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

杰里米·芒迪，翻译学博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现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并翻译有现代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小说。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英〕杰里米·芒迪 著

李德凤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英〕芒迪著；李德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ISBN 978-7-100-05424-9

Ⅰ．翻… Ⅱ．①芒…②李… Ⅲ．翻译理论 Ⅳ．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367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翻译学导论

——理论与实践

〔英〕杰里米·芒迪 著

李德凤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5424-9

2007年8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0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21

定价：32.00元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Copyright ⓒ 2001 by Jeremy Munda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7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年英文版译出

中文版序言

得知拙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获译成中文出版，本人深感荣幸，并非常乐意为中译本写此序言。该书于2001年4月由卢特里奇出版社初版。我的主要目的就是，将至那时为止散落于不同出版社、以不同语言发表的主要翻译理论汇集到一本书中，并逐一对之清楚地加以总结和批评。该书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成功，表明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令人满意。

本书的成功，使我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因为要筛选及评估这样庞杂的文献，其过程可谓充满陷阱；许多本该收录的作者却不得不放弃，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另外，本书要涉及诸多领域的文献，并对之进行提炼，极可能会把有关理论简单化，使得介绍流于表面；而在有关细节上也极可能出错，从而受到在翻译学某些领域造诣极深的学者的批评。另外某些学者也会提出批评，觉得他们更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在此，我也想指出，本书成书过程中得到了美国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鼎力相助，在整个写作的不同阶段，他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仔细阅读书稿，并提供修改意见。

我力求为截止20世纪末翻译学的各主要思潮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像其他在多语领域工作的研究者一样，我发现自己受到语言的限制，因为我只有几种最熟悉的语言。我的母语是英语，主要的外语为西班牙语和法语，但我也可以阅读其他罗曼语言（加泰罗尼亚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德语和相关的语言（如荷兰语），只是不如西、法两语那么熟谙。对本书的一个合理批评就是，书中未能给某些语言文化极其丰富的翻译传统以应有的位置，汉语和阿拉伯语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直到近来，翻译学一直主要只是欧洲的一门学科。当然，正如本书第八章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起，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等学者的后殖民主义和语境理论成了翻译学研究的一个新焦点。近期出版的有关中文翻译传统〔1〕及其他非欧洲语言〔2〕的论文集也更加丰富了翻译学研究。以后若修订《翻译学导论》，肯定会吸纳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

从2001年本书出版至今，已有五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翻译学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大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包括影视翻译（配音和字幕翻译）、翻译技术（从机助翻译工具到借用单语语料库语言学技术），以及与诸如创意写作和文体学等相关领域的交叉。创意写作和文体学等领域直到近来还几乎只关注单语研究。我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是描述性翻译研究观照下的文体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另外还有语篇分析的应用以及意识形态与翻译学研究。

我要为自己不懂中文而致歉。时间和机会总是有限的，但我殷切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学习足够的中文，可以在我的研究中纳入相关的、极有见地的中文翻译实例。我目前从事的关于文学翻译家的身份研究，涉及到杰出的翻译家兼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laey）的生平。他或许是20世纪最富才华的翻译家，在将中国和日本古典作品译成英文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过去20年，汉语在英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英国有好几个研究生翻译课程都提供汉语与其他语言互译的训练。这包括我从2000年任教至今的萨里大学（Uni versity of Surrey），以及我2006年9月即将履新的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利兹大学的地址与我联系。

最后，我想在此感谢参加本书翻译的全部译者，特别是译者兼编者李德凤教授，感谢他们为翻译《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所作的努力。希望中文版会对中国的师生有所裨益，并培养人们对翻译的兴趣，激发更多人来研究翻译学——这一具有无穷魅力的学科。

杰里米·芒迪

2006年7月

（李德凤 李丽 译）

注 释

〔1〕Chan, Leo Tak-hung (2004)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Hermans, Theo (2005) Translating Others (volume 1), Manchester: St Jerome; Hermans, Theo (2006) Translating Others (volume 2), Manchester: St Jerome.

献给

佩拉·克里斯汀娜

本书图表目录

图

图1.1 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图

图1.2 应用翻译学

图3.1 奈达的三阶段翻译体系

图5.1 赖斯的语篇类型和语篇种类

图6.1 语类和语域对语言的关系

图6.2 分析及比较原文和译文篇章图式

图7.1 图里的初始规范及关于充分的和可接受的翻译的连续统一体

图7.2 预备规范

图7.3 操作规范

图11.1 文本类型及相关的翻译标准

表

表3.1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比较

表3.2 对等和对应之区别

表3.3 不同对等类型的研究重点

表4.1 范·勒文一兹瓦特比较模式的主要类型

表4.2 对文本翻译单位的划分

表5.1 语篇类型的功能特征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

鸣 谢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下列版权持有者，感谢他们慨允在本书中使用如下图表：图1.1，源自图里《描述性翻译学及其它》一书，1995年由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出版。图3.1，源自奈达和泰伯合著的《翻译的理论与实践》一书，1969年由莱顿布里尔学术出版公司出版。图5.1，源自切斯特曼编辑的《翻译理论读本》一书，1989年由赫尔辛基芬兰学术出版公司出版；该图取自弗瑞霍夫的讲义，并得到原作者的授权。表5.1，改编自赖斯的《翻译的可能性与边缘》一书，1971年由慕尼黑胡博出版公司出版。图6.2，源自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再探》，1997年由蒂宾根贡特那出版公司出版。表11.1，源自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学：综合法》一书，1995年由约翰本雅明出版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和费城出版。

本书第八章中的“个案研究”是在我本人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该文《加勒比人征服了世界吗？——加西亚·马尔克斯译本接受研究》，发表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语研究通报》第75卷第1期，第137-144页。

同时，我还要忠心感谢劳伦斯·韦努蒂教授，感谢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的不断鼓励和对本书初稿所提出的详细的意见和建议。他在本书重点的深入与拓展方面贡献良多，他还细心指出书中的疏漏与欠妥之处。当然，我本人对本书的最后内容承担完全的责任。

此外，我还要诚挚感谢热拉·那亚博士（印度旁遮普大学教授），感谢他对本书第九章中的“个案研究”的协助。感谢布拉德福德大学和萨里大学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感谢我在布拉德福德大学的学生们，感谢他们接受和参与本书部分材料的“测试”。

我还要感谢卢特里奇出版公司的露易莎·珊莫莲和凯瑟莲·雅各布森，感谢他们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及专业的编辑工作。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尤其是我身处法国的兄弟克里斯及马德里和马略卡市的所有家人与朋友，感谢他们容忍我选择在电脑上工作，而没有与他们一起娱乐。我还要特别感谢克里斯蒂娜，她的爱与帮助对本书的写作至关重要。

杰里米·芒迪

2000年于伦敦

缩略语表

col 1	col 2
BCE	公元前
CE	公元
DTS	描述性翻译学
SL	源语
ST	原文
TL	译语
TT	译文

序言

翻译学是一门研究翻译理论与翻译现象的新兴学科。它从本质上讲是多语种的和跨学科的，涵盖了语言、语言学、传播学、哲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正因为这种多样性的特点，翻译学的教与学中所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关的研究成果散落在众多的书籍和期刊之中。曾出版过不少重要的翻译研究“读本”，比如，H. J. 施特里希（Hans-Joachim Störig）的《翻译的问题》（Das Problem des Übersetzens, 1963）、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的《翻译理论读本》（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 1989）、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资料汇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1992b）、瑞那·舒尔特（Rainer Schulte）和约翰·比格内（John Biguenet）的《翻译理论选集：从德莱顿到德里达》（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1992）、道格拉斯·鲁滨逊（Douglas Robinson）的《西方翻译理论：从希罗多德到尼采》（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1997b）和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翻译研究读本》（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000）。其他一些，比如，《卢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Baker, 1997a）和《翻译研究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等，也都尝试将该领域的主要概念收集在一起，并对该领域进行一番描述。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简单而实用的介绍。本书将用一卷的篇幅，以浅显的风格，对该领域最重要的发展和成就作出批判性的探讨。本书将翻译研究的一些模式运用于简短的个案研究中，以便让读者能够了解其运用。这些个案研究中所包含的新的研究，以及每章后面的“研讨要点”部分，旨在鼓励读者对翻译问题作进一步研究，加深理解。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用以翻译实践、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教学。本书亦可作为学生、研究者、教师、专业译者的基本理论入门书籍。本书旨在让读者了解翻译问题及其与此有关的元语言，并能够开始自主地运用这些模式。作者同时还希望，本书能够鼓励那些对某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和阅读。本书用启发的方法，为翻译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和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以及专业的语言学者都有关联。

本书每章重点讨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每一章都相对独立，因而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迅速找到对他们最有用的部分。同时，章节之间的概念也是互相参照的，本书在设计上也考虑到该书可以作为翻译实践、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教材使用。本书共有11章，根据课程长短和学期的要求，每章可用一或两周的时间。每章的“研讨要点”部分为学生提供初步的阅读材料，以培养他们自己的研究能力。本书概念的呈现也是随着学生对某些术语和概念的逐渐熟悉，从简单（第一章讨论了翻译学的主要问题）到复杂。从总体上讲，本书以时间为序，从第二章的20世纪以前的翻译理论，到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第三到六章），最后从文化研究方面（如后殖民主义）切入的最近的发展（第八章）。

清楚明白一直是本书写作的一个主要考虑，因而每一章都遵循大致相同的格式：

● 一个简单的图表，清楚呈现每一章的主要术语和观点；

● 正文，详细描述所讨论的模式和问题；

● 个案研究，运用和评价该章所探讨的主要模式；

● 补充读物；

● 简短的小结；

● 研讨要点，以启发进一步的思索和研究。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本书所针对的读者是有选择性的，因而本书也不得不有所取舍。入选本书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研究模式，主要是因为他们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其代表性。本书旨在简单明了地介绍翻译研究的主要理论方法，因这一宗旨和篇幅所限，其他很多有价值的材料不得不割舍。

正因为如此，作者在“补充读物”部分提供了具体的阅读建议。这样的设计旨在鼓励学生追根溯源，去阅读第一手的文本，去探究每一章所提出的问题，去调查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语种里所进行的研究。这样，最理想的情形是上述读者共同使用本书，并且能获得学校图书馆的支持。本书作者尽可能地提及可以获得的各种著作，包括最近的版本，以及一些选集的重印本。书末还附有一个详细的参考书目以及一些有用的网址。在这些网页上可以找到最新的有关翻译研究的会议、出版物和组织。本书的重点是鼓励对这门新兴学科的思索、探讨和重视，以及将翻译理论运用于实践和研究。

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每章的个案研究中文本语言的选择。这些例子或文本有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还有一些是荷兰语、旁遮普语和俄语。这些个案研究的重点是翻译研究的理论问题，因而不应将那些不熟悉这些语言的读者拒之门外。作者提供了多种文本类型的例子，如《圣经》、《贝奥武夫》（Beowulf）、加西亚·马尔克斯和普鲁斯特的小说、欧盟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旅游手册、儿童食谱和哈利·波特的译本。法语、德语和旁遮普语的电影及方言翻译也包括在其中。此外，这些个案研究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卢特里奇的网站上提供一些简短的补充文本，供研习其他语言的学习者使用（http://www.routledge.com/textbooks/its.html）。简言之，作者希望本书能够帮助和鼓励对翻译学尚显陌生的读者，激发他们对该学科的兴趣，从而促进翻译研究继续向前发展。

（李丽 李德凤 译）

1 翻译学的主要方面

主要概念

● 翻译实践历史悠久，而翻译学却是一门新兴学科。

● 翻译在学术界曾被视为仅仅是一项语言学习活动。

● 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之间的割裂持续存在。

● 翻译研究（通常是文学翻译研究）始于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和对比分析。

● 詹姆斯·S. 霍姆斯（James S. Holmes）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被认为是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成立宣言”。

● 翻译学这门学科目前的迅猛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主要文献

Holmes, J. S. (1988b/2000)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L. Venuti (ed., 2000), pp.172-185.

Jakobson, R. (1959/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113-118.

Leuven-Zwart, K. van and T. Naaijkens (eds.,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Amsterdam: Rodopi.

Toury, G. (1991) “What are descriptive studies in translation likely to yield apart from isolated descriptions?”, in K. van Leuven-Zwart and T.Naaijkens (eds., 1991), pp.179-192.

1.1 翻译的概念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向读者介绍翻译研究的主要概念和模式。翻译研究这一领域发展迅猛，近十年来尤其如此。所以在材料的选择方面，我必须作出艰难的抉择。出于篇幅和连贯性的考虑，本书主要侧重于笔译而非口译（口译通常被称为传译）。

翻译这个词本身就有好几个意义：它可以指翻译研究领域、翻译产品（即译本）或者翻译过程（即产生译本的行为）。两种不同的书面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牵涉到译者将用一种语言（即原语或简称SL）写成的书面文本（即原文或简称ST）转变成用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即目的语或简称TL）写成的书面文本（即译文或简称TT）。这种类型就是“语际翻译”，它是俄裔美国结构主义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所划分的三种翻译类型之一。雅各布森是在他的一篇重要论文《论翻译的语言学方面》（Jakobson, 1959/2000:114）中提出这三种翻译类型的。这三种类型如下：

1．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或称“重述”：指的是“用同一种语言的其他符号来解释某些语言符号”；

2．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或称“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指的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解释某种语言符号”；

3．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或称“变形”：指的是“用某种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符号来解释语言符号”。

当我们用同一种语言来解释或澄清我们所说或所写的时候，这就是语内翻译。如果我们把一个书面文本转变为音乐、电影或是绘画等形式时，就是符际翻译。语际翻译，从传统上来讲，尽管不是翻译研究所关注的唯一方面，却也是它所关注的焦点。

1.2 翻译学是什么？

纵观历史，笔译和口译在人类交流方面都曾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不止于为宗教和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本。然而翻译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还只是在过去五十年才开始的。在英语世界，这门学科现在普遍被称为“翻译学”，这多亏了美国学者詹姆斯·S. 霍姆斯（James S. Holmes）。他于1972年宣读了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但这篇文章直到1988年才为人所熟知（Holmes 1988b/2000）。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当时刚刚诞生的这门学科所关注的是“围绕着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的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Holmes 1988b/2000:173）。到1988年，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在她的著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 grated Approach）一书的初版中写道：“近年来，翻译研究应该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呼声……从好几个角落传出来。”（Snell-Hornby 1988）。到1995年该书修订再版时，她在《序言》中谈到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惊人的发展”和关于该主题的“大量的国际性的讨论”。莫娜·贝克（Mona Baker）在《卢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The Rout 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a）的《前言》中热情洋溢地谈到这门“新兴的、令人兴奋的学科，或许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学”，它会将许多较为传统的学科的学者凝聚到一起。现在，我们已经处在21世纪之初，翻译研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得到发展。

翻译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清晰地得到印证。首先，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专门的笔译和口译课程不断开设。在英国，首批专业的研究生笔译和口译课程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1999—2000学年，英国至少有20个研究生层次的翻译课程和好几个“翻译中心”。卡米纳德和皮姆（Caminade & Pym, 1995）列举了60多个国家至少有250个大学层次的机构提供四年的翻译本科和／或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旨在培养未来的专业性的商业译者以及提供进入翻译行业的资格。

其他的一些课程，在数量上要少一些，主要是训练文学翻译的。在英国，米德赛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和诺里奇的东盎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Norwich）开设了这类课程。其中东盎格利亚大学还设有英国文学翻译中心。在欧洲，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训练和促进文学翻译的网络。除了诺里奇，还包括阿姆斯特丹（荷兰）、阿尔（法国）、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都柏林（爱尔兰）、罗得斯（希腊）、斯内非（比利时）、斯特拉伦（德国）、特拉左纳（西班牙）和维斯比（瑞典）。

20世纪90年代也见证了多种语言的翻译方面的会议的召开、书籍的出版和期刊的发行。一些为时较久的国际翻译期刊有《通天塔》（Babel，荷兰）、《媒它》（Meta，加拿大）、《平行》（Parallèles，瑞士）和《翻译》（Traduire，法国）。后来又有一些期刊发行，主要有：《跨越语言与文化》（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匈牙利）、《翻译笔记本》（Cadernos de Tradução，巴西）、《翻译文学》（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英国）、《视角》（Perspectives，丹麦）、《国际翻译技术杂志》（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Tecnica della Traduzione，意大利）、《目标》（Target，以色列／比利时）、《译者》（The Translator，英国）、《译者》（Turjuman，摩洛哥）、《译者》（Hermeneus，西班牙）、《利维厄斯》（Livius，西班牙）和《森德巴》（Sendebar，西班牙），当然还包括一些单一语言、现代语言、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以及其他一些并非主要关注翻译研究，但也刊登翻译研究论文的期刊。欧洲的一些出版机构，如约翰·本雅明（John Benjamins）、多语出版公司（Multilingual Matters）、罗多比出版社（Rodopi）、卢特里奇（Routledge）和圣哲罗姆（St Jerome）等都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翻译研究的书籍。此外，还有许多致力于翻译实践的专业出版物。在英国，这样的刊物有语言学家学会出版的《语言学家》（The Linguist）、翻译协会出版的《翻译协会公告》（The ITI Bulletin）和翻译者协会出版的偏重于文学翻译的《换言之》（In Other Words）。其他一些较小的期刊，如TRANSST（以色列）和BET（西班牙），通过互联网传播，登载有关翻译的大事、会议和奖项。在1999-2000年，多个国家召开了国际性的翻译会议，所涉及的主题包括：

● 翻译与译员培训（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

● 文学翻译（孟斯，比利时）；

● 翻译研究的研究模式（曼彻斯特理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

● 翻译与性别（诺里奇，英国）；

● 翻译与文化交汇（里斯本，葡萄牙）；

● 翻译与全球化（丹吉尔，摩洛哥）；

● 法律翻译（日内瓦，瑞士）；

● 翻译与意义（荷兰／罗兹，波兰）；

● 翻译史（利昂，西班牙）；

● 改编与教学挑战（土尔库，芬兰）；

● 聚焦于翻译的比较文学（比勒托利亚，南非／萨尔瓦多，巴西）。

此外，印度也举行了多种翻译活动；在西班牙，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于2000年1月组织了一场在线翻译研讨会。这些活动所关注的焦点在变窄，这也表明了从总体上来讲，翻译研究领域活动的丰富多彩。不久前，翻译研究还是一个羽翼未丰的领域；而今，它已经成了一个最活跃、最富活力的新兴研究领域之一，吸纳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

本章将会探讨人们对这一迅猛发展的领域的理解，并扼要描述该学科的发展历史与目标。

1.3 翻译学发展简史

对翻译的探讨可以远溯到有历史记载的时代。例如，西塞罗、贺拉斯（公元前1世纪）和圣哲罗姆（公元4世纪）就对翻译实践进行了探讨。我们在第二章将会看到，他们的这些文字到了20世纪仍然在产生重要影响。以圣哲罗姆为例，他在将《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Septuagint Bible）翻译成拉丁文时所采用的方法影响了其后的圣经翻译。事实上，圣经翻译——在其后的千年间，尤其是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是西欧各种意识形态冲突的战场。

尽管翻译实践历史悠久，但翻译研究只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成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此之前，翻译通常仅仅是现代语言课程中语言学习的一个部分。事实上，从18世纪晚期到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国家，语法-翻译教学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统治了中学语言学习。这一方法先被运用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后又运用于现代外语的学习。它主要采用的是死记硬背外语的语法规则和结构的办法。学习者要通过翻译一系列通常毫无关联的、用所学的结构编造的一些非真实的句子，来训练并检验是否掌握了这些规则。现在这一方法在某些国家、某些场合依然还在使用。下面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列出了一组脱离了具体语言环境的句子，要求学习者将它们翻译成西班牙语，用以练习西班牙语语法。这些句子出现在K. 梅森（K. Mason）的《高级西班牙语教程》（Advanced Spanish Course）中，至今还可以在英国的一些中学课程中找到：

1．The castle stood out against the cloudless sky.

2．The peasants enjoyed their weekly visits to the market.

3．She usually dusted the bedrooms after the breakfast.

4．Mrs Evans taught French at the local grammar school.

