今天的这一商品组合，同样，这又会比两个星期之前的同样商品集合表现出更大的偏好。换句话说，个体对于消费是缺乏耐心的。其含义是，如果储蓄的利息率大于个人的时间偏好率，这时他们才会克服这种急躁，也就是说，个人才会更愿意进行储蓄。储蓄能够延伸生产周期，能够在所投资的每一单位的生存资料集合（用来雇用工人）上带来更高的产出。只要后者带来的增量比时间偏好率更大，就会存在储蓄。

● 卡尔·门格尔

卡尔·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的代表性著作，同样也出版于1871年，与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同一年。门格尔将这本书呈献给了德国的威廉·罗雪尓（Wilhelm Roscher，1817—1894），后者是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门格尔从德国的使用价值学派和萨拉曼卡学派的早期思想中汲取了养分。这些早期的德国经济学家强调人们对事物赋予的价值，他们对商品的估测对于解释商品价格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门格尔的说法，这些学者的贡献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但是缺失的是人类经济行为的一般理论。门格尔试图将经济学放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进行解释。

门格尔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首先他假设所有的商品都能按照等级次序进行排列，第一等级商品是那些能够直接满足需求和欲望的商品。第二等级商品是由那些被用来生产第一等商品的商品组成。第三等级商品是用来生产第二等商品的，以此类推。门格尔不仅将产品置于“商品”的概念之下，而且将劳动和土地服务业也归于其中。较高等级的商品也被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称为“成本商品”。那么门格尔是如何看待不同种类商品的价值决定呢？根据他和其追随者假定的“因果遗传”观点，偏好和经济主体，即消费者的估计直接决定了“第一等级商品”的价值。从这些价值出发，门格尔确信，人们能够得到所有其他商品，即那些“更高等级商品”的价值。但是确切地说是如何做到的呢？

门格尔对于价值的解释必须考虑众所周知的“归因问题”。一件完成品已经确定的价值，是如何分离到那些通过不同的过程对于制造该商品做出了贡献的生产要素的价值上呢？门格尔试图用他的“损失原则”来解决这一问题。他问道：如果拿走1单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投入要素，商品的产出会下降多少？这样导致的产出损失和预先决定的产品价值的乘积就是需要考虑的投入品价值。然而，门格尔对于“归因问题”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这不仅是因为其与重复计算相关。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假定一辆卡车对生产一些商品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运输服务），同时假设现在拿走了卡车的一个轮子，由此，就不能再生产这种产品了，那么根据门格尔的逻辑，轮胎的价值应该与运输服务的价值相等。在这一例子当中，其他投入品（如司机的贡献）都不会有正的价值。更需要注意的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剩下的三个轮子，这就意味着根据损失原则，这一成本将会是产品价值的四倍。

门格尔并没有成功地为归因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办法对于价值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我们认为他最先准确使用了“边际效用”（Grenznutzen）这一词汇，接过了这一挑战并且最先指出了奥地利学派方法的潜在问题。他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工业系统的生产是一个用产品来制造产品的循环过程。即使在农业中，也不能排除这种循环性：小麦是由小麦种子生长出来的，而牲畜是由用以繁殖的种畜生产出来的。因此，玉米和许多其他产品是属于不同等级的商品，这是经济学理论研究应该遵循的事实。进一步地，如果第一等级的商品数量大于所有其他等级的商品数量则会发生什么呢？如果其数量比较小又会如何呢？在第一种情形当中，归因问题是超定的，而在第二种情形中，归因问题则是欠定的。维塞尔强调，归因问题的解决需要假定一个经济系统，该系统包含了与需要决定价格的不同成本商品或投入要素同等数量的联立“价格=成本”的方程。在一个循环的框架中，所有商品的价值必须是同时决定的。门格尔的逐步逼近型的方法是难以成立的。这种“因果遗传”的解释并不足够好，没有数学方法的帮助就难以确定商品的价值。

门格尔也已经关注到了其他重要的问题。商品的生产必须发生在消费之前，但是生产者怎么知道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呢？他们要对可能的需求形成一些预期，但这些预期可能是错误的。消费者也可能犯错，他们可能错误地希望通过消费一种特定的商品来满足一种需求。引人关注的是，“时间和错误”就是门格尔《原理》一书中一个子章节的标题：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在时间域中发生，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情景，所以不确定性是普遍存在的。期望会影响现在的决策，并延伸到价格和数量。

从门格尔的损失原则出发，维塞尔解释了后来被称为“机会成本”的概念。例如，能生产多种产品的工厂会受到给定生产力资源数量和给定的技术知识的限制，它们希望生产更多的一种特定商品，但是将会减少多少其他产品的产出呢？更多生产一单位第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就是由企业必须放弃的其他产品的生产数量所决定的。

门格尔的学说之所以得以广泛传播，是因为得到了我们开始知道的奥地利学派中激进的主观主义派别的支持。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曾经在维也纳和日内瓦从事教学，并在1940年移民到了美国，而且在1945年被委任为纽约大学的讲席教授。他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其早期作品关注的是货币和银行部门的作用。米塞斯认为，银行部门通过货币扩张和信贷流转，应该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负责。他坚持认为，货币对于经济的实际面而言不是中性的，也不仅仅是遮盖实际事物的面纱。实际上，它会涉及其中并影响产出、就业、资源配置等。根据米塞斯的观点，经济学应该是“人类行为应该遵循的信条，而不是在均衡教条中的无所作为，这也就是他非常反对的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他将其信仰的这一信条称为“人类行为学”。米塞斯也强烈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以及应该用物理学来重塑经济学形象的想法。他同样反对那种认为一个理论的质量在于是否能更好预测未来的观点。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在逻辑上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其无法解决计算量的问题并组织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米塞斯秉持的、激进的自由放任思想在其对于一种“多米诺”理论的支持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基于这一理论，任何在经济系统中的政府干预，由于其造成了各种扭曲，必然会导致进一步的干预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他的预言并没有成为事实。

米塞斯有不少学术界和政治界的追随者，特别是在美国。需要提到的是经济学家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1906—1990）、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和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M.Kirzner，1930— ）。米塞斯学派的思想在例如俄裔美国小说家艾茵·兰德 （Ayn Rand，1905—1982）的作品和“茶叶党”（Tea Party）成员的一些提案中产生了共鸣。

● 关于方法论的争论

围绕边际主义学说产生的很多争论中隐含的是经济学分析应该采用何种正确方法的问题。门格尔在这一方法论的大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方法论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1838—1917）领导的德国“历史—伦理”方法的支持者和由门格尔等领导的、实力不断增强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间。在施穆勒之前，威廉·罗雪尓已经强调要在理论分析之外开展细致的实证和历史研究：他主张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是同等不可或缺的。施穆勒的主张则相对更为激进，常常被认为不但是非理论的，而且甚至是反理论的。他在德国的影响非常大。

施穆勒的追随者们反对门格尔在其《原理》中提出的思想，并且认为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只能是深入的历史研究和对行为规律性探索的结果。这促使门格尔在其1883年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对历史学派进行了攻讦。他主张社会事实应该通过从有需求的个人开始提炼，因为这里分析的人类处于同一位置，这一理论必须通过观察和个人经验来发展：原来只有在收集一定数量的历史事实之后才可能得到经济行为的基本观点，现在通过自省也是可以做到的。通过这种方式得到的观点必须一般化，这样其内容可以得以扩展，并被用来分析各种交互的社会活动。施穆勒对此进行了回应，然后门格尔又做了还击；这一争论得以扩大，并且变得更尖锐、更个人化，并不可调和。争论双方都将他们的主张变得更为极端。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方法论的争论”在学术上是毫无意义的。从德国大学中的政治斗争来看，它导致历史学派的支持者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在他们的院系当中排斥采用理论分析的思维观点。但是，随着庞巴维克、维塞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和熊彼特这些重要学者的出现，经济学理论在奥地利得到了繁荣发展。相对地，在德国，历史学派的支持者，即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推动俾斯麦实施了通过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来限制社会民主党兴起的社会改革政策。

瓦尔特·欧根（1891—1950）代表的所谓的弗莱堡学派，或称为“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方法论的争论的反应，也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和共产主义的一种反应。欧根试图通过“第三条道路”来克服这些争论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矛盾”。苏联的中央管制经济和德国纳粹党的暴政激发他发展了一种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秩序概念。其目标是发展一种持久且运转良好的经济秩序，这一经济秩序能够较好地将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相结合，并且可以协调利益冲突。竞争和社会福利政策都是这一秩序的支撑—这是一个“复合系统”。秩序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二战”后的德国很有影响力，并且导致了由阿尔弗雷德·米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1901—1978）详细阐述的“社会市场经济”理念的兴起。这一理念为从1949年至1963年担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所接受，使他获得了“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战后德国走向经济繁荣）的美誉。在欧盟的经济和政治架构中也可以看到秩序自由主义思想的反映。

1885年建立的美国经济学会的共同创始人理查德·T.埃利（Richard T.Ely，1854—1943）接受的也是德国历史学派思想的教育，并且在德国获得了博士学位。埃利热衷于按照1873年由历史学派创立的德国社会政治联盟为蓝图来组建美国经济学会，但是由于其同事倾向于一个更为开放和基于理论的经济学范式，他不得不做出妥协。历史学派的思想看起来对于美国经济学职业的长期影响是无足轻重的，尽管经济学最新的一些发展，尤其是对于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方法的频繁使用，可能可以理解为是历史主义方法在数量分析的有力工具装备下以新的形式得以复兴。在这些作品中，不再是经济理论通过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来告知计量经济学应该实证检验的内容，而是计量经济学通过对于经济变量一些维度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关注，来提醒经济学理论分析要关注的要点。

● 里昂·瓦尔拉斯

里昂·瓦尔拉斯是曾在瑞士洛桑任教的经济学家，通过那本分成两部分并分别于1874年和1877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他对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期影响。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起点是从瓦尔拉斯开始的。他将“纯粹经济科学”理解为对从真实类型抽象而来的概念化的理想类型的分析，并且用数学方法分析了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瓦尔拉斯认为，只有这样定义的科学才是“完整的”，这种回到现实的路径才应该被追随，因此“应用经济学”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够在理论的基础上得以解决。这与历史学派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瓦尔拉斯认为，“社会财富数学理论”的首要问题与纯粹交换有关（杰文斯及其之前的杜尔哥都曾涉及这一问题）。如果两个人都有两种商品的初始禀赋集合，那么两个人相互之间交换他们商品存量的一部分能够使他们的福利都得以提高吗？以什么样的相对价格进行交换呢？只要对于所有商品而言边际效用（瓦尔拉斯使用的是“rareté”一词）与商品价格的商相等，消费者就最大化了他的效用（我们认为这与戈森第二定律类似）。对于每一个经济人而言，不考虑信贷，其销售的价值量必须与其购买的数量相等。这在加总的整体经济情况下也是成立的：销售的总和必须等于购买量的总和。从另一个方面理解：如果n-1个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当中，也就是说这些市场上的销售量之和等于购买量之和，那么第n个市场也必须处于均衡当中。因此，只有n-1个用以表达均衡的方程是相互独立的，这就是所谓的“瓦尔拉斯法则”。

瓦尔拉斯认为，第二个主要问题与消费品的价格形成有关。这服从“生产成本或者成本价格法则”。瓦尔拉斯假设每单位生产出来的所有商品都是用“生产性服务”的固定投入数量生产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服务。四组方程构成了一般均衡的系统：（1）描述不同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依赖于所有商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的方程组；（2）描述消费需求依赖于相对价格的方程组；（3）表达所供给和需求的生产性服务量相等的方程组；（4）最后是表现消费品的价格和生产成本相等的方程组。因为方程组的数量与未知参数的数量相等，瓦尔拉斯宣称他已经找到了“通过自由竞争机制由市场实际解决的同样问题”的“理论性答案”。如果生产不同商品有几种可行的方法，竞争将会寻找并选择成本最小化的那一种。

瓦尔拉斯认为，社会财富数学理论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关于资本商品的价格形成。这就指向了由于被使用且周期性地被替代而消耗的耐用资本品，通过它们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会为其所有者带来“净收入”（总利润减去折旧）。瓦尔拉斯认为，在均衡状态中，崭新的一单位资本品的价格与净收入之比在所有的资本品之间都是相同的。因此在耐用资本品的价格及其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统一的净收入比例当然也就对应着古典经济学中的统一利润率。

进一步地，崭新的资本品的价格服从“生产成本法则”。这带来了表示资本品价格与其生产成本相等的第五组方程。现在的这组新增方程的数量要比增加的未知数（资本品的价格、净收入率或利润率）的数量少一个。瓦尔拉斯试图用一个新增的方程来封闭这一系统。这一新增方程代表的是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均衡，其中并没有新的未知数。瓦尔拉斯估计，通过这一新增的方程，结合所有其他未知数，现在应该不仅可以确定竞争性的利润率，而且可以确定资本积累（资本化）的总比例，以及因此导致的从这一年到下一年的经济增长。

● 试错机制

很显然，瓦尔拉斯也不认为均衡总是能够立刻实现的。那么，为什么会存在一种市场趋向均衡的趋势呢？为什么市场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就是他所称的“试错机制”这一概念的分析对象，这是一种通向均衡的摸索性或者反复尝试的运动。我们可以用拍卖商的例子来描述其基本理念：对于所有可交易的商品，拍卖商会喊出一组随机的价格报价（crié au hasard）。企业和家庭列出在这些价格下他们希望购买和出售的数量。拍卖商收集这些信息，并且为每一个市场加总这些需求的总量。如果他发现这些市场并不总能同时达到均衡，他就会喊出新的价格，这一价格是按照下面的方式决定的：对于总供给超过总需求（过度供给）的那些商品，他将会降低价格，相对地（过度需求），他将会提高价格。再一次地，这些经济人宣布他们希望买卖的数量，然后这一过程继续进行。

瓦尔拉斯很确信这一过程最终都会向一般均衡收敛，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全局稳定的系统。他认为“供给和需求的法则”可以与天文学中的万有引力定理相媲美。瓦尔拉斯假设，只有找到均衡的价格报价的时候，交易才会真正发生，而在后来经济学家所称的“虚假价格”存在的时候不会产生交易行为。

● 瓦尔拉斯学说的传播

熊彼特将瓦尔拉斯的理论称为经济学的“大宪章”（Magna Carta）。相对地，熊彼特之前的老师和“因果遗传”方法的支持者—庞巴维克将这种联立方程组的方法视为“违背所有科学逻辑的不可饶恕的罪恶”。

虽然瓦尔拉斯建立的这一理论令人印象深刻，但却有着明显的弱点。这一系统会有一个解吗？如果有解，这个解有经济学的意义吗？方程和未知数数量相等并不会保证得到一个解：如果这些方程之间相互矛盾，解就不会存在。而且可能这里有一个解，但包括了负的价格，也就没有经济意义。同样也没有理由假定，对于一个有生产力资源的经济，给定初始禀赋，所有的资源都会被充分利用。一些资源可能处于过度供给状态而被闲置。均衡的相关条件将不得不被描述为弱不等式而不是等式。但是，如果可获得资源的数量比需求的资源数量要大，会如何呢？那么，根据瓦尔拉斯的逻辑，其价格必须下降到零。但是，例如工资，怎么会降到零？如果是这样，会发生什么呢？

简言之，瓦尔拉斯的给定初始禀赋的假设与以差异化利润率为特征的短期均衡最为匹配，而不是如他设想的与长期均衡匹配。他对于资本形成问题的处理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瓦尔拉斯确信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的等式使他可以确定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其中的原因很简单：考虑宏观经济的平等性并不足以获得一个解，人们必须同时知道投资需求的构成，即构成投资的特定资本商品的数量，但这是不得而知的。如果不知道每一种资本品的生产数量，各种商品的总产出数量也是不能确定的，也就不能确定商品和生产性服务的价格。

瓦尔拉斯的理论是这一领域当中几种进展的出发点，后者试图填补瓦尔拉斯留下的空白。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在他1906年的《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以及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5）在他1918年的《社会经济理论》中都与瓦尔拉斯一样，表现出对以统一利润率为特征的长期均衡的决定的浓厚兴趣。这就必须放弃用随机给定的异质性资本品（铁锹、铁犁、卡车、电脑等）定义的经济资本禀赋的假设。只有在像李嘉图的小麦一样只有单一种类的资本品的例子中，才能进行长期分析，而这并不是一个现实和有趣的例子。不然，资本禀赋不得不以总价值的形式给定，并且其决定的物质构成作为了这一系统解的一部分（如同之前提到的维克塞尔的例子一样）。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一些学者很快就开始寻找方法，以避免放弃长期均衡概念并以短期均衡来代替所导致的困局。这里有这样两种均衡的概念，一种是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1891—1960）和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的暂时均衡概念；另一种是林达尔和哈耶克的跨时均衡概念。后者在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21— ）和罗拉尔·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2004）的作品中达到了顶峰。我们会在第十一章中简短探讨他们的贡献。

第五章 马歇尔和局部均衡理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这本书中发展出来的局部均衡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无所不在，并且像供给和需求科学一样塑造了经济学的思想。同时，实际上恰恰相反，马歇尔的学说不能简化为这样单一的思想。他写道：“经济学家的圣地存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在经济动态学中”，这里的“动态”指的是一种更为机械主义的（在牛顿天文学意义上）而不是演化的方法。我们此时不会详细讨论马歇尔作品当中有关“演化主义”的内容，这是因为，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学的机械特征而不是其生物特征视为第一重要的。

马歇尔能在局部均衡分析这方面取得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就包括供给和需求理论在技术化处理上的简便性。马歇尔认为所有能在数学帮助下得以解释的事情都应该能够用语言来表达（在图表帮助下），否则就是有问题的。他的这种看法非常有利于降低人们理解其著作的难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和实践工作者应该能够阅读它。马歇尔（尤其与杰文斯相比）没有用极端的，甚至是革命性创新的方式表述其理论，而是将其视为古典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尽管我们仔细审视就可以发现，这其中实际包含着对于古典方法的根本性突破。但是，与需求和供给曲线初看起来可能易于理解和直白不同，他的理论在更近距离的审视下反而是极为复杂的。

● 局部分析

马歇尔认为，由于其研究领域的复杂性，经济学与受控实验是分离的（这是实验经济学的支持者最近试图突破的限制，参见第十二章）。同时，马歇尔也将这一分析方式视为“不去费力打造一些长的推理链条，而是正确地形成许多短链条”。这一方法论的定位就形成了与一般均衡理论的“长推理链条”对立的范式，引导马歇尔在所有其他商品和生产性服务的价格给定和不变的假设条件下来研究单个市场。这就是“局部均衡的方法”。马歇尔将注意力聚焦到完全竞争的例子上—这是许多边际主义学者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准模型。他假定了一些局部均衡方法可能得以应用的严格条件：（1）需求和供给曲线是相互独立的；（2）只允许价格和数量的较小变化；（3）某些变化所引起的调整必须局限于受到观察的这一市场而不能显著地影响到其他市场的状况。可惜的是，这些条件常常被普遍地忽视了，这就意味着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解释力被大大高估了，从中引发出来的政策建议也并不可靠。

● 阶段性分析

马歇尔通过一种“阶段性分析”（period analysis）的方法，探讨了价格的决定和生产的数量问题。在一种极端的短期情况下（试想鱼市的一天），供给是固定的，需求决定了市场价格。在短期情况下（例如鱼市的一周），通过改变机器的产能利用程度和工作强度（或渔船与船员用来捕鱼的时间），供给在一定限制范围内是可变的；在这一例子中，需求和供给都会对短期的正常价格产生影响。在长期情况下，生产装置和雇用的劳动力都是可变的（在渔业当中，渔船和船员的数量都能改变），同时市场中的企业数量也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新企业能够进入或者退出捕鱼行业）。因此，在长期正常价格的决定过程当中，供给相对于需求更有影响力。从更长期或者世代更替（secular）的角度来看，必须考虑技术和组织的变化，也就是说，通过供给和需求同时变化，包含在新资本品和劳动力中的新知识决定了价格（在渔业例子中，可以想想声呐找鱼装置的引入）。

马歇尔的长期正常价格的概念与生产价格的古典定义非常相似，与古典学者相同，他也假定在竞争条件下，资本的回报率是统一的。他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对生产端做了很好的研究，然而他们忽视了需求端。正如他在一个著名的为了确定价格而做的隐喻中所指出的，“剪刀的两个刀片”，即需求和供给，通常都是必要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马歇尔的思想，让我们首先来看在短期情况下的单个企业。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中，该企业没有任何的市场力量，也必须接受它在市场中发现的价格。该企业面对的是将每单位产出的成本和总产出联系起来的边际成本函数。成本一般与产出一起增加：每增加一单位产品的生产要比之前生产的每单位产品来得更贵。这里的原因是，在短期情况下企业受到给定的固定生产要素的限制：给定的工厂和装备、给定的劳动力等。只有一些要素是变动的，例如进入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和使用的能源数量。随着产出的增加，固定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将会导致每单位产出的成本上升—也就是边际成本的增长（当工人变得更加疲惫的时候，其生产的次品或者废品的比例也可能上升，等等）。企业现在被假定为在边际成本与价格相等的产出数量上最大化其利润。如果价格水平更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将会提供更多的数量。这就是企业“供给函数”的定义。这就等于企业的边际成本函数（在平均可变成本的最小值之上）。因为在短期情况下企业的数量被假定为常数，马歇尔加总了对应每个企业的供给函数，由此得到了生产所讨论商品的整个行业的供给曲线。

至于相对应的需求曲线的构建，论证过程如下：个体被视为有着给定的需求和欲望，并且能够被商品的不同组合所满足。换句话说，有可能通过商品之间的替换而获得相同的满意程度或者效用。例如，大米能够交换土豆（反之也成立）。如果除了一种商品以外，给定所有商品的价格，该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通常（尽管不是必然）会促使个人更少地（或更多）对其进行消费。这就带来了消费者需求函数的概念，即在给定所有其他商品价格（以及消费者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将需求的数量和商品的不同价格水平联系在一起进行考虑，根据不同商品来加总所有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就会得到总需求函数。通常（而不是必然）假定可以看到的是，商品价格越低而需求数量就越高。

然后，马歇尔将总供给曲线与总需求曲线对照，并将均衡价格和均衡水平的数量放在两条曲线的交点上。在图5—1中，与现在通用的方法一样，数量标示在x轴上而价格标示在y轴上。在这里我们按照马歇尔的第二个条件，只画出反映价格和数量小幅度变化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在教科书里面，我们常常遇到的是为了反映价格（和数量）较大变动而画出的曲线，例如，从1美元到1000美元。但是，想象一下印度的大米价格从现在的水平突然跃升了50倍：在这样的例子中，我们最好忘记均衡分析，而去思考有关政治动乱和革命的理论。

图5—1 马歇尔十字

在长期分析中，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些现存的企业可能会离开这一市场而新的企业会进入，因此企业数量和整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可能会变化。如果价格大于最小的平均成本，那么市场中的企业会获得额外利润，这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在相反的例子中，市场中的企业会蒙受损失而退出。唯一能够成为企业均衡价格的就是与长期最小平均成本相等的价格水平。

产业的长期均衡是怎么样的情景呢？这取决于随着产业生产总量的变化，生产成本是如何变动的。在长期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可变的，即没有固定要素的存在。例如，企业在短期可能受制于工厂和设备的规模，以及技术工人的数量，但在长期，企业能够通过净投资（或撤资）来增加（或减少）前者，以及通过雇用更多（或更少）的工人来增加（或减少）后者。因此，企业在长期中能够通过调整生产能力来满足它们想向市场提供的商品数量。那么问题就是，企业是否在不变、递减或递增的“规模报酬”的条件下进行经营。通过这一分析，经济学家认为产出的增加是通过各种投入要素成比例，以及高于或者低于一定比例增加的方式带来的。如果投入品价格是固定的，这一问题就转化为单位成本是不变、递增还是递减。

不管生产数量是多少，只有当单位成本为常数的时候，长期供给曲线才是平行于数量轴的直线。因此，需求只是决定了产业生产的数量，而不是价格，后者是由成本决定的。在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所有要素都是可变的假设并不适用。例如，产业可能使用供给不足的特定类型的土地，然后当产业的产出增加的时候，不断增长的土地相对稀缺性将会以支付给土地所有者更高地租的形式反映出来（这就与所有其他商品和投入品价格不变的假设不相容了）。在产量上升、同时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下降的例子中，马歇尔区分了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企业外部规模经济的差异。在前者中，规模经济只适用于一个企业，而不适用于产业整体，而在后一个例子中，这种规模经济同时适用于产业中的所有企业。也就是说，产业作为整体都会从更大的产出水平中获益。在规模经济内化于单个企业的例子中，会导致垄断的形成。这是因为，如果企业能够以相对于竞争者的成本有优势的情况下生产更多的产出，这就使它能够将其他企业排挤出市场。企业产出水平越大，其单位成本就越低，同时其降低竞争者价格水平的能力就越强。

这一例子会使得我们误以为马歇尔是在竞争经济环境中对均衡进行分析的。实际上他的理论涵盖的仅仅是内在于产业但外在于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例子，但是马歇尔发现难以为此找到有说服力的实证案例。他认为这种例子非常重要，从而试图通过引入正“外部性效应”概念而将其保留在他的理论的解释范围之内。这类效应伴随着产业的增长并且降低了该产业中所有企业的平均成本，即便每个企业单独来看是成本递增的；外部性效应摆脱了单个企业的控制。马歇尔利用与给定地理空间范围内（“产业区”）的产业扩张相伴的信息水平提升的方式阐明了他的内在于一个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在当代，如果考虑在特定区域中生产汽车或者机械工具这样相似产品的企业集聚情况，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硅谷的IT和高科技产业。

在成本依赖于数量的例子中（“可变”成本），一个产业的长期供给曲线总体上表现出上升或者下降的斜率，这取决于该产业中主要是递减还是递增的规模报酬发挥作用。

● 斯拉法的批判

皮埃罗·斯拉法在他分别于1925年和1926年出版的论文当中对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的主要反对理由是：不能排除一个有着可变成本的产业当中产量的变化会同时改变其他行业中的企业成本。这与马歇尔的第三个条件是抵触的。例如这样一个例子，当两个产业都是用同一种土地来生产不同商品的时候，例如苹果和梨子。苹果产量的上升会提高土地地租。但是这会同时向上移动苹果和梨子的成本函数。同时，如果苹果产量的上升导致为生产苹果而提供投入品的企业（例如肥料或收割机器制造商）的成本状况发生变化，这对苹果生产商的成本函数也会产生影响。

这两个例子都与不同产业供给函数的相互独立性不相容，从而对局部分析的适用性投下了疑云。如果一个有着可变成本的产业的生产总量发生的变化不会与其他行业中的企业成本的变化同时发生，那么这种可变成本是内在于这一产业中的。例如，这就是使用每一种特定类型的土地来生产单一类型的商品的例子（例如，质量为A的土地只用于生产苹果，而只有质量为B的土地才用于梨子的生产）。但是，这一例子在实证上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斯拉法总结道，既然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需求不会影响价格，因此在给定所有投入品价格的情况下，这也会导致不变的单位成本。可变成本的例子或者与竞争的假定不相容（如果规模报酬递增内在于企业），或者并不在局部均衡的分析范围之内，而是需要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又或者难以为支持这一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实证例子。因此，这一分析的解释价值是非常小的。

由于两个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总体来说基本不可能一次只改变一种投入品或者产品的价格，并且像在真空中一样，在一个单一的市场中对这一变化的效应进行分析。经济系统中总是存在各种反馈效应，这可能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影响结果。对局部均衡分析的应用因此应该倍加小心，而且其分析结果只有在一个更广义的分析框架中进行仔细检查的情况下才能被采用。斯拉法的这些批评在那个年代被广泛地进行了讨论。熊彼特谈到了斯拉法“出色的原创性表现”。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最先开始是边际主义学派的奥地利变体的支持者，对斯拉法这一批判的总结是：（1）这一“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已经被推翻了”；（2）这所谓的需求和供给的对称性是值得怀疑的。如同斯拉法所指出的，如果考虑到产出的较小变化，最好在长期分析中从规模报酬不变开始，如此需求端分析和马歇尔方法的重要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这里有一些对斯拉法批判的可能的反应。首先，这是一个抛弃了局部均衡方法，但执着于完全竞争条件的需求—供给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需要考虑其中不同经济人和经济中各种产业的相互依赖性。笔者会在第六章和第十一章中探讨这些贡献。其次，如果同时抛弃局部均衡方法和需求—供给方法，就会回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的剩余分析方法。这同样会涉及一个考虑不同产业之间独立性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笔者将会在第十二章中涉及此类文献的相关贡献。最后，如果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但是又保留局部均衡的框架，这就会通向不完全竞争或者是垄断竞争理论，关注点就转移到了不同的市场形式。笔者将会在第七章中简要涉及这些理论。但在此之前，笔者将会精练地总结一些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产生的重要的经济学发展趋势和争论。

第六章 功利主义、福利理论和体系之争

在19世纪即将逝去的时候，边际主义理论得到了强化和扩展，特别是以其内含的不同形式的功利主义及福利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弗朗西斯·霍奇逊、杰里米·边沁）或社会成员需求的“最大化满足”（马歇尔）长久以来都困扰着经济学家。在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率的基础上，经济学家现在开始用新的理论架构再一次对待和分析这一问题。大约在同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获得优势并挑战资本主义，苏联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广泛可见的第二选择。其结果就是，针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中哪一个经济系统更为优越产生了争论：我们首先分析边际主义理论的发展，然后再来分析针对这两种体系的争论。

● 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自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引入这一概念以来，功利主义就一直是一些经济学家研究的焦点问题。埃奇沃思（Edgeworth，1845—1926）的目标是为功利主义给出一个“确切”的表达式；这特别体现在他1877年的《伦理学的新旧方法》和1881年的《数理心理学原理：数学在伦理学中的应用》这两本书中。虽然埃奇沃思也承认，严格地说效用无法度量，也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不过他感到为了达到应用的目的，假定其可以进行比较也是可接受的。埃奇沃思将德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1801—1887）的发现进行了转换，费希纳发现，人们对于感官刺激的感知会随着边际效用和个人得到的收入之间的联系强度的增长而以较小的比例上升。结果导致了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的法则：从一个特定点开始，个人收入越高，增加的每一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增加量会更小。

埃奇沃思支持与之相应的序数效用概念，这并不只是意味着消费者能够决定一种商品集合比另一种商品集合的效用是不是更大，而且也包括这种效用具体会大多少。埃奇沃思的“精确功利主义”概念意味着，在个体之间存在相似效用理念的例子中，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会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富人收入的边际效用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效用较高，偏向后者的再分配会提升总的效用。

与戈森和杰文斯不同，埃奇沃思并没有假定一个所谓的具有可加性的效用函数；相反，他认为消费一种商品的数量对于从消费其他商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会产生影响。劳和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奥斯皮茨（Rudolf Auspitz，1837—1906）及理查德·列本（Richard Lieben，1842—1919）随后对“互补”和“替代”商品进行了区分。互补商品只能一起使用，例如汽车和汽油，或者是烟丝和烟斗。替代性商品则是可以相互取代的一类商品，例如大米和土豆，或者是钢笔和圆珠笔。一个互补商品价格上升（其他条件不变）将会导致另一种商品需求的下降，其价格下降将会导致这两种商品需求的上升。对于替代品，变化方向则是相反的，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其他商品需求的上升，价格的下降将会导致其他商品需求的下降。从更为技术化的角度来看，如果两种商品中的一类商品的消费有少量的增加，从而提高了从另一种商品中获得的边际效用，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互补性商品，如果它导致了边际效用的下降，则它们是替代性商品。这种公式表示的就是“交叉价格弹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一种商品需求的相对变化与另一种商品价格的相对变化联系在了一起。它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商品Y的价格增加了1%，那么商品X的需求将会变化多少？正如我们之前分析的，如果对商品X的需求下降了，则我们分析的是互补品，如果X的需求上升，我们分析的是替代品。需求变动的百分比程度为我们所考虑的两种商品的互补性和替代性水平的高低提供了重要信息。

埃奇沃思最先引入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它代表了对个人而言，有着相等效用水平的所有两种商品数量的各种组合。画一幅用x轴代表消费的X商品数量，y轴代表消费的Y商品数量的图，严格互补的商品在该图中就以“L”形状的无差异曲线来反映，这两种商品的最优组合由L曲线的拐点决定（见图6—1a）。从这点开始，对两种商品中的任何一种增加一点消费，同时保持另一种商品的数量不变，并不会增加（或减少）效用。不管是在“L”曲线拐点的左边还是右边，无差异曲线与两个坐标轴都是平行的。在替代品的情况下，无差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在极端的例子当中，无差异曲线会变成直线，这就意味着这两种商品是完全替代品（见图6—1b）。如果无差异曲线既不是“L”形状也不是一条直线，那么这两种商品之间或多或少是比较容易替代的。它们之间相互替代的容易（或困难）程度通常取决于这种替代应该发生在无差异曲线上的哪个点。给定总的效用水平，一种商品（例如Y）对另一种商品（X）替代得越多，未来再更多地用Y替代X就会更困难，也就是说，为了补偿所消费的X数量商品的一定水平的下降，必须消费更多数量的Y。在图6—1c中，通过比较A、B两点之间的无差异曲线的斜率可以看出其差异。换句话说，为了保持消费者的效用水平不变，用商品Y来替代商品X会变得越来越贵，这就是商品X与商品Y之间边际替代率递减的规律。

图6—1 无差异曲线：互补品和替代品

● 维弗雷多·帕累托

帕累托抛弃了基数效用论的概念，并用序数效用论替代：尽管人们能够指出一组商品是优于或劣于另一组商品，但不能说出是优于（或劣于）多少。效用也不能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比较和加总。从这种观点来看，不管是收入的边际效用下降的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集体效用的概念都毫无意义。为了将他自己的观点与传统的功利主义的思想区别开来，帕累托用“满足度”（ophélimité） 取代了“效用”的概念。

这种被冠以“序数革命”的效用理论使得边际学派的需求理论不成立了吗？帕累托认为这并非如此。在他看来，没有序数效用的概念也能进行分析，不过考虑的是个人的一组无差异曲线。基于此，在给定收入和价格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得到个人的偏好以及他们对商品的需求。

在探讨纯交换例子的时候，帕累托发明了一种曾被错误归属于埃奇沃思的图形分析工具：这就是所谓的埃奇沃思盒状图。假设有两个人，每一位都拥有两种商品给定数量的初始禀赋。帕累托的问题是：是否这两个人以相互有益的方式对他们的一部分禀赋进行交换是可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个体可以通过消费其初始禀赋而将其效用水平提高到可达到的水平之上吗？换句话说：通过纯粹的交换和贸易能够获得（效用）收益吗？帕累托表明，通常这里会有大量的交换均衡和相对应的两种商品的价格比例，其范围是从一个人拥有所有的交换优势到另一个极端情形。在此之间有一组均衡，双方都有其优势；所有这些均衡都位于“契约曲线”之上。这条曲线代表的是这样一些点，即表示一个人只有在其他人的损失基础上才能改进其状况。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性，此时的资源是以不降低其他人状况为代价就不可能改善自己境遇的方式进行配置的。

那么当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在面对商品价格变动的时候是如何做出反应的呢？我们在分析互补商品和替代商品的时候已经触及了这一问题。这里我们稍微深化这一分析，使读者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经济学家的实验室，以及他们是如何阐述所考虑的这些概念的。

他们的思想实验是从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开始的。以此为基础，他们构建了现在大家所知的“需求函数”。需求函数将商品的需求与其价格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思想实验当中，在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工资、利润、地租等变量是给定的，并假定为常数的情况下，价格开始变动。然后，假想的、一般用效用函数来表达其偏好的消费者会“被问询”在给定价格变动的时候，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是如何变动的。经济学家用图表的方法画出了这些“答案”。

● 收入和替代效应

在所谓的正常品的例子中，价格下降的时候需求反而会上升；反之也成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所有商品和所有价格变动都是如此。如同俄国经济学家尤金·斯勒茨基（Eugen Slutsky，1880—1948）及其之后的约翰·希克斯所展现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可以被分解为两种偏效应。首先让我们在商品价格上升的例子中来说明这一问题。使这种商品相对于其他商品而言更贵，对于给定的效用水平，将会导致这种商品需求的下降，并且增加了对一种或几种其他商品的需求，这就是“替代效应”。另外，商品价格的上升意味着较小的实际收入，即消费者能支付的比以前更少。基于所考虑的商品对于消费者的重要性，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将会下降或者上升，这就是“收入效应”。

这两种效应的加总反映的是个体需求对于价格增加的反应。这里所定义的替代效应将始终是负数，而收入效应则可正可负。在正常品的例子中，收入效应是负的，即收入下降带来对商品需求的下降（收入上升，需求也会上升），然而在所谓的劣质品例子当中，收入效应是正的：收入下降，对于这些商品的需求也会上升。劣质品是那些随着收入上升而会被有着更高评价的商品所替代的商品，例如，土豆将会被肉类所替代；反之，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这也是成立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吉芬商品”，这是以苏格兰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1837—1910）命名，价格上升的时候消费者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也会上升。通过对这一总效应进行分解的方法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可以说，吉芬商品是一种劣质品，这种商品的正收入效应会超过其负的替代效应。

● 福利经济学基本原理

帕累托的商品需求理论是其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的构建基础。通常，一般均衡理论是从三组数据、给定条件及自变量开始（见第四章）：（1）经济人的给定偏好；（2）生产各种商品给定的技术可行性；（3）给定的经济生产要素的初始禀赋和经济人的产权。帕累托呈现的是，考虑到特定的限制性假设，特别是生产技术和偏好，这里存在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市场均衡。保罗·萨缪尔森将这一结果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一基本原理”。帕累托也指出，通过在不同主体之间再分配初始禀赋，可以导致任何（可行的）均衡以及与之对应的任何（可行的）帕累托均衡。萨缪尔森将其称为“福利经济学第二基本原理”。

在序数效用理论框架里面发展的这两个理论，取代了我们在埃奇沃思的文章中（以及在后面部分有关阿瑟·塞西尔·庇古的分析再次遇到的）碰到的，基于递减的收入边际效用和基数效用框架的关于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讨论。与基数效用论相比，不考虑个人之间比较的序数效用论极大地赋予个人相对于社会的特权。在这一视角下我们可以说，个人原则上被赋予了可以对影响其个人（主观）福利的公共决策进行投票的权利。在这一情形下，几乎难以说对于社会而言是否情形A要好于情形B。结果就是，经济政策看起来不能促进社会状况的改善。既然每一种政策选择都会导致一些受益者和受损者，如果不能比较个人之间的效用，那么我们如何根据后者的损失来判断前者的收益大小呢？

● 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

尼古拉斯·卡尔多和约翰·希克斯在他们于1939年出版的论文中提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的办法。卡尔多用1846年《英国谷物法》被废除的例子阐释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他指出该法的废除伤害了地主们的利益，这是因为从海外进口便宜的谷物导致了地租下降。不过，谷物价格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面包价格的下跌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有利的（李嘉图早已对谷物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该法被废除首先并在最大限度上对资本家有利，因为一般利润率上升了；随后是整个社会，这是因为资本积累率和增长率的上升）。如果从该法案的废除中受益的人原则上（也就是在理论上）能够补偿受损的人，并依然保持福利的改善，那么这种废除对于社会而言就是值得的。这里并不需要真正发生实在的补偿。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关注的是补偿支付的抽象可能性。帕累托改进产生于一种使没有人情况变坏而一些人情况转好的政策措施。在这一概念的背景下，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为我们了解一种政策选项是否会产生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提供了信息。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也导致了一场争论，包括在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提勃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1910—2002）和保罗·萨缪尔森在其中做出的贡献，他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补偿标准。结果就是，如果没有固定的商品相对价格和有着非常特殊偏好的十分相似的消费者，所有这些补偿标准都将导致糟糕的结果（我们很快将在第十一章中回到福利理论）。

● 个人收入分配和洛伦兹曲线

帕累托已经注意到了有关个人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的实证发现：在个人和家庭中进行的收入分配与收入的来源（工资、利润、租金和利息等）无关，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原则”，即广为所知的80/20法则。根据这一原理，20%的人口会获得80%的收入，而这20%的人口中的20%又会获得这其中80%的收入，以此类推。收入分配因此是非常不均衡的。随着时间推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会在一国和世界范围内上升或者下降。虽然由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众多国家，它们所经历的快速经济发展带来了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国家间不平等程度的降低，但在很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程度却剧烈地上升了。

我们从财富、消费和能源使用等方面也能找到类似的观察。假如在一个图形中，一个坐标轴代表的是人口的份额（从0到1），而另一个坐标轴代表的是国民收入的份额（也是从0到1），通过记录相应的实际值（x百分比的人口拥有y百分比的收入），我们可以得到以美国统计学家马克斯·奥托·洛伦兹（Max Otto Lorenz，1876—1959）命名的“洛伦兹曲线”（见图6—2）。如果收入分配是平等的，将会有一条直线连接（0,0）和（1,1）两点。该曲线弯曲的程度越大，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性就越大。

图6—2 洛伦兹曲线

以意大利统计学家科拉多·基尼（Corrado Gini，1884—1965）命名的“基尼系数”（取值在0和1之间）是对洛伦兹曲线偏离45°直线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度量。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表现出了相对较高（和上升）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6，而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的这一系数则明显较低。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1940— ）和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1971— ）在收入和福利分配上做出了重要的研究。在皮克迪2014年用英语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他认为，偏向于富人和超级富豪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可能会损害西方社会建立的基础—一种认为勤奋工作和更高生产率是个人经济和社会成功关键因素的信仰。理想状况是一种精英统治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在理论上都能成功“实现美国梦”，人们可以从贫贱的洗碗工成为百万富翁。这就假定社会进步的机会是完整的，而且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存在流动性。虽然这里有一些极端的例子，却也是相对较少的。帕累托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精英阶层的流动性是非常低的。皮克迪的书验证了这一观点，并且指出了一种从相对的精英社会逐渐滑落到越来越严重的世袭社会的危险性，在这一社会当中，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生于或者嫁入了一个富裕家庭，而不是这个人多么勤奋工作和具有生产力。皮克迪和阿特金森因此赞同更普遍地对遗产和财富征税以避免准封建时代的回归，并且要为青年人创造相似的机会。

笔者的结论是，帕累托知道虚构的经济人和基于这一人造框架建立的均衡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也相信单靠经济学不能满意地解释社会现象。所以，在他生命晚期就转向了社会学，并且于1916年完成了这一学科的一本经典著作《普通社会学通论》。

● 阿瑟·塞西尔·庇古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这一学说的简化和新的创意为他带来了持久的声誉。与马歇尔一样，他特别关注的是实际应用这一理论来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在他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他并不认同帕累托对于基数效用概念和“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批判。而且，总体而言，他赞同一种倾向于低收入者的收入再分配，但限制性条件是这必须不违背马歇尔的“福利最大化”原则：只要不减少总体福利水平，他对再分配就是加以肯定的。庇古对早于帕累托的观点的回归，使得他在伦敦的同事利奥尼尔·罗宾斯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宾斯在1932年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学说不同的理论。但是，这种在经济学研究中所有人类应该被赋予同样权重的思想被证明是牢不可破的，直到今天，这也是分配问题、贫困问题和跨代正义问题相关研究中的共同特征。

庇古于1928年出版的《公共财政学研究》对于今天讲授公共财政的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对于“负”和“正”外部性问题的处理。前者的一个例子是生产者将污染物排入河里并且破坏了这里的公共渔场；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养蜂人的蜜蜂为邻近园艺家的花卉进行了授粉。在这两个例子当中，都存在对不相关第三方的成本或者收益的影响。当来自环境污染的成本或者来自蜜蜂授粉的收益无法为导致这一行为的人所承担的时候，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成本或收益的“内部化”，私人边际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并不相等，这样会带来资源的错配和不合意的分配效应。为了使私人和社会的边际成本和收益相等，庇古针对第一个例子提出要对生产征税（庇古税），征税的数量要等于不征税时对社会大众产生的成本；而对第二个例子要给予补贴（庇古补贴），其数量要等于大众福利的增加。庇古也在公共财政分析中运用了戈森第二定律：所使用的最后一单位资源的社会效用应该在无论私人还是公共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一样大。

庇古复活一种“最优税收系统”的思想，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经济思想史的较早期阶段。在他的影响下，他年轻的剑桥同事弗兰克·普伦普顿·拉姆齐（Frank Plumpton Ramsey，1903—1930），一位才华横溢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详细阐述了一种有关最优税收的数理模型，这一模型现在成为这一领域大量文献的分析出发点。

在他1933年的《失业理论》一书中，庇古提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所有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都会倾向于出清，也就是说，趋向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他提出的一个原因是，在危机时候，价格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外部）货币实际价值的上升，这会刺激消费（即所谓的庇古效应）（“外部货币”是一种并非经济体中一些经济活动债务的货币，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就是一种典型的外部货币）。在1936年的《通论》当中，凯恩斯基于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而抛弃了庇古的观点—但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凯恩斯用一种满足其批判目的的方式展现了庇古的分析。庇古显然不是那些意图通过降低价格和工资来达到更高就业水平的紧缩政策的支持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庇古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些预见某些宏观经济学思想的分析，尽管这些分析并不是以明确的理论形式表达的，其中一个例子是由理查德·卡恩提出并被凯恩斯所采用的“乘数”概念（见第十章）。