（Mason, 1969/1974:92）

翻译被用以语言教学，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学术界会把翻译视为从属的学科。翻译练习被看作是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一种手段，或是在拥有阅读原文的语言能力之前阅读外语文本的一种手段。学习者一旦获得了阅读原文的必需技能，研究译作就普遍受到反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语语言教学的直接法（direct method）或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兴起，尤其在一些讲英语的国家，语法-翻译法声誉日下。直接法或交际法重视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自然能力，致力于在教室里重现“真实的”语言环境。它更注重口语，至少在初期倾向于让学习者避免使用母语。这一点就导致了在语言学习中对翻译的摒弃。就教学而言，翻译仅仅局限于更高层次的大学语言课程和专业的译员培训，现在英国一年级的本科生基本不可能进行一些翻译实践技能的训练。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因翻译工作坊（translation workshop）这一概念而在大学得到推广。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I. A. 理查兹的阅读工作坊和实用批评方法，后来又出现了其他一些创意写作坊。在此基础上，翻译工作坊率先在爱荷华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设立。这些翻译工作坊旨在提供一个平台，将新的译本引入目的语文化（target culture），探讨更为合适的翻译原则以及更好地理解文本（相关背景可参见Gentzler, 1993:7-18）。与此并行的一种方法是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在这一方法之下，文学研究和比较在跨国家和跨文化的范围内展开，它需要研究者阅读一些文学译作。这也和以后文化研究方面课程的兴起有关联（这一点下文还会继续探讨）。

翻译也是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对比分析是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旨在发现两种语言间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差异。它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在美国逐渐发展成一个系统的研究领域，在六七十年代已经广为人们注意。译作和译例为这些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例如Di Pietro, 1971; James, 1980）。对比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其他的研究，如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 Darbelnet, 1958）以及卡特福德（Catford, 1965）。这些研究者都公开宣称他们的目的是推动翻译研究。对比方法尽管很有用，但它没有吸纳社会文化和语用因素，也没有将翻译视为一个交际行为。然而，普通语言学方法和一些具体的语言学模式，如生成语法或功能语法等（参见：第三、五、六章）仍继续应用于翻译研究，这也表明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内在联系。在有些大学，翻译依然从属于应用语言学，但是不断发展的翻译研究领域有可能吸收其他的语言学模式并对之加以发展，为自己所用。同时，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也让人们抛弃了将翻译视为语言教学的手段这一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关注的目光聚焦于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想弄清其中发生了什么。

较为系统的翻译研究，大部分偏重于语言学的方法。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下面是几个很经典的例子：

● J. P. 维奈（Jean-Paul Vinay）和让·达贝尔内（Jean Darbelnet）出版了他们的《英法文体比较》（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1958）一书，运用对比的方法对法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进行归类；

● 阿尔弗雷德·马尔布朗（Alfred Malblanc, 1963）对法语和德语之间的翻译做了类似的工作；

● 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的《翻译的理论问题》（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1963）探讨了翻译的语言问题；

● 尤金·奈达（Eugene Nida, 1964a）吸收了乔姆斯基当时比较流行的生成语法中的一些部分作为他的理论基础。奈达的这些理论起初是用于指导圣经翻译的。

这种较为系统和“科学的”方法开始从多方面规划翻译研究的学术疆界。“科学”（science）一词是奈达在他1964年出版的《迈向翻译的科学》（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a）一书中使用的；其德语对等词“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被德国萨尔大学的W. 威尔斯（Wolfram Wilss）、海德堡的科勒（Koller）和莱比锡学派所使用。莱比锡学派的卡德（Kade）和诺伊贝特（Neubert）后来变得很活跃。当时，连这门新兴学科的名称都还需要确定，英文称作translatology，法语为translatologie，而西班牙语则为traductología。

1.4 霍姆斯／图里的“翻译学结构图”

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Holmes, 1988b/2000）一文是翻译研究领域发展中一篇极其重要的论文。根茨勒（Gentzler, 1993:92）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认为霍姆斯的这篇文章“被普遍认为是该领域的成立宣言”。我们上文探讨了翻译学是如何从其他学科吸收元素再演化而来的；有趣的是，霍姆斯发表的这篇论文，是他1972年在第三届应用语言学年会翻译组宣读的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那次会议于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当时霍姆斯注意到，由于翻译研究散落在其他较为古老的学科之中，这就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局限。他同时也强调，需要构建“新的交流渠道，超越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以使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不论其背景如何，都能够走到一起。”（1988b/2000:173）

至关重要的是，霍姆斯勾画了一个整体的框架，描述了翻译研究所应该涵盖的内容。这个框架随后由以色列的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见下图1.1）。按照霍姆斯（Holmes, 1988b/2000:176-181）的解释，“纯理论翻译学”的目标是：

图1.1 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图（引自Toury, 1995:10）

1．描述翻译现象（描述性翻译理论）；

2．建立一些普遍的原则，用以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翻译理论）。

“纯理论翻译学”下面的“翻译理论”分支又可再分为一般理论和专门理论。霍姆斯这里的“一般理论”是指那些致力于描述或解释各种类型的翻译，并加以概括，适合所有翻译的研究。“专门理论”研究仅仅局限于下文将要讨论的一些参数。

霍姆斯的“纯理论翻译学”的另外一个分支是“描述性翻译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1）翻译产品，（2）翻译功能，（3）翻译过程。

1．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product-oriented DTS）探讨已经存在的翻译作品。它可以对单个的原语文本-目的语文本配对进行描述或分析，也可以对同一个原语文本的一个或多个目的语文本展开比较分析。这些小规模的研究可以累积成为更大规模的翻译研究，探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语言或是某种文本类型的翻译。大规模的研究可以是历时性的（顺着时间的发展），也可以是共时性的（某一特定的时间点或时间段）。霍姆斯（p.177）预言“产品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最终目标之一可能是构建翻译的通史——尽管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有些雄心勃勃”。

2．功能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function-ortiented DTS）指的是“在接受语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描述［翻译的］功能：这是对背景而不是对文本的一个研究”（p.177）。可以探讨的问题包括哪些书籍在何时何地被翻译，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领域，霍姆斯称之为“社会翻译研究”，今天更多地称之为“文化导向的翻译研究”（cultural studies-oriented translaiton）。霍姆斯发表这篇论文之时，还没有很多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但现在却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很受欢迎的研究领域（参见第八和九章）。

3．过程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process-oriented DTS）和翻译的心理学有关，它主要致力于挖掘译者大脑中所发生的事情。虽然后来有些研究者在朗声思维（think-aloud protocols，译者在翻译时将他们的翻译过程叙述出来，研究者对译者的叙述进行录音）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一领域至今仍然缺乏系统的分析。

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成果可以融入“翻译理论”这个分支，建立一种翻译的普遍理论，或者更为可能的是，按照上图1.1所划分的“专门翻译”理论。

● 翻译媒介研究（medium-restricted theories）又可根据翻译是由机器还是由人工来进行而细分。由机器进行的翻译又可分为机器翻译和机助翻译；人工翻译又可分为书面翻译或是口头翻译，口头翻译（口译）又可分为同声传译（simultaneous）或连续传译（consecutive）。

● 翻译语对研究（area-restricted theories）仅限于特定的一些语言或语言集合和／或文化。霍姆斯认为语言限制性的理论和比较语言学以及文体学有着紧密的联系。

● 翻译层级研究（rank-restricted theories）是限于单词或句子的某一个特定层次，（通常）是单词或句子的语言学理论。霍姆斯撰写这篇文章时，已经出现了篇章语言学，也即篇章层次的分析。而且篇章语言学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见本书第五、六章）。

● 文本类型翻译研究（text-typed restricted theories）考察特定的话语或文体类型，例如，文学文本、商业文本和技术文本的翻译等。文本类型方法风行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者是赖斯（Reiss）和弗米尔（Vermeer）。

● 翻译时期研究（time-restricted）这一术语是不言自明的。它指的是局限于某一特定的时间／时期的翻译理论。翻译史即属此类。

● 具体翻译问题研究（problem-restricted theories）可以指某些很具体的问题，如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等值”；也可以指一些更大的问题，如翻译语言是否存在普遍性等。

尽管霍姆斯做出了上述区分，他同时也指出，上述“专门”翻译理论的各个方面可以同时适用。比如，本书第十一章所分析的当代哥伦比亚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译本的研究，可以是语对翻译研究（从哥伦比亚的西班牙语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是哥伦比亚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翻译）、文本类型翻译研究（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及翻译时期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霍姆斯的“应用翻译学”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 译员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教学方法、测试技巧、课程设计；

● 翻译辅助工具（translation aids）：词典、语法、信息技术；

● 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译作评价，包括对学生的翻译练习进行评分，也包括对公开出版的译本展开评论。

霍姆斯提到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翻译政策（translation policy）。它还涉及翻译在社会中的地位，包括翻译在语言教学课程中应有的位置。

如果“应用翻译学”分支得到充分发展，图1.1的右边就应该是像图1.2的样子了。从整体上来说，霍姆斯的这个翻译学结构图的划分在许多方面还是人为的，他自己也指出（1988b/2000:78），翻译理论、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学是会互相影响的。正如图里（Toury, 1991:180; 1995:9）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划分的主要功绩是使得翻译研究的不同领域之间的分工明晰化，而这一点过去通常是含糊不清的。当然，这一划分极富有灵活性，足以吸纳最近的一些发展，比如近几年科技的进步，尽管这些进步尚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图1.2 应用翻译学

霍姆斯的这篇论文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描绘了翻译研究的前景。其后的一些理论探讨（如Snell-Hornby, 1991; Pym, 1998）已经尝试对该图作了部分改进。自1972年以来，翻译研究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尽管如此，霍姆斯的这张结构图现在依然常被作为译学探究的一个出发点。霍姆斯在这篇文章中花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探讨“纯理论翻译学”，这只是表明了他自己的研究兴趣，并不是说不可能对“应用翻译学”进行研究。“翻译政策”现在更多是和决定翻译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非霍姆斯当年所描绘的情形。图里认为，专门理论研究之下的各个研究领域和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及纯粹的理论研究都是有关联的（图表1.1中用虚线表示的部分）。除了文本类型翻译研究之外，专门理论研究领域也可能包括话语类型（discourse-type）研究。将口译作为人工翻译的一个分支也会引起一些学者的争议。鉴于口译与众不同的要求和活动，最好的方式是将口译作为一个平行的领域，称作“口译研究”。此外，正如皮姆（Pym, 1998:4）所指出的那样，霍姆斯的图表没有提及任何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

1.5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迅猛发展见证了霍姆斯图表中不同领域的突显。对比分析慢慢衰落。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科学”继续在德国保持强劲势头，但与之相关的等值概念却风光不再；围绕着文本类型（Reiss；参见第五章）和文本目的（赖斯和弗米尔的目的论，参见第五章）的翻译理论在德国兴起。韩礼德（Halliday）的话语分析和系统功能语法，将语言看作是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一个交际行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很盛行，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英国。许多学者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比如，贝尔（Bell, 1991）、贝克（Baker, 1992）以及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0, 1997）等。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见证了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它起源于比较文学和俄国形式主义。其开创性的研究中心在特拉维夫，伊塔马·伊万-佐哈（Itamar Even-Zohar）和吉迪恩·图里在那里所追求和倡导的是文学多元系统的概念。在多元系统之内，不同的文学和种类，包括翻译文学和非翻译文学，互相竞争，争取主导地位。多元系统学者与许多学者合作，包括以比利时为中心的若泽·兰伯特（José Lambert）和已故的安德烈·勒菲弗尔（他后来到了得克萨斯的奥斯汀大学）和以英国为中心的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西奥·赫尔曼斯（Theo Hermans）等一批学者。由赫尔曼斯编辑的《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ermans, 1985a）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论文集。正是这本论文集导致了“操纵派”这个名词的诞生。这种动态的、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方法在其后的十年大行其道，而语言学方法则显得较为沉寂。

20世纪90年代，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如有以雪莱·西蒙（Sherry Simon）为领头人的加拿大翻译和性别研究、由埃尔斯·维埃拉（Else Vieira）所倡导的巴西食人学派、以孟加拉国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和佳娅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在美国，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文化研究导向的分析，致力于捍卫译者的事业。

翻译实践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从属的、派生的，这一态度也贬低了翻译的学术研究。翻译研究历经了忽视和抑制之后，而今终于得以稳固确立。它在世界范围内阔步前行，尽管还不能不带有一丝颤抖。翻译和翻译研究还仍然依附在现代语言系，翻译实践仍然常常未能获得和其他学术研究同等的地位。例如，尽管翻译实践必须是翻译理论家和培训者所必须具备的经验，英国的学术研究评价机制（这是一种很正式的、对个人及学系的研究产出所进行的外部审查和评价）仍然认为学术文章比翻译作品价值更高，甚至比整本译著价值更高。

霍姆斯本人就是一个文学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他致力克服的正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K. 范·勒文-兹瓦特（Kitty van Leuven-Zwart, 1991:6）率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表现及影响。她指出，翻译教师担心翻译教学中翻译理论会完全取代翻译实践，同时还指出文学译者通常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不能升华为理论。另外一方面，学术研究者对翻译研究“非常怀疑”，或者认为翻译已经在现代语言课程中占有了自己的位置。范·勒文-兹瓦特的论文收在“首届詹姆斯·霍姆斯翻译研究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中。该研讨会于1990年12月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翻译学系举行，旨在纪念霍姆斯对翻译学所作的贡献。该论文集收录的论文涵盖甚广，突出地表现了翻译研究采用了语言学、文学和历史等多种研究方法。

1.6 本书的目的及各章概览

翻译学涵盖的领域非常广阔，众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活跃其间。许多译者是从较为传统的学科踏入该领域的。本书包括了现在已经确立的翻译研究的主要领域，尤其关注比较系统的、对当代而言很重要的翻译理论和模式。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并总结以往比较零散的翻译研究的主要方面，以帮助读者了解该学科，并为其以后从事自己的翻译研究获得必要的背景知识和工具。本书的目的还在于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使得专业译者和接受培训的译者能够将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纳入其中。本书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二章主要描述了截至20世纪中期有关翻译的讨论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时间跨度逾两千年，上起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所聚焦的是有关“直译”和“意译”的争论。这是一场不精确的、循环的争论，只是在最近五十年才由此出现了翻译理论家。本章描述了多年来有关翻译的一些经典的讨论，选取的是最著名的和容易获取的一些材料，旨在引发对一些关键性问题的探讨。

第三章探讨的是意义、等值和“等效”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尤金·奈达为代表的翻译理论将重心转向了信息的接受者。本章主要讨论奈达受生成语法影响的翻译迁移模式，以及他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此外，还涉及纽马克的语意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科勒对等值的分析。

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对翻译中所产生的语言变化进行分类的种种尝试。本章主要介绍的是维奈和达贝尔内的经典分类法，还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的语言学模式和范·勒文-兹瓦特的翻译变化方法。

第五章涵盖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赖斯和弗米尔的文本类型理论和目的论，以及诺德的篇章语言学方法。本章中对翻译的分析是按照文本类型和翻译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来进行的，运用了文本分析的主要概念，如词语顺序、信息结构和主谓推进。

第六章和第五章紧密相连，探讨豪斯（House）的语域分析模式和话语导向方法的发展。话语导向方法是20世纪90年代由贝克、哈蒂姆和梅森所创立的，他们吸收利用了韩礼德的语言学，把翻译作为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的交际行为来进行研究。

第七章考察的是系统理论和目的语导向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其代表是伊万-佐哈、图里和操纵派的研究。

第八章考察的是翻译学中文化派的研究。该派研究起始于勒菲弗尔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研究。这些研究以比较文学和操纵派的研究为背景，近年来不断发展，产生了性别研究与翻译（加拿大）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印度、巴西和爱尔兰）。本章还聚焦于源自亚洲的翻译个案研究。

第九章探讨了贝尔曼和韦努蒂所研究的翻译中的异质因素和译者的“隐身”。他们认为翻译实践被看作是派生的、二流的活动，在讲英语的国家尤其如此。他们认为比较盛行的翻译方法是“顺化”（naturalizing）。本章还涉及到了文学译者和出版商的作用。

第十章探讨的是有关翻译和语言的哲学问题。包括斯坦纳的“阐释步骤”、庞德对于古语的运用、瓦尔特·本雅明的“纯”语言以及德里达和解构主义运动。

第十一章所讨论的是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方法。主要涉及斯内尔-霍恩比的“综合法”以及最近一些结合了语言学和文化分析的研究。本章还展望了翻译学的未来，探讨了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科技的作用。

小结

翻译研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近年来获得了迅猛发展。翻译以前是作为语言学习的一种方法，或是比较文学、翻译“工作坊”和对比语言学课程的一部分。这门新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詹姆斯·霍姆斯，他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一文中不但为该领域提供了一个名称，而且还规划了该学科的结构。翻译理论研究、描述性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学是互相关联的，近年来都有所发展，逐渐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研讨要点

1．你们国家的翻译（和口译）的构成如何？有多少所大学颁授翻译本科学位？有多少所大学开设研究生层次的翻译课程？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研究生文凭是否是成为专业译者的前提条件？

2．弄清翻译理论研究在你们国家的大学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有多少所大学开设“翻译研究”或类似的课程？他们在哪些方面不同／相似？这些课程属于哪些学系？你认为翻译学在你们国家的地位如何？

3．你们国家目前正从事哪些具体的翻译研究？你是如何获得有关资料的？这些研究是研究者独自完成的还是由较大的团体协作进行的？它们属于霍姆斯翻译学“结构图”中的哪一部分？

4．描绘一下你所在国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历史。其重点是放在翻译理论还是翻译实践？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李丽 李德凤 译）

注 释

〔1〕原著（2001年版）中将雅各布森写作捷克人。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作者指出此错误，并改正为俄裔美国人。

2 20世纪前的翻译理论

主要概念

● “字对字”（直译）与“意对意”（意译）

● 让方言勃发生机：马丁·路德与德文《圣经》

● “忠实”、“灵魂”及“真理”等重要概念

● 德莱顿的影响及“逐字译”、“意译”与“拟作”

● 从多雷到泰特勒：为创造更加系统的规约性方法而努力

● 施莱尔马赫：独立的翻译语言与对异质文化的尊重

● 翻译描写中术语的模糊性

主要文献

Baker, M. (ed.) (1997a)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art Ⅱ: History and Tradi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 (1980, revised edition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2.

Dryden, J. (1680/1992) “Metaphrase, paraphrase and imitation”, in R. Schulte and J. Biguenet (eds) (1992), pp.17-31.

Robinson, D. (1997b)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Manchester: St. Jerome. For extracts from Cicero, St. Jerome, Dolet, Luther and Tytler.

Schleiermacher, F. (1813/199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in R. Schulte and J. Biguenet (eds) (1992), pp.36-54.

Schulte, R. and J. Biguenet (eds) (1992)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I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örig, H.-J. (ed.) (1963) Das Problem des Übersetzen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For German originals of Luther and Schleiermacher.

2.0 引言

本章的目的不在于全面介绍古往今来的翻译或翻译者史；事实上，这也超出本书的范围。本章旨在探讨“字对字”与“意对意”之间的争论，这占据了纽马克所说的“翻译的前语言学时期”（Newmark, 1981:4）翻译理论的大半壁江山，也是一个不断反复讨论的中心议题。在《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91）一书的“翻译历史”一节中，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这一议题“反复出现，而且其强调重点也因为语言及交际概念的差异各不相同。”（1991:42）本章拟精选翻译史中一些较有影响的译家及译论展开论述，包括西塞罗、圣哲罗姆、多雷、路德、德莱顿、泰特勒和施莱尔马赫等。之所以选择这些译家译论，是因为他们在翻译史及翻译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然，本章所选译家译论自有其局限，章末“补充读物”列举了其他一些译家译论，我们也完全可以将他们列入其中。历史上，翻译研究一直倾向于关注西欧的翻译著述，这一传统始于罗马时代。人们往往对西欧以外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印度及阿拉伯国家的丰富传统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涌现了一些用英文写成的翻译著作，包括德莱尔和伍兹沃思的《历史上的翻译家》（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1995）和贝克的《卢特里奇翻译研究百科全书》（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a），这些著作已把研究视域拓展到更广大的地域。对于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本章也有所论及，同时鼓励读者结合自己所在国家及语言的历史和翻译传统，考虑翻译问题。

2.1 “字对字”还是“意对意”

直到20世纪后半叶为止，翻译理论一直陷于“直译”（literal）、“意译”（free）与“忠实”（faithful）之辩的泥沼。乔治·斯坦纳认为，这一争辩注定“无果而终”（sterile）（1998:319）。“字对字”（即直译）与“意对意”（即意译）之分肇始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塞罗与公元4世纪晚期的圣哲罗姆，这一区分形成了数世纪以来直至今日所有重要译论的基石。

西塞罗在《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 46 BCE/1960 CE）中介绍了他对古希腊演说家伊斯金尼斯与狄摩西尼作品的翻译，简要地概述了其翻译方法：

我不是作为翻译匠，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我所保留的是原文的思想与形式，或者人们所说的思想的“外形”，只不过我所用的语言是与我们语言的用法完全一致的语言。这样一来，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求字对字的翻译，而应该保留语言的总体风格与力量。1

（Cicero, 46 BCE/1960 CE:364）

引文中第一行所说的“翻译匠”指采用直译（“字对字”）方法的译者，而作为“演说家”的译者则力图通过译作打动听众。罗马时代的“字对字”翻译可谓名副其实：人们用拉丁语最切近的语法对等语替换原文（即希腊语）的每一个单词，这样，罗马人阅读译文时可以把希腊原文与拉丁译文逐字对照。

西塞罗对“字对字”翻译是不屑一顾的，贺拉斯也在《诗艺》（Ars Poetica, 20BCE?）一个简短而有名的段落中强调，2翻译的目的就是在译文中产生一个美学上令人愉悦、同时又具有创造性的文本。两人的主张对后世的译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此，著名译家圣哲罗姆也援引西塞罗的翻译方法来为自己在《七十子希腊文本》之《旧约全书》的拉丁译文中所用的方法进行申辩。公元395年，哲罗姆给元老院议员潘玛基（Pammachius）写了一封题为《论普通文本的最佳翻译》（De optimo genere interpretandi）的书信，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翻译策略。3针对别人指责自己翻译“不正确”的说法，圣哲罗姆对自己的翻译策略进行了描述，其论述恐怕也是迄今为止对翻译过程所做的最有名的论述之一：

现在我不仅承认，而且不客气地宣称，在从希腊语到拉丁语的翻译中——当然《圣经》的翻译除外，因为《圣经》中连词序都具有玄义——我所采用的都是“意对意”的翻译方法，而不是“字对字”的翻译方法。4

（St Jerome, 395CE/1997:25）

虽然有学者（如Lambert, 1991:7）认为，5人们误解了圣哲罗姆的话，但现在译界一般认为，圣哲罗姆所说的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直译（字对字）”与“意译（意对意）”。圣哲罗姆之所以轻视“字对字”的翻译，是因为这种翻译方法会使译文荒谬不经，背离原文的真正含义。相反，“意对意”的翻译方法有利于原文意义或内容的翻译。由此可见，“直译／意译”、“内容／形式”之争便肇始于此，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哲罗姆曾以军事征服为例，说明译文如何入侵原文：原文犹如战俘，而目的语则如征服者（Robinson, 1997b:26）。有趣的是，圣哲罗姆在为自己的辩护中还特别强调，《圣经》翻译中词语的顺序与意义都具有特殊的“玄义”，擅自篡改原文的意义将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指控。

尽管人们一般认为，圣哲罗姆最清晰地论述了翻译中的“直译”和“意译”，但在中国及阿拉伯等有着古老而丰富翻译传统的国家也存在类似的争论。例如，在论及中国从印度翻译佛经时，孔慧怡（Eva Hung）和卜立德（Pollard）也采用了类似的术语（见框表2.1）。我们可以从他们所用的词汇看出现代西方翻译术语的痕迹（如汉语拼音注解yiyi），但框表中的文字所论的主要思想与上述西塞罗／圣哲罗姆的直译与意译之争仍然大同小异。同时，文中还提到了美学效果和风格的差异，并首次提到了文本类型的粗略划分，将原文中的非文学文本与译文中的文学文本区别对待。

框表2.1

佛经翻译为翻译实践及翻译方法的讨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统而论之，佛经翻译的第一阶段（东汉～三国时期，公元148～265年）多为“字对字”的直译，严格依循原文的句法。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译场的译员缺乏较强的双语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认为，佛义精奥圣明不容窜改。其结果，译出的经文句法晦涩，加上多用音译，没有佛学基础者很难读懂译文。这在佛经翻译的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65～589年）有了明显的转变，现代中国学者将这一转变称为yiyi［意译］。译者根据目的语句法的使用规范删除了插入语，同时对译文进行润饰，使其更富有文采。鸠摩罗什堪称这一方法的先驱。但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中，文学润饰与原文相差太远，现在还有学者探讨这种方法对原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佛经翻译的第三阶段（隋、唐、北宋时期，公元589～1100年）在很大程度上堪称玄奘时期。玄奘通晓梵文与汉语，主张重视原文风格的转译：原文风格如简洁平实，则不宜多加润饰。玄奘还专门制定法则，规范音译的使用，并为后来的诸多译家所尊奉。

（Hung & Pollard, 1997:368）

有着丰富翻译传统的阿拉伯国家也存在“直译”与“意译”之争，当时其翻译中心位于巴格达。在Abbasid统治期间（750-1250），翻译活动尤其频繁，其翻译主要是以古叙利亚语为中介，将希腊的科技与哲学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Delisle & Woodsworth, 1995:112）。在这方面，罗森塔尔（Rosenthal, 1996/1994）和出生于埃及的翻译学者贝克（Baker, 1997a:320-321）均做过研究，Baker对这一时期人们所采用的两种翻译方法进行了描述：

第一种方法即Y. 伊本·阿尔-巴特里克（Yuhanna Ibn al-Batrīq）和伊本·奈马·阿尔-黑姆西（Ibn Naima al-Himsi）所用的方法，其直译程度很高，是用对等的阿拉伯词翻译每一个希腊词。如果没有对等的词语，则将原文的希腊词借用进阿拉伯语。

（Baker, 1997a:320-321）

这种“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后来证明并非行之有效，必须予以修正，采用第二种即“意对意”的翻译方法：

第二种翻译方法即伊本·伊夏克（Ibn Ishaq）与阿尔-贾瓦哈里（al-Jawahari）所用的方法——意译法，即用流畅的目的语文本传达原文的含义，同时不使目的语扭曲形变。

（Baker, 1997a:321）

我们可以再次看出，以上描述所用术语受经典西欧翻译话语影响甚大，但这并不是说，西塞罗与圣哲罗姆所代表的两种翻译方法在阿拉伯文化中就消失了影踪。当然，部分学者还从其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如萨拉马-卡尔（Salama-Carr）便从概念和术语两个层面入手，重点研究翻译方法如何随着多年来阿拉伯新词的增加（而不是音译词的增加）“帮助建立了一整套思想的体系，使之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基石”（Delisle & Woodsworth, 1995:112-115）。同时，阿拉伯译家在使用解释性与引导性注解方面也极富创造性。

2.2 马丁·路德

自从圣哲罗姆翻译《圣经》及其他宗教与哲学文本之后，西方社会就“直译”与“意译”问题争论了一千余年。罗马天主教会支持“正确”的、约定俗成的《圣经》翻译。任何背离既定阐释的翻译都可能被视为异端，遭到指责与禁止。部分译者的命运更为凄惨，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法国人文主义者艾蒂安·多雷（Etienne Dolet）。1546年，索邦大学神学院认定，多雷在翻译柏拉图对话录中一个有关“人死亡之后的存在”的段落中，凭空增加了“一切皆是虚无”（rien du tout）这一短语，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多雷的增词被指控为“亵渎神灵”，说他不相信灵魂的永恒。也正是因为“犯”了这一翻译“错误”，他被执行了火刑。

这种不直译或者采用不为人所接受的方式进行的翻译，后来的人们把它看作甚至用作反对教会的武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丁·路德用中东部德语翻译的《新约》（1522）与《旧约》（1534），这两部作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路德在宗教改革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他使用当地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方言翻译《圣经》，对加强该方言的语言形式，使其成为标准德语大有裨益。有人指控路德在翻译中变更了《圣经》经文，对此，他于1530年（Luther, 1530/1963）写下了著名的《翻译信简》（Sendbrief vom Dolmetschen），为自己进行了辩护。6在对马丁·路德的指控中，有一点跟多雷的指控非常类似。这一指控源于马丁·路德对保罗在《罗马书》3章28节中所说的话的翻译：

原文：Arbitramus hominem iustificari ex fide absque operibus.