●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20世纪初期，人们在所谓的“伟大的体系之争”中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是由两类历史趋势引发的：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的集中并且形成了巨大的托拉斯和垄断企业，这就取代了主要建立在家庭所有的企业基础上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当企业积累起经济和政治权利的时候，变得更为明显的是，许多边际主义学者进行经济学分析时所用的基准模型，即任何经济人都没有市场力量的完全竞争模型就不能反映这种新的情况了。其次，随着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苏联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政党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力量的不断增长，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轮廓逐渐成形。根据其支持者的说法，新的社会经济系统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性和诸多缺陷，铺出了一条通向无须对人民进行剥削、没有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新世界的道路。无疑地，经济学家这一行当必须对这些挑战形成自己的观点。

这里我们会简要探讨，在那个时代所见到的有关不同经济系统及其相应优缺点的争论。第七章主要用以总结不同于完全竞争的各种市场形式。

有趣的是面对社会主义者的挑战，许多经济学家的应对方法是加强其防守并研究资本主义系统。但是，依然几乎是从以完全竞争为特征的经济体的静态效率特性中寻找支撑。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家在何种程度上陷入这种思想，可以通过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支持者也将完全竞争视为理想状态的事实反映出来。他们与当代资本主义卫道士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1）他们坚持后者与理想状态有着基本的不同；（2）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通过对社会组织和政策的审慎选择而展现了回到理想状态的路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观点中，社会主义是被设计用来模仿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特征，但却不存在生产方式中的私有产权的。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所考虑的对资本主义的防卫和对社会主义的支持都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缺陷：它们都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开始分析的。如同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最先在德国出版）中所认为的，完全竞争的静态有效性特征，即争论双方的论据所围绕的核心，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系统的运行并不重要（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来看）。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在于它内在的动态性和不稳定性，以及其驱动一个系统带来不断上升的生产率水平和不断增多的商品种类的能力。在这点上，熊彼特虽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也承认从马克思的观点当中获益良多（这在第八章中会解释得更为清楚）。

● “市场社会主义”

让我们现在简要总结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这也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计算争论”。大体上，根据帕累托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他怀疑的是如果没有市场，例如没有价格上升的信号作用，人们怎么能够知道短缺的存在呢？帕累托认为，如果没有价格来传递信号，计划经济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这对于工资、薪酬、租金、利息等的形成也是适用的。他总结道，如果收入和表现是可以分离的，那么这里存在激励问题：如果没有恰当的回报，为什么大家会尝试并付出努力呢？在1908年最先以意大利语出版，后来在英译版被译为《集体主义国家的工业部门》的论文当中，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克·拜伦（Enrico Barone，1859—1924）重拾了帕累托的思考，并且论述道，如果将静态效率的条件作为其假设的“生产部”（Ministry of Production）的指导性准则，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可以达到效率水平的。在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数理模型当中，价格必须反映为了获得“最大化总福利”所消耗的商品和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拜伦很清楚，要首先确定并随之产生这样一种状态是很困难的，不仅仅是因为需要收集海量数据，而且还需要处理这些数据的巨大计算能力。然而，在其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这两个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使这一问题看起来能够最终被很好地解决。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发表于1920年，后来在1935年被翻译成英文的一篇名为《社会主义联邦的经济计算》的论文当中，通过断言经济效率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地相互连接在一起，即没有市场价格就不会有合理的计划，反驳了这一观点。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缺乏数据或计算能力的问题，而是更为深刻的。米塞斯更进一步地声称所有的人类理性都源于经济生活并且需要市场作为中介来演进。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曾经在美国任教，在一篇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936年和1937年的名为《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的论文当中回应了米塞斯。在他看来，竞争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不再真实存在，因为前者早已经不存在了。兰格认为，只有在分散的或者“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当中，才可以重获资本的效率特征。在这一系统当中，中央计划部门固定了价格。如果在给定的价格水平下，市场中存在过度供给，下一阶段的价格会被降低；如果这里存在过度需求，价格将会上升。通过一个瓦尔拉斯定义的试错过程，价格一步步地朝向市场出清的水平运动。市场社会主义因此为实现消费和生产中的效率指出了通向成功的道路。

美国经济学家阿巴·勒纳 （Abba P.Lerner，1905—1982）继续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帕累托最优性做了特别关注。此时，争论的脉络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不仅仅是由于苏联战时经济的成功，还包括其在战后获得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很多人关注的是不完全的信息，以及经济过程中的知识和不确定性，他们依然对此持怀疑态度。

● 作为发现步骤的市场过程

米塞斯的立场受到了其同事、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支持。在哈耶克的几部作品，包括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和一些关于社会中知识作用的论文中，他强调了市场过程的两个关键维度：首先是来自市场的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激励，其次是市场产生的信息。价格，作为个人自发行动的结果，是信息的运送者。只对私人而言可利用的碎片化和分散的知识与价格捆绑在一起，才会是广泛可得的。哈耶克认为，没有一种中央计划部门和官僚过程能够近似得像市场那样，能够有效地收集、处理和传递信息。市场因此涉及一个“发现的过程”。哈耶克也认同米塞斯，认为经济与政治自由是紧密相连的。

● 第三条道路

在此之前以及与体系之争相伴随的，尤其是在德语国家当中，存在一个关于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的激烈讨论。这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中轴心国的失败和战争带来的起义（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困难）所引发的。埃米尔·莱德勒 （Emil Lederer，1882—1939）是当时的“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的成员，与希法亭、熊彼特和其他人一起，支持将“主要产业”（煤炭、钢、铁）社会主义化，组建一个政府计划的架构作为稳定经济的一种方式并且带来更为平均的收入分配。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1882—1945）认为中央计划并不需要价格，而是能够以在战时经济中运用的“种类计算”（calculation in kind）的方式运行。卡尔·兰道尔（Carl Landauer，1891—1983）恳求将经济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并且希望最终产生经济理性和效率的快速增长。虔诚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1889—1967）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并且对社会福利政策转变这一系统的力量充满了信心。他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支持比兰格早了10年。

这些思想也找到了进入政党平台的路径，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但是，随着1933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开始掌权，这些政党的影响力都消失了。在纳粹时期（1933—1945），随着德国及其盟友征服了欧洲大陆的大片土地，成百上千的以说德语为主的经济学家和享有盛誉的其他科学家由于种族和政治原因而被迫移民，如果他们不及时这样做，就很可能遭遇被送到“集中营”的风险。这就导致了发生在德国、奥地利和纳粹占领国的大量智力外流—相应的也是那些愿意接收这些政治难民的国家的智力流入，特别是对于美国和英国，以及例如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而言。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了很多被其大学开除的这类学者在海外找到了新的职位，同时支持了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成立，其研究生院初设于1933年，在其主席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1874—1971）的领导下成为一所“流亡的大学”，为受纳粹威胁的学者提供了庇护。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社会科学研究才得以逐渐恢复，但是希特勒及其帮凶造成的伤害给这一职业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并且彻底改变了学术的版图，一些美国大学很快就上升到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顶尖位置。

为资本主义寻找替代方案，或者寻找纠正和驯服它的方法的努力并没有终止，例如，可以参见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John E.Roemer，1945— ）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作品。最近在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发生的危机，以及这一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深远影响，引发了关于更稳定和更为正义世界成立条件的进一步的争论。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

一个市场经济，如果由其自身的机制来决定，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也会产生最优的社会结果，这是一个在经济学家中获得了强烈认同，并且在很多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思想。在经济学界，斯密关于“垄断的邪恶精神”永不会休止的警告似乎已经被遗忘，虽然也不能忽视其在真实世界中的发展。其他思想家将自己放在与这种完全竞争视角相对的观点上，批评他们的“自由市场主义”的同侪对市场效率怀着一种时常是天真且容易受骗的有趣态度，同时忽视了这种存在于传说中的最优性赖以适用的高度限制性条件。真实情况却是，非常明显地，资本变得更为集中，寡头和垄断厂商已经形成，股份制公司和与之相伴的所有权（为股东所有）和控制权（为经理人所有）的分离已经变得更为重要，同时大的企业集团正在影响着政府和国家（即熊彼特所称的“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不能永远将自己与这种新的现实割裂开来，同时我们从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看到了各种尝试，以着手理解不同于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式。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些研究做简短的总结。

● 旧制度经济学

我们首先概览一下今天被称为“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这一学说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导向基础上，并且对经济现象持有一种演化主义的观点；它与旧的德国历史学派之间有着清晰而连续的联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规范、组织的安排，以及类似于来自新古典主义理性选择模型的一些观点，参见第十二章）。旧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并不是采用构建模型的方式进行论证，而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学的范式。他们抛弃了理性经济人的形象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给定和已知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化意义上（狭义）的理性概念，以及均衡的概念。在他们看来，大卫·休谟将人们描绘为“仅是一堆自相矛盾事物的堆砌”，即如同激情、直觉和习惯的玩物，要比那种认为人们是完全了解信息的、能够预见世界中的所有可能情况并进行最优化行动的冷静计算的机器人更为接近现实。认为人类完全理解这个世界的观点与这些制度经济学家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将制度作为应对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性的一种途径。

这一流派最重要的代表性学者可能要数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他将获得社会认同和社会声望视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财富和高收入是最终导致“炫耀性消费”的工具：为了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公开展示财富的行为令人回想起亚当·斯密的“招摇过市的暴发户”一词。同时，与斯密一样，凡勃伦主张对于这些地位商品的需求将会与其价格一起上升，也就是越贵越好。这就是所谓的“凡勃伦效应”。但是，当市场都是为满足个人虚荣心而存在的时候，效率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在他1904年出版的《企业理论》一书中，凡勃伦将其批评性观点延伸到了商业界。经理人和银行家主要依从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所有者和客户的利益—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通常对商业了解得太少。这些人的目标常常是限制竞争和获得垄断租金。

在凡勃伦思想的基础上，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消费者主权进行了辩驳。在他1918年为《政治经济学杂志》写的一篇文章当中谈道：“对于特定产品的经济需求是用简单而基本的原材料（具有原始特质）制造出来的，这的确与橡胶鞋跟、网球、钢笔和汽车轮胎是用同样原始的橡胶制造出来的一样。工业的巨轮会带来各种产品。在单一的商业体当中，一个部门负责提供欲望而其他部门负责满足它。”即使是像富兰克·H.奈特（Frank H.Knight，1885—1972）这样的经济学家，虽然常常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在他1934年的《社会科学和政治趋势》一文中缅怀了“销售者对购买者产生的令人信服的影响力，以及一种一般为商品提供需求而不是为满足欲望而生产商品的过度倾向”。但是，如果需求系统性地受到供给者影响，那么供给和需求就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这种基本信条是经济人自治的理论（包括福利理论），其对现实的解释价值也就很有问题了。

制度经济学引发了很多其他的研究领域和概念。例如，约翰·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在他1924年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中研究了经济和法律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的焦点是产权的重要性，普通法的发展，立法机关和法院的行为，以及组织形式的演进。他相信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当中的利益冲突—特别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不同法律框架下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他将政府视为在不同团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调停者，以及例如考量创造和实施“雇用的权利”的不同方式和工具。康芒斯在1934年的两卷本《制度经济学》中指出了制度经济学提出的问题、应用的方法和获得的结果，并且与其他学派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与个人主义的方法论不同：“人们总是交易活动的参与者，而并非自然状态下的孤立个体……一个组织的公民在他们之前是这样生活的，以后也将是如此”，并且他谈到了拥有“制度化思维”的经济人。康芒斯被认为是法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博乐（Adolf A.Berle，1895—1971）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1896—1988）在1932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分析了大公司在美国的兴起，尤其是从法律的视角。他们指出，美国的公司法同样也要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代理问题负责。他们的这本书被认为是公司治理和制度经济学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1874—1948），是凡勃伦学生中的一个，他主要对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这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需要理解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要通过审慎使用的经济政策工具来应对（参见他1913年出版的《经济周期及其原因》一书）。米切尔相信，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不能基于特定的和模糊的心理学定理，而是应该从商业繁荣、危机、萧条和复兴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开始。首先需要的是观察、分析和系统化所要考虑的这些现象。在米切尔的观点中，经济周期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内生的，反映了其内在的动态性。德国的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1873—1957）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米切尔与其保持着密切联系，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见第八章）中也提出了这一观点。米切尔是国民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于1920年建立）的创始人之一，也曾长期担任其研究主任—这是其他经济研究机构的榜样。

我们现在转向那些针对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形式的经济理论的发展。

● 垄断竞争

在斯拉法1926年的《竞争条件下的回报法则》论文当中，他注意到一种事实，即被广泛认可的完全竞争假设在实证上是不成立的。他认为企业在很多不同维度上存在差异，包括产品质量、包装、服务和区位，实际上，这些企业热衷于通过在这些维度上的工作将它们自己与其竞争者进行差异化。利用这种方式，它们谋求得到一些垄断地位。结果就是，如果一个企业将其产品价格提升一点，并不会如同完全竞争理论假定的那样立刻失去它所有的消费者，企业将价格降低一些也不会占据整个市场。在有限范围内，企业可以制定价格而并不会被驱逐出市场。虽然完全竞争模型假定企业并没有什么经济权力，因此必须接受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也就是说，它们是“价格接受者”），不过垄断竞争模型认为企业或多或少地拥有制定价格的能力—因此它们是“价格制定者”（如果在完全竞争当中，所有的企业都是价格接受者，那么市场价格如何决定的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斯拉法1926年的这篇论文是垄断竞争理论发展的先驱。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1895—1973）在他1929年发表的《竞争的稳定性》论文当中，关注的是这样一种维度：企业在空间上的定位。认真考虑经济活动的空间维度将会为竞争中的垄断要素这一主题带来支撑，这是因为企业必须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在第十二章，我们会讨论大卫·斯塔莱特在一般均衡理论假设中对于竞争机制的批判，那是这一理论的另一个版本）。霍特林强调，与消费者在空间上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为企业带来更有利的竞争地位。然而，他也知道在确定的条件下进行讨论的理由是，理性的企业会尽可能小地差异化它们的产品。他思考的例子是，考虑在一个城市一条给定长度的主要街道上进行竞争的两家商店，消费者在这条主要街道上是均匀分布的。如果两家商店都能选择其地址，它们将会在这条主要街道的中点附近比邻而居。随之导致的最小产品差异化的结果也被称为“霍特林法则”。然而，如果改变这些假设，将会使人们很快看到这样的例子：企业将会有较强的动机来差异化它们的产品，同时为了减少它们遭受的竞争压力而与其他企业保持或远或近的距离。

在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1899—1967）1933年出版的《垄断竞争理论》一书中，他接着讨论了这一观点。他假定市场中的企业不会创造完全相同的产品，而是生产很接近的替代品。因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垄断者。至于垄断的程度则取决于对其产品的需求在面对价格变化的时候反应有多强烈，也就是说，该企业的需求曲线有多平坦或者多陡峭。企业遵循的是垄断情况下的利润最大化法则（边际收益=边际成本）。通过产品差异化，它们试图增加其市场力量。在同一年，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发表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她着重研究了价格歧视的例子。能在几个分离的市场上销售产品的垄断厂商将会制定不同的售价，在这些市场上的每一种价格都会遵循垄断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法则。在给定市场上相对于价格的变化，需求变动更缺乏弹性，企业在此处制定的价格就越高。

● 寡头垄断竞争

随着垄断理论的发展，学者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到了寡头垄断的情形，即给定市场中存在少量的供给者。这里关注的是战略性行为：当一个企业改变其产品价格的时候，它必须估计到其竞争对手根据这一变化的反应，这接下来会导致第一个企业行为选择的变化，如此类推。这一过程会导致一个稳定的集合或者是均衡，又或者其会蜕变为一种毁灭性的斗争吗？

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首次思考这样的问题了。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弗朗索瓦·伯特兰（Louis-François Bertrand，1822—1900）在对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38年出版的《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则的研究》一书的评论中，批评了后者对于双头垄断（两个供应商）例子的分析。古诺将其分析建立在两个企业之间存在策略性行为的假设基础上，其中每个企业都试图预测另一个企业将会对其竞争者的决策如何做出反应。给定企业的期望，它们同时并相互独立地决定为市场提供的产品数量。它们的产出决策将会影响它们在市场中获得的价格。如果它们的期望恰好是正确的，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将会导致大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并且因此大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伯特兰反对那种企业不是基于数量而是基于价格做出决策的理论，如果购买者在这些价格基础上决定他们希望购买的数量，结果就会非常不同：对于同质化的产品，买方只会从价格最低的企业处购买，这就迫使其他企业降低价格。最终结果就是企业将会压低价格，直到它等于边际成本，这当然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解。在这一例子中，企业不会获得利润（在所投入资本的正常回报率之上），这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情况下是自相矛盾的。企业当然可以进行合谋，并且像垄断者一样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条件下进行定价，并且在它们中间划分市场。它们确实有很强的动机去这样做。

德国经济学家海因里希·冯·斯塔克伯格（Heinrich von Stackelberg，1905—1946）在他1934年出版的《市场结构与均衡》一书中，以不对称的方式分析了两个双头垄断者：一位是“领导者”而另一位是“追随者”。追随者在领导者供给数量给定的情况下最大化其利润。后者，相对地，在其他厂商对其供给数量已经做出确定调整的情况下最大化其利润。在均衡状态下，市场领导者的产出和利润要大于其竞争对手。如果两个厂商都为领导力量而进行竞争，那么这里就不存在任何均衡。这里的两个企业之间存在破坏性竞争行为的风险，它们可能会使用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斯塔克伯格认为，这种例子在实际情况中是最有可能发生的，并且由此得出结论：均衡理论几乎没有用处。基于他观察到的垄断寡头化现象，他开始怀疑市场经济顺利运转和最优化资源利用的能力（这是他在一段时间内倾向于纳粹主义的原因之一），因为后者支持政府控制的卡特尔和社团主义的国家。

● 进一步发展

因为这些早期有关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学说衍生出了大量关于各种市场结构的文献，这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学领域，即“产业经济学”或“产业组织理论”。其完整内容包括企业理论、企业的边界，以及企业与市场的关系。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企业（即以成员之间存在阶层差别为特征的非市场组织）会存在于有着完全相同经济人的市场中？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经济交易都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在1937年的《企业的本质》一文当中，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2013）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使交易成本的节约成为可能，例如谈判成本、形成书面可执行契约的成本等。他同时指出，由于笼罩在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下，特别是劳动合同，必然是不完备的。在此限制下，企业主希望雇员执行他的命令，尽管这一命令涉及那些没有在劳动合同中详细载明的工作任务。

科斯的这种新古典主义解释并不是没有遭遇到挑战。关于此问题衍生出大量的管理和行为研究文献，其中有一些是基于赫伯特·西蒙的观察，即在复杂和不确定条件下，经济人只能行使其“有限理性”：他们追求的是“满意”而不是“最优化”，也就是说，他们建立了自己可达到的目标，当这些目标实现的时候，他们就感到满足了。在另外几项研究当中，企业是单一实体的思想已经被推翻了。在有关“委托—代理问题”的文献当中，经理人（代理人）通常试图追寻其自己的利益，并不惜损害委托人（股东）的利益，而且他们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也能这样做，这是因为委托人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人的行为，或者仅仅能在高不可攀的监督成本下做到这一点。

美国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John Forbes Nash，1928—2015）研究出非合作博弈理论来处理几个经济人或者企业之间的策略性行为。“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的一个解，其中每一个经济人被假定为知道所有其他经济人的均衡策略，却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来改进其处境。这一博弈的结果不能通过单独地分析单一的经济人而预测出来，因为这一经济人被假定为试图通过考虑所有其他人的决定来做出自己的决定。非合作博弈理论和纳什均衡的概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有着利益冲突特征的例子中，例如寡头垄断竞争、军备竞赛和战争（参见第十二章）。

在产业组织的理论维度之外，也存在针对实际的企业和产业组织及其随时间发展状况的应用性和描述性维度。例如，可参见乔·贝恩（Joe S.Bain，1912—1991）的《产业组织：一个论述》（1959），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1918—2007）的《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62），以及弗里德里希·席勒（Frederic Scherer，1932— ）的《产业市场结构及其经济表现》（1970）。在这些文献当中，重要的主题有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以及更为一般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规模经济情况下，企业的效率会随着其生产的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长（这是由于内在于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在范围经济的例子中，企业的效率会随着其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增长。这是因为一些投入要素、学习过程、专有的和隐性知识诀窍在重复使用时存在不可分性。因此，产品多样化会提高企业的绩效。

最后，产业经济学分析的是经济规制、反垄断法、专利法，以及包括研发在内的所有产业政策等这样一些政策性的议题。

第八章 熊彼特和创造性毁灭原理

熊彼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写道：“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历史中突出的事实。”他将“创新”定义为在经济和社会当中“实施的新组合”—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和改进生产方式，占领新的销售市场，以及对企业和整个产业进行重组。与斯密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关心的也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涵盖了生活各个方面，即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宗教、艺术，以及它们“运动规律”的“文化现象”，而这一定义出自马克思。此外需要提到的是，熊彼特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博学的经济学家，这在他过世之后于1954年出版的鸿篇巨制《经济分析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该书为所有对经济学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从经济学起源一直到20世纪中叶的思想宝藏。

熊彼特问道，资本主义是如何创造出使其永不休止运动的能量的呢？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必然会经历一个自我转变的过程呢？这种不稳定性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主题首次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得到了分析，后来又在他1939年出版的巨著《商业周期理论》中有所触及。在这些著作中，他将资本主义内在动态性的主要源泉定位在经济领域之中，从这里开始的变化会辐射到其他领域并且会反馈回来。需要人们理解的是这些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即它们的协同进化。熊彼特在他后来于1942年出版的一本获得很大成功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当中，用一种以民主理论和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定义的现代政治系统完善了他的经济分析。他指责除了马克思以外的所有之前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都忽视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动态性。他认为当时被广为接受的传统经济学的静态模型，都是围绕着均衡这一概念，却并不能捕捉“发展和均衡是相互排斥的”这一特征。

● 创造性毁灭

在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看来，这种动态性的来源是系统性的：马克思认为“竞争的强制法则”驱动了这一系统的发展。经济竞争意味着对抗，在对抗中只有从事创新或至少进行模仿的企业能够成功地在市场中幸存。新的经济意义上有用的知识，往往以新商品、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商业组织的形式存在，常常成为旧知识的敌人，也就是说，知识并不总是可累积的。这就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的过程，熊彼特的这一著名定义描绘了发展的两面性的特性。技术变迁不停地革新整个经济系统，带来了新的商品、企业和职业，并且淘汰了旧的职业。这就迫使整个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导致了胜负双方的出现。和谐进步与其无关。

对于熊彼特而言，资本主义动态性的深刻根源在于“企业家”的行为。尽管他珍视瓦尔拉斯理论的成就，但他反对该理论只知道与普遍状况保持一致的“静态”、“满足效用”和“理性主义”的这些特征。在这种观点中，经济人关心的是根据当前的普遍状况进行最好的调整：他们依据给定的约束进行优化。在熊彼特看来，他们是一群“无聊的均衡追逐者”。完全被传统经济学忽视的另一种类型的经济人，就是所谓的“动态的”和“精力旺盛的”的经济人，即企业家，以及他们的“创造性反应”。企业家不会满足于接受他发现的既定环境，也不会在给定的条件下对自己进行安排—他的目标实际上是在于克服这些条件，击垮他遇到的障碍，以及为经济活动增加新的维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有着必不可少的想象力、意志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构成了“精英”阶层。他们是经济世界里的“酋长”。熊彼特对这些人充满了敬意，因为在他看来，他们是社会这一“面团”中的“酵母”，而且推动了这一系统的进步。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些个性特征的一些黑暗面。“这些人会情不自禁地进行创造”。他们对“社会权力的地位”充满渴望，并以“战胜他人”为乐。熊彼特甚至指出，如何必须列出一些“半疯狂的时刻”以解释一些企业家的行为。他们都是工作狂，并且常常对于生活的快乐无动于衷。然而，企业家在创造性毁灭的戏码中是核心成员，为了理解资本主义，人们必须理解企业家在其中的作用。

● 发明、创新和模仿

熊彼特对发明、创新和模仿进行了区分。他强调，除非能够在市场的考验中幸存，获得经济份额，并因此转化为创新，否则发明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并不是所有代表新知识的事物都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企业家常常并不是发明家，但是这些人有着能从具有市场获利性发明的集合中进行选择的才华。发明家通常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关注的是技术层面，而以经济层面的损失为代价。

创新能够但并非必然地会产生不正常的高利润。如果它们能够如此，也将会是非常短暂的：“它们同时是发展的成果和受害者”。新的经济知识的典型扩散过程对此进行了描绘。当发明成为创新的时候，就打开了“戏剧的第一幕”，即它被引入了经济系统。成功的企业家是这种变化的一个中介，他们打破了“静态的间隙”，开拓了新的经济空间，并为追随者铺出了道路。这些先锋可能会最先收割高的“垄断利润”。较高的获利能力使先锋企业比其竞争者增长得更快。通过企业增长速度产生差异，内化在新商品中的新知识和新的生产方式等，相对于旧的知识变得更为重要。

但是，这一扩散过程只有在“这场戏剧的第二幕”中才会显著地加速，而这有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企业追随先发者的“诱人利润的刺激”，试图模仿创新者并复制其新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所考察的商品产出水平的上升，以及强化了生产这种商品的企业的竞争。在一个允许单位成本下降的新生产方式的例子当中，产品价格早晚都会被压低到趋近于更低的生产成本。这就导入了第二阶段，因为现在所有的静态企业都遇到了困难。由于到目前为止都是以相对较低的利润进行生产，这些企业现在正面临损失。由于“害怕被彻底消灭”，企业家被迫对他们的企业、生产技术和工作流程进行现代化。更多的企业试图通过模仿的方式来避免被淘汰。并非所有企业都会得以幸存。这一幕正对应着“只见新人笑，谁闻旧人哭”的情景。

随着“新组合”的扩散和一般化，竞争者将会逐渐追赶上先驱企业并侵蚀其垄断地位。结果就是，“企业家的利润以及其获得利润的方式在紧跟其脚步的竞争者的纷扰中消失了”。经济系统现在朝着新的“循环流转”的方向移动，这是一个“成本法则”被重新强调且商品价格再次等于其生产成本的静态经济。创新使得生产率的提升成为必然，大众的收入现在要比旧的状态中更高。这就是熊彼特版本的自利行为导致非计划结果的信条，我们在对斯密的分析中也遇到了这一观点。后者认为，自私行为和一些人对成功的需求，在背后导致了大众财富的增加。

这一过程是“演化性”的，并且其终点未知，熊彼特强调：新组合的敌人早就已经开始在其翅膀下隐藏，正等待成为很快取代上一次创新的那一位。

● 经济发展的长波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这一过程是非连续的，同时也是循环往复的。在《经济周期》一书中，我们读道：“周期与人的扁桃体不同，不是能够自我治愈的可分离的东西，而是像心跳一样，是器官展示它们自己的精华所在。”直到最近，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37— ）到前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 ）的一些经济学家才开始注意到，这里存在一种没有经济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而这就是熊彼特不被相信并且受到嘲弄的基本原因。无论如何，经济发展的事实使这一观点的幼稚性显得非常清楚。例如，让我们回想曾经有过的对于“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的讨论，即所谓的经济周期的消亡，紧随其后的却是最近几年所称的“大衰退”。

熊彼特与其忘年之交和同事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的意见一致，后者认为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提供很强的激励：在繁荣阶段存在“利润的胡萝卜”，而在衰退期存在“压迫的大棒”。大体上，熊彼特相信没有创新就没有繁荣，创新潜力没有耗竭就不会产生经济的转折。熊彼特认为，任何纯粹地将危机和经济周期归咎于银行及其宽松流动性政策的从货币角度做出的解释，正如哈耶克在其1931年的著作《价格和生产》中给出的，可能从一开始就是误导性的，而且没有考虑到创新和“创造性毁灭”的作用。

熊彼特吸收了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克拉蒙特·朱格拉（Clément Juglar，1819—1905）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开始的时候他估计这些周期可能会持续九年到十年的时间，后来他又增加了“长波”的概念，它的时间跨度大约是50年。大约在1820年的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周期开始逐步显现。这时，建立在资本家基础之上的制造业部门相对于农业变得足够重要了。在此之前，人们只知道收成好坏的农业周期，这使我们回忆起《圣经》中有关谷物收成的七个丰年和七个歉年。至于“长波”，熊彼特遵循了俄国统计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ff，1892—1938）和斯庇索夫的观点，他通过可用的价格、工资和利息的统计数据识别出了经济活动中的长期向上趋势以及紧随的长期向下趋势。康德拉季耶夫关注的是名义变量，而熊彼特注意到了实际变量中存在的长波：整体产出、特定经济部门的产出、劳动就业、经济中的资本存量等。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熊彼特识别出三次长波，每一次都是由能够影响整个系统的技术突破所引发的，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基础性创新”：所谓的第一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是由蒸汽机的发明引起的，时间跨度是1787年到1842年。第二个长周期来自铁路的新建，从1843年延续到1897年。第三个长周期来自电气化，从1897年一直到1940年。第四个长周期与汽车的发明和使用有关。第五个长周期则是来自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

● 信贷和银行

在静态经济中，即熊彼特所称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同样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每天都重复地出现，货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仅仅是一种交换的媒介。它就像覆盖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块面纱，而对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在一个动态的、创新的经济环境中，情况并不相同。应用新的组合就要求从旧的组合当中收回已经被既存企业使用的生产性资源，并将它们转移到创新者那里。不过，创新者一般缺乏必要的资金，因此依赖于银行贷款（熊彼特实际上也分析了为这种投资进行融资的其他形式包括风险资本，但是主要强调的是银行信贷）。对于银行而言，在对项目提案的获利潜力进行合理判断的基础上为创新者提供资金是符合其最大利益的。这就要求银行具备非常好的专业能力和长期的定位，因为创新发明被广为所知，进而能被销售出去常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信贷是为创新者提取资源的杠杆。在一个所有生产性资源都被完全利用的经济当中，货币形式总需求的上升将会导致生产性资源价格的上升。信贷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就像是对一个处于静态环境中的企业收取的税收，同时将所需要的资源导入企业家的手中。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只有这个时候，“资本”、“利润”和“利息”才都登上了舞台。资本完全由转移给创新者的购买力组成。其本身并不具有生产力，但却是生产率增长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既有的理论认为，生产出来的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储蓄都不是资本。资本实际上是给予新生产者的信贷，熊彼特因此谈到了他的“资本的购买力理论”。他认为，为了启动一个发展过程，并不需要事前的储蓄，给创新者一些贷款就足够了。从已经实现的利润中获得储蓄并且提高其他形式的收入将只会是创新的结果。

熊彼特将货币或者信贷市场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总部”。利息来自利润的减少，是对提供的流动性的回报。资本、利润和利息只存在于动态经济中，而不是在循环流转过程中，他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几乎所有既存理论的挑战，包括了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的、边际主义（新古典）的或者是奥地利学派的思想。

熊彼特认为，一方面，银行系统为实现能够增加经济中的商品数量和质量供给的创新提供了所需的更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发现银行系统倾向于对投机泡沫进行过度调整和注入资金，泡沫破灭之后将会深化和拉长需要进一步地将新的组合吸收到经济系统中的经济危机。与斯密和在他之前的很多经济学家一样，他号召对银行部门进行司法管制和控制。

● 熊彼特的遗产

熊彼特的思想进入了社会科学很多领域的肥沃土壤当中。它们已经被应用在商业经济学，尤其是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学文献中。熊彼特也被认为是“演化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经济发展这时被视为一个选择的过程：其创新的一面会增加产品多样性，而其破坏性的一面会减少这种多样性。需要关注的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把握其显著特征的最好方式。该领域奠基性的作品是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1930— ）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1935— ）1982年发表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及斯坦利·麦特卡夫（Stanley Metcalfe，1946— ）1998年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创造性毁灭》。其他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有德国的乌尔里希·维特（Ulrich Witt，1946— ）和意大利的乔凡尼·多西（Giovanni Dosi，1953— ）。

在通常所说的“新增长”理论文献当中，有一类大体是在新古典框架下为熊彼特的一些思想构建了模型，特别是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1956— ）和皮特·休伊特（Peter Howitt，1946— ）1998年出版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这类文献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什么技术进步产生于经济系统的内部。

基础性创新的概念在蒂莫西·布雷斯纳汉（Timothy Bresnahan，1953— ）和曼纽尔·图拉真伯格（Manuel Trajtenberg，1950— ）于1995年发表的《论通用性技术：“增长的引擎”》一文中得到了再现。通用性技术展现了如下三个特征：（1）它们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它们会影响经济系统的许多方面；（2）它们有着很大的进行下一步改进的空间；（3）它们体现了提供这种技术并且进行使用（前向和后向联系）的产业之间显著的创新互补性。

在20世纪70年代，熊彼特的学生和凯恩斯主义者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1919—1996）提出了一种“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的理论。根据明斯基的观点，在周期开始的时候，投资者进行“对冲融资”：从他们的收益当中，他们不仅能够偿付利息，而且能够支付贷款本金。随着经济繁荣的发展，投资者承受风险的意愿也会增长，因此他们会走向“投机性融资”：现在他们只能偿付需要支付的利息，而且开始用新的贷款来替代到期的旧贷款。最后的阶段就是所谓的“庞氏融资”，这以一种虚假的、滚雪球式的借贷系统的操控者命名。在常常过于乐观的预期当中，他们认为自己最终依然可以获得大量的利润，投资者甚至通过借贷来偿付贷款的利息。风险将会极大地跃升，直到投机泡沫破裂。

熊彼特对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表达了他对于社会科学统一性的观点，直到现在该书也位于这些学科所讲授的许多课程的阅读书单上。受到广泛讨论的是他秉持的一个信念，即由于存在通向垄断化和官僚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与其转化为一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有关。他对于不同政治派别为选民投票而竞争的民主政治过程的分析（运用经济学的工具和论据），引发了关于不同投票体系及其意义的大量研究文献。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一个在20世纪上半叶有着相当的学识和极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即使熊彼特也无法与其竞争他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经济学家的头衔，我们要考察的这位学者，当然，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第九章 凯恩斯和有效需求原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曾任教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凯恩斯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著作，而且在于他作为经济政策顾问和英国政府（特别是财政部）在国际谈判中各类代表团成员的活动。他的信条是，经济学家应该为人类生活条件的改进做出贡献：“如果经济学家能够使得他们像谦虚而有能力的人，比如在与牙医一样的水平上进行思考，那将会是极好的！”至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他认为选择明智的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作为一位想要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保持资本主义秩序的开明的自由主义者，凯恩斯相信只有政府干预和规制才能保护这一体系免遭自我毁灭。

● 宏观理论和宏观政策

在凯恩斯所有作品中都流淌着对理性指导下的经济政策的关注，以及对于一个更有生产力和更平等的社会的渴望。他在1919年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其中就反映了他在“一战”后的凡尔赛和平谈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本书很快成为一本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明确表达了他对于施加在战败的德国身上的大量赔偿要求的失望，他辩称德国不可能获得满足“赔偿支付”要求的资源数量，而这种满足赔偿的努力会损害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方式下，获胜的列强终会自食其果。他的预言最终成为现实。德国最后不能满足这些赔偿要求，国内的经济活动开始衰退，失业率也开始上升。进口收缩也减少了海外的销售，更为糟糕的是，德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在他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中，凯恩斯转而关注货币体系改革的问题，并且展现了他对于金融市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实践知识（实际上，与其年轻的同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法一起，他在股票市场上也获得了成功）。

在1930年出版的《论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克努特·维克塞尔于1898年出版的《利息和价格》基础上，对国民收入、就业和货币进行了宏观经济分析，并且对这一早期工作中的一些思想做了重大改变。例如，他认为没有理由假定一种自行决定的经济系统将会带来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但是，即使在他这本书中，凯恩斯依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既定的教条”，同时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危机并提供解决该问题的措施。这里亟须一种一般理论来解释经济系统的运行及其运转的失灵，而这就是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中试图解决的问题。

他这一鸿篇巨制中包含的许多思想的新颖性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它们的组合当中。在我们开始对其进行说明之前，需要提到的是，波兰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从1933年开始发表的几篇论文里面已经预见到了凯恩斯理论的一些重要领域。这些论文最先是用波兰文发表的，后来才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当然，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受到了卡莱茨基的影响。后者与凯恩斯一样，认为投资水平决定了国民收入和储蓄，这使投资基本上能够依赖自我融资—正如卡莱茨基的名言所说的，“资本家获得了他们所花费的，而工人消费了他们的收入”。通过较高水平的有效需求，更高水平的投资将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卡莱茨基在这里假设的是，市场力量的集中（对于凯恩斯而言其作用并非如此）反映在决定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宏观经济的“垄断程度”当中。终其一生，卡莱茨基都位于凯恩斯的阴影之下，鉴于其突破性的工作，实际上本不该如此。

● 对正统观念的批判

《通论》关注的是新古典形式的“萨伊法则”，特别是关于失业仅仅是实际工资太高的结果这一主题（凯恩斯自己说的是“古典理论”，但他真正所指的是新古典主义，实际上凯恩斯并不总是非常了解经济思想史的知识）。在工资谈判的过程中，争议的只是货币或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后者反映了工资的实际购买力以及商品的价格水平（也就是除以价格水平的货币工资）。凯恩斯认为，必须在整个经济的环境中考虑名义工资降低的效应，这是劳动力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无法做到的。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工人工资的下降会首要减少他们对于消费品的需求，这会导致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基于价格灵活性的假设）。但是，如果工资和价格大体上平行地下降，实际工资近似保持不变，新古典理论依赖的机制就不会成立了。

在大萧条时期，英国的价格和工资水平确实一起下降了，而实际工资甚至上升了一点点！此外，随着需求下降，以及工厂和设备的产能利用率也下降，也就没有了商业投资的动机：为什么要在其利用率下降的时候增加既有的生产能力呢？因为一个经济中的总需求与消费者和投资的需求总和相等（为了简单起见，如果我们忽略所有的政府活动和国际贸易），凯恩斯总结认为总需求也将会随着工资而下降。这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机会以及经济环境的恶化—这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张完全相反。

凯恩斯认为，当工资和价格下降的时候，其他两种因素也会发挥作用。因为预计到商品价格会下降得更多，需求也会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下降会恶化债务人（常常是商业机构）的处境，因为其债务的实际价值上升了。债务人的危机会随之而来，企业变得资不抵债并濒临破产。这就会对债权人带来不利的影响，结果导致债权人对借贷者的信任危机。经济系统就处于自我加速的不稳定状态的危险之中（即所谓的“债务贬值”）。新古典经济政策提供的治疗处方，即削减工资以增加就业，反而会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一状况。大量的历史例证，包括大萧条，都支撑了凯恩斯的发现。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被认为受到了“合成谬误”的困扰：从局部均衡框架中得出的结果并不必然适用于整个经济系统，也就是说整体并非仅仅是各部分之和。如果经济系统在充分就业的时候不能做到自我均衡，这时不仅有空间而且有需要，要用经济政策来完成经济体仅仅靠自身无法完成的工作。凯恩斯提供的政策选择是，通过货币和财政工具（降低货币利息率，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税收，等等）来刺激和稳定总有效需求。

● 有效需求原理

现在，让我们仔细审视凯恩斯关于经济系统通常没有充分利用其生产资源的观点，即它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受“供给约束”，而是受“需求约束”的（除了在繁荣的时期）。更准确地说，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意味着，没有理由假定总的投资需求总是会大到足以雇用一个经济中的所有生产性资源。为了认识这一点，我们必须转而对它是如何决定消费和投资支出这两个私人国内总有效需求的组成因素进行分析。

在此之前，必须注意的是，凯恩斯将储蓄（正确的）视为对商品和服务的无需求（non-demand）。储蓄者保留了其货币收入的一部分而没有使用，也就是说，没有购买商品。储蓄自身代表了支出流的“逸漏”，也带来了充分有效需求的问题。斯密对于“节俭者”的赞扬只有在储蓄者同时也是投资者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这些人不会在消费品（食物、饮料、衣服等）上花费其储蓄，而是花费在投资品上（工厂和设备、原材料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投资与开支流中的“注入”有关，可能会对由储蓄带来的逸漏做出补偿。

在他所称的“基本心理规律”当中，凯恩斯声称，总消费支出（C）首要地依赖于国民收入（Y）的水平：后者越大，前者也就越大。投资者而非消费者是经济系统中的活跃主体。消费者一般是对国民收入的变化被动地进行反应。在一个线性消费函数的最简单例子当中，我们有C=cY，c代表的是消费倾向（凯恩斯假设的是一个稍微有点不同的消费函数，其中消费倾向并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会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而上升，但我们在这里不必关心这一点）。如果c=0.8或者80%（意味着挣的1美元当中有80美分用于消费），那么1000亿美元的总收入就会产生800亿美元的总消费支出。因为储蓄（S）等于收入减去支出，即S=Y-C，与上述消费函数对应的储蓄函数就是S=sY，s代表的是储蓄倾向或者储蓄率。显然，没有消费的那部分收入将会被用来进行储蓄，这当然就意味着s=1-c。所以，从上面的例子来看，1-0.8=0.2或者20%。这1000亿美元总收入中的储蓄额就会是200亿美元。因此，当国民收入增加（下降）的时候，消费支出和储蓄也会增加（或降低）。如果总收入是2000亿美元，消费支出将会是1600亿美元，而储蓄是400亿美元。

消费和储蓄首要依赖的是国民收入的水平，但后者由什么决定呢？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凯恩斯回答道：是由投资需求的水平决定的。投资者而非消费者（即储蓄者）是经济系统中的活跃要素。在今天投资的主体产生了较大的资本存量以及较大的生产能力，他们会希望和预期明天生产更大的产出，并且随后会被市场吸纳并带来更高的利润。这些投资者将自己放置到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环境中。因为他们无法得到有关那个未来的可靠信息，所以他们必须将其投资决策建立在关于未来经济状况的长期预期之上。由于投资者可能是乐观的，抑或悲观的，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进行投资。凯恩斯将投资者的这种情感和直觉描绘为著名的“动物精神”。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重点是，消费支出主要是由用来描述经济实际状态的（“状态变量”）经济规模（国民收入）决定的，而投资支出主要取决于一些仍然不可知的量度：投资者不能预知未来以及他们的投资是不是有利可图的。他们不可能知道未来的商品价格和不得不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及将会使他们的投资在技术意义上过时的技术知识的增长，等等。他们甚至不能在概率计算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投资活动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出现的概率。在弗兰克·奈特给出的区分当中，投资者并不仅仅面对着风险，而且面对着基本的不确定性。他们必须将其投资决策建立在长期的获利性预期的基础上。

● 乘数

让我们假定，在投资者对于获利能力长期预期的表达式中，有着100亿美元的总投资需求（I）。这一需求为产业界带来了100亿美元的收入以建设投资性商品（机器、工具、建筑等）。在这一收入当中，20%（20亿美元）用于储蓄，而80%（80亿美元）被其受益人（工人、资本家等）用于购买消费品。这使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食品、饮料、汽车等）获得了80亿美元的收入，进一步带来了对消费品的更多需求，以及增加的收入、支出等。因此，投资需求引发了一个收入增加和最终带来国民收入的支出过程（100亿美元+80亿美元+64亿美元+51.2亿美元+……），其中，储蓄与投资将会相等（20亿美元+16亿美元+12.8亿美元+10.24亿美元+……）。如果s=0.2，那么最终带来的国民收入就等于500亿美元。用公式来表示就是Y = （1/s）I。

表达式1/s就是所谓的乘数，在上面的例子中等于5。凯恩斯从理查德·卡恩那里借鉴了这一思想。卡恩是支持并对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的思想给出批判性建议的“剑桥俱乐部”成员之一。这一思想本身可能是比较陈旧的，初次听来似乎能追溯到重农主义学者那里。乘数将特定水平的投资及其引发的有效总需求“转化”为相应的国民收入。适用于绝对数量的规律，也适用于这一数量的改变（用∆来表示）。让我们假设投资上升了10亿美元（∆I=10亿美元），这将会带来5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的增加（∆Y =50亿美元）和伴随着增加的投资水平（∆S=s∆Y=∆I=10亿美元）产生的储蓄增加。如果投资活动发生了变动，那么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也会波动。经济周期与投资活动的波动紧密相连。凯恩斯的核心思想就是：不是储蓄决定投资水平，而是投资决定了储蓄水平。储蓄者不能决定这些事件的过程，而投资者可以做到！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的经济政策就是：总投资必须稳定在与从完全就业条件下的国民收入中获得的储蓄相等的水平上。

● 利息、货币与就业

虽然以上论述包含了凯恩斯对于投资和储蓄关系的论证，以及也许是他对已被广为接受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最具创新性的贡献，但这并不是全部。凯恩斯多次为“摆脱既有思维模式”的困难而感到叹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关于投资决定因素的概念。虽然他强调了长期可获利性预期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到了货币利息率所施加的影响。那些不能通过既往获得的留存利润来对其所有投资活动进行融资的企业需要更多的流动性。一种方法是从银行获得贷款，银行收取的利息就是企业面对的会减少其利润的成本（同时还有如下的考虑：有留存利润的企业面临其他选择机会，例如将其投资到生产能力的扩张上面，或者将其存到银行以获得利息，利息率越高则投资的激励就越小）。凯恩斯将这一要素纳入其分析的方式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处理方式完全一样：利息率i越高，为投资融资的成本就越高，因此I就越小；相应地，利息率越低，投资总量就越大。但是，当投资者用扩张投资活动的方式面对较低的利息率的时候，其决策问题就是：i能够降低到一个使I变得对于完全就业而言足够大的水平，以及我们能指望其降低到那一水平吗？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这是可能的，但概率非常小。主要原因是需要一个用以阻止利息率不断下降的、较高的“流动性偏好”，即对“货币的偏爱”。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需求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作为购买和销售商品时的交易媒介（由于“交易动机”而需要货币），以及作为价值储藏以尽可能地防范未来会出现的不确定性（由于“投机性”动机而持有货币）。这就使货币对经济人而言是有吸引力的。然而，如果流动性偏好是比较高的，将其出售的价格也比较高，那么这一价格就是货币利率而不是别的什么。