德语：Wir halten, der Mensch gerecht werde ohne des Gesetzes Werk, allein durch den Glauben.7

英语：We hold, that man becomes rectified without the work of the law, only through belief.

［我们笃信，人心灵之净化不以法令之功，而仅凭信仰之力。］

由于马丁·路德在德语译文中增加了allein［仅仅，只是］一词，而拉丁原文中又没有对应的词（即sola），这种做法遭到了教会的强烈批评。根据教会的指控，德语译文暗含了“个人信仰足以使人灵魂净化，从而使‘法令（即宗教法令）之功’成为多余”这样的含义。马丁·路德反驳说，他只不过是用“纯正而清晰的德语”进行翻译罢了，8allein一词的使用是德语中强调的需要。

跟圣哲罗姆一样，马丁·路德反对采用“字对字”的翻译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无法传达与原文同样的含义，有时甚至会令译文晦涩难懂。他曾举《马太福音》12章34节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Ex abundantia cordis os loquitur.

《英王钦定本圣经》将这一句子直译为：

Out of the abundance of the heart the mouth speaketh.［口说之词是丰富之心的表述。］

马丁·路德则用一句常见的德语谚语翻译了这一句子：

Wes der Herz voll ist, des geht der mund über.9

这一成语的意思是“直抒胸臆”〔1〕

虽然与圣哲罗姆1100年前的论述相比，马丁·路德在处理直译与意译时并未表现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但他用普通人民的语言传播《圣经》，并从原文与译文读者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做法最典型的例证当数以下这段赞美德国人民语言的段落：

你必须问一问家里的母亲、街上的孩子和集市上的普通男子，看看他们的口型，看他们如何说话，并用同样的方式进行翻译，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并明白你是在用德语跟他们讲话。10

多亏了马丁·路德的德语翻译，自那以后，普通德国人的语言开始变得清晰而富有强烈的表现力。

2.3 忠实、灵魂与真理

F. 阿莫斯（Flora Amos）在《早期翻译理论》（Early Theori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认为，不管怎么说，翻译理论史都不是“清晰易辨、依次进行的发展史”（Amos, 1920/1973:x）。通常，理论是彼此割裂的，它只不过是翻译从业者们做出的一系列广义上的前言与评论。这些翻译者往往还忽视或根本不知前人的相关著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可以解释如下：

翻译批评缺乏连贯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译者反应迟缓，无法用清楚无误的语言将他们的目的和方法表达出来。

（Amos, 1920/1973:x）

举个例子来说，根据阿莫斯的观察（p.xi），早期的译者在对“忠实”（faithfulness）、“准确”（accuracy）甚至“翻译”一词的含义进行界定时往往相差甚大。

路易斯·凯利（Louis Kelly）在《真正的译者》（The True Interpreter, 1979）一书中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研究。凯利从古代作家的一些论述入手，追述他所谓的“错综复杂”（p.205）的“忠实”（fidelity）、“灵魂”和“真理”等术语的历史，对翻译理论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忠实”（或者至少是“忠实的”译者）这一概念在贺拉斯看来，其最初的含义就是字面的“字对字”的翻译。直到17世纪末以后，“忠实”才真正用以指对原作者意义的忠实，而不是对原作者所用词语的忠实。与此类似，凯利（Kelly, 1979:206）认为“灵魂”（spirit）一词也有两层含义：该词的拉丁形式spiritus是指创造性的能量或灵感，是针对文学而言的，而圣奥古斯丁则用该词指代“圣灵”（Holy Spirit），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圣哲罗姆则用该词来同时指代前面两种含义。在奥古斯丁看来，“灵魂”与“真理”（veritas）是你我交融、彼此不分的，其中“真理”具有“内容”（content）之义；但在圣哲罗姆看来，“真理”就是他在《通俗拉丁文圣经》中极力还原的希伯来文本。凯利认为，直到12世纪以后“真理”才真正等同于“内容”。

不难看出，在圣本的翻译中，由于“上帝之语”是至高无上的，“忠实”（字面上的忠实与对所理解的含义的忠实）、“灵魂”（词语的能量及“圣灵”）与“真理”（即“内容”）三者是相互关联的。然而到了17世纪，人们通常认为，“忠实”已超越了词语层面的忠实，“灵魂”也失去了其最初的宗教含义，仅仅用以指文本或语言的“创造性能量”。

2.4 早期为创建系统的翻译理论而做的努力：德莱顿、多雷与泰特勒

阿莫斯（Amos, 1920/1973:137）认为，17世纪的英国在翻译理论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德纳姆、考利及德莱顿等人的论述“深思熟虑、理据充分”，其“翻译目的与意义也明白无误”。当时的英译作品大多毫无例外地用韵文翻译希腊与拉丁语的经典作品，部分作品的翻译可谓十分自由。例如，考利在《品达歌集》（Pindaric Odes, 1640）一书的前言中便对“逐字忠实地转译成法语或意大利语散文”的诗歌进行了批驳（Cowley, 1640，转引自Amos, 1920/1973:149）。他认为对于翻译中无法避免的美的丧失，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与创造力”缔造新的美。在创造美的过程中，考利承认在歌集中“移植、删减并增加了他所喜欢的内容”（Amos, p.150）。他甚至提议用“拟作”（imit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这种极端自由的翻译方法（Amos, p.151）。跟罗马时期翻译不同的是，考利认为，这种自由的翻译方法并不是要让译者胜过原文，相反，它是要让原文的“灵魂”得到最好的再现（Amos, p.157）。

这种自由的翻译方法在另一位英国诗人兼翻译家身上引起了共鸣，他就是约翰·德莱顿。德莱顿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对后来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1680年翻译的奥维德的《书信集》（Epistles）的前言中，约翰·德莱顿（Dryden, 1680/1992:17）将所有的翻译分为三类：

1．逐字译（metaphrase）：逐字逐行的翻译，与直译相对应；

2．意译（paraphrase）：有一定自由度的翻译，译者始终关注原文作者，以免有所丧失，但译者严格遵循的是原作者的“意旨”（sense）而不是其用词；因此，这涉及词汇短语的变更，与“忠实”或“意对意”的翻译大致相对应；

3．拟作（imitation）：摒弃原文的用词与意旨，与考利所说的极端自由的翻译方法对应，相当于“改编”（adaptation）。

德莱顿批评本·琼生等是“逐字译”的译家，说他们是“语言复印机”（verbal copier）（Dryden, 1680/1992:18）。这种“奴仆似的直译”就像“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是一种愚蠢的做法”，他用这一著名的比喻表达了对“逐字译”方法的批驳。与此类似，德莱顿也反对拟作这种翻译方法，即译者参照原文“站在原作者的角度那样改写，假定原作者生活在译者自己的时代和国度。”（p.19）德莱顿认为，“拟作”使得译者变得更加显现（visible），但对“死去的作者的英名和声誉……却是最大的不公。”（p.20）因此，德莱顿喜欢“意译”，建议避免“逐字译”和“拟作”。

德莱顿提出的翻译方法三分的模式对后来的翻译著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德莱顿本人在翻译维吉尔的《伊尼德》（Aeneid, 1697）时却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其翻译方法介于“意译”与“直译”之间：

我认为，为了尽量靠近原文作者，避免丧失其优雅，尤其是其措辞的优雅，在“意译”与“直译”这两极之间穿梭游弋是合适的。

（Dryden, 1697/1992:26）

这样，德莱顿对自己翻译方法的描述与他上面对“拟作”的界定颇为相似：“也许我可以说……我曾努力猜想，假设维吉尔出生在英国，生活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他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英语该怎样说话”（Dryden, 1697/1992:26）。

因此，统而论之，德莱顿及同时代其他人的翻译论述具有极强的规约性，他们为了创造成功的翻译，拟订了一些翻译准则。尽管德莱顿的著述在翻译理论中举足轻重，但其著作却充满了其所在时代的语言：原文作者的“天才”性，原文的“力量”与“灵魂”，“完全理解”原文含义的必要性，以及翻译的“艺术性”等等。

其他翻译家也开始以同样的规约方式阐述自己的翻译“准则”。其中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艾蒂安·多雷。多雷悲惨的命运我们在上文已有所提及。他在1540年的手稿《论如何出色地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La manière de bien traduire d’ une langue en aultre）中，按照重要性的程度提出了翻译的五条原则：11

1．译者必须熟知原文作者的含义与题材，尽管他可以随意澄清原文中模棱两可之处。

2．译者应该精通原文与译文，不致损失语言的庄重。

3．译者应该避免逐字翻译。

4．译者应该尽量避免使用拉丁语派生形式或其他不常见的语言形式。

5．译者应该熟练地运用词语的搭配与关系，避免出现晦涩之感。

从以上文字我们可以再次看出，多雷所关注的仍然是尽量避免“字对字”的翻译，强调原文含义的再现。不过，多雷之所以强调要使译文优美自然，是因为他想通过翻译强化新兴法国民族语言的结构与独立性。

在英语文献中，继德莱顿之后首次系统地研究翻译的文章恐怕要数A. F. 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7）。与德莱顿以原作者为中心的描述方法（“像原作者通晓目的语般地写作”）不同的是，泰特勒站在目的语读者的立场将“好的翻译”界定为：

将原文作品的优点全部移植到了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译文读者所明确理解的，所强烈感受的，都跟原文读者所理解的和感受的完全相同。

（Tytler, 1797:14）

多雷提出了五条原则，泰特勒（Tytler, 1797:15）提出的则是三条通用的“法则”或“规则”：

1．译文应该完全摹写原作的思想；

2．译文的风格与写作方式应该与原文的风格与写作方式相同；

3．译文应该与原作的行文一样自如。

泰特勒的第一条法则相当于多雷前两条原则的内容，因为它既要求译者“精通”原文（Tytler, 1797:17），又要求译者了解翻译的题材，“忠实地传达”原作者的“意思与意旨。”跟多雷的第五条原则一样，泰特勒的第二条法则涉及到原作者的风格问题：译者一方面要能够明白这一风格的“真正特点”（p.113），另一方面还要具有“适当的品味”与能力在译文中重新创造这种风格。泰特勒的第三条法则（p.199-200）要求“译文应该与原文一样行文自如”。泰特勒认为，这一点是最难的，并用传统的比喻把它比作“艺术家临摹绘画”。因此，我们应该避免“精细的摹仿”（scrupulous imitation），因为这会导致“原文精神与自如风格的”丧失。对此，泰特勒提出（p.203），译者应该“把握原作者的灵魂”。

泰特勒个人认为，他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法则代表着人们对翻译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可以把二者看作“忠实于内容”与“忠实于形式”这两种极端的翻译方法，也可以看作西塞罗与圣哲罗姆“字对字”与“意对意”这两种翻译方法的再阐释。然而至关重要的是，跟多雷一样，泰特勒也根据三条法则的相对重要程度，按照先后顺序进行了排序。这种重要程度的区分在现代翻译理论中具有重大意义。例如，泰特勒指出（p.215），当我们必须做出某些“牺牲”时，三条法则的先后排序可以作为翻译决策的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泰特勒已经预示了现代翻译中的“得”、“失”问题。因此，如有必要，译者可以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而牺牲行文的自如，也可以为了传达原文的意义而牺牲原文的风格。

2.5 施莱尔马赫与对异质的尊重

17世纪的翻译关注的焦点是“拟作”，18世纪人们所讨论的是译者为同时代读者重现原文精神的职责，到了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翻译时期，人们谈论的则是“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1813年，德国神学家兼翻译家F. 施莱尔马赫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翻译专论《论不同的翻译方法》（“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12施莱尔马赫是公认的现代新教神学的奠基者，也是现代阐释学（基于个人内在情感与理解，而非绝对真理的浪漫主义阐释方法）的创始人。

与本章已经论及的其他翻译理论不同的是，施莱尔马赫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译者，他们从事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

1．商业文本译者（Dolmetscher）：从事商业文本翻译的人员；

2．艺术文本译者（Übersetzer）：从事学术及艺术类文本翻译的人员。

施莱尔马赫认为，第二种类型的译者其创造性更高，能够给语言带来新的生命（Schleiermacher, 1813/1992:38）。学术性或艺术性文本虽然貌似不可翻译——因为表达原文意义的语言与其文化紧密相关，而且译文语言始终找不到完全的对等语——但在施莱尔马赫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他跨越“字对字”、“意对意”、忠实与意译等问题，认为摆在译者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

译者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地不打扰译文读者，让原文作者向译文读者靠拢。13

（Schleiermacher, 1813/1992:41-42）

施莱尔马赫本人倾向于第一条道路，即让读者向原文作者靠拢。这并不是说要像原文作者通晓德语那样进行写作，而是要“让译文读者获得德语读者在阅读原文作品时同样的印象”（1813/1992:43）。14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必须采用相对于顺化（naturalizing）的“异化”（alienating）的翻译方法，使自己向原文的语言和内容靠拢。译者必须尊重异质，将其转换到译文中。

这种方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包括：

1．如果译者想传达自己从原文中获得的印象，那么能否传达这一印象取决于目的语读者的教育程度与理解能力，而且这很有可能与译者自己的理解也迥然不同；

2．也许有必要采用某种特殊的“翻译语言”。例如，译者在A处可以使用某个想象性的词语补偿词义，而在B处却只能采用某种陈腐的表达方法，虽然这一表达法并不能传达异质所产生的印象（Schleiermacher, 1813/1992:45）。

施莱尔马赫的影响是巨大的。的确，基特尔和波尔特曼（Kittel & Polterman, 1997:424）宣称，“实际上当代每一种翻译理论——至少在德语地区如此——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施莱尔马赫的假说相对应。没有什么方法在根本上是全新的方法。”施莱尔马赫有关不同文本类型的思想在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中更加突出（见本书第五章）。“异化”与“顺化”的对立在韦努蒂那里就成了“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的对立（参见第九章）。另外，施莱尔马赫所说的“翻译语言”的思想为瓦尔特·本雅明所继承，他有关翻译阐释学的描述在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步骤”（hermeneutic motion）中显而易见。

2.6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英国翻译理论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英国翻译理论，其研究重点是原文的地位及译文的形式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弗兰西斯·纽曼与马修·阿诺德有关荷马作品翻译的争论（参见Venuti, 1995:118-141；另参见Robinson, 1997b:250-258）。纽曼主张，译者应有意识地运用古语翻译荷马，以强调作品的异质性，并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这一点遭到了马修·阿诺德的强烈反对。阿诺德发表了题为《论荷马作品的翻译》（On Translating Homer, 1861/1978）的演讲，倡导一种透明的翻译方法。重要的是，争辩中获胜的一方阿诺德建议读者对学者建立信任，并说学者是唯一有资格对原文与译文效果进行比较的人。巴斯奈特（Bassnett, 1991:69-70）指出，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不仅贬损了翻译的价值（因为人们认为，译文永远也无法达到原文的高度，因此人们最好去读原著），而且使翻译遭到了边缘化（翻译似乎仅仅是为少数精英分子而作）。甚至可以说直到今日，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在英国仍然十分普遍。例如：

● 人们常常劝阻学生在进入大学学习以前，甚至正在大学里学习语言的学生不要去读作品的译文。

● 大多数大众文学并未译成英语。

● 主流影院或BBC1、ITV等英国主要电视频道上较少播出带字幕的外国电影。

2.7 走向当代翻译理论

乔治·斯坦纳曾对早期的翻译历史进行过细致而独特的分类，并列出了为数不多的14位作家，认为他们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曾经对翻译作出过重要或全新论述的人”（Steiner, 1998:283）。他所列出的名单中包括圣哲罗姆、马丁·路德、德莱顿，施莱尔马赫和20世纪的埃兹拉·庞德，瓦尔特·本雅明等等。事实上，根据斯坦纳的描述（p.283），这一时期翻译理论所涉及的范围是“非常狭窄”的：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理论（如果说与理想的理论相比还存在清晰可辨的理论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单调地讨论一些未加界定的模糊对象：“字面意义”（letter）与“灵魂”，“字面”与“含义”。人们认为这种两分法具有可以分析的意义，而这却正是最核心的认识论缺陷与诡计。

（Steiner, 1998:290）

其他现代理论家也认为，这一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用于评判翻译的标准流于主观模糊（Bassnett, 1991:134），而翻译评判本身又囿于规范（Wilss, 1996:128）。针对这种模糊不清与自相矛盾的情形，20世纪后半叶的翻译理论家做出了种种努力，企图重新界定“直译”与“意译”等概念，使之更具有操作性，用科学的术语对“意义”进行描述，并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分类。这些研究方法构成了本书以下章节的核心部分。

个案研究

“直译／意译”之争所用的很多词汇在当代翻译论著中还广为使用，下面的个案研究就来看一看两个这样的领域。“个案研究一”讨论翻译评判标准的两个例证，“个案研究二”对一位现代译家的“前言”进行论述，该前言选自M. 普鲁斯特所著《追忆逝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一书1981年英译本和1992年的修订版。15两个个案研究旨在说明，早期翻译理论中的词汇与思想对后来的翻译论著产生了重大影响。

个案研究一：评判标准

评判标准这一领域是经验丰富的语文工作者（翻译考试的阅卷人或职业翻译的审阅者）与经验欠佳的读者（通常是参加翻译考试的人员或初级职业翻译人员）进行对话的领域。有意思的是，这一领域所用的词汇大多是早期翻译理论中所用的模糊词汇。

英国“语言学家学会”（IoL）颁发的翻译证书是英国最为知名的初级译员资格证书。该学院《考试人员须知》中给出的翻译评判标准是：16

1．精确：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正确传达信息内容；

2．词语、成语、术语及语域的选择恰当合理；

3．连贯一致，组织合理；

4．就技术层面而言，标点使用精确。17

以上标准中两次使用了“精确”一词（标准1与标准4）。在一定程度上说，“精确”与现代语言学中的“忠实”、“灵魂”和“真理”相当；语言学家学会的《考试人员须知》还使用了“充分理解”、“正确传达信息内容”等表达法，试图对“精确”进行进一步界定。我们在第三章中会讨论到，这些词语的使用实际上受20世纪60年代奈达所用术语的影响。标准2中“词语的选择恰当合理”这一标准的使用表明其评判是以译文为标准的，标准3中的“连贯一致”则将我们引入了话语分析这一领域（参见第六章）。

因此，这些标准的设定是为了制定明白无误的翻译规则。但是，考试主办者对考试人员的成绩报告中虽然详细地列举了考试中出现的错译与妙译，但这些报告往往充斥着更加模糊、更有争议的早期翻译理论的用语。在一份由语言学家学会考试主办者（针对1997年11月的法译英翻译，试卷一）撰写的报告中，报告人虽然详尽地解释了学生在翻译中所犯的错误，但却强调了译文“流畅”标准的重要性。因此，报告对其中四篇译文的评价是“流畅度较差”，并对某些更改句子语序“以使英语更加自然”的考生予以了表扬。也许最有意思的当数该报告对“直译”一词的使用。例如，在涉及“背信弃义的朋友”（false friends）的翻译时，报告中四次使用了“直译”一词——多数是出于批评。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中把“直译”作为一个相对的概念予以使用。例如，“过于直译”（too literal，着重符为作者所加）会产生transmitting the budget to the Chamber［向议院传递预算］这样的译文表达法，而正确的译文为delivering the budget［提交预算］；déjeuner-débat如果“完全直译”（totally literal translation，着重符为作者所加）就会产生“极不自然的英语”。也许，这一短语如果直译可能译成lunch-debate［午餐争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lunchtime talk［吃午饭时的闲谈］。不过，形容词literal［直译］之前的限定性副词too［过于］和totally［完全］的使用表明，现在人们认为，literal一词本身并不是什么翻译方法的极端。相反，如2.1节所示，人们使用literal时，其含义是指“接近原文语义的翻译方法”；只有当这种方法走向极端（如“过于直译”或“完全直译”）时，译文的自然程度才会遭到损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员指南》（Guidelines for Translators）一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标准。18“精确”（accuracy）仍然是该书的“首要要求”。书中对翻译目的的描述是：译者理解原文作者“想表达的含义”之后，应该把这一含义译成英语，且“尽可能地使译文对英语读者所产生的印象与原文对相应的外语读者所产生的印象相同”。这一说法与施莱尔马赫“让读者向作者靠拢”的方法非常近似。不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翻译方法不是遵循“异化”的翻译策略，而是通过一种折中的方法，一方面要使译文“听起来”像是翻译，另一方面要“充分体现”译者的个人语言，让读者觉得“与众不同”（unusual）。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判标准中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 首先，它对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听起来像是翻译”与“过分体现”译者的个人语言）之间的平衡进行了描述，描述时所采用的意象是“在拉紧的绳索上行走之永恒壮举”（a perpetual feat of tight-rope walking），这一意象跟德莱顿“戴着脚镣在绳索上跳舞”这一闻名遐迩、用于形容直译者之笨拙的比喻意象非常近似。