这是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后者当中，利息率被设定为使储蓄和投资均衡的水平（完全就业条件下），而在凯恩斯那里，利息率的水平将使货币或流动性的需求和供给相等。凯恩斯思想的要点是，如果流动性偏好比较高（甚至可以期望其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富裕而增高），就不能期望利息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以至于相应的投资会危及劳动力的充分就业。

这就带来了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个差异。在后者中，货币主要是仅仅作为一种交换方式而不是价值的储藏，因此也不会显著地影响实体经济。货币因此被称为覆盖在真实经济系统上的一层“面纱”，并可以在没有对后者产生太多影响的情况下被移除。而在凯恩斯的分析当中，情况是非常不同的，此时经济的实体和货币层面是互相紧密交织的。凯恩斯认为，这两个领域的相互依存性的根源在于货币，也可以作为价值的储藏手段。显然，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人将会持有更大数量的现金头寸（他们将窖藏货币），这就意味着支出会减少。这会影响实体经济，因为企业现在会销售得更少并因此解雇工人，如此等等。

凯恩斯用一个所谓金边债券（consol）的特殊资产的例子，对他认为的保有货币并非一定是非理性的思想进行了阐释，拥有这种资产每年会获得固定的利息支付并且有着无限的到期日。拥有这种证券的人有权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获得给定水平的年息支付（例如100美元）。虽然每年的利息数量是固定的，但是这种可交易证券的每股价格是可变的。价格越高，这一证券的有效利息率就会越低，其将会等于固定支付的利息与其资产价格的比例。如果这一价格高得不正常，众多的金融投资者将预期它会下降，这就意味着对它存在一种潜在损失。如果这一由于资产价格的预期下降导致的损失要大于获得的年利息，他们将会偏好于持有货币而不是资产。对于中央银行给定的总货币供给，货币的总需求现在会大到使货币利息率远高于与完全就业水平的投资相匹配的比例之上。经济系统现在就会陷入一种“失业均衡”当中。

凯恩斯相信，这是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的正常状态。他给出了三种支持的理由。首先，与“基本心理规律”一致，储蓄不会（与之前为简单起见所做的假设一样）与收入成比例增长，而是会大于这一比例。也就是说，储蓄偏好（s）会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上升，所以有效需求的潜在缺口会变得更大。这一趋势，正如凯恩斯特别是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所认为的，由于利润的储蓄倾向大于工资的储蓄倾向会带来从工资到利润的再分配扩大。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面，这种再分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托尼·阿特金森和托马斯·皮克迪在他们的一些研究中对此进行了分析。

其次，凯恩斯同时也再一次遵循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脚步，看到了一种由于实际资本形成带来的利润预期恶化的现象：相对于资本在给定国家当中变得更为“丰裕”的程度，资本相比于劳动力变得更不“稀缺”，其结果就是期望的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最终，投资倾向也随之下降。

最后，大众的流动性偏好，即人们持有现金头寸的意愿导致的货币利息率的相对刚性下降，阻碍了投资“能力”的改善。为得到所需的流动性花费的成本过高，甚至会抑制投资。经济系统陷于两难处境：投资倾向下降，但是它的增长对于应对由于变大的储蓄倾向和货币利息率不充分的向下流动性所导致的抑制性趋势是很重要的。凯恩斯认为，在发达经济中，在这三个因素的作用下存在很强的滞胀趋势。这只能被熟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企业预期的稳定性和（极端情况下的）投资管制所克服。

● “凯恩斯主义革命”

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或者那些被当作其观点的思想）很快征服了学术界以及经济政策方面的一些领域。对该思想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有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1887—1975）的一些著作，特别是保罗·萨缪尔森的教材，即《经济分析引论》，该书最早出版于1948年，并被翻译为几国语言。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以及传统理论在解释和为战胜这一危机提供政策处方上的无能为力，都强化了经济学处于深刻危机中的一种印象。凯恩斯指出了需要进行更多调整的方向。正如萨缪尔森宣称的：“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通论》不仅引发了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例如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和动态经济理论这些新的领域，它也带来了国民收入核算及其国际间协调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1913—1991）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带来了实证经济学和经济周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1930年，在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费希尔（Ragnar Frisch，1895—1973）的建议下，计量经济学协会成立了。这是一个致力于用数学对经济理论进行公式化，并且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测试这些理论的组织。凯恩斯主义的收入和支出模型现在经受了计量经济学的检验，首先是针对单个国家，后来扩展到相互之间进行贸易的几个国家。

在理查德·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1910—2007）的手中，公共财政学经历了一次转型，他用凯恩斯主义的三分法对这一主题进行分析。在1959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力的教科书当中，马斯格雷夫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府功能：配置、分配，以及现在关注的经济稳定性。他认为政府应该关心的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管理和收入政策来提供高水平的就业和增长，以及一个社会合意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凯恩斯主义学说的确彻底改革了经济政策。它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经济政策工具对总收入和总支出进行管理，这些工具一方面对国内投资需求、国内消费需求、公共支出和出口这些所谓的投入施加了影响；另一方面对国内储蓄、税收和出口这些所谓的逸漏施加了影响。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被设计来减轻经济周期的影响，并且带来了高就业率、稳定的价格水平、平衡的国际贸易，以及稳定的增长。在经济下行区间，货币当局被建议降低利息率，而政府需要增加公共支出、减少税收，以及实行预算赤字政策，而在繁荣的时期，应该提高利息率，减少公共支出，提高税收，这意味着财政盈余。其中体现的思想是，通过这种方式，经济活动的波动性会降低，整体就业和产出的严重损失将得以避免。通过一系列（减缓的）繁荣和萧条阶段，预算赤字和盈余将会被消除，因此从这种稳定经济的观点来看，大体上会获得平衡的财政预算。允许出于国家基础设施（如道路、河流和港口等）、教育和医疗系统等的建设而进行的公共投资所导致的预算赤字。较高的就业率和产能利用率水平、稳定的价格水平、贸易平衡，以及稳定的经济增长被奉为政策的目标。政府的成败是通过他们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成功地实现这些目标而测度的。

虽然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不再流行，但是它的一些基本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奉行强烈的反凯恩斯主义色彩经济政策的政府因此会遇到需要不断融资的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例如战争。随着最近的金融危机释放出了导致全球性金融混乱的“幽灵”，一些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变体在一些国家变得再次流行，包括美国。这正如凯恩斯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1939— ）在他一本书的标题上总结的：《大师归来》。

第十章 对凯恩斯学说的反应

凯恩斯的研究获得了众多的拥趸，但“凯恩斯主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他的伟大作品为不同的解释留下了大量的空间，尤其是当《通论》这样的著作带有一些模糊之处、局限性和弱点的时候更是如此。

● 长期

凯恩斯有意识地将其分析局限于短期。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弄清楚在给定地点和时间上的整体就业和产出水平，并没有仔细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影响这些变量运动的力量。换句话说，他关注的仅仅是投资需求的单一效应，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投资的收入或有效需求效应”。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所见的，他是通过乘数这一工具来描述这一效应的。然而，投资至少有两种更为重要的效应，虽然凯恩斯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一笔带过了。首先，净投资I会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K，也就是I=∆K。因此，这会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或者潜在产出。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投资的产能效应”。其次，总投资是新的经济知识进入经济系统的工具之一—新的和更好的机器、电脑等。另一种运输工具是“人力资本”，也就是说，受到更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我们可以称其为“投资的生产率提升效应”。

前两种效应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投资活动掌控了有效需求和跨时的潜在产出的发展，那么投资活动必须依据哪一条路径以使得这两者的发展持续地匹配，以使生产能力的提高总是伴随着同样程度的有效需求的上升呢？在这一例子当中，不断增长的资本存量总是被完全利用了，这是因为有效需求将会与潜在产出和谐发展。

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1914—1997）和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1900—1978）在20世纪30年代的晚期和20世纪40年代研究了这一问题，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哈罗德1948年的《动态经济学》一书。设想净投资年复一年地保持不变，在这一例子中，有效需求将会由乘数决定并长期维持不变。然而，资本存量将每年上升I=∆K，其产能也会提高。水平不变的有效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潜在产出意味着产能利用率的下降。显然，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状况。为了使收入和产出效应平衡，并且使宏观经济需求跟上生产能力扩张的步伐，投资也需要随着时间而增长，并且要按照哈罗德所说的“有保证的”（warranted）的特定速率进行。正是这里的“有保证的”增长速度确保了投资者的期望得以实现：他们在市场增长的期望中扩张了其生产能力，实际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

如果投资并不是以“有保证的”速度增长会如何呢？如果它们增长得更快，需求将会比生产能力增长得更快，产能利用率将会上升。如果投资者（错误地）推断他们并不对市场的期望增长速度足够乐观，并且更迅速地扩张了他们的投资，他们仅仅是扩张了收入效应和产能效应之间的差距：经济系统进入了繁荣期。在相反的例子当中，产能效应超越了收入效应：经济系统滑向了累积的下降轨道—一种萧条。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均衡不稳定地停留在“剃刀边缘之上”：从“有保证的”速率偏离的程度被扩大了（哈罗德并没有像剃刀边缘这一名称暗示的那样，将情况看得如此严格；实际上他在脑海中形成的是在所获得的不稳定性之外的一条走廊）。这就是哈罗德的“不稳定性”理论：经济将会传递很容易被误解的信号，并引发那些会恶化情况的反应，而不是促进它。系统可能做不到自我规制，并且需要通过审慎的经济政策措施来稳定。

● 经济增长和公共债务

如果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和其他目的（基础设施、教育和科学、国防等）进行干预，并且不是通过税收而是用公共债务为它的一些活动提供资金，就会带来经济体能够承受多大的公共债务的问题。在一篇发表于1946年的文章里，多马在一个稳定增长经济的框架当中分析了这一问题。多马强调，在评估公共债务的时候，重要的不是其绝对值，而是政府负债率，即公共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是重要的。如果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这种状况就会变得不可持续。当需要为债务支付的实际利息率（名义利息率减去价格水平的期望增长）超过实际GDP和税收的增长率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例子。多马认为，绝对数量上的公共债务的增长与不变或者甚至是下降的债务比例完全相容，同时增长的利息负担在给定的情况下，将会吞噬增加的税收收益。

一些人倾向于认为政府债务本质上是糟糕和危险的，必须不计代价地加以抵制。这种幼稚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斯密与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一些例子，为那些提供了一系列的公共商品，例如道路、学校、国防和其他等而进行的一些公共支出进行债务融资的行为做出了辩解。但是，稳定现代经济的需求却是斯密没有预期到的例外情况，他所研究的经济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经济环境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非常大的不同。多马用抽象的形式描述了公共债务得以维持的限制性条件。

● 周期和趋势

学者们已经为经济周期和经济长期趋势之间的关系贡献了很多研究。卡莱茨基对此已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种趋势或者经济的长期发展只是其经历过的一系列短期关系的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马克思和米克海尔·图干—巴兰诺夫斯基（Mikhail Tugan-Baranowsky，1865—1919）而不是凯恩斯的观点，卡莱茨基设计了不同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特征和增长的趋势。这些都已经汇编进了他1939年出版的《经济波动理论论文集》中。后来他又发表了《政治性经济周期》论文，在该论文中他声称一种成功的就业政策将会使劳动力更为稀缺，并且因此使得工资上升，这导致雇主的反对不断增加，并最终迫使这一政策被抛弃。他强调永久的充分就业和资本主义之间是不相容的。

如果经济活动是周期性的，也就是说，上行趋势常常伴随着下行趋势，那么如何解释其翻转，即向上和向下的转折点呢？根据卡莱茨基的观点，繁荣会遇到“充分就业障碍”的阻碍，此时工资、价格和利息率被提高，而资本形成的可获利性下降，从而增加了以信贷进行融资的投资行为的风险。随着国民收入和国内商品价格的上升，进口会上升而出口会下降。这会导致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繁荣的泡沫破裂，经济经历下降的过程。在萧条期，工资、价格和利息率将会下降，这又会促进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 乘数和加速数

在一篇发表于1939年的论文当中，凯恩斯用他的“乘数—加速数”模型对周期和趋势的问题进行了正规的理论分析。在文章中，他将乘数和加速数的思想进行了对接—采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假定当前投资为依靠（或被引致的）有效需求变化的投资函数，也就是说，当期实际需要的产出和上一期实现的产出之间存在的差异。如果有效需求上升了，那么投资水平也会随着提高，反之当其下降之后，投资也会萎缩。一方面取决于投资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反应（由所谓的“加速数系数”来测度），另一方面依赖于储蓄倾向的大小。萨缪尔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系统的行为会有很大的差异。他列举了各种可能情形的拓扑结构，其中包括稳定的增长、有着不变幅度的周期以及收缩或扩张的周期。改变其中的一个参数（加速数系数或者储蓄倾向）将会推动系统从一种制度形式转变为另一种。也就是说，它会从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影响系统的行为。这与很多经济分析中包含的连续性假设存在冲突，因为这里不存在这种制度变化的空间。这让我们回想起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其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中留下的名言：“自然不会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然而，在他1919年出版的《产业和贸易》一书中，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进展的影响，他从这一表述退了一步，转而提出了“自然害怕跳跃”（natura abhorret saltum）的说法，这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主张。

● 自发性投资

1950年，约翰·希克斯出版了《对贸易周期理论的贡献》一书。当繁荣被危机终结的时候，一个周期上部的转折点会引发衰退，这可以用经济受到的“天花板”障碍（劳动力充分就业，过度的产能利用率、上升的工资和下降的利润）来轻松地解释（正如卡莱茨基所说的）。然而，什么应该为该周期的下部转折点负责并不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即使没有货币当局和政府实施稳定性政策，下降的经济活动也不会进一步突破的“底部”。希克斯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并不仅仅是由给定商品的需求变化所“引致”的（如同哈罗德所说），而且在其不依赖于给定市场中的需求，而由新市场中与需求有关的期望所导致的意义上是部分“自动的”。简言之，通过自发投资，新的商品与新的生产方法和方式将被引入经济当中。有关这一系统当前状态变量的信息对于这些投资的成功而言只有有限的意义。所谓的自动稳定器也可能带来好的转变。失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类的制度将会阻止消费下降到一个特定的水平。最后，成本的下降将会促进国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改善并带来出口的提升。

IS-LM模型和新古典综合

直到现在，我们分析的大部分理论贡献都是关于将凯恩斯的分析扩展到长期，并以此克服它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另一个是其分析局限于封闭经济，没有考虑对外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同一时期，生发出了一个为《通论》提供不同的解释和批评意见的庞大群体。那么，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性人物试图用他们习惯的分析框架来理解《通论》中蕴含的信息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约翰·希克斯于1937年发表的颇具影响力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学派”》一文中，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意义中重新解释了《通论》，并且阐释了所谓的IS-LM模型。这一模型成了许多年来宏观经济学的基准模型，它的一些变化版本直到今天都依然流行。

尝试运用新古典理论的视角来看待凯恩斯学说的方法所具有的特征是，失业被归结为经济系统的刚性。这妨碍了系统的平滑和有效运转。刚性尤其与工资率、商品价格和利息率有关。如果没有他们主张的这种刚性，经济系统将会带来一种走向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资本存量被完全利用的趋势（这并不意味这里没有经济政策的空间，因为私有企业经济对于这样一种状态的调整过程可能是缓慢的，能够通过政府干预而加速）。这类文献的理论焦点因此是这种刚性的原因和效应，这一经济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摆脱这种刚性或者超越它们。

希克斯将凯恩斯主义的学说（或者他所理解的凯恩斯主义学说）浓缩为有着两种市场的模型，即商品和货币市场。他这一重新阐释的要点在于对这两种关系的构建。一个反映了商品市场上的所有可能均衡，是以储蓄（S）和投资（I）的相等为特征的；另一个则反映了货币市场上所有可能的均衡，以流动性需求（L）和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M）的相等为均衡特征。前一种关系现在被称为IS曲线，而后一种被称为LM曲线。

第一种关系描述的是在计划储蓄（S）和计划投资（I）相等情况下的所有国民收入（Y）和利息率（i）水平的组合。依照凯恩斯的观点，国民收入越高，储蓄就越高，而相应的假设投资就越高，那么利息率就越低。因此，IS曲线表现的是一种确保I和S相等以及商品市场均衡的Y与i之间的逆向关系。

第二种关系与货币侧相关，展现的是货币或流动性（L）的需求—来自交易和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总和，等于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供给（M）的所有Y和i的组合。这里的Y与i之间的关系是正向的：国民收入越高，来自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就越高。为了使来自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与保有的货币供给相等，利息率必须与国民收入一道上升。这就是所谓的LM曲线：沿着这条曲线，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处处成立的。

IS曲线和LM曲线的交点最终决定了使得两个市场共同处于均衡的Y和i的水平（见图10—1）。经济系统因此被认为会趋向于这一均衡。以这种观点来看，有效需求（投资加上消费）的水平决定了就业水平。如果投资下降了，那么总的有效需求也会趋缓；相应地，劳动力就业水平将会变低。如果投资是活跃的，那么需求也将会是活跃的，劳动力就业将会更高。失业并不是一个“非均衡”的现象，因为它可能会由于模型预期的刚性而变得普遍，特别是一种不充分的向下灵活的利息率，或不能对于利息率变化做太多反应的投资需求，以及一种可能太高的流动性偏好都会导致这一问题。

图10—1 IS-LM模型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1918—2003）在其1944年出版的《利息和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中最先将劳动力市场融入这一模型当中。这就使萨缪尔森所定义的“新古典综合”变得更为完备，并且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中重构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思想。新古典主义充分就业的例子和凯恩斯主义的失业例子因此都作为用来定义与投资、储蓄和流动性偏好有关的潜在行为关系的不同参数组合的结果。一方面，新古典情形的特征表示的是一种相对于利息率水平和非利息弹性的货币需求具有很高弹性的投资需求，这就意味着投资性动机（以及作为价值储藏的货币功能）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投资被期望为可以达到一定水平，此时与充分就业时的储蓄相协调。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的例子，其中投资对于利息率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但是货币需求则是非常具有利率弹性的，在极端的例子中甚至弹性是无穷大的：仅仅是利息率的少量下降就会导致货币需求的强劲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在这一例子中，利息率并不会下降太多，即使利息率真的大幅度下降，投资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刺激：不明朗的长期可获利性预期使整个经济变得麻痹了。经济系统现在处于一种“失业均衡”当中（日本到现在持续了超过二十年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非常高的流动性偏好导致经济停滞的著名例子）。

这一分析对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都有重要的含义。一个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中央银行通过在公开市场中购买政府债券来提高货币供给的方法，将会使LM曲线向右边移动，不会造成利息率任何的显著下降，因此也不能刺激出足够的投资以带来充分就业。在这种环境中，只有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IS曲线向右方移动才会带来一些弥补。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验表明，凯恩斯对于利息率向下刚性（在零之上）的担心并不是合理的—实际上不仅是实际利息率，甚至在一些国家名义利息率也会变成负的。同时，在这样一个情形下，也证明了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用处不大而财政政策必须介入的观点是正确的。

有趣的是，凯恩斯对于希克斯的这种形式化表达的回应仅仅是勉强赞同的，但是他的很多追随者反对这一点。琼·罗宾逊将其称为“野蛮的凯恩斯主义”，并争论道，这会强迫性地将凯恩斯的原创性思想并入与传统均衡分析逻辑一致的标准当中，因此掠夺了这些思想当中的革命主义特征。这一经济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不确定性和波动性期望的作用被遗漏了。这些因素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中这一理论方向的倡导者都认同基于新古典主义而对凯恩斯思想进行的重新诠释是误导性的，也是站不住脚的。他们对于凯恩斯思想的精髓是什么、它该怎么样进行发展和如何在政策建议方面进行应用并没有太多共识。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因为如同皮安杰洛·葛瑞格纳尼（Pierangelo Garegnani，1933—2011）所说，《通论》代表的是在全新的要素（如乘数）和传统要素（如对利息率而言具有弹性的投资函数）之间的“不牢靠的妥协”。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当中一些最著名的代表性人物有剑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和匈牙利出生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意大利经济学家卢伊季·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1930— ）、英国经济学家乔治·沙克尔（George Shackle，1903—1992）、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和保罗·戴维德森（Paul Davidson，1930— ）。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如下一些新古典主义教条的摒弃：萨伊法则和对于完全就业趋势的肯定；货币是实体经济的面纱而对其没有影响的思想；储蓄决定投资而非反过来的命题；以及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

罗宾逊夫人和卡尔多提出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理论。他们的理论贡献包括，在他们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文章中，他们从在完全就业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管理能够很好运行的假设开始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卡尔多的模型变得特别突出。他强调，其模型主要是建立在将乘数应用于长期情形的基础上。虽然凯恩斯主义的乘数要产生效果需要假定（相当程度上的）不变价格和可变的数量（因为产出可以通过闲置的生产资源进行调整而无须带来价格的上升），在完全就业的经济当中，数量（相当程度上）在短期是固定的，但价格是可变的。在货币工资也是常数的情况下，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I/Y）的上升，以及因此导致的资本积累率（I/K）的上升，意味着更大的有效总需求，这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随着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的上升，实际工资将会下降，利润（P）会上升。利润份额的上升（P/Y），考虑到相对不变的资本—产出率（K/Y），代表着卡尔多所称的一种“特征性事实”（stylized fact）：因为P/K=（P/Y）（Y/K），这就意味着利润率（P/K）必然上升。其中的机制是将收入从工资再分配到利润中，即根据卡尔多的观点，这带来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总体比例（S/Y）向增加的投资份额（I/Y）的调整，这是因为从利润中进行储蓄的倾向通常要大于从工资中进行储蓄的倾向。卡尔多将企业的留存利润视为从利润中产生的一部分重要的储蓄。

卡尔多模型显示了一种新的凯恩斯思想，即投资会带来同样量度的储蓄而不是相反，但此时其中的机制是不同的，这不是给定价格、实际工资和收入分配下通过数量进行的调整，而是在给定数量情况下通过价格和收入分配进行的调整。卡尔多的模型同样认为，收入分配并不是由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要素决定的。

后凯恩斯主义分析收入分配问题的方法适用于一个所有生产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的世界，但会遇到下面一些障碍：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工人和工会的力量相对较强，能够通过谈判得到更高的货币工资并带来价格水平的上升。然而，这将会对收入分配以及更不必说根据变化的资本积累条件而调整的总储蓄倾向的机制造成阻碍。