● 其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员指南》特别考虑了母语并非译文语言的读者。

● 第三，不同的文本其翻译策略也各不相同：用于在期刊上发表的翻译文章的风格应该具有“可读性”，政治上比较敏感的演讲则要求“翻译贴切原文”，以免产生误解。

以上标准的第一点表明，有关翻译的古老比喻即使在当代也仍在使用。第二点跟“读者中心”的翻译方法相关，虽然《译员指南》不承认存在什么“特别的”翻译语言。第三点表明了不同文本应该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这一点施莱尔马赫在把翻译区分为商业文本的翻译与哲学类文本的翻译时就已经提及，但是，正如第五章的讨论所示，施莱尔马赫的分类跟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之间的关联似乎更加紧密。

个案研究二：译者序言

在早期数个世纪里，译者序言是译者集中讨论翻译方法的重要场所。但是，在现代的出版物中，译者序言已不多见，而且多是为经典作品的新译交代缘由。普鲁斯特名著《追忆逝水年华》的英译修订版就是这样。19该书用法语写成，最初在20世纪20年代由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C. K. Scott Moncrieff）译成英文，并分别于1981年和1992年由T. 基尔马丁（Terence Kilmartin）和D. J. 恩赖特（D. J. Enright）对英文进行了修订。

在1981年译文的引言部分（p.x），基尔马丁对修订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那是因为最近法语原文推出了修订版与校正版，因此有必要纠正现存译文中存在的“错误与错译”。1981年译文还增加了一篇由基尔马丁撰写的长达四页的“翻译说明”。最有意思的是，基尔马丁在评述中对自己所做修订进行描述时使用的词汇：

我并非为了翻译本身而作无关痛痒的修订，但是译者对原文作者的忠诚使我责无旁贷，在不同的地方做出更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地忠实于普鲁斯特的意义与口吻。

（p.ix）

对作者的“忠诚”（loyalty）与对意义的“忠实”（faithful）这两个概念似乎直接来自17世纪的翻译论述。“意义”与“口吻”之间的区分似乎也肇始于形式与内容之争。评述中“口吻”等笼统性词语的使用跟早期翻译论述的模糊笼统遥相呼应。

基尔马丁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英语译文属于对原文的直译，并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说斯科特·蒙克里夫“倾向于用直译的方法翻译法语的习语和短语”（p.x），其结果是，译文非常“怪异”；蒙克里夫还喜欢“过于贴近”原文的句法，尤其是由一个个从句叠加起来的长句，这种句法使译文“一点也不像英语”（unEnglish）。基尔马丁声称，“那显然是早期法语特有的语法特点，它使原文的含义模糊，篡改原文的说话口吻。”（p.x）“法语特有的语法特点”一语所暗含的否定含义在这种语境下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基尔马丁所批评的是法国文学巨擘普鲁斯特的作品，是普鲁斯特英语译文的语法结构中显而易见的“异国特质”（foreignness）。如果借用施莱尔马赫的术语来说，基尔马丁所喜欢的，是一种纯属“顺化”的翻译方法。

个案研究讨论

从以上两个简短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早期翻译理论所用的术语在今天仍然广为使用。“直译”、“意译”、“忠诚”、“忠实”、“精确”、“意义”、“风格”以及“口吻”等都是不断反复使用的词语，即使在诸如评判标准等需要更系统的理论知识的领域也是如此。上述评论中大多存在偏好“自然的译文”的倾向，认为译文读起来就应该像原创作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直译”已逐渐式微，阿诺德所提倡的维多利亚精英主义的翻译风格也不再为人所接受。施莱尔马赫所提倡的“异化”的翻译方法也无人遵循了。剩下的就只有“自然”的翻译了，即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几乎全用日常口语的翻译风格。但是，语言学家学会《考试人员须知》中“直译”一词之前所用的修饰语表明，数世纪以来这一术语的使用已经发生了变化。现在“直译”的意思是“高度贴近原文的翻译”。译者如果跨越了这一标准，就会受到批评。人们仍然对“富有想象力”（imaginative）而又“地道”（idiomatic）的翻译情有独钟。然而，就本章个案研究中所讨论的文本而言，其针对对象主要是普通读者或初学翻译的人。我们在下一章中可以看到，20世纪下半叶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是对翻译过程中不同要素的系统化研究。

小结

从西塞罗至20世纪的翻译理论大多围绕着翻译是该直译（“字对字”）还是该意译（“意对意”）这一对矛盾进行，这是一个反复出现又毫无结果的争论，圣哲罗姆在用拉丁文翻译《圣经》时曾对这一对矛盾进行过著名的探讨。有关《圣经》及其他宗教文本翻译的争论一千余年来一直在翻译理论中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早期的翻译理论家们大多在译著序言中为自己采用的翻译方法进行辩护，他们常常很少关注（或根本无法获得）前人相关的著述。德莱顿在17世纪末提出的三种翻译方法标志着更系统、更精确地研究翻译的开始，而施莱尔马赫对异质文本的尊重则对当代的学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补充读物

有关翻译史的著作和论集浩如烟海。除本章篇首给出的一些主要阅读文献以外，读者可以特别关注以下作品：阿莫斯（Amos, 1920/1973）、德莱尔和伍兹沃思（Delisle & Woodsworth, 1995）、凯利（Kelly, 1979）、乔治·斯坦纳（G. Steiner, 1975/1998）、 T. 斯坦纳（T. Steiner, 1975）、罗滨逊（Robinson, 1997b）所选文章的原著书目、舒尔特和比格内（Schulte & Biguenet, 1992）、勒菲弗尔（Lefevere, 1992b）及施特里希（Störig, 1963），同时建议读者根据自己所感兴趣的国家、时期、文化以及语言进行选择。德莱尔和伍兹沃思（Delisle & Woodsworth, 1995）及贝克（Baker, 1997a）这两本书在提供不同文化语境下的翻译背景知识方面特别有用。凯利（Kelly, 1979）在拉丁传统的翻译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皮姆（Pym, 1998）探讨了翻译史上不同的翻译研究方法，对于读者也大有裨益。

研讨要点

1．找出最近用你的母语出版的翻译评论。这些评论对翻译本身做了什么评价？评论中所用的词汇与本章中所描述的词汇在多大程度上相似？

2．现代翻译理论往往批评“直译／意译”之争过于简单。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翻译评论、教师与考试主办人员的评述以及文学翻译家自己的翻译著述中又仍然频频使用这些早期翻译理论的词汇呢？对此你如何看待？

3．你所在的语言和文化中，20世纪以前有哪些翻译方面的著述？这些著述与本章中所讨论的著述有多大的相似性？不同语言系统下的早期翻译理论是否存在重大的差异？

4．意大利谚语“译者即叛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已成了翻译领域的陈词滥调。本章所论内容有哪些可以用来解释其缘由？

5．你认为多雷的翻译原则与泰特勒的翻译法则在引导译者方面有何裨益？

6．1697年，德莱顿在《伊利亚特》的“译者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曾努力猜想，假设维吉尔出生在英国，生活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他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用英语该怎样说话。”如果凭你想象，你认为维吉尔会怎样说话呢？这给文学翻译者提出了哪些问题？

7．在你所在的国家中，译著中“译者序言”是否常见？如果常见，其作用如何？他们对译著进行描述时使用何种语言？

（祝朝伟 译）

注 释

〔1〕谭载喜先生对Wes der Herz voll ist, des geht der mund über的译文为“话会从心满的人身上流出来”，见谭载喜著《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81页。

3 对等和对等效应

主要概念

●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 1959）所讨论的有关意义对等的问题，以及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中心问题。

● 奈达所采用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model），和他用于《圣经》翻译上意义分析的“科学”方法。

● 奈达有关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以及强调接受者的对等效应（equivalent effect）原则。

●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德国的翻译科学发展（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 对等和“中间对照物”（tertium comparationis）的理论批评。

主要文献

Bassnett, S. (1980, revised edition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Ⅰ.

Jakobson, R. (1959/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113-118.

Koller, W. (1979a) Einführung in di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Heidelberg-Wiesbaden: Quelle und Meyer.

Koller, W. (1979b/1989) “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 theory”, translated by A. Chesterman, in A. Chesterman (ed., 1989), pp.99-104.

Newmark, P. (1981)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Hall.

Nida, E. (1964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Nida, E. (1964b/2000) “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 in L. Venuti (ed.), pp.126-140.

Nida, E. and C. Taber (196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3.0 引言

经过数世纪对直译和意译的反复讨论（见第二章），理论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尝试较为系统地分析翻译问题。新一轮辩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围绕某些重要的语言学问题。其中最瞩目的乃是有关意义和雅各布森在1959年已撰文论述的“对等”（equivalence）问题（见下文3.1节）。随后二十多年，有多人再行尝试为对等本质加以定义。本章会仔细探讨目下几个主要工作：奈达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以及对等效应原则等重要概念（见下文3.2节），纽马克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见下文3.3节），维纳·科勒的对应（Korrespondenz/correspondence）与对等（Äquivalenz/equivalence，见下文3.4节）。

3.1 雅各布森：语言意义与对等的本质

在第一章，我们从雅各布森（1959/2000）所撰写的《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可以领会到这位俄国出生的美国结构主义学者如何描述翻译的三种类型：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是指两种不同书面语之间的翻译。雅各布森进一步探讨语际翻译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尤其是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与对等问题（equivalence）。

雅各布森遵循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即口头和书面信号）与所指（即所指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予以发展。能指和所指共同组成语言符号，但这种符号既武断又缺乏理据（Saussure, 1916/1983:67-19）。因此，英语单词cheese［乳酪］是声学上的能指，“标示”了“由凝乳制成的食物”这一概念（即所指），尽管这种称谓并没有任何固有的理由。雅各布森强调，即使这个词所指称的某个概念或某种事物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从未看见过或体验过的，但我们依然有可能理解一个词所指的意义。他列举了ambrosia［仙果］和nectar［甘露］两个例子，现代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即使从未接触过这两个词所指称的物质，也会在希腊神话中阅读到；这两个词与cheese［乳酪］的情况完全相反，因为现代读者几乎都可能亲身接触过。

随后，雅各布森转而思索不同语言之间的词语意义对等（equivalence in meaning）的棘手问题。他指出（Jakobson, 1959/2000:114）：“代码单位之间通常不存在完全的对等。”他以英语的cheese［乳酪］为例来加以说明，英语的这个词并不完全等同于俄语的syr（或西班牙语的queso或德语的Käse等），因为俄语的这一个代码单位并不包含农家鲜乳酪（cottage cheese）的概念，俄语是用tvarok而非syr。也许有人会争辩，英语的cheese要加上cottage这一用语才能真正涵盖“农家鲜乳酪”的范围，用语和语义领域之间所存在的跨语言差异性的大体原则就此建立起来。

在雅各布森的描述中，语际翻译乃涉及“以一种语言的讯息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整体讯息，而非个别的代码单位”：

译者将从别处得来的讯息重新编码和传递，因此翻译牵涉两种不同代码间的两个对等讯息。

（Jakobson, 1959/2000:114）

要使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讯息“对等”，代码单位会有所不同，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符号系统（语言），对事实有不一样的划分（如上所举cheese与syr的例子）。从语言学和意符学的角度来看，雅各布森用了如今非常著名的下述定义来处理对等问题：“差异间的对等是语言上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极为关注的事情。”因此，在雅各布森的论述中，意义和对等的问题主要在于语言结构和语言用语中的差异，而不在于强调一种语言能否表述以另一种口头语写成的信息。由此可见，即使俄语将之细分成两个不同的概念，仍然能够表述出cheese［乳酪］一词的全部语义。

对雅各布森来说，跨语言的差异主要集中在一定的语法和辞汇形式：“语言之实质差异，在于必须表达什么而非可以表达什么。”（p.116）有关差异的例子比比皆是，大概体现于：

● 性别层面上：如house［房屋］在罗马语中是阴性的，而在德语和英语中则是中性的；honey［蜂蜜］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中是阳性的，在西班牙语中是阴性的，而在英语中则是中性的；

● 形貌层面上：在俄语中，动词的形态乃是根据动作已否完成而有所改变；

● 语义领域层面上：如德语的Geschwister通常包含英语的brothers［兄弟］和sisters［姊妹］两者的意思；而英语的children［孩童］在“I’ve got two children”［我有两个孩子］一句中，如果两个都是女孩，西班牙语会将之译成特定性别词hijas。

即使在大多数西方语言中表示基本关系概念的词，如be（英语）、être（法语）、和sein（德语），在西班牙语中也会拆分为ser和estar，而俄语则不使用类似的动词来清楚表明现在时态。这些例子均阐明了语言之间的差异，但仍是些可以通过语际表述的概念。雅各布森认为只有诗歌是“无法翻译”的，故需要“创造性的转换”，因为诗歌以形式来表达感觉，而“音位上的相似会被感应成语义的关系”（p.118）。

意义、对等和可译性的问题始终是60年代翻译研究的主题，美国著名的翻译研究专家奈达，却以一种崭新的“科学”方法来解答上述问题。

3.2 奈达和“翻译科学”

自40年代开始，奈达一直致力《圣经》的翻译工作，他从个人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翻译理论。他的理论体现于60年代的两部主要著作中：《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Nida, 1964a）以及与泰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Nida and Tabor, 1969）。第一本书的书名极具意义；奈达将在语言学上的新近成果兼收并蓄，试图将翻译（此处乃指圣经翻译）推向一个更科学的时代。奈达较具系统的研究方法，是从语义学和语用学中的理论概念和术语以及诺姆·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著作借鉴而来的，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形成了转换生成语法理论（theory of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homsky, 1957, 1965）。

3.2.1 意义的本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进展

奈达（Nida, 1964a:33ff）描述的各种“研究意义的科学方法”，都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理论家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奈达的研究旨在摆脱那种认为每个拼写词都有固定意义的陈腔，提倡对意义进行功能定义，词要通过其语境才“得到”意义，并可依据不同文化产生不同反应。

意义可细分为语言意义（linguistic meaning）（借入乔姆斯基模式中的成分）、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即外延的“词典”意义）和情感（emotive）或内涵（connotative）意义。一系列取自语言学的技巧，有助于翻译者选取不同语言条目的意义。决定指称意义和情感意义的技巧，主要集中于分析词的结构，以及区分相关词汇领域中的近义词。这些技巧包括层级结构法（hierarchical structuring），即以其层级来区分词组（例如：上义词动物［animal］和其下义词山羊、狗、牛［goat，dog，cow］等），以及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技巧。后者旨在识别和区分一组相关词语的特性。分析成果可用图示以助进行整体比较。其中一个例子（Nida, 1964a:84-85）是根据性别（男、女）、辈分（同辈、隔一代、两代或再多代）和直系（是否直系祖先或后代）用图示画出关系用语（祖母、母亲、堂表兄弟姊妹等）。当译者涉猎的两种语言中表亲属关系的概念出现差异时，这类分析就非常有用。

另一种技巧是语义结构分析（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奈达（Nida, 1964a:107）根据spirit（“魔鬼”、“天使”、“天神”、“鬼魂”、“气质”、“酒精”等等）特征（人类的还是非人类的，好的还是坏的等等）来划分其不同意义。该分析方法的宗旨是鼓励受训翻译人员意识到像spirit（或另一个例子bachelor）这样一种语义复杂的用语其意思变化多端，最为其语境所制约。因此，spirit并不总是含有宗教意味。即使（也许尤其是）当其具有宗教意味时，正如在用语Holy Spirit［圣灵］中，其情感语义或内涵语义也随着目的语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区别（Nida, 1964a:36）。词的“附带”联想就是其内涵价值，可视为语用学或“所用语言”（language in use）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奈达（Nida, p.51）特别强调，在翻译具有隐喻意义，例如复杂的文化习语时，交际语境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类片语与各个单词加起来的意思往往大有分歧。因此，希伯来语的习语bene Chuppah［其字面意思为“洞房之子”（children of the bridechamber）］，却是指参加婚礼的宾客，〔1〕尤其是指新郎的朋友（Nida, 1964a:95）。

一般来说，成分分析技巧被提出来作为澄清歧义、阐明难解的文章段落和辨别文化差异的手段，有助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比较。

3.2.2 乔姆斯基的影响

乔姆斯基转换生成模式把句子分析为一系列受规则制约的相关层级。简而言之，该模式的主要特征可总结如下：

1．短语结构规则生成潜在或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

2．此结构是经由联系一种到另一种潜在结构（例如：由主动转为被动）的转换规则转化的；

3．一个最终受音韵规则和词素规则所约束的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

该模式所描述的结构关系在乔姆斯基看来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这类结构最基本的是核心句（kernel sentences），即只需最低程度的转换就能生成的简单、主动的陈述句。

奈达将乔姆斯基模式的主要特性融入了他的翻译“科学”之中，尤其是，奈达认为这种模式为翻译者提供对原语文本进行解码的技巧，以及对目的语文本进行编码的程序（Nida, 1964a:60），不过在分析原语文本时，奈达却将乔姆斯基的模式倒序进行。因此，原语文本的表层结构被分析为深层结构基本成分；这些成分在翻译过程中被“转移”了，然后根据语义和文体的特点重新建构成目的语文本的表层结构。图3.1展示这种三阶段的翻译体系——分析、转移和重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structuring）：

图3.1 奈达的三阶段翻译体系（取材自Nida and Taber, 1969:33）

奈达和泰伯对该过程的描述（p.68）强调此法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比之任何试图在原语和目的语体系之间列出完整的对等特定配对较为优越。“核心”是该模式的关键语。就如乔姆斯基初期的模式，核心句是最基本的结构，因此在奈达看来，核心句乃是“用来构成语言复杂表层结构的基本结构成分”（Nida & Taber, 1969:39）。核心句乃从原语文本的表层结构通过逆向转换的还原过程变换而来（Nida, 1964a:63-69），利用转换生成语法的四种功能词类进行分析：

● 事件（events）：通常但并非总是由动词执行；

● 实体（objects）：通常但并非总是由名词执行；

● 抽象概念（abstracts）：数量和质量，包括形容词；

● 关系词（relationals）：包括性别、介词和连接词。

下列例子（Nida, 1964a:64）用来说明介词of的不同结构：

表层结构：神的旨意（will of God）

逆向转换：B（实体，God［神］）执行A（事件，wills［旨意］）

［又如］

表层结构：creation of the world［创造世界］

逆向转换：B（实体，the world［世界］）是A（事件，creates［创造］）的目标。

奈达和泰伯（Nida & Taber, 1969:39）声称所有的语言都有6至12种基本的核心结构，而且“核心句层次要比较为复杂结构的层次有更多相符之处”。核心句是讯息被转移至接受语时的层次，而且尚未经过三个转换阶段——“字面转移（literal transfer）”、“低度转移（minimal transfer）”和“书面转移（literary transfer）”——变成表层结构。框表3.1为转换过程的实例，取材自《约翰福音》1章6节（引自Nida, 1964a:185-187）。框表中所示书面转移的两个例子，在文体上尤其是在句法上，显然不同。第一个例子显得非常正统和古朴。其原因可能是为了达到对等和想要的效果，也就是奈达模式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下一节再予讨论。

框表3.1

• 译文取自《圣经》和合本。——译注

** 译文取自《圣经》新译本。——译注

3.2.3 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以及对等效应原则

奈达放弃了第二章所探讨的“直译”、“意译”和“忠实翻译”等传统用语，主张对等的“两个基本方向”或“对等类型”（Nida, 1964a:159）：（1）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2）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奈达将其分别定义如下：

1 形式对等：

形式对等强调要注意讯息本身的形式和内容……其中要关注的是接受语中的讯息应与原语中的不同成分尽可能地保持一致。

（Nida, 1964a:159）

因此，形式对等要求译文贴近原文的结构，这对翻译的准确性和正确性影响极大。最典型的类似翻译是“释译”（gloss translations），最贴近原语结构，通常附以注释让学生（因为这类翻译通常用于学术训练）对该原语文化的语言和习俗加深理解。

2 动态对等：

动态对等是基于奈达的“对等效应原则”，要求“接受者和讯息之间的关系应与原来的接受者和讯息间所存在的关系保持相当程度的一致”（Nida, 1964a:159）。讯息需要根据接受者语言上的需要和文化上的期望进行调整，“旨在达致完全自然的表达”。“自然性”（naturalness）对奈达而言是一项重要要求。诚然，他把动态对等的目标定义为追求“保持与原语讯息之间最自然的对等”（Nida, 1964a:166; Nida & Taber, 1969:12）。以接受者为导向的方法认为把语法、词汇和文化指称加以改动以求达致自然性是绝对必要的；目的语文本的语言不应表露出受到原语干扰，而原语文本场景的“异域性”亦应减至最低程度（Nida, 1964a:167-168）；不过，这种做法如今却备受后来以文化为导向的翻译理论家批评（见第八章和第九章）。

奈达认为成功的翻译端赖达致对等的反应，也是下列“翻译四项基本要求”之一（p.164）：

1 言之成理；

2 传达原文精神风格；

3 表达自然流畅；

4 产生共鸣。

有趣的是，这与18世纪末泰特勒早期试图系统建构的翻译理论的原则颇为相似（见第二章）。

尽管动态对等是所要追求的目标，但同时也是一个递变概念，因为奈达认同内容和形式等传统概念之间的“冲突”并非总是轻易可以解决的。奈达强调如果要取得对等效应，“意义的对应必须优先于文体上的对应”，这是处理这种冲突的总体原则。

3.2.4 对奈达著作重要性的讨论

奈达所起的关键作用在于为翻译应摆脱词与词之间的严格对等指明了道路。他所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概念，为翻译理论引入一种以接受者为导向（或基于读者）的概念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对等效应原则和对等概念因为一些原因最终均受到严厉的批评：勒菲弗尔（Lefevere, 1993:7）认为对等仍然过分关注词汇层，而范·登·布罗克（van den Broeck, 1978:40）和拉罗斯（Larose, 1989:78）认为对等效应和反应是不可能的（“效应”究竟如何测定？测定谁的效应？一个语篇怎可能在两种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获得相同的效应，并产生相同的反应？）。诚然，整个对等问题无可避免地带有翻译者或分析者的主观判断。

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在主要的翻译期刊中一直持续到90年代。例如：在1992年和1993年，《媒它》（Meta）这本国际翻译研究期刊，就发表了胡倩（Qian Hu）的几篇系列文章，其明确目的就是要指出对等反应的“不可行性”。这些文章强调，当意义受形式——例如英语和汉语的词序效果——约束，是不可能达到对等效应的（Qian Hu, 1993:455-456），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同时指出，“最贴切的对等可能与动态对等有所矛盾”，就如汉译英词animal［动物］，vegetable［蔬菜］和mineral［矿物］中的“过度翻译”。胡倩也讨论到文化指称的问题，提及奈达所列举但又不为人认同的例子而引发的批评，奈达（Nida, 1964a:160）认为greet one another with a holy kiss〔2〕应该“很自然地翻译成”give one another a hearty handshake all round〔3〕

有批评认为奈达著作过分主观，这就对其翻译理论是否真正“科学”提出了质疑。当要系统地采用意义分析技巧和将核心句转换成目的语文本表层结构的技巧时，翻译者在实践中有没有遵守这些程序，仍然值得怀疑。然而，奈达对真实的翻译现象和情况的详细描述，无疑是对先前有关翻译模棱两可的论述，作了一个重要答辩。此外，奈达意识到他所谓（Nida, 1964a:3）“艺术感是任何一流文学翻译作品必备的要素”。

其中一位对奈达批评得最为严厉的根茨勒（Edwin Genztler），在其著作《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1993）中有一章专题讨论“翻译的‘科学’”（根茨勒特意加上引号）。根茨勒从解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见第十章）认为奈达的著作持有神学观点和改变宗教信仰的立场，予以毁评，因为奈达认为动态对等旨在使接受者，不论其文化背景，都融入基督教的主流话语和思想之中。然而讽刺的是，奈达也受到一些宗教群体责备，这些宗教人士坚信上帝的话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为要取得动态对等而作出相应的变更，就近乎亵渎神灵。

然而，奈达在60年代在翻译领域的工作，致力于解决真确而实际的翻译问题，并努力培训翻译人员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工作，凡此种种，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他经过长期研究探索出一套为翻译人员制订各种语篇的系统性分析程序，并且把目的语文本的接受者和他们的文化期许也纳入翻译程序的考虑因素。尽管奈达的系统性语言学翻译方法曾经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对后来许多显赫的翻译学者均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英国的纽马克和德国的科勒。

3.3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纽马克的《翻译问题研究》（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1981）和《翻译教程》（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1988）被翻译人员培训课程广泛采用2，这两本著作将许多有关意义的语言学理论实际例子与翻译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然而，纽马克摆脱了奈达以接受者为导向的原则，认为要取得对等效应简直就是“妄想”，而且“忠于原文的分歧，以及原语和目的语的偏重差距始终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首要问题”（Newmark, 1981:38）。纽马克提出用“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和“交际翻译”（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取代以前的术语来缩窄差距：

交际翻译试图使读者阅读译文所产生的效果尽可能地接近原语读者阅读原文所产生的效果。语义翻译则试图在合乎第二语言的语义和句法结构下，将原文的准确语境意义尽可能贴切地译出。

（Newmark, 1981:39）

这种对交际翻译的描述，跟奈达对动态对等的描述相似，两者都追求对目的语文本读者所起的效果；而语义翻译与奈达的形式对等也有相似处。但是，纽马克并不赞同完全对等效应原则，因为“一旦语篇脱离了目的语的空间和时间，就无法取得完全对等效应”。其中一个例证就是《荷马史诗》的现代英译本。翻译人员（其实任何一位现代译者，不管其目的语为何）不可能指望译本对目的语文本读者产生像原语文本带给古希腊听众的那种效果。纽马克（Newmark, p.51）也就奈达动态对等中所指的读者提出质疑，难道那些读者“一切都要人双手奉上”、事事向其解释吗？

纽马克对自己提出的术语所下的定义（Newmark, 1981:39-69）揭示了其他的差异性；表3.1归纳了这些定义的要点。纽马克（Newmark, p.63）指出语义翻译并非等同于直译，因为它“尊重语境”，并进行阐释、甚至解释（如隐喻）。而直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最极端的转换就是逐字翻译，即使是间接的转换也要尽可能地合乎原语文本的辞汇和句法规则。

表3.1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比较

尤其重要的是，直译被视为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中最佳方法：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都能确保对等效应，逐字翻译式直译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有效的翻译方法。

（Newmark, 1981:39）

这一断言可与其他理论家（如Levý, 1967/2000; Toury, 1995）对翻译人员的工作观点有关，翻译者由于受时间和工作条件的制约，为要使其认知过程发挥最大的效用，不得不集中主要精力解决特别困难的问题，而将较少的精力投入那些通过“直译”程序就能得出合理翻译的部分。然而，两种翻译形式一旦存在冲突（也就是说，如果语义翻译导致目的语文本“不规范”或者无法确保目的语中的对等效应），那么，就得选择交际翻译。纽马克（Newmark, 1981:39）所提出的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常见的标志bissiger Hund和chien méchant，为了准确传达其讯息，应采用交际翻译将其译成beware the dog！［提防恶犬］，而不应采用语义翻译将其译成dog that bites！［恶犬咬人］和bad dog！［恶犬］。

3.3.1 有关纽马克的讨论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术语在翻译理论文献中经常被引用，但是，与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相比，所引起的讨论要少得多。也许这是因为，尽管纽马克就对等效应提出过相关批评，他也曾就翻译过程和目的语文本读者的重要性提出同样见解。诚然，翻译研究在随后的理论系统发展中所遇到其中一种困难，部分可能由于术语泛滥而引起的。例如纽马克本人（Newmark, 1981:52）就利用自己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来对朱利安·豪斯的“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和“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加以定义（见第六章）。

纽马克因为他的硬性规范（strong prescriptivism）一直备受批评，他用以评价的语言仍然保留有他自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的痕迹：当翻译本身是一种“艺术”（如果是语义翻译的话）或“技巧”（如果是交际翻译的话），译文就显得“流畅”或“累赘”。然而，纽马克著作中大量的例子却为接受翻译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充足的指导和建议，他所处理的许多问题与翻译实践有着密切关联。

3.4 科勒：对应（Korrespondenz）与对等（Äquivalenz）

奈达倡导的翻译科学在德国的影响尤为深远，德文翻译研究的常用语是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70年代和80年代翻译科学领域中最杰出的德国学者计有：萨尔州大学（Universität des Saarlandes）的威尔斯（Wolfram Wilss），和前东德莱比锡学院的卡德（Otto Kade）和诺伊贝特（Albert Neubert）3。

科勒在海德堡和卑尔根也做过关于对等的重要研究。科勒的《翻译科学介绍》（Einführung in die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1979a；参见Koller, 1979b/1989:《翻译科学研究》（“Research into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详尽地讨论了“对等”（equivalence）的概念和与其相关的术语“对应”（correspondence）（Koller, 1979a:176-191）。这两个术语的区分见表3.2。

表3.2 对等和对应之区别（根据Koller, 1979:183-185描述归纳而成）

因此，“对应”属于对比语言学领域，用来比较两种语言系统，并对比描述两者的异同。其参数采用了索绪尔的langue［语言］（Saussure, 1916/1983）。科勒所举的例子是说明如何识别翻译中的假朋友（false friend）以及词汇上、形态上和句法上标记的干扰。而“对等”则指切合个别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配对和语境的对等项目。其参数采用了索绪尔的parole［言语］。尤为重要的是，科勒（Koller, p.185）指出，掌握对应体现外语能力，而掌握并能够使用对等则体现翻译能力。然而，问题仍然是究竟什么应该保持对等。

为了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科勒（Koller, 1979a:186-191; 1976/1989:99-104）继而描述了下列五种不同类型的对等：

1．外延对等（Denotative equivalence），指与一个语篇的语言外部内容对等。科勒指出，其他文献称之为“内容恒定性”（content invariance）；

2．内涵对等（Connotative equivalence），指词汇选择，尤其是近义词之间的选择。科勒指其他文献称为“文体对等”；

3．语篇规约对等（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与语篇类型有关，不同的语篇对等方式不同。这与赖斯著作的观点密切相关（见第五章）；

4．语用对等（Pragmatic equivalence）或“交际对等”（communication equivalence），强调语篇或信息接受者导向，相当于奈达的“动态对等”；及

5．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与语篇的形式和美感有关，包括原语文本中的文字游戏和文体特色，其他文献或称为“表达对等”（expressive equivalence），切勿与奈达的同类术语混淆。

科勒继而根据他的研究重点对不同类型的对等加以区分，概述于表3.3。在分辨了不同类型的对等形式和与之相关的现象后，科勒进而强调这种方法如何辅助翻译者，以及翻译理论的作用：

表3.3 不同对等类型的研究重点（根据Koller, 1979:187-191）

翻译者如以每个语篇作为整体，甚或于语篇的每一片段刻意选择，必须设立一个价值层级架构，并在翻译中予以保留；翻译者根据这些价值层级架构可推导出所要翻译的语篇或片段的对等要求层级架构，并必须先行通过有关翻译的语篇分析。翻译理论的一项迫切任务——仅仅做了些初步工作——是要研究出类似的语篇分析方法和理念结构，再按照语篇特征的相关翻译类型学融会贯通，并使之系统化。

（Koller, 1979b/89:104；着重部分为科勒本人所加）

其重点也是要对等根据交际情况作层级排序，但究竟该如何进行，则值得公开讨论。科勒本人（Koller, 1979b:211-216）提出下列标题作为与翻译相关语篇分析的清单：

● 语言功能；

● 内容特点；

● 语言—文体特点；

● 形式—美感特点；

● 语用特点。

其他语篇分析类型和名目，部分与科勒的观点有关，会在第四至六章讨论。

3.5 对等的近期发展

自70年代以来，对等概念一直是翻译界的关键问题。因此，在一般的翻译研究读本中，例如，安德鲁·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89:99）指出“对等明显是翻译理论的中心概念”；而巴斯奈特（Bassnett, 1991）则在一篇题为《中心问题》的翻译研究中写了一段关于“对等问题”的讨论；蒙纳·贝克在其极具影响力、且时下仍极受欢迎的翻译教程课本《换句话说》（In Other Words）中围绕不同种类的对等分章讨论各种不同的层次，如：词层对等、片语对等、语法对等、语篇对等和语用对等（见第六章）；不过，先决条件是“对等因受多种语言和文化因素影响，故此总是相对的”（Baker, 1992:6）。

所以，尽管备受批判，对等仍然是一个中心概念。多萝西·肯尼（Kenny, 1997:77）将针对对等进行反复定义的批评总结为“对等原是用来定义翻译，而翻译却也用来定义对等”。

可以想象，从事非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学者一直批评对等概念。巴斯奈特将其所理解的主要问题归纳为：

翻译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过两种语言间词汇和语法项目的替换……翻译者一旦偏离近似的语言对等，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应该如何决定所要达到的对等层的真实本质。

（Bassnett, 1980/1991:25）

或许最大的争论点是比较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中所谓的中间对照物（tertium comparationis），指可用以量度两个语篇片段之间差异的不变量（invariant）。许多来自不同理论背景的学者都曾经着手解决不变量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主观性问题。在第四章，我们会讨论曾经试图研制出翻译转换分析综合模式的语言学分类法（taxonomic linguistic approaches）。第七章探讨现代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这方面主要倡导者吉迪恩·图里已摆脱了对等的规范定义，并接受目的语文本乃是要与原语文本保持“对等”，却又试图分辨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然而，有关翻译的实务性著作依然多不胜数，继续规范地讨论对等的问题。翻译培训课程也许无可避免地要以此为中心：培训人员常常用对等的概念，规范性地纠正受训翻译人员的错误。因此，对等仍将成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即使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至少在目前将之暂且搁置。

个案研究

下列的个案研究是根据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观来探讨两段译文。框表3.2中三段摘录选自希伯来语基督教圣经英译本《旧约全书》首卷《创世记》的开篇。

框表3.2

许多神学争论都是围绕第二节与第一节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起初”（in the beginning）究竟是指第一天创造天地的行为，抑或第一节就是全章的总结，意指在第三节造光之前已经存在着一个空虚混沌的地球。我们将《新英语圣经》（New English Bible，简称NEB）和《新美语圣经》（New American Bible，简称NAB）的两个文本同时列出并详加注释，以启导读者理解。

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也同样有趣，第二节其中有不少翻译上的差异尤可用以说明奈达意义和对等的分析形式。因为英译语deep（英王钦定本）、watery deep（《新英语圣经》）、abyss（《新美语圣经》）均指传统意义上无生命的盐海（希伯来语为thwm）（译者按：中译本均作深渊）。此处的翻译，以《新英语圣经》对该概念的解释最能被现代读者所理解。类似的还有，《新英语圣经》采用了术语surface［上面］，取代英王钦定本所用具有隐喻意义的face［面］，该隐喻是借自希伯来语原文中的（-pny）（译者按：中译本作渊面、深渊上）。《新美语圣经》则将face/surface［面／上面］都省去，将其中的观念包含在动词covered［笼罩］和swept over［吹拂］里。最后一点，英译语Spirit of God［神的灵］（英王钦定本《圣经》，《新英语圣经》）在《新美语圣经》中采用了a mighty wind［强风］。希伯来语原文（rwh）指风或气，隐喻灵魂（spirit）。《新美语圣经》保留了风的元素，却把上帝看成只是代表一种无上权威，因而翻译成了mighty［强大］。其他可用的翻译有wind from God［神的风］和breath of God［神的气］，保存着两种元素。钦定本《圣经》将其翻译成Spirit of God［神的灵］是固守传统的译法。有的情况，例如在《新约·约翰三书》中，原语文本（即希腊语）对pneuma［圣灵］一词作了文字游戏，英王钦定本《圣经》首先翻译成spirit［灵］，其后将之翻译成wind［风］。

就是这些词汇，奈达的语义结构分析技巧（见上文图3.1）才显得有助翻译者在目的语中选取恰当的用语。然而，本个案的简要分析说明译文会因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例如，“起初”（in the beginning）究竟指什么？）以及翻译者认为要多大程度的修改才使目的语文本读者理解原文讯息（例如：“deep/abyss/watery deep”，“face/surface”，“Spirit of God/mighty wind”）而有所不同。尽管所有引用的翻译都追求动态对等，以便译文读者有着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但是，表达的“自然性”却无可避免地随着时光改变；如今英王钦定本《圣经》已经被视为典范，属古体英语；而《新英语圣经》则是现代英式英语，至于《新美语圣经》的叙述版却是现代美式英语。

各译文试图达致对等效应的方法也有所区别：《新英语圣经》详细地解说了其中的关联，包括在第二节开头选择使用now，解释了surface、watery deep、Spirit of God；《新美语圣经》则以formless wasteland和mighty wind保持了原文所强调的那种了无人烟的荒凉景象，虽然语句之间增加了连接词when［当］和while［而］联系起来。英王钦定本《圣经》用face of the deep［渊面］和face of the waters［水面］紧贴原语文本的意象。第二节中连续三次重复使用同一连接词and，这在希伯来语《圣经》和希腊语《圣经》中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句法形式手段，而奈达（Nida, 1964a:224）视作为避免“儿式”（babyish）英语所做的“某些调整”。由此可见，英王钦定本《圣经》最关注与原文保持形式对等，而《新英语圣经》和《新美语圣经》则较趋向动态对等，为受众作出重大调整。

法律文件当然没有调整和阐释的空间，其翻译技巧始终属一种形式对等。框表3.3中所选例子引自《欧盟条约》英文版和葡萄牙文版普通条款中的第一条。在法律上，《欧盟条约》所有语种的版本同等有效。作为一种法律文件，形式对等程度较高，例如：

其中所做的调整是最小的和有系统性的，例如：葡萄牙语中起衔接作用的presente对应英语指示代词this，葡萄牙语中增加了介词designa da por，英语中则增加了定冠词the Union。尽管这些例子形式结构非常接近，但是仍然遵守奈达要求选择“最接近自然的对等语”：这两个例子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典型的法律用语，其句法也是“自然的”。

对等效应的目标在类似的法律文本中也至关重要。为了使课文达致正确作用，每个语篇必须在每一种语言中表达相同的意思，并产生相同的反应。否则，不同的阐释会导致法律混淆和可能的纰漏。在这方面，也许令人诧异的是，法文版的《欧盟条约》所载的意思会稍有不同。而其英文版指《条约》“在创建一个更加团结的联盟过程中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意谓这是持续过程，与葡萄牙文意思吻合），法文版的相关文段是“Le présent traité marque une nouvelle étape créant une union sans cesse plus étroite.”此处的现在分词créant（相当于英语的creating）意指一个更加团结的联盟目标与其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如说是通过《条约》正予实现。尽管经过悉心的翻译，比较不同语篇中更长的片段，查找有没有一些含义不同的片段，也会是一件有趣的工作。

个案研究讨论

以上框表3.2和框表3.3中所引用的两组语篇在体裁上有很大差异。奈达模式比早期理论和见解较能针对意义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达致语篇可能为接受者带来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仍然无法“科学地”检测，问题仍然在准确分辨接受者上。就《欧盟条约》来说，接受者可能是目的语文化的法律专家。然而，翻译者如何确保这种效果对葡萄牙语或英语法律专家的影响能与对法语法律专家的影响相同呢？当涉及像《圣经》这样的宗教语篇的翻译时，类似的问题会出现得更多。

总之，值得牢记的是奈达的著作旨在培训那些缺乏语言学理论知识、但又必须处理存在极大差异的文化的翻译者。因此，目前应该尝试采用他的模式去分析需要翻译的原语文本，而不应用于分析现存的译文（因其重点在于辨析翻译者所做的工作和给已知的读者所带来的效果），将会有所裨益。

小结

本章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由语言学引起的翻译中的重要问题。主要术语是意义和对等，这些术语雅各布森1959年已有讨论，再由奈达发扬光大，其论著系统地分析了意义并提出翻译应注重对等效应。尽管后来人们对此目标的可行性有所质疑，奈达的伟大成就在于将翻译理论从停滞不前的“直译与意译”争论中摆脱出来，并将之带入了一个新时代。他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概念把接受者放在程序的中心位置，对随后的理论家，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家，影响至巨。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将语言学融入翻译研究的其他学者。

补充读物

奈达的研究成果已有大量讨论。详尽的评论可见拉鲁斯（Larose, 1989）和胡倩（Qian Hu, 1993）。而意义分析见奥斯古德等（Osgood et al., 1957）、莱昂斯（Lyons, 1977）、利奇（Leech, 1983）、卡特（Carter, 1987）。有关翻译方面有拉尔森（Larson, 1984）。有关对等和对应见卡特福德（Catford, 1965，及本书第四章、卡德（Kade, 1968）和艾弗（Ivir, 1981）。有关德文翻译研究见威尔斯（Wilss, 1977; 1982; 1996）。

研讨要点

1．跟进奈达意义分析形式及其他文献。在所需翻译的原语文本试行采用某些技巧。这些技巧有何优点及缺点？

2．对等和对等原则是奈达翻译理论的基石，本章只能总结一些主要问题，试就其中的问题深入研究个中的争端，这些概念多年来如何发展（参阅“补充读物”部分）。为何会有如此激烈的辩论？如何将这些概念应用于今天的翻译培训上？

3．“奈达提供了卓越的翻译模式，涉及语篇的巧妙处理，但却未能提供西方一般认为科学的基础。”（Gentzler, 1993:60），你同意根茨勒的观点吗？这模式是否只限用于宗教语篇？可否通用于其他种类的语篇（如广告、科学语篇、文学等）？

4．细阅奈达和纽马克所提的描述，动态和形式对等之间，以及语义和交际翻译之间有何不同？

5．细阅《欧盟条约》的不同版本（http://www.europarl.eu.int/），可以的话，阅读较长和差异较大的文段，可否说出那些版本已经达致动态或形式对等？为何这种对比标准可让你作出判断？

6．奈达的思想对德国翻译研究有重大影响（见上文“补充读物”部分），探讨除科勒外的德国其他学者如何应用奈达的概念。这些学者追随哪种思路，对奈达的“翻译科学”增补了些什么？

7．查考胡倩和其他非欧洲语言文化学者就对等问题提出的见解。西方思想对其他地方有何影响？

8．“成功的翻译作品会取决于翻译者对原作者思维的共鸣多于对语言和文化的熟悉程度。”（Newmark, 1981:54）你可以找到哪些译例去支持或推翻这项论断？

（郑宝璇 杨晓军 译）

注 释

〔1〕见《新约·马可福音》，2:19，“陪伴新郎的人”。——译注

〔2〕此为《钦定本圣经》译法。——译注

〔3〕此为菲利浦斯《新约》的译法。——译注

4 翻译转换模式

主要概念

● 翻译转换：原文译为目的语时发生的细微语言变化；

● 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 Darbelnet, 1958）：翻译中语言变化的经典分类；

● 卡特福德（Catford, 1963）在其翻译的语言学方法中使用的翻译“转换”概念；

● 捷克学者列维、波波维奇和米科（20世纪60-70年代）的理论著作，他们采用了语言的文体学以及美学方法；

● 非常详尽的翻译转换模式：范·勒文-兹瓦特的模式，它试图将转换与话语和叙事功能相匹配；

● 原文、译文比较中常量的主观性问题。

主要文献

Catford, J. (1965/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See also extract (‘Translation shifts’) in L. Venuti (ed.) (2000), pp.141-147.

Fawcett, P. (1997)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chapters 4 and 5.

Leuven-Zwart, K. van (1989 and 1990) “Translation and original: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Ⅰ and Ⅱ”, Target 1.2:151-181 and Target 2.1:69-95.

Levý, J. (1967/2000)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in L. Venuti (ed.) (2000), pp.148-159.

Vinay, J. P. and J. Darbelnet (1958, 2nd edition 1977) 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anglais: Méthode de traduction, Paris: Didier,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 Sager, and M.-J. Hamel (1995) as Comparative Stylistics of French and English: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See also the extract “A methodology for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84-93.)

4.0 引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语言学方法已被应用于分析翻译，试图将翻译过程分门别类，并提出了详细的分类清单。本书的篇幅有限，我们只能描述少量广为人知和最有代表性的模式，因此，本章的重点将放在以下三种模式上：

1．维奈和达贝尔内在《法英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 anglais, Vinay & Darbelnet, 1958/1995）中的分类，这一经典模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卡特福德（Catford, 1965）的语言学方法，包括对翻译转换这一术语的介绍；

3．范·勒文-兹瓦特（Leuven-Zwart, 1989, 1990）的非常详尽的模式，用于分析“微观层次”上一些细微的翻译转换的核心概念，以及评估这些转换对更为普遍的“宏观层次”的影响。

4.1 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模式

维奈和达贝尔内对法语和英语的文体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们阅读两种语言的文本，注明两者的差异，并确认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程式”。尽管他们的著作《法英比较文体学》仅仅依据对法语和英语的分析，但其影响却颇为广泛。其他的不讲，该书为同一系列的以下著作奠定了基础：一本关于法德翻译的著作（马尔布朗的《法德比较文体学》（Stylistique comparée du français et de l’ allemand, Alfred Malblanc, 1963），以及两本关于英语与西班牙语翻译的同类著作：瓦奎-阿约拉的《翻译学概论》（Introducción a la traductología, Vázquez-Ayora, 1977）和加西亚·耶夫拉的《实用翻译理论》（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 traducción, García Yebra, 198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写作本书的时候，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法语著作已很难找到，但其英语译本修订本却唾手可得（英语译本初版于1995年，距原作出版已有三十七年）。由于理论上的修正已收编入后来的英语译本，因此除专门说明者外，这里参考的都是这一版本，在适当的时候还会给出原有的法语术语。

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 Darbelnet, 2000:84-93）所提出的两种普遍的翻译策略是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和间接翻译（oblique translation），这使话题又回到了第二章讨论过的“直译与意译”的区分。该书作者确实是把“直译”作为直接翻译的同义词（p.88）。这两种策略包括七个程式，其中直接翻译占了三个：

1．借词（borrowing）：原语词汇直接转换到目的语中。这（p.85）包括像俄语的rouble，datcha或近来的glasnost，perestroika这类词语，它们用于英语或其他语言，目的是填补目的语的语义空缺。有时，借词被用来增加译文的地方色彩（比如，在有关法国西南部的旅游手册上使用pétanque，armagnac，bastide这类词语）。

2．仿造词语（calque）：这是“借词的一种特殊类别”（p.85），指原语的表达法或结构以直译方式转换。例如，将英语的Compliments of the Season译为法语Compliments de la Saison。维奈和达贝尔内解释说，借词和仿造词语常常完全融入目的语，不过有时它们会有一些语义变化，因而会使它们变成翻译中的“假朋友”。

3．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pp.86-88）：即“字对字”翻译。维奈和达贝尔内认为，它在语系和文化相同的语言间最为常用。例如，将I left my spectacles on the table downstairs［我把眼镜留在楼下的桌上］译成J’ai laissé mes lunettes sur la table en bas.