在几篇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章当中，卡尔多综合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概念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随着劳动分工的扩张，规模报酬将会动态地上升。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其被证明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当英国通过工业革命而获得全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的时候，来自国外的需求加速了制造业部门的增长，这反过来强化了它的领袖角色。这里我们会遭遇一个良性循环，其中活跃的有效需求的氛围对于报酬递增的利用是有益的。根据卡尔多的观点，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均衡理论并不能适用于这里所考察的重要例子，这是因为经济中并不存在均衡或者静止的点。经济实际是在不停地运动当中。其发展是“路径依赖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发生在过去的状况对于现在有一种不可逆的影响），同时也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即使很小的历史事件也能显著地影响事件的发展轨迹。

经济中货币和实体领域的互动在一些研究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虽然凯恩斯已经假定货币主管机构能够控制货币供给，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此并不同意并坚信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中央银行仅仅只能控制利息率。保罗·戴维德森拒绝接受由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所倡导的对于凯恩斯的新古典主义解释，而是坚持了《通论》中的真正创新性：货币通常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在此意义上是中性的，同时，与此密切相关的，带来正向回报的真实产品并不能代替货币。如果它们能够这样，货币将不能在整体上限制就业和产出，那么萨伊定律将会成立。戴维德森认为很多经济决策是受限于有关未来事件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而并非以传统的风险分析所做的那样易受概率理论的影响。例如，像在第八章的分析中海曼·明斯基所强调的，金融部门的内在不稳定性具有扩散到整个经济的趋向。

●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综合

能够被归集到这一名称下的理论贡献，主要是由那些在对新的可得经济事实进行回应的新古典主义综合（之前讨论过的）基础上的理论发展所组成的。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角度对凯恩斯的学说进行解释，正像已经强调的，这些解释在确定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是一种有关各种刚性的经济学，并且并不真正包含太多新的内容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只要仅仅对《通论》投以短暂一瞥就足以挑战这一推测）。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滞胀”现象，即经济停滞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结合，放大了对于凯恩斯的批判，并且滋生了关于是否能在没有通胀趋势的情况下带来高就业水平的怀疑。

在脱离凯恩斯的运动当中，一种对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14—1975）建立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的特定阐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篇1958年发表的论文当中，菲利普斯确信，对于英国而言，在货币工资的增长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倒数关系（第一类菲利普斯曲线）。在较低的失业率水平上，雇员及其工会将会有着更大的协商能力并获得更高的工资。在一篇发表于1960年的文章当中，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 ）为菲利普斯的发现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这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之间长期稳定的权衡取舍关系（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不变的价格水平伴随着一定水平的失业，所以高的就业水平只能通过更高的通胀率来实现。在长期，货币并不是中性的，而是能通过对通胀率的影响而影响失业率。因为充分就业对政治家来说要比价格稳定性更为重要，所以通胀将会加速。

在出版于1963年的一本书中，以色列经济学家唐·帕廷金（Don Patinkin，1922—1995）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引入了一般均衡理论当中，他通过加入货币和信贷部门对其进行了扩展。他的很多分析都围绕着“实际现金余额效应”展开，其中包括了一种广义的“庇古效应”，并且从经济中可用的外部货币实际价值将会随着价格水平下降（上升）而上升（下降）这一事实开始分析。庇古认为，家庭将会意识到这会影响他们的财富，而且其结果是会扩张（或限制）他们的消费。在价格水平下降的萧条时期，这是一种引导经济回到充分就业方向的自动机制。

然而，当价格（和工资）为刚性的时候，这种实际现金余额机制会失灵。在这样的例子当中，经济人的决策制定的计算将会发生变化，因为他们将会在一个或其他市场上受到“配额限制”。此时，经济人如果依旧像新古典理论通常假设的那样只关注价格是不够的，他们也必须考虑到在不同市场中面对的数量约束。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家庭可能希望在给定的工资水平上出卖更多的劳动力，但却做不到，因为企业并不希望扩张生产和产出水平，原因在于它们在商品市场上受到了配额的限制（也就是不能销售更多商品）。价格和工资率不再能承担它们传统的及计划中的平衡供给和需求的功能，交易行为反而会基于所谓的“虚假价格”（也就是不能出清市场的价格），并且有一些经济人的供给或需求将不会得到满足。

这种分析方式的重要支持者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克洛尔（Robert Clower，1926—2011）和瑞典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1933— ）。前者为我们提供了“二元决策假说”的概念：如果你在任何市场上都不受配额的限制，那么，你将会在决策制定的计算中只对（相对）价格因素进行考量。如果你会在一个或几个市场（失业、排队等）受到配额的限制则不会这样考虑。因此，没有工作的工人会在其消费行为中将这一事实纳入考虑的范围，这就像企业的销售问题会影响其对于劳动力和原材料的需求一样。一个市场中的配给制将会对其他市场中的状况产生影响，并且会反射到初始的市场。这表明货币数量论和货币中性论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 货币主义

针对之前提及的一些相关研究，“货币主义”重新定义了货币数量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在其1956年的论文《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阐述》中认为，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有关货币供给影响价格水平的理论，而是一种有关货币需求，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关于实际货币余额需求的理论。如果对货币的需求正好是稳定的，那么价格水平将会由货币供给决定。在另一篇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中，弗里德曼坚称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所预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只会存在于短期当中。但在长期，他认为这里存在一种“自然失业率”，这与经济政策工具完全无关，而且与任何通货膨胀率都是相容的。“自然”失业是自愿的—其并不代表任何非均衡，而是代表员工的偏好。相应地，当工人没有预见到上升的价格对于实际工资和实际现金余额的相关影响的时候，失业只会被压低到自然率的水平。如果工人预见到了这些效应，他们将会通过要求更高的工资以补偿升高的价格的方式进行应对，而就业不会受到影响。虽然在短期，工人可能会被这种突然性困扰，但是在长期，他们将学会对用来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进行正确的解读。其结果就是，在长期不存在萨缪尔森和索洛预测的那种取舍关系，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是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一条垂直线，各种通胀率水平与其都是协调的。一个不能很好理解这一点并寻求减少失业的经济政策将只会带来加速的通货膨胀。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弗里德曼理论的核心问题。他推荐的是一种中央银行将通货膨胀预期稳定在较低水平上的经济政策。这就要求货币供给与生产潜力同步增长。在这里，曾经被宣称已经死亡的萨伊定律英雄般地凤凰涅槃了。如同凯恩斯的同事丹尼斯·罗伯特森（Dennis Robertson，1869—1963）曾经指出的：“如果你在同一个地方站的时间足够长，你是能够再次守株待兔的。”

●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追随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的跨期均衡理论的脚步，罗伯特·卢卡斯和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1943— ）在1979年一篇名为《凯恩斯之后的宏观经济学》文章中，发展出一种现在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代表了对一般均衡模型的精简，并且从下列大胆的假设基础上开始展开他们的分析：所有的经济加总变量都可以从经济人理性行为的结果中推导而来；所有的价格和要素收入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所有的市场都是永久出清的，因此所有的失业在定义上就是自愿的。很明显，从一开始这种方法就无法捕捉非自愿性失业和危机这些现象。在过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适应性预期”被视为是与理性行为不相容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在对其利润或效用进行最大化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向前预期的，并且被认为会利用所有有关市场未来发展和经济政策措施的可得信息。虽然单个经济人可能会犯错，但整体上这些错误会相互消除。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这些学者感觉能够在只有一个单一的代表性经济人的条件下进行他们的经济分析，因此将所有社会紧张关系和不同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忽略了。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里面所有经济人都是追求最优的，那么经济政策如何能够起作用，以及甚至为什么要对其进行尝试呢？也就是说，如果政策措施总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那么，它只会在经济人不能预见到其效应的时候发挥作用。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影响就业，尽管其效果最多是暂时的。理性的经济人将很快意识到他们被欺骗了，他们也会随之调整他们的行为。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将失业率永久性地降低到其自然水平之下是不可能的。

显然，我们面对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引入的研究主题的一个变体。与他非常相似的，卢卡斯和萨金特也主张，一种误导性的经济政策不仅不能永久性地增加就业，更会通过引发通货膨胀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导致大量的损失。这就使经济人的决策过程更为困难并易于犯错。进一步地，（非生产性）政府支出一定会挤出（生产性的）私人投资—这不足为奇，因为充分就业是被假定为占据了主要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支撑了货币主义者对于第二类菲利普斯曲线的批判，并且否认了这一曲线的有效性。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非但不会带来好处，它实际上反而引发了破坏作用。

在这样的观点下，经济系统的失灵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对这一系统进行干预导致的首要结果。如果不考虑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家确信私有企业经济将会顺利和有效运转。卢卡斯将经济周期理解为其反映了经济事物对于货币“冲击”的一系列反应，也就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的变化。这些冲击的脉动将会导致整体经济供给的变化，因为经济人一开始是将这些冲击错误地理解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因此在这一范围内，货币在短期并不是中性的。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 ）和费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 ）通过将任何宏观经济总量的可观测波动都完全归因于技术和偏好不可预期的变化，从而发展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反映的是经济人对于突然变得可获得的信息的最优反应。

这里描述了一幅完美运行的经济图景，与之相关的，对于凯恩斯主义的猛烈攻击被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1949— ）恰当地表述为“潘格罗斯医生的宏观经济学”。在伏尔泰（Voltaire）1759年的讽刺作品《老实人》当中，潘格罗斯医生始终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美好的世界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尽管在他周围正不断发生各种灾难，并且贫穷和不幸无处不在。由于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带来的大衰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已经在经济学这一行业中失去了很多支持者。在卢卡斯于2003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致辞当中，他大胆地声称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进步，“防止危机的中心问题已经被成功解决了”。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会为人们省去很多麻烦。

● 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

对于潘格罗斯医生式经济学问题的新凯恩主义解答是由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 ）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给出的。他们在价格刚性和不对称分布信息条件下，特别是在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环境中分析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在不完全竞争，特别是寡头垄断环境中，商品价格是相对刚性的，因为如果一个企业改变其价格，其他企业将会进行报复。这将会导致一个对所有企业而言都代价高昂的价格战争。由于害怕引发这样一场使自己更为虚弱的战争，企业一般会保持固定的价格。

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分析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通常企业仅仅能以高不可攀的成本监督其员工的表现，所以他们会转而选用其他方法来避免怠工行为和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即使在面对失业问题的时候，他们支付的额外工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是“有效”的，因为较高的生产率带来的收益会超过所支付的更高的工资。

虽然失业者和就业者在工作机会上的竞争会在传统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中带来工资降低的效果，但在现在这种分析视角中则不会如此。对企业而言，他们支付的“效率工资”会最大化其利润，同时也不会随着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而遭受损害。被雇用并支付效率工资的工人没有怠工的激励，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而被发现，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比较高的。

在与安德鲁·威斯（Andrew Weiss，1947— ）于1981年共同发表的名为《不完全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一文中，斯蒂格利茨审视了银行拒绝贷款申请的现象，甚至这些受拒的贷款者当中包括了一些值得信任的有潜力的借款人。在现行利息率水平下，当贷款需求超过贷款供给的时候就会导致信贷配给，但是银行并不准备满足这些更多的需求或者是提高利息率。这种市场失灵的例子是由于在委托人（银行）和代理人（借款人）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分布。利息率的上升不但会降低需求，而且根据银行的预期，也会增加来自有着较差信任价值的借款人的信贷申请的比例。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几种。借款人想针对那些银行对其有着不完全信息的风险项目进行融资。风险越高，从该项目中得到的期望利润就越高，同时这一项目失败的概率就会越高。有着较高信任价值和低风险的申请人将会在利息率比较高的时候退出申请的行列，因为他们担心将不能偿还贷款和利息。如果经济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则情况会不同：如果他们成功了，高利润唾手可得，如果他们失败了，银行将不得不承受损失。这会导致逆向选择，而银行试图通过信贷配给而不是通过提高利息率的方式来避免其发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最大化利润。信贷配给因而被认为是一种均衡的现象，与效率工资的例子一样，结果将会带来非自愿性失业。

● 当心空想投机者

亚当·斯密已经在他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预见了这种论点。他的一些观察读起来像是对于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的评论。随着银行业务的（有时是过度的）增长，银行家对其债务人了解得“非常有限”。他们将货币给予“空想投机者，以及流通中的交换票据的开票人和背书人，他们将会把货币用于那些铺张浪费的事情当中，这在他们得到所有可能帮助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永远不能完成，即使他们应该完成，也永远不能偿付他们真正导致的花费”。斯密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空想投机者”愿意支付高利息率给银行，他们希望从他们的“奢侈的行为”中获得非常高的利润，如果这一行为失败，他们也没有偿付债务的打算。而那些“清醒而节俭的债权人”，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资金和惊人行为，（但是）有更坚实的基础并且是可盈利的”，相反，他们在经过仔细计算之后仅仅准备支付较低的利息率。因此，银行可能被预期更倾向于空想而不是清醒和节俭的贷款人。这会带来逆向选择问题，使一国资本的很大一部分从审慎和可获利的（项目）转移到冒险的和没有营利性的事业当中。

● 新新古典主义的综合

对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做出回应的有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1955— ）于2003年出版的《利息和价格》这本著作。他所呈现的模型是基于（在其简化形式中）三个方程。第一个方程是对于“代表性家庭”跨期（也就是跨时）效用最大化行为的公式化。代表性家庭，是在最近文献中广泛应用的一种虚构的经济人，并不是通过对有着不同特征的许多个体的一致性加总形成的，而仅仅是假设的。因此说这类模型有微观基础是过于大胆的。第二个方程包含了新凯恩斯主义版本的菲利普斯曲线。这通过垄断竞争企业的价格设定行为决定了通货膨胀率。第三个方程包含了货币政策的反应方程，这一方程显示的是，中央银行根据以约翰·B.泰勒（John B.Taylor，1946— ）命名的所谓泰勒规则来改变名义利息率。泰勒规则表明利息率将会对偏离合意水平的当期通胀率和偏离潜在产出的GDP水平做出反应。如果当前通货膨胀率超过了合意的水平，中央银行将提高利息率以限制需求。如果GDP降低到潜在产出水平以下，中央银行将降低利息率以刺激需求。其目标是对通胀以及对潜在产出的偏离进行最小化。货币并不是中性的，但是货币政策能将对这种中性的背离限制在较窄的范围内。

伍德福德著作的标题参考了克努特·维克塞尔1898年的《利息和价格》一书。这两本书的主题最终都是解决货币利息率等于或者不等于“自然率”的问题（也就是等于利润率），以及如果前者偏离了后者将会发生什么。如果货币利息率更小，我们会得到通货膨胀。在相反的例子中，我们得到通货紧缩。我们可以采用熊彼特的说法，即旧思想戴上面具走向了舞台，但是在内在本质上，它们大体上是不变的。

第十一章 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在20世纪中期，与伴随着凯恩斯思想而兴起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同时代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理论，也相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自相矛盾的）在有些新模型中行为人的时间维度被假定为是无限的，瓦尔拉斯式的对长期均衡的关注还是被对短期均衡的偏爱所取代了。正如我们在本章后面将会讨论的，偏离长期均衡概念的原因之一，是将其与给定的异质性资本商品的初始禀赋进行协调有难度。该领域最重要的作者有约翰·希克斯、保罗·A.萨缪尔森、肯尼斯·J.阿罗以及法国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1911—2010）、杰拉德·德布鲁和埃德蒙·马林沃德（Edmond Malinvaud，1923—2015）。

● 约翰·希克斯

在希克斯1939年的《价值和资本》一书中，他将经济中的“资本”初始禀赋设定为一组不同资本商品的可得数量。但是正如瓦尔拉斯已经注意到的是，对于随机给定的一组资本品，并不能假定它们中的每一种都会为其所有者带来同样的回报率。例如，有些此类商品可能是过度供给的，因此根本不会产生利润。希克斯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试图通过抛弃传统的（古典和新古典的）长期均衡方法来突破这一困局，这种长期均衡围绕着竞争条件下的统一利润率概念展开，而希克斯偏好的是短期均衡或“暂时”均衡的方法。在暂时性均衡当中，一些资本品是过度供给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暂时性均衡并不能维持太久。实际上，从长期的视角来看，一些资本品的非必要性就意味着一种非均衡，可以预期的是会导致一部分经济人的迅速反应。特别是存在过度供给的资本品的生产将会被打断，直到这些资本存量降低并不再有过度供给。然后，这些商品的生产将会再次开始。

为了在暂时性均衡中决定价格水平、数量等，不仅仅需要知道一般均衡理论中常用的偏好、技术可能性和初始禀赋等数据，同时经济人对于世界未来状态的期望也必须是给定的。因为通常未来的暂时性均衡将与现在的不同，经济人不能指望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此，在每一阶段，他们必须形成有关未来的预期，而且这些预期将会影响经济人现在的行为，这种短期均衡都依赖于这样的一些期望。由于每一个数量、价格和分配性变量的组合都包含着未来变化的萌芽，当经济系统随着时间变动的时候期望也一定会变动。希克斯假定经济人的期望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给定的。于是他设定了一个和生产数量、价格、工资以及与该均衡相关的利润相伴随的暂时性均衡。但是，由于统一利润率仅仅是由此导致的均衡的偶然结果，我们会从经济人那里获得反应，这一博弈会重新从一片混乱中再次开始。这整个发展过程就包含了一系列的暂时性均衡，然而这不会显露出任何朝向其变动趋势的重心位置。这种暂时性均衡缺乏任何的持续性，而这通常是均衡的标志。希克斯后来偏离了他自己的概念，并相信这不会通向任何结果，而且关键性地，这依赖于与期望形成有关的假设，同时对于这一体系的修正可以基于任何一种路径完成。

● 保罗·A.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不仅对当时经济学所有既存的子领域中都进行了耕耘，同时也发展了新的研究方向。他在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通过将每一个经济学问题都重新定义为给定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最大化或者最小化）而宣告了现代数理经济学理论时代的到来。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就成了“比较静态方法”：这涉及对两种均衡状态的比较，一种均衡用给定的一组数据集合（偏好、初始禀赋、技术替代性）来定义，另一种均衡用一组除了一个变量外其他变量都相同的数据集合来定义。例如，如果两个经济体仅仅在劳动力数量上存在差异时如何进行比较呢？这种方法既是比较的，也是静态的，因为它不会探究经济如何随时间推移调整到一种以更大规模的劳动力为特征的新状态。所考虑的这种对比与一种分析方法的捷径有关，因为其假定由于一个数据变化所导致的经济体的调整，将会准确收敛到一个已经被规定与这一过程非常独立的新均衡上。当然，这其中隐含的假设是任何均衡都是稳定的，也就是说，对这一均衡的偏离将会被经济人的行为所纠正。萨缪尔森将这种分析方法应用到了国际贸易、公共产品理论等其他议题当中。

● 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贸易理论

在前一个例子当中，萨缪尔森基于瑞典经济学家伊·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1879—1952）和贝蒂·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发展的新古典主义贸易理论，并将其扩展为现在所谓的赫克希尔—俄林—萨缪尔森或者HOS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拥有不同的相对于土地的劳动力禀赋（该模型所考虑的唯一一种生产要素）。同时，假定两个国家有着相同的技术知识并且经济人的偏好相同。最后，假定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要素都是充分利用的。在对国外竞争者开放贸易之前，有着相对充裕劳动力禀赋的母国的工资率会比国外低，这是因为劳动力相对不稀缺。其结果就是，用相对较多劳动力生产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国内更为便宜。相反地，国外的土地租金将会比国内的要小，因为那里的土地相对更为充裕，因此其稀缺性就较小。在消除贸易障碍之后，HOS模型预测母国将会专业化于生产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产品，并且出口一部分以交换国外土地相对密集型的商品。这种专业化有更进一步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国内的劳动力变得相对更为稀缺，国外的土地资源也会如此。因此，国内的工资率与国外的土地租金都会上升。在一定（非常特殊的）技术条件下，在两个国家中存在工资率和土地地租相等的趋势。这一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从这一简单模型中得到了更多结论。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恰好一种特定商品的价格上升了，然后这将最终导致这一在生产过程中相对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上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读者将会注意到HOS模型最初只是表达为一个有着两个“最初”或者“原始”要素的模型：土地和劳动力。它并不是基于已产出的生产方式或资本商品来构建的，而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资本品的存在会带来不少困难，会对很多经济学家所相信的HOS模型的分析结果—也适用于一个有着异质性资本商品世界的观点产生怀疑。如同英国经济学家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1941— ）和斯坦利·麦特卡夫表明的，从HOS框架得到的一些结果并不总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成立。所谓的里昂惕夫悖论就指向了相同的问题。瓦西里·里昂惕夫在他1953年发表的，有着很多争议的《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对美国资本状况的再检验》这篇论文中惊讶地发现，美国进口的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出口的却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品，尽管美国一般被认为与其大多数贸易伙伴相比是一个有着较大资本禀赋的国家。

学者们对这种从HOS理论的角度看是“悖论”的观点给出了几种解释。有人认为，HOS模型中两个国家拥有同样技术知识的假设是特别靠不住的，因为技术知识不会无成本地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偏好也不会如此。作为技术差异的一个结果，两国使用的资本商品种类和劳动力种类也将会部分不同。当我们开始探讨资本和劳动力的异质性的时候，认为一个经济拥有更多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禀赋的意义是什么呢？显然，资本禀赋的确定只能通过使异质性资本品可以用同一测度衡量来完成，这就要求我们预先假定是以其价格来评估它们。在任何经济中都不存在能够先于并独立于商品价格而了解的类似“资本数量”这样的事情，这与收入分配的知识有关。同时，像在很多实证研究中通常所做的那样，认为一小时熟练劳动力的工作与一小时非熟练劳动力的工作等价是不正确的。简言之，国际贸易中的HOS方法是难以维持的，虽然现在它依然被教授并被应用，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受人尊重了（见第十二章）。

● 公共品

通过对埃里克·林达尔（Erik Lindahl）的思想进行阐释，萨缪尔森也形成了一种公共品理论。公共品与私人品在两个方面有差异：其在消费上是非竞争的，同时也是非排他性的。然而，在私人品的例子当中，比如说一块巧克力，一个人对该商品的消费将会妨碍他人的消费—在消费上是竞争性的。而对于公共品而言并非如此，这时一个人的消费与另一个人的消费之间并不是竞争性的。文献中给出的典型例子是灯塔的灯光：它能警示很多船的船长关于那些碰到礁石的危险。在公共品的例子中，排除他人消费这种商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灯塔的例子中，阻止任何一个其他船长看到灯光的成本非常高昂—公共品并不是可排他的。

萨缪尔森认为，公共品带来了“市场失灵”问题：这种商品的生产者承受了所有的成本，但是在获取收益方面有许多困难。“搭便车”者使用这种商品，但不会为其成本的支付做出任何贡献。这类商品因此应该由公共部门提供。在私人商品的例子当中，为市场提供这种商品的最优数量是在消费者的边际支付意愿等于生产者的边际生产成本的位置。萨缪尔森认为，在公共品的例子中，最优的数量是在所有社会成员的边际支付倾向加总对应边际生产成本（公共资助的）的位置。