作家们通常认为直译才是好的翻译：“除非结构和元语言需要，而且只有在检查确认意义完全保留的情况下，直译才可以舍弃。”（Vinay & Darbelnet, 1995:288）1但维奈和达贝尔内认为（pp.34-35），译者可以认定直译“不可接受”，如果它：

（a）给出的意思不同；

（b）没有意义；

（c）结构上不成立；

（d）“在目的语元语言经验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法”；

（e）其对应的事物属于语言的不同层面。

在不可能运用上述直译的情况下，维奈和达贝尔内认为，必须采用间接翻译的策略。它包含另外四个程式：

4．词性转换（transposition）（Vinay & Darbelnet, 2000:88; 1995:94-99）：指一种词性移译为另一种词性而意思不发生改变。转换可以是：

● 必须的：在某一具体的过去语境中，“dès son lever”应译为“as soon as she got up”；

● 可选择的：在回译“as soon as she got up”时，可以直译为“dès qu’elle s’est levée”，也可以采用转换，译为“dès son lever”。维奈和达贝尔内（Vinay & Darbelnet, 1995:94）认为词性转换“也许是译者使用得最普遍的改变结构的方式”。他们至少列出了十种类别，例如：

● 动词→名词：“as soon as she got up”—“dès son lever”；

● 副词→动词：“He will soon be back”—“Il ne tardera pas à rentrer.”［英文直译：“He will not tarry in returning”］；

5．调节（modulation）：指改变原语的语义和视角。它可以是：

● 必须的：如将“the time when”译为“le moment où”［英文直译：“the moment where”］；

● 可选择的：选择两种语言中更喜用的结构：如视角反转，“it is not difficult to show”→“il est facile de démontrer”［文直译：“it is easy to show”］

用该书英文版的话说，“当采用直译甚至转换的方法，可以译出语法正确的话语，但它在目的语中却被看作不恰当、不地道或糟糕时。”（Vinay & Darbelnet, 2000:89），译者可以采用调节的方法来翻译。

维奈和达贝尔内对调节颇为重视，并将之视为“优秀译者的试金石”，而转换“仅表明对目的语掌握得很好”（1995:246）。在内容上，调节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类（pp.246-255）：

以抽象译具体

原因—结果

部分—整体

部分—另一部分

术语的反义翻译

正说反译／反说正译

主动为被动（反之亦然）

空间译时间

对间歇和界限的重新处理（包括空间和时间）

意象的改变（包括固定隐语和新造隐喻）

因此，上面的分类涉及了很多现象。此外，还有开初用自由调节的方法翻译而后来变成固定表达法，作者给出的一个例证（p.254）是：法文“Vous l’avez échappé belle”．→“You’ve had a narrow escape”.［英文直译：“You have escaped beautifully”］

6．等值（equivalence）：维奈和达贝尔内用这一术语（Viany & Darbelnet, 2000:90）指不同语言以不同文体或结构方法描述相同情景的情况。等值尤其适用于翻译习语和谚语（译其意，而不是其形象，如可以将法文comme un chien dans un jeu de quills译为like a bull in a china shop［英文直译为like a dog in a set of skittles］。）等值在此处为狭义的用法，不可与本书第三章所讨论的更常用的理论用法混为一谈。

7．改编（adaptation）（pp.90-92）：这一方法涉及原语文化的某一情景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时，改变文化的能指。比如，维奈和达贝尔内建议，一篇英语文章中，当涉及板球比赛的文化内涵时，译成法语后，要换成环法自行车赛的文化内涵。他们还声称，某些文体，采用改编法翻译会使译文“完全正确”；若不采用这一方法，“则不妥之处或会显现，听上去总有点不太对劲”（p.53）。然而，他们这种断言对某些特定的隐喻用法也许适用，但在下面这类短语中，将板球改为骑车却有些讲不通：“that isn’t cricket”或“a sleepy Wednesday morning county match at Lords”。

据作者描述（p.27-30），上述七种主要的翻译种类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运作，而这三个层次反映了该书的主要结构。它们是：

1．词汇；

2．句法结构；及

3．信息。

这里的“信息”大致是指话语及其元语言情景（或上下文）。另外还介绍了两个属于词汇层面的术语，它们是：

1．词序和词干结构（2000:211-231）（在法语原文中叫做démarche）；

2．关联词（pp.231-246，在原文中叫做charnières），即衔接连接（cohesive links）、话语标记（如however，first等）、指示词（代词和指示代词如this，that）以及标点。

这一层次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本书第五和第六章所讨论的更高层次的文本和以话语为基础的分析。

维奈和达贝尔内所考虑的另一个重要术语就是“受限”（servitude）与“选择”（option）：

● 受限指由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而必须采用转换和调节；

● 选择指非强制性的变化，变化源于译者的个人风格和喜好。

很明显，这种区分非常重要。维奈和达贝尔内强调（p.16），“选择”这一文体学范畴，正是译者应该主要关注的。因此，译者的角色是“从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挑出精微之译，传达信息”。他们接下来还列出了译者从原语文本译为目的语文本可遵循的五个步骤（pp.30-31），包括：

1．确定翻译单位；

2．细读原语文本，评估各个翻译单位的描述性内容、情感内容和知识内容；

3．重构该资讯的元语言语境；

4．评估文体效果；

5．译出并修改目的语文本。

上面的前四步还被维奈和达贝尔内用以分析已出版的译本。关于“翻译单位”这一关键问题，他们不愿对之作简单的字面解释，认为翻译单位是“词汇单位”和“思维单位”的结合，并将之定义为（Vinay & Darbelnet, 1995:21）：“话语的最小单位，其标志是它们连接在一起，不能单独进行翻译。”他们的法文原著（Vinay & Darbelnet, 1958:275-277）曾以一篇原语短文及其译文为例，划分（或découpage）翻译单位。该划分包含以下一些例子：单独的词（如he，but），在语法意义上连接在一起的片语（如：the watch，to look），固定表达（如：from time to time）以及语义性连接在一起的片语（如：to glance away）。在后来该书英文新版本的分析中，翻译单位更长了，像下面两组片语都被视为一个单位（p.321）：“si nous songeons/if we speak of”；“en Grande Brande Bretagne, au Japon/in Great Britain, Japan”。

为便于分析间接翻译，维奈和达贝尔内建议对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翻译单位都进行编号（例子见下面个案研究部分的表4.2），然后比较两种文本中编号相同的单位，以便判断译者采用了什么翻译程序。

4.2 卡特福德与翻译“转换”

尽管维奈和达贝尔内没有使用“转换”这个词，但他们所描述的实际上就是翻译转换。这一术语本身似乎源于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Vinay & Darbelnet, 1965），该书用了整整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卡特福德（Catford, 1965:20）所遵循的是约翰·鲁伯特·弗思和韩礼德的语言学模式，认为语言是交际性的，在上下文中发挥功能，而且是在不同的层次（如语音、词形、语法及词汇）和级阶（句子、分句、片语、词及词素等）2发挥功能。

关于翻译，卡特福德对“形式对应”（ formal correspondence）和“文本等值”（textual equivalence）作了重要的区分，这一区分后来又由科勒作了进一步发展（见第三章）：

● 形式对应是“任何目的语范畴（单位、类别、结构成分等）在目的语‘机体’中占有的地位，应尽可能与原语范畴在原语中占有的地位‘相同’”。

● 文本等值是“特定语境中的任何目的语文本或部分文本……成为原文本或部分文本的等值成分”。

因此，文本等值是就特定的一对原文—译文而言，而形式对应则是一对语言间基于系统的宏观概念。既然这两个概念差异明显，翻译转换的发生也就是必然的了。用卡特福德本人的话（Catford, 2000:141）说，翻译转换因而“在从原语到目的语的过程中背离了形式对应”。

卡特福德认为有两种“转换”：（1）层次转换（level shift）及（2）范畴转换（shift of category）。

1．层次转换（2000:141-143）可以是在一种语言中用语法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则用词汇表达，例如：

● 俄语中的体翻译成英语的动词，如：igrat’［英文直译：to play］和sigrat’［英文直译：to finish playing］；

● 法语的条件句译为英语的词，如：“trois touristes auraient été tués”＝three tourists have been reported killed.［英文直译：three tourists would have been killed］

2．卡特福德把更多的分析放在了范畴转换上（Catford, 2000:143-147），并进一步分为四种：

（a）结构转换（structural shifts）：卡特福德认为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转换形式，主要涉及语法结构的转换。例如，英语的I like jazz和法语的j’aime le jazz这类“主语代词＋动词＋直接宾语”结构，翻译成西班牙语（me gusta el jazz）和意大利语（mi piace il jazz）时变成了“间接宾语代词＋动词＋主语名词”结构。

（b）词类转换（class shifts）：包括从一种词类转换成另一种词类。卡特福德举的一个例子是：英语的a medical student和法语的un édudiant en médecine，其中英语的前置修饰形容词medical译成了状语限定短语en médecine。

（c）单位转换（unit shifts）或级阶转换（rank shifts）：这类转换指目的语的翻译等值与原语处于不同的级阶。这里的“级阶”指分为层级的语言单位，如句子、从句、词和词素。

（d）内部体系转换（intra-system shifts）：这一类转换发生在原语和目的语都大致属于相同的语系，但是“翻译牵涉到目的语系统中不对应术语的选择”（p.146）。卡特福特给出的例子是法语与英语的数和冠词系统，尽管两种语言中都具有类似的系统，但它们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英语的advice（单数）在法语中成了des conseils（复数）；而法语中的定冠词la（如在Il a la jambe cassée中）却与英语在He has a broken leg中的不定冠词a一致了。

卡特福德的著作，是将语言学的最新进展系统地运用于翻译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他对内部体系转换的分析暴露了这一方法的某些弱点。卡特福德选取法、英短文作平行比较，对比两种语言的冠词系统，得出结论（Catford, 1965:81-82），认为法语的le/la/les［在英语中以the作为其翻译等值，其可能性为.65］，并以此支持他的观点“翻译等值并不完全与形式对应相吻合”。这种看似科学的可能性陈述，既可以概括卡特福德整个方法的特点，同时也与当时对机器翻译日益浓厚的兴趣密切相关，但在后来却遭到了猛烈的批评，其中让·德莱尔（Delisle, 1982）批评了它静态的语言学比较方法。在卡特福德的著作出版二十年后，罗纳德·亨利对之加以修订。亨利（Henry, 1984）认为，这一著作“总体上具有历史的学术价值”（p.157）。但他又指出了（p.155）卡特福德最后一章“可译性限度”非常有用。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福德的论断：翻译等值依存于交际特点如功能、关联、情景和文化，而不仅仅是依赖语言的形式标准。然而，正如卡特福德本人解释的（p.94），在一定情景中决定什么是“功能相关”，确实不可避免地是“见仁见智”的。

卡特福德已经考虑到原语语项的交际功能，其术语也主要建基于功能语言学。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遭受批评，主要是其提供的译例过于理想化（即编出来的，而非选自真实的译例）；他从来没有考虑全文翻译，甚至没有考虑句子以上的翻译。

4.3 捷克关于翻译转换的著作

其他有关翻译转换的著作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些著作介绍了文学翻译，即文本的“表达功能”或文体。列维关于文学翻译的奠基性著作Umění překladu（Levý, 1963）（德语译为Die literarische Übersetzang: Theorie einer Kunstgattung, Levý, 1969）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该书中，列维认真地研究了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表层结构的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他将文学翻译视为复制和创造的双重劳动，其目标是获得等值的美学效果（pp.65-69）。他还对需要达到等值的文本特点进行了分类，它们是：字面意义、隐含意义、文体安排、句法、语音重复（韵律等）、母音长度及发音。它们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因文本类型而异。因此，母音长度和发音在配音翻译中不能有差异，而在技术文本中字面意义最为重要，不能有差异。列维虽英年早逝，但他的著作在其生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随后这一著作又对全世界的学者产生了影响。他的另一篇论文《翻译作为一个决定过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Levý, 1967/2000）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该文将译者语言选择中“逐渐的语义转换”与博弈论（game theory）联系起来。因此，列维将真实的翻译工作看得“非常实际”：

译者要在若干可能中做出一个决定——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效果。也就是说，译者下意识地采用所谓的“极小极大策略”（Minimax Strategy）来解决问题。

（Levý, 1967/2000:156）

另外两篇由捷克学者所撰关于翻译转换的论文发表于颇有影响的文集《翻译的性质：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Essay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ion, Holmes, 1970）上。米科（František Miko）集中讨论了他称为翻译中“表达转换”或文体的各种理论问题。他坚信（Miko, 1970:66），保留原语文本的表达特色或文体是译者的主要目标，也许是唯一的目标。米科提出从以下方面分析文体，如作用、形象性、主观性、喜好、突出与对比。同一文集中，安东·波波维奇（见Mike, 1970:85）强调了“表达转换”这一概念的重要性：

将有关表达转换的分析应用于文本的所有层面，将有利于揭示整个翻译系统及其主要和次要因素。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可以说，转换分析是影响制约翻译过程的规范系统的一种途径，对这一概念将在第七章中作详细讨论。波波维奇（p.80）用与列维非常相近的术语把转换和“直译—意译”的争论联系了起来。他认为它们产生于原语文本和翻译理想之间的张力，是译者有意识要忠实地重现原文的美学整体的结果。对这些原则更清楚的解释见于波波维奇简明的《文学翻译分析词典》（A Dictionary for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Popovič, 1976），其中“翻译的恰当性”这一词条被定义成与“忠实于原文”和“翻译中的文体等值”同义。而文体等值的定义（p.6）又是“原语和译语的功能等值成分，目的在于用相同不变的意思达到表达的等同。”然而，波波维奇和米科的论文都没有把理论观点用于详细分析译本。

4.4 范·勒文-兹瓦特的翻译转换的比较——描述模式

在创建并运用转换分析模式方面，作出最大努力的人，首推阿姆斯特丹的范·勒文-兹瓦特。范·勒文-兹瓦特的模式采用了维奈和达贝尔内以及列维提出的某些种类，并将它们用于译本的描述分析，旨在将“比较”系统化，并且建构一个句子层次之上的话语框架。范·勒文-兹瓦特的著作最早是在1984年以博士论文形式用荷兰语发表的，但获得广泛影响则是在《目标》（Target）上发表英文缩略本（包含两篇文章）以后（van Leuven-Zwart, 1989, 1990）。该模式“意在描述小说文本的整体翻译”（van Leuven-Zwart, 1989:154），当中包含（1）一个比较模式及（2）一个描述模式。像波波维奇一样，范·勒文-兹瓦特认为，这些互补性的模式所确认的倾向可以反映译者采用的翻译规范。每种模式的特点如下：

1．比较模式（the comparative model）（van Leuren-Zwart, 1989:155-170）包括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详尽比较和对所有微观层次（句子、分句和短语内）转换的分类。范·勒文-兹瓦特的方法（pp.155-157）如下：

● 范·勒文-兹瓦特首先将选择好的段落分为“可理解的语篇单位”（comprehensive textual unit[s]），并称之为“译素”（transemes）；She sat up quickly就被划为一个译素，其对应的西班牙语短语se enderezó也是如此；

● 其次，他界定了“核心译素”（Architranseme），即“它是原语译素中不变的核心意义”，可用作语际比较或“中间对照物”（tertium comparationis）（详见第三章）。在上例中，其核心译素是to sit up；

● 最后比较每一不同的译素与核心译素，并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倘若两个译素与核心译素具有同义关系，转换则绝不会发生。没有同义关系则表明翻译中有转换。转换分为三类，其下又分若干小类。这三大类是调节（modulation）、更改（modification）及更换（mutation），表4.1对之作出了解释。下面是一个分析运用的实例，选自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短篇小说及其西班牙语译文：

As to the boy-well, thank heaven, mother had taken him; he was mother’s, or Beryl’s, or anybody’s who wanted him.［英语原文］

En cuanto al pequeño… menos mal, por fortuna su madre se había encargado de él; era suyo, o de Beryll, o de cualquiera que lo quisiere.［西班牙语译文］

（见van Leuven-Zwart, 1990:85）

表4.1 范·勒文-兹瓦特比较模式的主要类型（选自van Leuven-Zwart, 1989）

根据对原语译素mother’s和目的语译素suyo［字面义为hers］的研究，范·勒文-兹瓦特明确了两种微观转换：

● 句法—语义更改：名词＋撒克逊所有格的mother’s变为所有格代词suyo；

● 句法—语用更改：选择mother’s而不是hers，表明英语原文比西班牙语译文给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语用资讯，在西班牙译文中读者必须理解与madre之间的联系。

一旦这种“微观结构”层次的转换获得确认和分类后，便可以对每种转换的数量加以统计，再运用下述描述模式，就能计算出其总体效果：

2．描述模式（descriptive model）（van Leuven-Zwart, 1989:171-179）是一个用来分析翻译作品的巨集结构模式。该模式的建立基于从叙事学（Bal, 1985）和文体学（Leech & Short, 1981）借用的概念，它竭力将“话语层面”（小说世界的语言表达）、“故事层面”（文本的叙事，包括叙述视角）与三种语言的“元功能”（人际、概念、语篇3）融合在一起。范·勒文—兹瓦特用一个颇复杂的图表（van Lenven-Zwart, 1990:87），把观察发现到的这些成分的互动显示出来，该图表将具体的微观和宏观结构的转换与话语和故事层面的三种功能加以匹配。例如，句法—语用调节的实例据说都会影响故事层面的人际功能，因此，在上述mother’s/suyo一例中，原语中mother’s所提供的额外语用资讯没有必要；然而它的出现强调了人物的关系，可以用来强化母亲没兴趣照顾婴儿（van Leuven-Zwart, 1990:85）。它在目的语文本中的缺失，改变了叙述的人际性质。

这一分析模式包含从5000字的选文中统计每类转换的例证数，检验出现的型式（patterns）。已有约70位范·勒文-兹瓦特的研究生运用了这一模式，主要研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的荷兰语译本。结果显示，语义转换占有优势，同时，具体化和解释也颇频繁。范·勒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 1990:92-93）认为，她所分析的作品的翻译策略是以译文为中心的，对目的文化中的可接受性颇为注重。范·勒文-兹瓦特的模式将分析结果与更高层面的话语分析联系起来，并试图确认相关的翻译规范，这一额外步骤意味着范·勒文-兹瓦特的模式比以语言为主的分析模式更进了一步，而以语言比较为主则是维奈和达贝尔内以及卡特福德的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一个重大进展，它与吉迪恩·图里著作中关于规范和可接受性的论述联系了起来（第七章将加以讨论）。

总体而言，这种模式也有一些与分类有关的缺陷：第一，正如范·勒文-兹瓦特本人部分意识到的（van Leuven-Zwart, 1989:153-154），这一比较模式极其繁杂。在区分不同种类的转换时实际上会互相交叉，因为总共有8个大类、37个小类，它们都没有明确的区别。第二，记录长篇文本的所有转换也会有困难。也许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对电子文本的电脑辅助分析，就可以得到解决（见第十一章）。第三，将核心译素作为一种等值尺度，会遇到与其主观性相关的问题，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中间对照物”所见到的一样。

最后，对转换种类与元功能和故事／话语层次所作的统计匹配，似乎无法区别各类转换中不同例证的重要性。这使得有些人批评它只是借统计学的名“捣弄数字”而已4；因此有必要在认识交际情景和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发展一种对微观转换效果进行详尽批评的分析方法。

个案研究

多年来，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模式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这里就以之作为个案研究的基础，用它来分析一篇加注的文本。这一文本是关于伦敦格林尼治地区的，选自一本泰晤士河上乘船游览的旅游手册。框表4.1和4.2分别是英语原文和法语译文。5

框表4.1

Greenwich［英语原文］

The ancient town of Greenwich has been a gateway to Londo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Invaders from the continent passed either by ship or the Old Dover Road, built by the Romans, on their way to the capital.

In 1012, the Danes moored their longships at Greenwich and raided Canterbury, returning with Archbishop Alfege as hostage and later murdering him on the spot where the church named after him now stands.

框表4.2

Greenwich［法语译文］

Les envahisseurs venant du continent passaient par cette ancienne ville, par bateau ou par la Old Dover Road (construite par les Romans) pour se rendre à la capitale.

En 1012, les Danois amarrèrent leurs drakkars à Greenwich avant de razzier Canterbury et de revenir avec l’archevêque Alphege, pris en otage puis assassiné là où se trouve désormais l’église portant son nom.