除了他明显持有的新古典主义信条之外，萨缪尔森同时也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他在动态经济理论上的突破性工作表明，经济系统会对初始条件的变化做出敏感的反应，同时没有理由假定它们总是全局稳定的（如果系统在不考虑起点的情况下走向均衡，则这就是全局稳定的均衡）。萨缪尔森并没有将凯恩斯描述的累积性自我稳定经济的可能性看成是一个抽象的例子，而认为这是一个只能用稳定性政策应对的、循环发生的历史性事实。

● 肯尼斯·J.阿罗

阿罗也建立了一些新的子领域（例如“健康经济学”），并且帮助对既存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例如“集体性决策理论”和“信息经济学”）。在1951年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他研究了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阿罗问道，我们是如何在民主制度中形成社会决策的，这些决策与个人价值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

阿罗的研究起点是“孔多塞悖论”，这最先由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引入。孔多塞指出，在一个民主决策过程中，不同的政策选项要服从经过配对的多数决策制定规则的结果。投票的顺序会影响最终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孔多塞循环（Condorcet Cycle）。假定有三个人参加有关三种选择的一个投票，即X、Y、Z。第一个人相较于Y更偏好于X，相较于Z更偏好于Y，第二个人偏好于Y和Z，以及Z和X中的前者。第三个人偏好于Z和X，以及X和Y中的前者。如果在X或Y中进行投票，X将会以2∶1的票数获胜，而Y将会被排除。如果接着进行X或Z的投票，Z将会以2∶1的结果获胜，X将会被淘汰。因此Z将会成为获胜方案，这样就做出了决策。但这里的悖论是：如果将Z与Y相比，那么已经淘汰的Y选项将会以2∶1的票数获胜，随着这些配对投票顺序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通过在更一般的情况下考察孔多塞悖论，阿罗得到了他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他是基于一组被认为是可行的且不需要进一步证明其正当性的抽象公理或条件推导出来的。这一定理是说，对于有着三个或更多成员的社会，没有一个可以从个人价值中得到一致性社会决策的程序。因此，社会决策将不会满足在个人理性行为理论中存在的同样逻辑—这就意味着“社会”不能被视为一个代表性个体。一般而言，这里也没有一个如同美国经济学家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1914—2003）和保罗·萨缪尔森分别在1938年和1947年假定的那样的社会福利函数，相应地，这种函数也不能从个人偏好中一致性地推导出，并且能够被作为经济政策建议的指导性原则。

我们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人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行动并且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家庭、职业、体育、政治等），并且假定这一个体对每一个社会背景都有着确定的偏好，那么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甚至能够适用于一个单独的个人。这会解释为什么个体会体验不一致的认知，且有时候很难做出决策，这会反映出他们承担的不同角色当中的冲突。这也会解释在大卫·休谟的观察当中包含的智慧：“人类是各种矛盾性的堆砌”。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和从个人偏好推导出社会决策直到今天都在被讨论。现在关注的焦点在于，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公理是不是不容置疑的，以及如果其中的一些公理弱化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容我们之后再讨论）。

部分是通过与罗拉尔·德布鲁和弗兰克·哈恩（Frank H.Hahn，1925—2013）的合作，阿罗对 “一般跨期均衡理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为显著的是，在他们1954年名为《竞争经济中的均衡存在性》的论文中，阿罗和德布鲁在满足有关经济人偏好和技术选择集合一定假设的条件下，第一次证明了均衡是存在的（这些假设都比较强，并且与完全竞争这个一般均衡理论的基准模型相容）。这一结果已经被很多不同方式进行了解释。哈恩将其视为一种不可能性理论：在这些假设适用的领域之外，没有办法保证均衡的存在性，所以这种理论被认为对于解释现实没有太大贡献，因为现实并不遵循这些假设。但是，其他人认为这一模型很好地捕捉了经济现实的特征。例如，所谓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就包含了阿罗—德布鲁模型最基本的特征，在应用经济学领域使用得非常广泛，而卢卡斯的宏观经济学包含了该模型的一个更为精简的版本（在第十章我们对此已经做了分析）。不过，哈恩则并不认同这些主张。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考虑的仅仅是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然而，这里我们必须简短讨论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特征是均衡的唯一性。也就是说，这里仅有单一的一个，还是有几个均衡点？如果真的存在几个均衡点的话，那么问题就变成其中哪一个是相关的那个。如果不借助于特定的假设就无法对此做出回答，即排除其中一个之外的所有均衡点，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满意的状况。第二个特征甚至要比我们已经讨论的第一个特征更为重要：这一均衡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已经强调的，如果均衡不是稳定的，那么这一均衡的存在性也就几乎没有意义，这意味着从均衡点的偏离会从经济系统内部驱动回复均衡的力量。在后一个例子中，偏离将会是自我修正的，同时在这个例子当中，从不稳定均衡点的偏离将会自我放大，作为一个休止点或者吸引子的均衡概念将不复存在。

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的问题比较复杂，并且在很长时间当中都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系统的稳定性有着强烈的信仰，但这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证明的支撑。这一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随着雨果·索南夏（Hugo F.Sonnenschein，1940— ）、若尔夫·曼特尔（Rolf Mantel，1934—1999）和罗拉尔·德布鲁等的文章发表而得到了改变。不过，他们得到的结果却并不令人乐观：除非在一般均衡理论持有的常用假设上面增加更多大胆的假设，否则对于均衡稳定性的证明看起来都比较糟糕。导致这一负面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市场的相互依存：在一个市场上发生的任何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在所有其他市场上发生的事情，并且通常会涉及所谓的收入效应。因此，劳动力市场上较低的工资会导致对消费品的较低需求，这反过来引发了对劳动力的较少需求，如此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循环流转关系成为经济的重要特征，凯恩斯强调这会产生破坏作用。由于这种有关稳定性的负面结果，马丁·黑尔维格（Martin Hellwig，1949— ）将阿罗—德布鲁类型的一般均衡理论称为“失败的研究计划”。

阿罗对这一让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国家银行经济学奖）的理论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清醒认识。给定经济人将其决策建立在对他人行为的期望上，同时他人的行为决策也基于对另外一些人的期望行为，在如此等等的条件下，阿罗指出预测未来经济事件即便是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凯恩斯特别针对金融市场做出的强调，这需要形成关于他人预期的预期。试图预测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家，因此面对的是要预测所有这些相互关联的预期的艰巨任务。

阿罗坚持认为，要使一个市场体系变得完美，将会需要关于所有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一直从现在存在到永远。然而，这里没有这样完整的一套市场，同时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这样一整套市场。例如，考虑一下那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产品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创新—熊彼特的宏大主题。这就是阿罗选择放弃一般均衡理论基础性假设的原因，虽然这是一种被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强烈赞同的假设，即价格中包含着所有需要用以做出决策的信息。阿罗却反对这一点，他强调很多重要的信息并不是由价格系统传递的。例如，泡沫破灭之前股票市场上的价格就是一个例子。这些价格对资产真实价值反映得很少。基于这些考虑，随之而来的是金融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说”很难再得以维持（参见第十二章）。

以上这些考察已经预示了阿罗在信息经济学当中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即分析了不确定性、不完全或非对称性信息和道德风险的作用。他将出现在购买风险债券和保险单过程中的风险厌恶行为模型化，把其表达为一种对更高实际收入的期望价值赋予更高风险权重的关系。阿罗同时也将不确定性和风险的问题纳入了一般跨期均衡模型，为现代资本市场理论，也为金融市场的分析提供了基础，即它们是如何运行及如何失败的。阿罗的另一个关注焦点，即不对称信息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对于医生—患者之间的关系、购买二手车等广泛话题有着不少启示。阿罗认为经济人之间能够发展信任关系，这是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理想保险市场的一种替代。

● 阿马蒂亚·森

在1971年的《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一书当中，在印度出生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通过改变其公理性假设分析了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从而为我们带来了“可能性定理”。例如，他分析了给予每个人在其自身偏好基础上对政策或社会选择进行投票权利的意义。此外，他也发展了另一种不可能性定理，即“帕累托式自由的不可能性”。这指的是帕累托最优条件与允许任何一种偏好情况下个人自由的最小要求之间的冲突。森给出了下面的例子：对两性关系过度拘谨的人可能不会认为阅读一本公认的色情书（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一种享受，但是对于好色之徒来说，让他阅读这本书并以之为乐可能更不是一种享受。相对地，好色之徒很愿意阅读这本书，但是可能他更偏好的是那些“假正经”来读这本书并因这种阅读感到难受。那么人们能够以自由的名义要求任何人都不要读这本书，即使好色之徒喜欢，这样做吗？根本不行。那么人们可以同样以自由的名义，要求“假正经”之人必须读这本书，甚至在他们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吗？也不行。那么唯一存在的可能性就是让好色之徒去读这本书。但是，根据他们的偏好，对两个人来说具有优先权的选择是“假正经之人”读这本书而好色之徒不这样做。

基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一书以及集体决策的理论，森也构建了测度收入和福利不平等程度的指数，并且在1976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贫困指数。他对饥荒问题非常关注，并认为这一现象在民主社会表现得相对不激烈，因为穷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森坚持认为，贫困并不仅仅是收入问题，包括了权利、自由以及人们拥有和要求提供支持的能力在其中会起作用。

森在他1977年的《理性的白痴：对经济理论行为基础的批判》这篇论文当中，将只最大化自己个人利益的经济人称为“理性白痴”，并且给出了下面的例子：A向B询问去火车站的路。后者为他指出的是去邮局的路并且问他，能否在恰好经过邮局的时候，为他在那里寄一封信。A同意了，并决定在下次有机会的时候打开这封信并看看里面是否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森希望通过这一例子传递的信息是，正如很多经济理论中假定的那样，如果这个世界充满的是那些只关心自己的人，人类社会的博弈结果将会是非常可悲的。简言之，经济人的假设虽然在一些有限的环境中是有用的，但不能为一个热衷于解释现实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合适的起点。

在最后一章中我们将会讨论一些经过精心选择的领域，在这些领域当中包括了从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学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进展（其他这样的领域，例如演化经济学，已经在之前的章节有所涉及）。尽管这些发展是比较新的，但是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历史中。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本书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总结，更不用说是完全的。其主要目标是展现经济学领域是富有活力和繁荣的这一事实，以及这些新发展常常牢固地植根于很久以前形成的思想和概念当中。

第十二章 在一些特定领域中的进展

● 博弈论

完全竞争假设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人拥有操控市场的力量，且他们都充分了解所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相关情况。与之相反，在现实中很多企业有市场力量，同时它们并不充分了解在市场中与之相互作用的竞争对手的信息：如果一个企业要采取特定的行为，它必须考虑其竞争者的反应，反之也成立。这种战略性互动在一些给定的环境中取代了调整过程。这类行为就是博弈论研究的对象。博弈论不仅运用复杂的数学工具处理经济学中的问题，同时也分析很多其他领域的议题，特别是政治学、军事和社会冲突等。

博弈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一直到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1700—1782）那里。伯努利曾经在圣彼得堡的沙皇法院工作，他提出了一个如何将货币价值用到下面的游戏当中的问题：抛掷一个硬币直到其“尾部”出现。只要抛掷硬币出现的是“头部”，参与人将会在第一轮收到2达克特的金币，第二轮收到4达克特，第三轮收到8达克特，依次类推，从这一轮到下一轮获得的金币数量会加倍。

伯努利提的问题是，何为这一“游戏的期望价值”，即在游戏开始之前大家能够预期的概率性收益？在这一游戏中，“尾部”在第一轮出现的概率是1/2，其在第二轮中出现的概率是1/4，第三轮是1/8，依次类推。期望价值是以其出现的概率为权重的报酬的加权和：（1/2）2+（1/4）4+（1/8）8+…=1+1+1+…一直到无穷大。这一结果的总和将会是无穷大的，因为该游戏在理论上只要“尾部”不出现就会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此，理论上游戏玩家应该会为了参加这一游戏而支付大量货币。但是，这与实际生活经验相违背；没人会为了参加这种游戏而支付过高的金额。

伯努利是如何解决这一悖论的呢？在他看来，我们是根据期望效用而不是期望货币收益来对这一游戏进行评估的。他认为玩家的效用并不会真正随着收益增长而同比例上升，而是以较小的比例增加：每一期望单位货币增加导致的效用增量将会下降并逐步趋向于零（我们在第四章分析边际效用理论的时候已经遇到过这一假设）。

两位现代博弈理论的创立者利用能够支撑伯努利假设的“期望效用理论”推导了描述理性行为的公理：他们是匈牙利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以及奥地利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从1928年开始，冯·诺伊曼对类似象棋和扑克这样的室内游戏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数学结构进行了分析。直到摩根斯特恩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冯·诺依曼一起共事之后，后者才开始转向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他们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被认为是现代博弈论的摇篮。

虽然很多传统经济理论都预设经济人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但博弈理论模型关注的是互动的经济人。在这样的“博弈”中，经济人之间会形成具有“紧约束”的协议。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探讨的是“合作博弈”。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研究的则是“非合作博弈”。

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著作触发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后续研究进展，其在20世纪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这可以通过许多博弈理论家都获得了瑞典中央银行的经济科学奖（即诺贝尔经济学奖）体现出来。

两人零和博弈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弈行为，此时，不管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两个参与人的报酬之和都是零，其原因就在于一个参与人的收益就是另一个参与人的损失（扑克牌游戏就是零和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在1928年的一篇德文文章中，冯·诺依曼已经为这个两人博弈提供了一个解，这也出现在上文提到的他和摩根斯特恩的那本书中。要将这一博弈推广到n（n>2）个人 （总报酬可变）的情形中是比较困难的，直到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在他发表于1950年的两篇论文中才对此问题给出了解答，一篇是针对非合作（竞争性）博弈，另一篇是针对合作博弈。如同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的，有着n个参与者的可变总报酬博弈的竞争解，就是我们所称的“纳什均衡”。它与一个策略组合对应，每一个主体都有一个策略，并且其中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没有激励单边地改变其策略。纳什的这些分析结果现在被广泛地应用到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此外，纳什还研究了满足一系列适当公理的两人可变总报酬博弈的合作解。在一篇发表于1953年的文章中，他分析了另一种类型的博弈合作解并将其称为一种“威胁式的解”，即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是通过胁迫行为来实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所谓的“囚徒困境”问题特别受关注。在这里我们对这一问题涉及的所有内容进行简单的描绘：对两位被指控共同犯下一桩罪行的犯人分别进行审问。如果两个人都不认罪，他们可能受到一个相对比较轻的判决（例如4年）。如果两个人都认罪，二者可能受到较重的判决（例如7年）。然而，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因此实际意味着两人都认罪了）而另一个人不坦白，此时尽管否认有罪的人将会比在所有其他例子中得到更高的刑期（12年），坦白的人会受到相对于两个人都认罪的情况下较短的刑期（3年）的处罚。

不管其他人如何进行选择，坦白都是两个人的最优选择—“占优策略”，这使他们被判7年监禁。这一非合作博弈均衡在最小化两个罪犯的最大惩罚（7,7）方面是个人理性的，但这并不是集体理性的选项，因为如果两人共同否认罪行就意味着每一个人仅有4年的刑期。两个人将会形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契约的解，即合作博弈，然而这在我们所考虑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以一种更一般的形式表达就是，个人各自的理性行为一起会导致比合作情况下更不合意的结果。

博弈论有着广泛的可应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20世纪中期苏联崛起后导致的“东西方冲突”强化情况下的一个产物。冯·诺依曼就曾经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的制造。随着与苏联关系紧张的加剧，冯·诺依曼还被任命为国防政策的战略咨询顾问。博弈论在开发塑造“冷战”期间美国战略的“相互确保摧毁”原则上得到了应用。

● 资本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一方是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方法论的支持者，另一方是新古典主义方法论的支持者，这两派学者当中爆发了一场对于资本理论的争论。由于这场争论中的主要参与者分别来自英国的剑桥（琼·罗宾逊、皮埃罗·斯拉法、尼古拉斯·卡尔多、卢伊季·帕西内蒂和皮安杰洛·葛瑞格纳尼）和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这场争论称为“两个剑桥之争”。虽然初看起来这些争论可能显得与比较晦涩难懂的技术问题有关，实际上它们关注的却是可维持性，或者说是主流经济学所依赖的两个主要支撑：使市场经济得以利用所有其能够处置（充分就业）的生产性资源的萨伊定律；以及根据它们对于产品的边际贡献在不同的索取者之间分配产出的边际生产率理论。来自英国剑桥的批评者们对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假设进行了辩驳。

这场争论发端于罗宾逊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表示不接受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产出方程Y=f （K,L）（其中，Y代表国民产出，K是资本存量，L是劳动力投入），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不能被用来充分地描述一个使用和制造异质性商品的经济。1962年萨缪尔森在其一篇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一概念对于描述宏观经济状况是完全胜任的。他使用一个生产两种商品的模型以期达到这一效果：一种是纯粹的消费品，而另一种是在生产自身和生产消费品的过程中都作为投入品的资本品。他假定对于这两种商品，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者能够在多种生产技术中加以选择。萨缪尔森表明，这一模型展现了与那些著名（非著名）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相仿的性质。特别地，他认为在竞争条件下，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会与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分别相等。他感觉，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表明了经济系统整体上可以用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来进行分析。

后来的辩论表明萨缪尔森的这一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是不成立的。在一篇发表于1970年的文章当中，皮安杰洛·葛瑞格纳尼证明，萨缪尔森的观点只有在假定经济的所有部门在任何条件下都有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比例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而在萨缪尔森的例子中，有些部门生产资本品而有些部门生产消费品。然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将不能通过使用投入品的差异来区分这些部门，那么就会有点难以理解同样的投入品集合为何会带来不同质量的产出。正如葛瑞格纳尼强调的，萨缪尔森关于在所有部门都有相等投入比例的假设实际上等同于假定只有一个单一商品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之外，边际生产率理论一般并不成立，因此一般不能以此来解释收入分配。

在这一场争论过程中，斯拉法开始崭露头角，这不仅在于他复兴了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见第三章），而且为批判边际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础。

这一批判主要围绕着斯拉法所提出的两个假设进行。首先，他认为一个企业、一个产业或者整个经济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是由不同种类的资本品组成。为了显示所使用的相对于劳动力的“资本数量”，个人资本品必须在其相应的价格基础上进行定价和加总。但是，正如我们之前在讨论生产价格（第二章）的时候所看到的，价格不仅取决于使用的技术，而且依赖于收入分配，也就是实际工资率的水平。基于固定在不同水平上的实际工资率和被成本最小化生产者选择的技术的可能差异，相应的利润率和相对价格通常也会不同。此时，“资本的数量”作为一种价值的总和，在知道商品价格之前是不能被确定的，因此也独立于实际工资率：它只能与价格水平和利润率同时被决定。但是，边际生产率理论试图用一种代表给定资本数量的相对稀缺性的表达式来决定一般利润率。由于这已经预设了我们对利润率是已知的，此时就遇到了循环论证的问题。

斯拉法的第二个假设与目前被广为接受的新古典主义观点相对，更高的实际工资率（对应着更低的利润率）并不必然导致单一企业、一个产业，抑或整体的经济都选择一个使用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较多资本（换言之，一种体现了更高资本强度或资本劳动比例的技术）的生产技术。初看起来，这种任何东西变得更贵（在我们这里讨论的例子中是劳动力）都会被替代的思想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由于资本是一种价值量度，所以这些价格以下面的方式进行变化是可能的（实际工资率上升导致的结果），即在一个产业或者整个经济中使用的资本劳动比例不会上升，反而是下降的。这种可能性被称为“资本逆转”。斯拉法也表明，企业可以获得的技术选择性一般不会以利润率的水平排序，即不会是利润率越低，资本强度越大：也可能同样的技术在较低或者较高的利润率水平下都是成本最小，同时一种或其他几种技术在中等的利润率水平上是成本最小化的。这种可能性被称为“技术再转换”。对于资本理论中这些争论的总结性介绍，可参见哈考特1972年的文献。

根据对正统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观点，正是因为它们与萨伊定律相悖，这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发现才有了突出的实际意义。它们削弱了那种总是将失业归咎于工资太高并只能通过削减工资来消除的惯常认识。

斯拉法对于古典主义方法的重新形式化被葛瑞格纳尼、帕西内蒂（1930— ）、尼瑞·萨尔瓦多瑞（Neri Salvadori，1951— ）、贝特兰·谢福德（Bertram Schefold，1943— ）、伊恩·斯蒂德曼和克里斯丁·比达尔（Christian Bidard，1948— ）等做了进一步发展。在2015年出版的《完全产业均衡》一书当中，阿里哥·欧珀切（Arrigo Opocher，1954— ）和伊恩·斯蒂德曼表明，在现在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所教授的传统投入品需求和产出品供给的长期理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理论建立在一次只能改变一种价格的假设基础之上。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第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后，至少有其他的价格也必须变化。但是，一旦开始考虑这一点，使用一种投入品的数量并不总是与其价格负相关的这种关系将会变得很清楚。换言之，通常假定的一种投入品（劳动力、原材料等）的需求曲线与这种投入品的价格之间存在负弹性的观点就不能成立了。

● 增长理论

自古典主义学者开始进行系统性的经济分析起，增长和发展就已经位列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了。然而，其实质内容随着时间流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亚当·斯密的作品中，增长和发展被认为是紧密相连的，并且是经济内部的内生力量起作用的结果，不过在20世纪初期，对于这一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逐渐开始变得重要。这一视角关注的是（数量性）增长，不考虑（质量上和结构上的）发展，并且认为增长主要是外生力量的反映。这一变化的结果是罗伯特·索洛（在其1956年的一篇论文中）发表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这尤其是针对哈罗德在这一领域中所做的工作进行的一种反应。在同一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1918—1989）也发表了一个相似的模型。

分析这一问题的斯密主义方法和索洛方法存在差异，这可以通过他们如何对待影响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子进行说明：（1）技术和组织变迁；（2）资本积累；（3）人口和就业的增长。斯密基于不断深化的社会劳动分工讨论了技术和组织的变化，并因此将其既看作经济发展的结果，也视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索洛认为技术进步的速度是系统之外给定的，他将其视为一种外生变量：技术进步如同“上帝的礼物”一样从天而降。在斯密看来，资本积累通过扩张市场的范围，促进了劳动分工的不断进行，并带来了新的商品、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结构变化（从农业到制造业、商业和国际贸易）。在索洛的宏观经济学方法当中，更多的“资本”仅仅意味着更多同样的东西。在斯密看来，人口的增长是由内生决定的，反映了在其中起作用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而索洛认为，人口增长率是外部给定的，因此被当作一种外生变量对待。

斯密模型的目标是对所考虑的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有着大量替代机会的例子进行分析，即同质性劳动力和同质性资本之间的替代。相反地，哈罗德假设的是一种相对刚性的投入比例。索洛依据一种特定类型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描述了技术的各种可行性，这就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科布（Charles Cobb，1875—1949）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1892—1976）名义命名的所谓的科布—道格拉斯方程：Y=AKαL1-α，此处A和α为给定的（正的）参数。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晚期，克努特·维克塞尔和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 Wicksteed，1844—1927）的著作中已经分析了这一方程。土地被假定为是“资本”的一种，因此不再会在这一争论中发挥任何独立的作用。科布和道格拉斯采用这一方程形式并不是为了表达任何有关生产的理论关系，而是为了模拟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性事实：国民收入当中利润份额和工资份额的相对固定性，前者是由参数α给定，后者是由1-α给定。如果像索洛一样将其解释为生产函数，科布和道格拉斯方程表现的是相对于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不变规模报酬，以及正的但递减的边际生产率。

索洛假定经济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均衡当中，这就意味着所有市场都是同时出清的，因此劳动力是完全就业而资本被充分利用。正如索洛强调的，这是一种对于经济增长的“直绳视图”（straight rope view）。他以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成功地稳定了经济为基础验证了这一观点。给定这些前提假设，经济将会如何随着时间而增长呢？既然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总是充分利用的，那么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是由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做出了贡献的要素的增加所决定的。劳动力的数量被假定为以一种外生给定的固定速率增长，即“自然增长率”λ，而资本存量的增长是由经济人的储蓄行为控制的。依据萨伊定律，索洛假定所有储蓄都被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在他的模型中并没有单独的投资方程）。他在一种简单的比例性储蓄函数的基础上开展了他的分析，这一函数可以明确地被写作：S=sY=I=∆K。因此劳动力和资本存量都会随时间而增长，社会产出也会随之增加。

如果资本存量恰好比劳动力增长得更为迅速（或相反），资本将会变得相比劳动力更不稀缺（或更为稀缺），那么其边际生产率将会下降（上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却将会上升（或下降）。然而，这对于资本积累产生了一种削弱（或强化）的效应。其结果是，资本存量和社会产出的增长率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敛到一种外生给定的劳动力增长率之上。在所谓“稳态”的状况下，所有的速率都会相互一致，并且等于自然增长率λ。因此，认为长期来看索洛模型中的增长并没有得到解释而是从外部给定的，这并不会造成任何误导。

索洛的模型及他自己做的实证检验引发了一类庞大的名为“增长会计”的文献。在资本存量、就业的时间序列和观测到的要素份额（利润比例和工资比例）的基础上，假定其模型是正确的，索洛用这一模型来预测在其分析的时间段当中的GNP增长率应该是多少。然后再将这一假设的速率与实际速率进行比较，他惊讶地发现是前者显著地低估了后者。按照考察的国家和时间段，这种“不能解释的差异”的范围是30%—60%。美国经济学家摩西·阿布拉莫维茨（Moses Abramovitz，1912—2000）将这一差异称为“对我们的无知的一种测度”。很快，索洛就将其模型的失灵归结为这样一种事实，即技术进步这一增长的动力没有被其纳入考察范围。他将这整个未被解释的差额都归结为是这种力量起了作用，并且因此隐含地认为宏观经济生产函数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他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外生给定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施加它的影响，并且将生产函数Y=f（K,L）替换为Y=F（K,L,t），其中，t代表的是时间，并且被认为是带来技术知识稳定增长的一种工具。在后者的增长率给定的情况下，自然增长率现在包含两个成分：给定的劳动力增长率加上给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索洛模型在宏观经济学和实证研究中依然非常流行。然而，即使在它刚刚发表之后就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我们已经分析了针对宏观经济生产函数的概念和其中包含的资本概念的反对意见。其他一些反对意见关注的则是这一模型当中隐含的一些预测。考虑两个经济体，一个是发达的，另一个则不是，它们拥有同样的技术知识、相同的储蓄倾向以及一样的自然增长率，但是前者的每个工人会比后者的工人使用更多数量的资本。根据索洛的观点，后一个经济体将会比前者增长得更为迅速并会逐渐实现“赶超”。这一模型因此预测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会收敛。不过，这通常并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虽然一些欠发达的经济体成功地追赶上了工业化国家，并且少数国家甚至实现了超越（考虑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其他国家在经济增长上却依然落在后面（例如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显然，虽然索洛模型预期的这些要素（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也绝不会是唯一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索洛对它们的定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并不仅仅是英国剑桥学派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为我们带来了这一观点，同时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下半叶开始繁荣的被称为“新的”或“内生的”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他们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索洛模型的两个紧密相连的方面被认为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首先，这一模型缺乏一个关于经济人行为导致人均收入增长原因的微观经济学解释。其次，技术进步不应该被视为是给定的，而应该被解释为个人采取的自利性决策的结果。除此之外的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也基本上接受了索洛式的宏观经济学、充分就业的框架以及对于形成一系列内生机制以推动经济系统向前发展的聚焦的关注。

在发表于1986年的名为《报酬递增和长期增长》的论文中，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1955— ）仔细考虑了企业在创造新的、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知识上的作用。他认为企业不仅生产商品，而且也在它们的研发部门生产新的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意图改善在竞争性环境中相对于其对手的处境。罗默这些思想的重点在于，这些企业创造的新知识是一种准公共商品（quasi-public good）。这意味着其在消费中并不是竞争性的—一个企业在生产钢铁过程中使用的例如贝塞麦炼钢法（Bessemer process）这样的新产业装置，并不会妨碍其他企业对它的使用—只会暂时地将其他潜在的使用者排除在外。简言之，新的知识迟早会变得广泛可用。虽然初始的时候一项发明只会提升创造这项发明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但这种产品的公共品特征最终将导致市场中其他企业生产率的上升。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再一次遭遇到当探讨公共品时那种“臭名昭著”的市场失灵问题：创新的企业支付研发费用而承担了发明的成本，但是它无法收回所有随之产生的利益（利润）。这成为发明活动的一种刹车装置，会通过过少的研发活动表现出来。在其他公共品的例子当中，政府被要求从次优水平出发提高研发水平。

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这一观点被纳入了对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卓越成就的研究当中，特别是针对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在考察日本企业成功原因的时候，日本的通商产业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MITI）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日本通产省有效地塑造了日本的产业政策，为企业和大学中的研究活动提供资金及进行协调，并进行了直接投资。玛利亚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1968— ）2013年出版的名为《企业家政府》的著作中很好地描述了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这本书运用多个例子（尤其是硅谷的例子）表明，政府的高风险投资可能是商业投资行为的前提之一。目前大家广为接受的无效率政府会妨碍一个有效率私人部门活动的观点至少被认为部分类似于小说的虚构。

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发展的机制》的文章中，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一个与罗默的思想同样重要的观点。他关注的是人力资本的形成及其单独或者与其他变量一起作用的效应。人们将会提高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但是在这将会给他们带来更好报酬和更有意义工作的希望和预期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过，通过与他人进行交流和合作，他们的知识将会被分享，人力资本也会提高。此时，我们再一次遇到了一种外溢效应或者是自利行为的正外部性效应。同时，我们也再一次地遇到了公共品问题，因为单个的经济人只会收获其对人力资本形成所做投资的部分收益。

与新增长理论同时，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方法也被发展起来，其中有效需求原理被扩展到了长期分析中。根据这些方法，这里不存在经济将会围绕一个以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资本完全利用为特征的路径运行的预设，如同我们直到现在接触的这些模型一样，在其中我们假设萨伊定律是正确的。这一经济系统被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受需求约束的，供给约束比较少见并且是相当短暂的。

有着大量耐用资本品存量（工厂和设备）的高度发达经济体的重要特征是较高的“生产弹性”：通过可调整的产能利用率，他们会对有效需求水平的波动进行灵活应对。出发点是凯恩斯主义的“节俭悖论”：如果这里有储蓄的自动上升而没有投资的相应增加，就会通过有效需求的下降导向衰退。在这个例子中，一个节俭的政策是一种可能引起衰退的政策。另外，如果投资有了自发的上升，那么这会在短期危及有效需求、产能利用率、就业、国民收入和储蓄的上升。在中期和长期，活跃的有效需求将会导致进一步的投资（加速数效应），这反过来保证了储蓄的增加和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以及经济增长。根据投资和储蓄函数的具体形状，我们会获得不同的“体制”（regimes）：在“利润导向的体制”当中，较低的工资会通过利润的增加刺激投资活动和增长，在“工资导向的体制”当中，更高的工资通过提升消费品的需求导致更高的增长。相应地，没有万能的（passe-partout）经济政策，也没有一体适用的方法（one-size-fits-all approach）在处处和时时产生合意的效果。

我们已经阐述到的这些模型，一方面对有效需求、市场结构和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也对经济中的货币和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领域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最近分析的焦点转移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化”上，也就是说，金融部门相对于工业和其他生产性部门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发展趋势已经被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在其1910年的《金融资本》一书中预见到了。

对这一类文献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奥地利人约瑟夫·斯丁德尔（Josef Steindl，1912—1993）、印度经济学家阿密特·巴哈杜里（Amit Bhaduri，1940— ）和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马格林（Stephen Marglin，1938— ）等。

● 空间和城市经济学

大部分经济理论都隐含的假定，忽略了所有经济活动都有着空间维度这一事实不会对所获得的结果产生足够重要的影响，这一空间维度即生产、工作、消费等必须发生在某个地方。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根据物理学家约翰·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的观点：“空间就是那些阻止任何事在我身上发生的东西”，而“时间是那些阻止任何事立刻发生的东西”。因为经济人只能在空间中占据不同的位置，一些位置要优于其他位置，完全竞争将不会无处不在。大卫·斯塔雷特（David Starrett，1942— ）在他1978年发表的《自由流动模型中位置选择的市场配置》一文中证明了所谓的“空间不可能性定理”。也就是说，阿罗和德布鲁建立的竞争性价格机制既不能解释空间上出现的经济集中，也不能解释大范围的贸易流。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活动将会在同质的平面上均匀地分布，并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元的形式开展。

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研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是空间经济学的“造物主”。早在1826年的《孤立国》一书中，他就通过描述一块围绕一个作为市场的城市的平原，发展出一种有关第一产业（农业和林业）生产的空间分布理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明确的劳动分工。在城镇当中，生产的制成品和提供的服务被用来交换来自乡村的农产品。围绕着城镇出现了一些同心圆圈，即著名的“杜能环”，在其中，取决于运输成本、产品的易腐烂性、耕作的强度等因素，随着与城市之间距离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下降，将会产生一种特定的经济活动布局。这些“杜能环”产生于生产者的成本最小化行为。

杜能的模型在解释如意大利的托斯卡纳这样的前工业社会的居住和生产模式上比较成功。然而，他的工作扩展到了杜能环模型以外很远，还研究了城镇的选址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累积性因果机制（cumulative causation mechanisms），这正如亚当·斯密在他对劳动的社会分工进行分析的时候所提到的（我们接下来要做更细致的分析）。由于杜能的不少手稿还没有发表，他的很多创新性发现还没有得见天日。

可能部分原因在于追随了杜能的脚步，德国经济学家在选址问题和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在他1909年的《产业选址理论》文献当中定义“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将其作为企业选址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里，他的意思是指位于狭窄区域中的企业集中导致的正向和负向外部效应。例如，正的外部效应包括了企业之间信息交换的改进以及交通和交流成本的减少，而负的外部效应则包括了土地价格升高、交通拥堵和污染。W.布瑞恩·亚瑟（W.Brian Arthur，1946— ）基于这些思想表明，由于正向的集聚效应，经济发展中存在路径依赖，这种思想在他1994年的论文集《报酬递增和集中的路径依赖》中得到了研究。第一个在该区域中设立的企业，其选址决策唯一取决于地理偏好，第二个这样做的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如果它选择落脚在第一个企业附近所能期望得到的集聚收益。硅谷可能产生于其他地方，但是历史偶然性和自我强化效应使它变成了今天的模样。一个区域可能被“锁定”，也就是说，它可能选择一个在短期有吸引力而在长期较差的路径。它可能逐渐失去其竞争优势，因为随着集聚过程的推进，负的外部效应可能超过正的外部效应。但是，现在沉没成本比较高，资本并不能被轻易地撤回并投向他处。例如，老工业区曾经比较繁荣，但是现在却衰落了，这就是一种诅咒。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1893—1969）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ösch，1906—1945）分别在他们出版于1933年和1940年的书中对经济的空间次序进行了初步的数学描述。克里斯塔勒表明，一个区域中的定居模式展现了一种相互之间的空间泛函关系，并且代表了一种阶层结构的不同水平：在一个定居点（城市、城镇和农村）中提供的核心商品和服务的数量越大，它就更为中心。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与定居点有关的市场区域表现为一种六边形的形式（如同蜂巢一样）。历史学家已经使用这种方法解释了中世纪晚期和现代社会早期的定居结构。美国人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1919—2010）于1956年出版了著作《位置和空间经济学》，被广泛认为是“区域科学之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总是有帮助的。

在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1933—1999）的城市经济学理论中，他于1964年出版的《位置和土地利用》一书描述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取代了杜能的市场广场。正的外部性导致了企业“集群”的产生。一个单中心城市的特征是，随着与城市中心的距离的增加，土地租金、土地价格和人口密度都会下降。更快和更便宜的交通工具解释了城区人口密度在晚上的下降，因为其带来了郊区化和城市的扩张。但是企业的群聚同样有负外部性效应，正如韦伯已经分析的，这会导致从家庭到工作地点会花费更长的通勤时间。这些负外部性最终会导致一个城市出现多个CBD。

城市经济学的另一个主题是“隔离”—例如，居住区域的种族划分。对这一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种族主义；即观察到的宏观现象是这种微观动机的表现。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1921— ）1978年的经典之作《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谢林指出，隔离甚至可能在没有种族倾向的时候产生，如同下面的例子所展现的：在棋盘上，随机放置一些绿色或者红色的图形，但是让一些格子空白。每一个图形现在都偏好位于这样一个格子中，即在8个可能的相邻格子中有不超过4个是被其他颜色的棋子所占据的。如果这一条件得到满足，这一图形代表的福利等于1，否则就等于0。现在，逐渐地，其他每一个图形都被赋予移动到一个它所偏好的格子的机会。如果其在初始情况下的福利水平等于0，那么它能够移动到一个相邻的空白格子中，那里的福利水平将会是正的。在初始福利水平等于1的情况下就没有改变位置的机会。在经过几轮之后，在封闭的红色和绿色空间当中，隔离的趋势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了。

● 发展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

亚当·斯密已经强调了国际劳动分工会带来专业化的收益，相应地，这继而会带来劳动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这一良性循环会使成功的企业和国家更为成功。在1957年的一本书中，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用他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对此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斯密式的良性循环可以被总结如下：资本积累增加了市场的范围，这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深化，随之提高了生产率和收入，特别是利润水平，这又带来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如此等等。但是，这种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也可能会在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正如缪尔达尔所展现的，贫穷的国家可能面对的是一个“恶性循环”，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更穷。这里需要注意的重点是，这些动态过程会扩大一种正向或者负向的趋势；这里没有均衡。现在在所谓的贫困陷阱方面有众多的文献，从而对一些欠发达国家发现难以走出困境的原因提供了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是围绕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建立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 ）在他1991年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中说明，在这一原理的基础上，可以解释“世界”为什么会分成中心和外围。如果运输成本相对比较低，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的，所有（空间上）不受约束的产业，将会集中在一个中心区域（“北方”），而在边缘区域（“南方”）将会生产标准化或者同质的产品（简单的食物和原材料）。这种经济极化，或中心—外围的结构，是自利行为未预期的结果。

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发生的去工业化过程能被归结为几个因素，包括了下面将要分析的一个。根据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19—1999）在其于1966年发表的《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其基本规律是，产品首先在其被发明的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个时候它通常代表的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当这种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使用之后，生产过程逐渐从其创生的地方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因为在技术进步以及价格和工资变动的条件下，这将会使比较优势也发生改变，结果是国际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可以想象一下汽车制造业在国内和国家之间的迁移。

● 公共选择

很多考虑公共部门行为的模型都隐含地假设公务员完全以大众的利益开展工作。但是，正如斯密已经强调过的，做这样一个草率的假设并没有理论的支撑。假定公务员们也是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来进行工作活动也是没有什么害处的。这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2013）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1922—2014）在他们建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中所持的观点。他们并不相信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因为后者传达了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公共决策制定者的形象。他们认为，必须设立一些能够提供激励，使政治家和官僚在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促进公共利益的法律和制度。特别是需要设置一些规则使得政治家很难增加税收负担。正如熊彼特已经提出的反对观点：期望一个政治家来实施预算限制，就像期望一个猎犬不去触碰它已经闻出味道来的香肠一样天真。

●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

由于不满足于将“经济人”假设作为分析起点的模型的有限解释力，不管他们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一些学者回到了休谟和斯密的行为理论中寻找丰富的洞见。然而，这种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全新的，而且与经济学不能运用可控实验做研究的成见相悖。在其1979年发表于《计量经济学杂志》那篇有史以来引用最多的文章当中，犹太裔的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1934—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记录了一些可能被传统理性行为理论认定为“反常”和“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关注的是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下的人类行为，这就解释了他们的文章标题：前景理论。通常人们并不知道结果发生的概率，也就不能由此建立自身的决策。实际上，人们是基于收益和损失的预期潜在价值来做决策。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的主要发现有：人们采取风险厌恶还是风险偏好的行为取决于选择施加到他们身上的方式，因此这里有一个所谓的“框架效应”在发挥作用；他们同样发现，人们在面对收益时对风险的态度与他们面对损失时对风险的态度常常大不相同。实际上，在很多实验当中，人们强烈地更偏好避免一定程度的损失，而非获得同等程度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禀赋效应”；人们对他们拥有的商品的赋值要比他们不拥有的同样商品更高，“损失厌恶”看来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态度而不应该被当作“非理性”而抛在一边。

这些结论都与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基本原理相悖，而他们假定决策行为都建立在事件结果概率已知的基础上。这些结论也与科斯定理相悖，后者隐含不存在所谓的“框架效应”。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宣称要抛弃现有的效用理论，要用更牢固建立在人类真实行为而不是虚构特征基础上的方法来代替。

他们的文章引发了巨量的文章和实验研究的涌现，也为那些曾被标准的效用理论视为“反常”和“矛盾”的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近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人类决策时的大脑活动，也为类似“损失厌恶”这样的发现提供了支撑。在最近由弗农·史密斯（1927— ）进行的一些实验性资本市场研究中，行为经济学的一些发现有助于解释传导效应和“羊群行为”。行为经济学家的许多研究都拒绝了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主张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其他对于行为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包括了奥地利人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1956— ）。

让我最后简单提及最近几年开展了大量研究的另外两个新领域。

● 新制度经济学

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与之相对的是在第七章中曾经谈到的旧制度经济学）要回溯到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他于1937年对例如企业之类的各种科层式组织的存在原因进行了探究。他问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经济交易都是通过市场进行的？他强调的原因在于交易成本，比如搜寻和信息成本，这些成本在利用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也会出现，但是能够通过建立企业来减少。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1932— ） 1975年出版的《市场与阶层》一书就建立在科斯理论的基础上，他假定市场和阶层组织是协调经济交易的可替代机制。在其关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当中，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20—2015）集中关注的是制度变迁的作用，他也是经济史中“历史计量学”这一应用数量方法进行理论研究学派的先行者。

● 金融市场理论

长期以来，这一领域中的研究工作应用的都是有效市场假说，尤其像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1939— ）所提倡的。根据这一假说，金融市场确保证券价格中包含着任何给定时间所有与之相关的所有信息。相应地，金融市场并不会为系统性错误或专家的预测能力留有任何空间。对于这一假说有效性的怀疑只能通过金融市场不断出现的泡沫，以及随着泡沫破裂而来的金融危机而深化。

然而，即使是这一领域的创始人也在这方面持怀疑的态度。法国数学家路易·巴舍利耶（Louis Bachelier，1870—1946）在1900年就出版了关于投机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被视为金融市场理论的创始人。根据以著名的“钟形曲线”为特征的概率分布得到的高斯定理，巴舍利耶假定投资者所犯下的所有错误都会相互抵消。因此，虽然在极端例子中，每一个单个行为人在股票交易中可能犯错，但是在加总的意义上他们总是对的：市场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会错的。

著名的法国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亨利·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是对巴舍利耶理论进行检验的学者之一。庞加莱对这种对于股票价格趋势和金融市场有效性的解释提出了两个反对意见。首先，他强调我们需要在系统性和偶然性错误之间进行区分。前者显然并不遵循高斯法则，实际上它们与其相抵触。这一法则只适用于偶然性错误。但是为什么偶然性错误的分布要遵循任何法则，如果必须这样，又为什么是这一个呢？其次，庞加莱认为巴舍利耶忽视了最重要的事实，即人类是一种群居的动物，表现出“羊群效应”的行为特征。在特定情况下，我们跟随他人，那么即使这些其他人中的每一个都只犯下一个很小的错误，很多人同一错误的积累也会变得影响重大。“羊群行为”与一种系统性的失灵有关，也就不允许在金融市场理论中进行高斯法则的任何应用。如果庞加莱的这些见解被吸收到金融市场理论当中，人类也许会让自己成功地从很多非常不快乐的经历中解脱。

● 结语

难道真像庇古所说，经济思想史是“已逝学者们错误观点”的历史吗？显然，尽管部分是这样，但绝非仅仅如此。了解这一学科的历史将会帮助我们抵制在认识经济和社会问题上存在的迷信、癔症以及狂热。同时，它也将会使我们对一些幼稚的想法免疫，即认为只有现在的经济学家才拥有提出正确的经济学思想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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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2015年3月至9月，我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并且受到本书作者海因茨·D.库尔茨教授的邀请，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开展了为期半年的访学。在此期间，库尔茨教授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我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文稿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与其他经济思想史的著作都不太一样，并不像现有的大多数国内作者或者译介过来的经济思想史著作那样厚厚的一大本，对重要学派和学者的经济学思想介绍得较为细致，也不像有些经济思想史小品，虽然语言轻松，甚至带有一定的俏皮和幽默，但却缺乏系统性和学术色彩。本书给人的感觉介于两者之间，既完整描绘了经济学思想从古巴比伦一直到现在最为前沿的实验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脉络，涵盖了所有主要的经济学思想流派和学术人物，也同时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主要学派的经济学思想精粹，语言也通俗易懂。因而，本书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者来说可以作为一本很好的案头参考书，不时用来翻阅品读；对于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从这本小册子起步进行阅读，对于经济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脉络和学术精华也可以做到较为完整和深入的掌握。这样，本书就体现了它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

本书承蒙程春雨老师的慧眼，并且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厚爱得以在中国出版，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直秉持的传播学术思想，以及向我国读者传播国外重要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使命和责任。对我而言，能够承担全书的翻译工作，也要非常感谢库尔茨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信任。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了郭晓娟编辑的倾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另外，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黄诗雅、林丽梅、宁璐几位同学在校对文稿上给予了帮助，也要在此表示感谢。

李酣

2016年7月盛夏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