按照前面4.2节中的简要模式，首先，我们将原文划分成翻译单位，并将它们与译文部分配对起来，表4.2说明了这种划分。首先遇到的是划分的边界问题，也就是维奈和达贝尔内所定义的能够单独翻译的“最小”部分。通常，小的和大的部分都会同时有好几个对应词。比如，原文的翻译单位13（built by the Romans）就可被看作三个不同的、可以完全清楚理解的部分：built，by和the Romans。与此相似，原文的单位23（with Archbishop Alfege）和单位24（as hostage）可被看作单独的思维单位。译文单位12的par（par la Old Dover Road）作为等值原文单位的额外部分，也可以是一个独立单位。这类划分上的问题总是反复出现。4.2里的原文翻译单位的种类划分在框表4.3中加以了说明。

表4.2 对文本翻译单位的划分

原文（英语） 译文（法语） Greenwich 1 Greenwich The ancient town of Greenwich 2 has been 3 a gateway 4 to London 5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6 Invaders from the continent 7 Les envahisseurs venant du continent passed 8 passaient 4 par 2 cette ancienne ville either 9 by ship 10 par bateau or 11 ou the Old Dover Road, 12 par la Old Dover Road built by the Romans, 13 (construite par les Romans) on their way 14 pour se rendre to the capital. 15 à la capitale. In 1012, 16 En 1012, the Danes 17 es Danois moored their longships 18 amarrèruent leurs drakkars at Greenwich 19 à Greenwich and 20 avant de raided Canterbury, 21 razzier Canterbury returning 22 et de revenir with Archbishop Alfege 23 avec l’archevêque Alphège. as hostage 24 pris en otage and later 25 puis murdering him 26 assassiné on the spot where 27 là où the church named after him 28 now stands. 29 se trouve désormais 28 l’église portent son nom. 框表4.3

1．Greenwich这一地名最初是法语从英语借入的，它现在已成为标准的直译。

2．译文中相应的单位是cette ancienne ville，在译文中位于单位7之后，因此发生了词序转换。此外，原文Greenwich的重复在译文中改成了连接词cette（ancienne ville），这是节略和词性转换（专有名词→指标代词）的例子。

3．省译。

4．a gateway在法语译文中只是由介词par在单位7之后加以暗示。这也是节略和词性转换（名词→介词）。

5．省译。

6．省译。

7．转换（介词from→动词＋介词＋冠词venant du）。这也是扩译。

8．直译。

9．省译。

10．直译。

11．直译。

12．增补（supplementation）（一种特殊的扩译），增加了par。Old Dover Road是借入，虽然增加了冠词la。

13．直译，但标点有所变化。

14．词性转换，副词修饰（on their way）→动词短语（pour se render）。此处也有资讯的调节（结果→原因）。

15．直译。

16．直译。

17．直译。

18．直译。它也可划分为固定调节（整体→部分），因为drakkar的词源是大船船头的龙的雕像。

19．直译。

20．连接词替换：and→avant de。

21．扩译。

22．扩译，增加了连接词et来表示逻辑关系。

23．直译，包括借词Alfege（Alphège）。

24．扩译（增加pris）。

25．节略，省略连接词（and later→puis）。

26．改变视角（原因→结果，murdering him→assassiné）。

27．节略，由指示词代替名词的指示性词性转换（on the spot where→là où）。

28．单位28和29在译文中表现出词序转换。此外，原文的单位28表现了原因→结果调节（named after him→portant son nom）和词性转换（介词短语→名词短语）。

29．词序转换和调节，涉及不同时间界限的视角转换（now→désormais）。

个案研究讨论

对上述框表的分析表明，在29个翻译单位中，大约有13个直接翻译。换言之，有一半略弱的翻译可以称为直接翻译，而更为复杂的“文化”方法如等值和归化则付诸阙如。大多数表现出来的间接翻译方法对词汇和句法层产生了影响，尽管在韵律和结构上也有一些转换。由于决定翻译单位这一关键问题，加之各种分类的边界依然模糊，所以上面的资料只能是大致的。有些翻译单位（如单位2和14）表现出不止一种转换，还有一些翻译单位（如单位4和18）则提出了评价的具体问题。尤为重要的是，尽管维奈和达贝尔内声称描绘的是翻译过程，但他们的模式事实上集中在翻译作品上。与范·勒文-兹瓦特后来的模式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模式既没有与更高层次的话语结合，也没有讨论这些转换可能对读者产生的影响。

小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了大量的研究，力图对原语与目的语转换中发生的语言变化（“转换”）进行详细分类。维奈和达贝尔内的经典分类揭示了许多翻译技巧，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卡特福德在20世纪60年代将系统的语言学比较方法用于翻译，同样，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模式都是静态的语言学模式。分类边界的模糊以及转换的机械计算等问题仍继续困扰着后来的研究者，比如范·勒文-兹瓦特，她的模式试图将原语—目的语之间的评估系统化，并将转换与更高层级的话语联系起来。另一种方法来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列维、波波维奇和米科对文体的翻译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补充读物

有关本章所描述的转换模式的进一步讨论，见拉鲁斯（Larose, 1989）和赫尔曼斯（Hermans, 1999）。如上所述，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模式还被用于其他语言对，尤可参见马尔布兰克（Malblanc, 1963）和Vàzquez-Ayora（1977）。捷克学派的研究方法值得多加注意，尤其是列维（Levý, 1969），列维对文学翻译有许多精辟的论述。穆南（Mounin, 1963）阐述来自法国的早期语言学模式，而俄国传统则可从费多罗夫（Fyodorov, 1968）和Svecjer（1987）得到体现。在美国，马龙（Malone, 1988）另外提出了一个详尽的理论模式。

研讨要点

1．阅读本章个案研究的分析。你对该分析有不同看法吗？这种分析告诉我们这种模式有什么用途？

2．框表4.4-4.6是个案研究中另选自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译文。用维奈和达贝尔内的模式，分析这些译文的翻译单位以及随后采用的翻译程式。这些分析与有关法语译文的分析有何不同？

框表4.4

Greenwich（德语译文）

Seit über 1000 Jahren ist die historische Stadt Greenwich ein Tor zu London. Vom Kontinent kommende Invasoren passierten sie auf ihrem Weg nach London entweder per Schiff oder über Strasse Old Dover Road.

1012 legten die Dänen mit ihren Wikingerbooten in Greenwich an und überfielen Canterbury. Sie kehrten mit dem Erzbischof Alfege als Geisel zurück und ermoredeten ihn später an der Stelle, an der heute die nach ihm benannte Kirche steht.

框表4.5

Greenwich（意大利语译文）

L’antica città di Greenwich è una via di ingresso per Londra da più di mille anni. Gli invasori provenienti dal continente passavano sulle navi o lungo la Old Dover Road, costruita dai Romani, mentre si dirigevano verso la capitale.

Nel 2010 i Danesi attraccarono le loro navi a Greenwich e fecero razzia a Canterbury, tornando con l’arcivescovo Alfege, come ostaggio e più tardi assassinandolo sul luogo dove sorge ora la chiesa che porta il suo nome.

框表4.6

Greenwich（西班牙语译文）

El antiguo pueblo de Greenwich ha sido la entrada a Londres durante miles de años.

Los invasores del continente pasaban por barco o a través de la Vieja Carretera de Dover, construida por los romanos, en su camino hacia la capital.

En el año 1012, los daneses amarraron sus grandes barcos en Greenwich, regresando con el arzobispo Alfege como rehén y posteriormente le mataron en el lugar donde ahora se encuentra la iglesia con su nombre.

3．阅读维奈和达贝尔内对他们自己模式的描写，尝试用以分析一对原语—目的语（你自己的语言）的翻译。请你将采用这一模式分类时的难易之处列出一份清单。他们的分类方法有否不适用某种语言组合？

4．按维奈和达贝尔内在《目标》上对该模式的描述，分析你选择的一对原语—目的语的翻译，并总结分析结果。你认为对这一模式的批评（见4.4）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5．德·博格朗德（Beaugrande, 1978:11）对卡特福德的著作提出了下列批评意见：“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是那一时期语言学局限的一种讽喻”。请从头至尾阅读卡特福德的理论，并列出它的优点和可能的用途。

6．列维、波波维奇和米科等人组成的捷克学派在当时影响颇大，但在当代理论中却鲜有提及。阅读他们的著作。他们与其他学者关于翻译转换的论述有何不同？你认为用以分析文体转换是否实用？也请阅读蒂姆·帕克斯（Parks, 1998）最近关于文体翻译的著作。

7．假设你要分析学生的译作并做一分类。从本章所介绍的模式中选择和使用你认为有用的部分，尝试进行分类。如果可能，请其他人检验、评估你的模式是否系统、实际和有用。

（文军 李丽 译）

5 功能翻译理论

关键概念：

●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德国的功能翻译理论（functional theories），标志着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静态的语言学分类（static linguistic typologies）；

● 卡特琳娜·赖斯强调语篇层面的对等，将语言功能、文本类型及翻译策略结合起来；

● 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translational action）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涉及众多参与者的交际过程；

● 汉斯·J. 维米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应当视译文目的而定，该理论由维米尔和赖斯进一步发展；

● 克思斯蒂安·诺德面向译文的文本分析是一个更关注原文本的功能主义方法。

主要文献：

Holz-Mänttäri, J. (1984) 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akatemia.

Nord, C. (1988/1992)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Rodopi.

Nord, C. (1997)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Reiss, K. (1971/2000)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Übersetzungskritik, Munich: Max Hueber, translated by E. Rhodes (2000) as Translation Criticism: Potential and Limitations, Manchester: St. Jerome and American Bible Society.

Reiss, K. (1977/1989)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translated by A. Chesterman, in A. Chesterman (ed.) (1989), pp.105-115.

Reiss, K. (1981/2000)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S. Kitr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160-171.

Reiss, K. and H. Vermeer (1984) 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n Translationstheorie, Tübingen: Niemeyer.

Vermeet, H. (1989/2000)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221-232.

5.0 引言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关于翻译转换的静态语言学分类。同时，在德国出现了从交际角度出发的功能主义翻译分析方法，并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一章中，将向大家介绍：

1．赖斯早期关于文本类型和语言功能的论著；

2．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

3．维米尔以目标文本目的为中心的目的论；

4．诺德延续90年代功能主义的传统，提出更为具体的文本分析模型。

5.1 文本类型

卡塔琳娜·赖斯在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仍然是以对等（equivalence）这个概念为基础（参见第三章），但是她更为关注的并非单词和句子层面的交际和对等，而是文本层面的交际和对等（Reiss, 1977/1989:113-114）。起初，她的功能主义方法主要是为了建立一套有系统的翻译评估体系。她借用了布勒（Karl Bühler）1关于语言功能的三分法。将这三种功能与其相对应的语言维度、文本类型或各自使用的交际环境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关系见表5.1。赖斯将每一种文本类型的特点归纳如下（Reiss, 1977/1989:108-109）：

1．“单纯事实的交流”：信息、知识、观点等。这时用来传递信息的语言维度是逻辑的或者所指的（referential），交际中的焦点是内容或“主题”，此时的文本类型称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

2．“创造性行文”：作者使用了语言的美学特点。文本作者或“发送者”被置于一个很显著的位置，文本的形式也变得十分重要，此时的文本称为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

3．“引起行为反应”：吁请功能文本的目的在于呼吁或说服文本的读者或“接受者”按某一种方式行事。语言的形式是对话式的，其焦点是“吁请”，因此赖斯称之为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

4．视听类（andiomedial）语篇：如电影、视觉和语音广告，即上述三类文本辅以视觉形象、音乐等；这是赖斯所划分的第四类文本，但没有在表5.1中标明。

表5.1 语篇类型的功能性特征及其相应的翻译方法（改编自Reiss, 1971）

赖斯（Reiss, 1976:20）选用不同体裁（Textsorte）的文本，举例说明了这三种文本类型。而安德鲁·切斯特曼以直观的图表形式将它呈现出来（见图5.1）。根据图5.1，工具书是信息含量最高的文本类型；诗歌是表情性极强并重视形式的文本类型；广告是最明显的操作型文本类型（企图说服某人买东西或做某事）；在这些极端文本之间有一些混合型文本——由于传记提供了关于主人公的信息，也部分地执行文学作品的表情功能，因此可能是处于信息类和表情类之间的文本类型。与此相似的是，布道给出一定（关于宗教的）信息，同时通过试图说服民众遵从某种行为举止而实现了其操作功能。

图5.1 赖斯的语篇类型和语篇种类（见Chesterman, 1989:105，基于罗纳德·弗赖霍夫的讲义）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混合型文本，赖斯（Reiss, 1977/1989:109）说：“原文的主要功能是否得到传递，是评判译文的决定性因素。”她建议“不同类型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Reiss, 1976:20）。这些方法可以参见表5.1的最后两行，描述如下：

1．信息类语篇的译文应该传递原语指示性或概念性的内容。翻译应该语言直白无冗余，并根据需要使用明晰化技巧；

2．表情类语篇的译文应该传递原语的审美性和艺术形式。翻译应该使用“同一”策略，即译者应采用原语作者的观点；

3．操作类语篇的译文应该使目的语接受者产生预期的反应。翻译应该采用“顺应”策略，以期对译文读者产生同样的效果；

4．视听类语篇需要采用“辅助”方法，给文字加上视像和音乐。

赖斯（Reiss, 1971:54-88）还罗列了一系列言内和言外的指导标准（Instruktionen），来评估译文的充分性。

1．言内标准（intralinguistic criteria）：语义、词汇、语法和风格上的特点；

2．言外标准（extralinguistic criteria）：情景、主题、时间、地点、接受者、发出者及“情感暗示”（幽默、讽刺和情感等）。

尽管这些标准互相关联，但是他们的重要性却随着不同的语篇种类而改变。例如，翻译关注内容的语篇首先应该做到语义对等。然而，如果语篇为一则新闻，可能要把语法标准放到第二位，而假如语篇是一本科普读物，则会更多关注原语的独特风格。同样，赖斯（Reiss, p.62）觉得，一篇表情类语篇和一篇信息类语篇相比，在表情类语篇的译文中保留一个隐喻更为重要。在信息类语篇中，译出其语义价值就够了。

当然，赖斯（Reiss, 1977/1989:114）也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译文的功能可能与原文的功能相异。她给出的例子是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最初这是为攻击当时政府而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即一种重操作性的文本），而现在人们把它作为一本平常的娱乐性小说来阅读和翻译（即一种重表情性的文本）。同样，目的语也可能与原语有不同的交际功能，比如，一篇竞选演说本是操作类语篇，外国一些分析人士因想了解演说中陈述的政策及其表述的方式（即译成了信息类和表情类的文本），而将其翻译出来。

5.1.1 有关文本类型方法的讨论

赖斯的翻译理论著作很重要，因为她更多地注重翻译的交际目的。以往的理论往往是更多地关注比较肤浅的语言层次，注重字词或者是它们所创造的效果。然而赖斯的著作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彼得·福西特（Fawcett, 1997:106-108）对这些批评作了总结。其中的一种批评是为何语言的功能只能划分为三种。尽管诺德也是功能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但她好像暗地里也接受了这个批评。因为她认为有必要增加第四种语言功能，也就是“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即建立和维持交际双方联系的语言（Nord, 1997:40；同时参见5.4）。2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问候语，或者“先生们，女士们”这样一个短语，通常用来暗示正式讲演的开始，或是公司的员工对客户发出告示或者声明的开始。

如何将赖斯所提出的翻译方法运用到特定的文本翻译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用“直白语言”（plain-prose）翻译信息型文本似乎再明显、再符合逻辑不过，但是否真的可以这么做也还是个问题。英语商业文本或者金融文本包含很多表面简单实则复杂的比喻。例如，股市中的牛市（bullish）和熊市（bearish），利润剧增（soar, peak）或者骤减（dive, plummet），投机者（carpetbaggers）围攻建屋互助会（building societies），面对敌意收购出价（hostile take-over bids）银行采取焦土政策（scorched-earth policy）。这些俗语中，有一些在目的语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译文，但是对于一些更为复杂、更为个性化的比喻就难以找到对应的翻译了。同样，把商业文本翻译成英语文本时，不能只关注原语文本的信息价值，否则，这种方法就会导致翻译出来的文本缺乏语言的表达功能。

上例包含了对赖斯整个理论的一个重要批评，即文本的类型是否能够真正区分开来。商业报告虽被赖斯分为信息型的商业文本，可能同时也具有强力的表达功能。在原语文化里面，它还可能具有几种功能：对公司的董事来说可能是信息型文本，也可以作为操作型文本，说服股东和市场分析人员信服公司在有效地运转。图表5.1中，传记也很可能具有吁请的功能，劝服读者对某人持特别的态度。而广告通常是吁请的，但它可以具有艺术／表情或者是信息功能。同一原语文本可以有几种不同的功能，而同一原语文本又可以用作不同的目的，这就足以证明赖斯所提出的文本区分的模糊性。其实，翻译方法不仅取决于文本类型。译者的角色和目的、社会文化的压力都会影响翻译的策略的选择。这将是后半章的主要问题，也是第六章讨论的主要问题。

5.2 翻译行为

霍尔兹-曼塔利提出的“翻译行为理论”（见Translatorisches Handeln: Theorie und Methode）3借用了交际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概念，旨在为很多的专业翻译情境提供一个模式和指导。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看作是由目的所驱动、以结果为中心的交际活动。这个理论关注翻译的过程，把翻译过程看作是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Botschaftsräger im Verbund）：

翻译并不是简单地翻译词、句或是文本，而是引导潜在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的交际。

（Holz-Mänttäri, 1984:7-8）

语际翻译被描述为“从原语文本出发的一种翻译行为”、一个交际的过程，牵涉到一系列的角色和参与者（pp.109-111）：

● 发起者：需要该译文的公司或者个人；

● 中介：负责与译者取得联系的个人；

● 原文本作者：来自于公司内部，撰写原文本的个人最后不一定要参与目的语文本的生成；

● 目的语文本作者：译者；

● 目的语文本使用者：使用目的语文本的人，例如用作教学材料的人或者是用于销售宣传的人；

● 目的语文本接受者：最终接收目的语文本的人，例如目的语的学生或者是阅读销售宣传的客户。

这些参与者都有自己的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霍尔兹-曼塔利的个案研究（pp.129-148）选用了一册堆肥式厕所的安装说明书，对翻译行为中的不同的参与者的角色都进行了具体分析。专业译者的首要目标可能是要赚钱，第二是为了遵守合约和处理文本信息（p.138）。根据这样的分析，译者在文本类型和专业领域方面可能都不是专家。有关专业领域的知识需要由公司的原文本作者提供。

翻译行为十分注重为接受者提供一个功能性的交际文本。这就意味着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文体应该取决于该形式和文体在目的语文化中是否“功能上合适”（functionally suitable），而不单是复制源文本的各种特征；而什么是“功能上合适”，应该由译者定夺，因为他在翻译行为方面是专家，他的角色就是要确保文化转换顺利进行。在“翻译文本操作”（霍尔兹-曼塔利用此短语指译文生成）过程中，分析原语文本，纯粹是为了厘清其“构造和功能特征”（pp.139-148）。相关的特征是按照长久以来的区分方式，即“内容”与“形式”来描述的。

1．内容：按照所谓的“构造学”构建的，分为（a）真实信息及（b）整体的交际策略；

2．形式：按照“纹理”构建的，分为（a）术语和（b）衔接成分。

接受者的需要是译文的决定因素，因此，就术语而言，原文中的术语对于非专业人士的译文读者来说可能需要解释；此外，为了保证译文的连贯性，一个术语需要在整篇译文中译法一致。

5.2.1 关于翻译行为理论的讨论

霍尔兹-曼塔利研究的价值在于她把翻译（或者说，至少她所描述的非文学的专业翻译）置于社会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包括译者和翻译发起人之间的互相作用。后来她又谈到了译者的“职业档案”（professional profile）（Holz-Mänttäri, 1986）。一些学者对其理论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可以说，霍尔兹-曼塔利关于翻译行为的概念适用于所有的翻译，可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决定。

（Schäffner, 1997:5）

将制约商业翻译的因素考虑进来，有助我们思考译者所需面对的决策。然而，这一理论并非无懈可击。这不仅是因为其术语极为复杂（如“信息传递综合体”），不能辅助译者解释实际的翻译现象；此外，这一理论的目的之一是为文化转换提供指导，可令人失望的是，它却没有充分考虑具体的文化差异，或者以第八、九章中讨论的文化导向模式的术语来考虑文化。

诺德（Nord, 1991:28）也反对霍尔兹-曼塔利对于原文的忽视，并强调“功能是翻译最为重要的标准”，但这并不是要给译者绝对的权利：原文和译文之间需要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的性质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

5.3 目的论

Skopos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为“目标”（aine）或“目的”（purpose），20世纪70年代由维米尔引入翻译理论，以之为专业术语，表示译作或翻译行为的目的。目的论（Skopostheorie）的主要著作是维米尔和赖斯合著的《通用翻译理论基础》（Grundlegung einer allgemine Translations-theorie, Reiss & Vermeer, 1984）一书。尽管目的论的提出要早于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但可视作翻译行为理论的一部分，因为目的论关注的是以原文为基础的翻译行为，这一行为需要经过协商及实行，并兼备目的和结果（Vermeer, 1989/2000:221）。目的论首要关注的是译作的目的，这个目的决定了译者需要采用何种翻译方法和策略，才能产生功能上可满足需要的结果。这项结果就是译文，维米尔称之为translatum。因此，在目的论中，为什么要翻译原文，以及目的语文本的功能是什么，是译者必须知道的4。

正如赖斯和维米尔1984年那本书的书名所提示的那样，他们的目标是提出一套适用于所有文本的通用翻译理论。该书第一部分详细阐述了维米尔的目的论；第二部分“特殊理论”修改了赖斯的功能文本类型模式，使之适用于通用翻译理论。囿于篇幅所限，本章主要讨论该理论中的基本“规则”（rules）（Reiss & Vermeer, 1984:119）：

1．译文（translatum）由其目的决定；

2．译文在目的语文化和语言中传达信息（Informationsangebot），该信息与原文化和语言中传达的信息相关；

3．译文传达的信息，不可以清晰地译回原文；

4．译文必须内部连贯；

5．译文必须与原文连贯；

6．上述五条规则按等级排列，目的规则统摄其他规则。

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规则2很重要，因为这一规则将原文和译文与它们在各自语言和文化语境中的功能联系了起来；译者再一次（就如在霍尔兹-曼塔利的理论中那样）成为跨文化传播和译文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参加者。规则3的不可回译性显示，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并非一定要等同于原文化中的功能。规则4和5涉及通用目的“规则”，即如何评判翻译行为和信息传递成功与否：与文内连贯相关的连贯规则，跟原文的文本间连贯则与忠实规则相连。

连贯规则（coherence rule）规定，译文“必须可解释为跟译文接受者的处境具有连贯性”（Reiss & Vermeer, 1984:113）；换言之，译文对于译文的接受者来说必须是相关的，符合他们的处境和知识水平。

忠实规则（fidelity rule）仅仅规定（p.114）译文和原文之间必须有连贯性，或者更具体地说，以下三者之间必须有忠实性：

● 译者接受的原文的信息；

● 译者对这一信息的阐释；

● 为译文接受者编码的信息。

不过，这些规则的排序表明，文本间的连贯（规则5）不如文内连贯（规则4）重要，而文内连贯又不如目的（规则1）重要。对原文地位的贬低（维米尔称之为“罢黜”［dethroning］）在目的论和翻译行为理论中都是常识。

目的论的一个重要优点在于，该理论允许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译文的目的和译者接受的翻译委托，而译成不同的译文。套用维米尔的话说：

目的论规定的是，译者必须有意识并一以贯之地，按照与预期的目的语文本相关的某种原则来翻译；该理论并没有说明这种原则是什么：这必须根据具体的情况分别决定。

（Vermeer, 1989/2000:228）

我们以维米尔所举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用法语写的遗嘱语意模糊，译者在为处理这一案件的外国律师翻译时，需要将其直译并加脚注或说明；反过来说，如果该遗嘱出现在一部小说中，译者或许会倾向于译出略微不同的模糊语意，但这种模糊的语意在译文中会起作用，而且无需加注，以免干扰读者的阅读。

为了使翻译行为符合具体情境的需要，委托人需要在委托书中明确或含蓄地指出目的是什么（p.228）。根据维米尔的描述，委托书包括（1）目标和（2）实现目标的条件（包括最后交稿时间和翻译费）。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委托人和译者商定。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作为专家，应该能够告诉委托人／用户该目标是否可行。译文的性质“主要由其目的或委托书决定”（Vermeer, 1989/2000:230），而“充分性”（Adäquatheit）超越等值，成为评判翻译行为的标准。在赖斯和维米尔的书中（1984:139），充分性描述的是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遵守翻译目的而形成的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译文满足了委托书中规定的目的，那么就功能和交际目的来说，该译文就是充分的。等值被降格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一个功能性的稳定关系（指原文和译文功能一致）；不过，功能性的稳定关系很少见。

5.3.1 有关目的论的讨论

诺德（Nord, 1997:109-122）和克里斯蒂娜·夏夫纳（Schäffner, 1997:237-238）讨论过一些其他学者对目的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

1．目的论宣称是通用理论，但实际只对非文学文本有效。有学者认为，文学文本要么没有具体目的，要么风格太复杂；

2．赖斯的文本类型取向和维米尔的目的论，两者所讨论的实际上是不同的功能现象，不能扯在一起；

3．目的论对原文语言特色的关注不够，对译文对微观层面上一些特点的传达也关注不够。即便是翻译目的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个别地方在风格和语义层面上仍然可能是不充分的。

其他可能的批评与对霍尔兹-曼塔利的批评类似，即像translatum这样的术语无益于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因为在翻译理论中已经有了可行的术语。另外一点是，在决定如何实现翻译目的时，必须考虑文化问题及文化差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维米尔（Vermeer, 1989/2000:224）强调，目标、目的、功能和意图是行为的“属性”（attributed to actions），以此对第一点作了回应。因此，一首诗的作者也许会有这样的目标：将译文（诗）发表，并保留版权，从而可以通过译文赚钱。该作者也许还打算创作出为存在而存在的诗歌（为艺术而艺术）。

第二点批评中有两点还存在争议：原文在何种程度上决定翻译的方法，原文类型与翻译目的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试比较5.1）。另一位功能派学者诺德用她的面向译文的文本分析，重点对第三点批评作了回应。

5.4 面向译文的文本分析

诺德的《翻译中的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Nord, 1988/1991）一书勾画了一个更详细的功能模式，该模式吸收了文本分析理论中那些在句子或句子以上层面描述文本结构的成分。诺德首先区分了两种基本的翻译产品（及过程），即文献型翻译（documentary translation）和工具型翻译（instrumentary translation）5。

文献型翻译“充当原文化中作者与原文接受者之间交流的文献”（Nord, 1991:72），文学翻译就属于此类。在文学翻译中，译文使得译文读者可以了解原文的思想，但读者知道这是译文。诺德所举的其他文献型翻译例子是逐字翻译、直译和“异域情调翻译”（p.73）。在最后这一类翻译中，原文中的一些文化特有词汇被保留了下来，以维持原文的地方色彩；比如，德语原文中的Quark，Roggenbrot和Wurst这些表示食物的词。

工具型翻译“充当目的语文化里一个新的交际行为中独立的信息传达工具，并力图实现其交际意图，而又不让接受者意识到他们所读到或听到的文本曾以不同的形式在一个不同的交际情景中使用过。”（p.73）换言之，译文接受者阅读译文时，感觉该译文似乎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原文一样。原文和译文的功能可能是相同的，比如说，翻译的电脑手册或软件应该具备指导译文接受者的功能，跟原文指导原文读者的方式一样；诺德将这样的译文称作“保持功能的译文”。不过，她也举了其他译文无法保持相同功能的翻译。比如，把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翻译成儿童文学，以及为照顾当代读者把荷马史诗译成小说，都属此类。

诺德的《翻译中的文本分析》一书的主要目标，在于为翻译学生提供一个适合于所有文本类型和翻译情境的原文分析模式。该模式以功能概念为基础，使得学生可以理解原文特色的功能，并选择适合于预期翻译目的的翻译策略（Nord, 1991:1）。因此，她的理论基础有许多与赖斯和维米尔的那本书是相同的（和霍尔兹-曼塔利对翻译过程其他参与者的关注也是相同的），但她对原文特色更加关注6。诺德的模式要求译者分析一系列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文本外因素（pp.35-78）和原文文本内的特点（pp.79-129）。不过，在1997年出版的《翻译作为具有目的性的活动》（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一书中，她提出了一个更为灵活的分析模式。新的模式综合了本章描述的许多成分，突出强调了功能派理论中对译员培训尤为有用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

1．翻译委托书（translation commission）的重要性（Nord, 1997:59-62）（诺德称之为“翻译指令”［translation brief］）；译者需要比较翻译委托书中对原文和译文的描述，以便发现二者有何不同之处。翻译委托书应该包括有关原文和译文的如下信息：

● 预期的文本功能；

● 受众（发出者和接受者）；

● 文本接受的时间和地点；

● 媒介（话语和文字）；

● 动机（为什么写作原文，为什么将之翻译）。

该信息使得译者确定什么内容重要、需要包括在译文中。诺德举德国海德堡大学宣传小册子为例，认为小册子的动机是庆祝该大学成立600周年，因此与周年纪念有关的活动是最重要的。

2．原文分析的作用（pp.62-67）：比较了上述有关原文和译文的描述后，就可以分析原文了，以便确定在选择翻译策略时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诺德列出的那些文本内因素不失为进行原文分析的一种模式。这些因素包括：

● 主题；

● 内容：包括涵义和连贯；

● 预设：假设翻译过程参加者了解的翻译情境的现实因素；

● 组成：包括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

● 非语言因素：插图、斜体字等；

● 词汇：包括方言、语域和具体的术语；

● 句子结构；

● 超音段特征：包括重读、节奏和“风格性强调”（stylistic punctuation）。

不过，诺德强调，采用哪种语篇分析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必须包括对所涉及的交际情境的实际分析，而且对原文和翻译指令的分析应使用同一种模式，这样分析结果才具有可比性。

（Nord, 1997:62）

这就赋予该分析模式一些灵活性，不过，分析的形式显然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形式决定了哪些特征是翻译时优先考虑的因素。

3．翻译问题的功能排序：诺德列出了翻译时需要遵守的功能排序：

（a）应该决定译文的预期功能（文献型还是工具型）；

（b）必须确定那些为了适应译文受众处境的需要而经改变的功能成分（在分析了翻译委托书之后，如上面1所说的那样）；

（c）翻译类型决定了翻译风格（原文化导向还是目标文化导向）；

（d）有关文本的问题可在较低的语言层面上加以解决（如上文2所说的原文分析）。

在许多方面，这种综合的方法结合了各种功能翻译理论和翻译行为理论的优点：

● 翻译指令分析延续了霍尔兹-曼塔利对翻译行为中各参加者的研究；

● 预期文本功能延续了赖斯和维米尔的目的论，但目的不占有统治地位；

● 受赖斯理论的影响，原文分析对原文类型和语言的交际功能和文体风格予以充分的重视，但没有其他学者理论中那些僵化的分类。

因此，在个案研究中，我们将对这种综合法加以验证。

个案研究

本个案研究取材自一份真实的翻译指令。原文是阿斯本（Usborne）的一所烹饪学校《烹饪入门》（Cooking for Bginners）7。该书为插图本，收录了多种食谱，以帮助英国十岁或十岁以上儿童学会做饭。为了在国外销售，该书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可是，为了压低成本，原书中的许多插图在译本中都保留了下来。

套用上文提到的诺德使用的术语，该书的翻译显然是工具型翻译：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是充当独立的传递信息的文本，译文接受者利用该书学习做饭。

翻译委托书中对原文和译文的概述可能是这样的：

● 预期的文本功能：原文具有信息功能，传达的信息是烹饪和具体的菜谱。原文还具有吁请功能，因为该书呼吁儿童按书上说的去做（根据菜谱做饭，进而对烹饪和食物感兴趣），译文要尽量保留原文的功能；

● 受众：原文的受众可能包括英国十岁或十岁以上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年纪大一些的亲戚、保姆或朋友），书则可能就是父母买的。书中的菜谱也假定有大人帮助儿童。译文的受众是目的语中十岁或十岁以上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或其他大人）；

● 文本接受的时间和地点：原文于1998年在英国出版；译文于2000至2001年间出版，分别为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所以说，出版时间上的差异基本无关紧要；

● 媒介：原文是平装本，共48页，每页上面都有照片和插图。译文采用同样的格式，即只是将原文词语替换成目的语词语，但插图保持不变。

● 动机：原文的目的是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教会英国儿童使用常见的工具和原料做饭的基本知识。译文的目的是使目的语儿童也学会这样的知识。

委托书中有关原文和译文的差异，归根结底就是原文受众和目的语受众之间的差别。不过，这种差异不仅是语言差异。如果语言是唯一的标准的话，那么只要将书中的文字转换为目的语就行了。事实上，两者还存在着文化的差异，特别是风俗、经验和预设方面的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可以通过原文分析显示出来。

原文分析：

正如5.4中指出的那样，只要原文和译文有可比性，任何实用性的分析都是可以接受的。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作详细的分析，只从诺德所列出的文本内因素中挑出三个加以分析。这三点和我们所要分析的原文有着特别的关联性：

1．非语言因素；

2．词汇的语域；及

3．预设。

1．非语言因素：上面指出的媒介的特点，对于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极为重要。插图不得改动，因此译文中说明文字的长度不得超过原文中对应的说明文字。显然，这对译者来说是个严重的制约；

2．词汇的语域：这个因素译者很难自行决定。有两个主要的相关因素。一个因素是，正如上面在对预期文本功能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翻译的是菜谱。众所周知，菜谱是一种组织严密的文体或体裁，不同语言对这一文体的规定各有不同。英语倾向于使用祈使形式（“切土豆”、“加葱”等），但有的语言则使用不定式形式。另一个因素与吁请功能和受众是与儿童有关。因此，跟许多菜谱类书相比，原文中词汇是略微简化的，使之更加亲切。比如，“注意不要摸任何热的东西”这样的警示语，就不大可能对大人说；在“把牛奶煮开，然后把火关小，让奶慢慢冒泡”这句说明中，作者用了“慢慢冒泡”而不是“煨”这个深奥但简洁的说法。

译者必须力图译出同样简化的译文，但可以实现同样的吁请功能（以及信息功能）。视乎目的语的不同，这一要求也许意味译者要违反有关菜谱的规定，不使用不定式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会拉大与受众的距离。

3．预设：译者在翻译本书时遇到的真正困难在于，译文受众和原文受众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别。通过对原文暗含预设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框表5.1中列出了几个例子。

框表5.1

菜名的选择：目标语文化中可能没有蔬菜炒面、对虾青椒炒饭和杂锦水果甜饼以及其他一些菜。原文的预设是儿童见过这些菜（也许是大人做的），也知道最后做出来的菜是什么样子。在没有这些菜的文化里，儿童和大人或许不知道最后做出来的菜对不对。换一下菜名（比如换成中式蔬菜、外国米饭和热水里甜点）可能更容易为译文受众理解，但做起来并不见得容易。

原料：有些原料，如鲜姜、批塔饼、炉烤薯条、炸小面包块在有些国家很难见到。这就意味着，要么菜式需要改变，要么准备的方法有所不同。在译文中，有些原料可以改成目标文化中更常见的原料。

炊具：像水壶、蒜茸夹和土豆泥碾压器这些炊具并不是所有文化都用的。在奶油鱼派的菜谱中，有一个土豆泥碾压器的插图，下面的说明是：“用土豆泥碾压器反复碾压土豆块，直到没有硬块为止。”

译者对“土豆泥碾压器”的翻译，必须与插图和菜谱中的指示相符，长度与原文说明文字的长度相等。荷兰语和意大利语的译者都使用了一个词，分别是puree-stamper和schiacciapatate。但是在法语和西班牙语译文中，译者为了克服他们文化中没有土豆泥碾压器这一困难，使用了另一个词，两人的译文都向目标文化接近。法语的说明告诉读者压碎土豆（écrase-les）或是用搅拌机（passé-les á la moulinette）。西班牙语译文建议读者使用叉子或是“如图所示的工具”（con un tenedor o con un utensilio como el de la ilustracción）。两种译文在功能上都是充足的，因为它们对图片作了说明，配上了说明文字，并使得读者知道如何碾压土豆。

个案研究讨论

本个案研究采用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看出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诺德的分析模式比其他功能主义学者的理论更注重原文。如用这种方法，更容易发现个别或一组有问题的特征。不过，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如果以为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轻易归类的话，那就错了。在菜谱翻译中，主要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差异，以及原文和译文受众经验方面的差异。尽管功能理论在“土豆碾压器”这个词的翻译中有所帮助，但文化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要比这复杂得多。下一章开始更为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以及话语的问题。

小结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德国兴起的功能派和交际派翻译理论，不再把翻译看作是静态的语言现象，开始将其看作跨文化交际行为。赖斯的开创之功，在于将语言功能、文本类型、文体和翻译策略联系了起来。她的方法后来与维米尔影响巨大的目的论相结合，主张翻译策略由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所决定。目的论是霍尔兹-曼塔利提出的翻译行为理论的一部分。霍尔兹-曼塔利把专业的商业翻译放入社会文化环境中去考察，使用了商业和管理方面的术语。翻译被看作是一个交际性的交易行为，牵扯到发起人、委托人、制造者、译文以及原文的使用者和接受者。在这一模式中，原文遭“罢黜”了，评判翻译的标准不再是意义的等值，而是是否达到翻译委托书中规定的译文所处情境的功能目标。诺德的模式是为训练译员而设计的，保留了功能语境，但其中的原文文本分析模式却更加详细。

补充读物

本章讨论的理论著作都很详细和复杂。我们强烈建议读者在研习了本章对这些理论的总结后，进一步阅读原著，了解这些理论的全貌。赖斯的著作（Reiss, 1971）有英语版（Reiss, 2000）；诺德的两部主要著作（Nord, 1991; 1997）也很容易找到。这两部书为功能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贝克所编的百科全书（Baker, 1997a）对翻译行为、功能派和目的论作了简要介绍，写得很好（由夏夫纳和梅森撰写），并提供了参考书目。

研讨要点

1．试研究一下你自己的译文（语言学习课堂中的翻译或专业翻译生涯中的翻译都可以），应该纳入赖斯的哪种文本类型？有没有难以纳入的文本？

2．5.1.1讨论了商业文本中隐喻的翻译问题。在你从事翻译的语言对中，选择几种不同类型的文本，研究一下其中的隐喻是如何使用的。你怎么翻译这些隐喻？会否因文本类型不同而有所变化？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3．设想你是一位自由译者。你联系了一家翻译公司，询问有无翻译业务，对方让你把一篇两万字的文章，从德语译成你的第一语言。这是一份割草机的说明书，对方要求你试译500字，看你是否胜任这项翻译业务。本章讨论的这些模式对你有多大的帮助？这些模式是否足以帮助译者分析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帮助译者作出翻译的决定？

4．在翻译行为理论中，译者被看作是翻译这种跨文化传输行为中的专家，尽管译者并不一定总是在译文主题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专家。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一看法，该看法对译者在当代交际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何启示？

5．根据目的论，翻译委托书必须说明译文的目的和功能，以便译者采取适当的翻译行为。试找一些翻译目的的例子，看一看这些目的有多具体，从中可以看出翻译发起人的什么信息。比如，大学试卷中直接或间接规定的翻译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与专业译者有联系，调查一些他们从具体文本的翻译目的中可以了解什么信息，他们又如何与委托人商谈这些翻译目的？

6．功能理论中的主要评判标准是功能的“充足性”（functional adequacy）（而不是等值）。试进一步研究一下赖斯和维米尔（Reiss & Vermeer, 1984:124-170）和诺德（Nord, 1997:34-37）书中的这一概念，思考一下“充足性”如何评判，又由谁来评判。

7．细读一下诺德关于原文分析模式的详细描述（Nord, 1991）。你认为这一模式对所有的文本都适用吗？把这一模式用于其他文本，该模式对译员培训有多大实用价值？

（仲伟合 韩子满 译）

6 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方法

主要概念

● 70年代至90年代，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应用语言学上不断成长；

● 这种方法引申自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而将之应用到翻译分析上；

● 朱丽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乃根据以韩礼德理论为基础的语域分析而订立的；

● 莫娜·贝克的翻译读本影响深远，为翻译从业员展示了话语和语用分析（pragmatic analysis）；

● 哈蒂姆和梅森则为语域分析（register analysis）增添语用和意符的层次。

主要文献：

Baker, M. (1992) In 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lum-Kulka, S. (1986-2000) “S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298-313.

Fawcett, P. (1997)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Approaches Explained, Manchester: St. Jerome, chapters 7-11.

Hatim, B. and I. 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Hatim, B. and I. Mason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House, J. (1997)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Tübingen: Niemeyer.

6.0 引言

90年代，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在翻译研究方面异军突起。本章与上一章所探讨诺德的篇章分析模式息息相关，因为句子层次以上的篇章组织在本章也会探讨。然而，一般的篇章分析（text analysis）会集中描述篇章的组织方式（如句子结构、衔接等），而话语分析则探讨语言如何传递意义及社会与权力关系。至于影响至巨的韩礼德系统功能模式（systemic functional model），曾于6.1予以描述。随后数节，将讨论几本有关其模式应用于翻译上的重要著作，计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再探》（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 House, 1997，见6.2）；贝克的《换句话说》（In Other Words, Baker, 1992，见6.3）；及哈蒂姆和梅森的两本著作：《话语和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Hatim & Mason, 1990）与《译者的传意角色》（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Hatim & Mason, 1997，见6.4）。哈蒂姆和梅森的研究超越语域分析，考虑到翻译的语用和意符层面，以及各类话语和话语所属不同社会的社会语言和意涵问题。

6.1 韩礼德的语言和话语分析模式

韩礼德的话语分析模式，乃建基于他所命名的系统功能语法（systematic functional grammar），将之应用到语言作为语言交际功能的研究上，一方面探讨作者语言选择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系统地把这些选择与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框架相连。1这个模式亦借助了在第五章讨论比勒划分的三种语言功能。在韩礼德的模式中，语言功能和社会文化框架之间的表面体现（realizations）之间，两者的相互关系很强（如欲深入了解，可参阅Eggins, 1994）。图6.1中的箭头显示影响方向。

图6.1 语类和语域对语言的关系

因此，语类（genre）（一种有特别传意功能联想的传统篇章，例如：商业书函）乃受制于社会文化环境，并且支配着系统框架内的其他元素。第一个元素：语域（register），包括以下三个可变元素：

1．场界（field）：写些什么，例如：传达；

2．语旨（tenor）：谁向谁传意，例如：营业代表向顾客；

3．语式（mode）：传意的形式，例如：书写。

语域的每一个变数均与意思的子线相连，这些子线汇聚成整篇篇章的语篇语义（discourse semantics），也就是篇章的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和篇章功能（textual）等三种元功能（metafunctions）。而这三种元功能乃是藉着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就是指选词和造句所建构或体现出来。它们彼此的联系十分广泛（参阅Eggins, 1994:78）：

· 篇章的场界与观念意义互为关联，透过及物性（transitivity）样式（即动词类型、主动／被动结构、过程参与者等）得以体现；

· 篇章的语旨与人际的意义互相关联，透过情态（modality）样式（即语气动词和副词，譬如“希望”、“应该”、“可能”，和任何一个评价词汇，譬如“美丽”、“可怕”予以体现；

· 篇章的语式则和篇章意义联系在一起，透过主位（thematic）和信息结构（主要是一个子句的次序和构造元素）及衔接（cohesion）（篇章在词汇上的连贯方式，包括代词、省略号、搭配、重复等用途）予以体现。

三种元功能分析在模式中至为重要。词汇语法和三种元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对及物性、情态、主位结构和衔接种种样式的分析，尽显其功能运作和篇章意义（Eggins, 1994:84）。例如，从海明威小说摘录的段落，经常会用作及物性分析：福勒（Fowler, 1996:227-232）曾自海明威的《滔滔双心河》（Big Two-Hearted River）选段作分析，结果发现主体的及物性结构是由强调主角尼克（Nick）的活跃个性的及物性物质过程（transitive material processes）所组成。

但是，韩礼德的语法极为复杂，与下述作品相似，因此，本研究遂拣选和简化与翻译有特殊相关性的元素。就以豪斯的第一个模式来说，中心概念就是语域分析。

6.2 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

虽然豪斯的模式，在分类和篇章分析之间一方面有些相似，但另一方面，我们在前一章谈论过的功能分析，却有关键性的发展。豪斯本人对“翻译妥帖须更以目标受众为主导的概念”甚表反对，她认为这“根本是误入歧途”，因此，她把模式建基于原文与译文的比较分析，进而引申至翻译的素质评估，突出“错配”或“谬误”。豪斯最初发表的模式（House, 1977）屡遭批评，不过，其后的版本已经修订（House, 1997:101-104）。部分批评在前两章已有讨论；主要是关注分析类别的本质、复杂性和术语运用，以及豪斯的个案研究欠缺具诗意及美感的辞藻。

本节集中讨论豪斯后期的“再探”模式（House, 1997），该模式把她早期的分类与韩礼德对场界、语旨和语式的开放式语域分析互相合并。模式涉及原文与译文在篇章“概貌”（profile）上的系统比较（p.43，有关比较图式见表6.2。比较模式采用多种甚而复杂的分类法（taxonomies），但其实可根据词汇、句法和篇章手段，将之简化为对原文和译文的一种语域分析。有关篇章手段可参阅（pp.44-45）：

1．主位—动态（theme-dynamics）：主位结构和衔接；

2．子句关联（clausal linkage）：添加词（“和”、“另外”），相反词（“但”、“然而”）等等；

3．图像关联（iconic linkage）：结构平衡。

在豪斯的模式中，如表6.2所述，语域包括各种各样的元素，有些是韩礼德未有提及的。场界是指题材和社会行为，包括词条的特异性。语旨包括“发信人的时间、地理和社会起源，以及他［或她］的知识、情绪或情感姿态（他［或她］的‘个人观点’）”（p.109）。“社会态度”是指正式的、咨询的或不拘形式的风格。其中具有个人特性（individuality），诚如姿态也具有这种特性。最后，语式是指“渠道”（口语或书面语等），以及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参与程度（独白、对话等；p.109）。

图6.2 分析及比较原文和译文篇章图式（House, 1997:108）

豪斯的模式运作如下：

1．原文的语域产生了原文的概貌；

2．加上由语域体会出原文语类的描述（pp.105-107）；

3．同时，这为原文提供一种“功能陈述”（statement of fundion），包括该功能的观念和人际的成分（换句话说，表达的是什么资讯，在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4．然后也为译文执行同样的描述过程；

5．译文的概貌与原文的概貌互相比较，根据语类及对语域和语类的情境度，对“错配”或谬误作出陈述并分类；这些不同层面的谬误就称为“隐性的不正确错失”（covertly erroneous errors）（p.45），有别于“显性的不正确错失”（overtly erroneous errors），即指示的错配或目标系统的谬误；

6．然后对译文作出“质量的陈述”（statement of quality）；

7．最后，译文可分类为以下其中一种：“显性翻译”（overt translation）或“隐性翻译”（covert translation）。

显性翻译指非原文的译文。豪斯的定义颇为混淆不清（House, 1997:66）：“一篇显性翻译就是一篇并非相当‘显性地’直接针对一个翻译篇章的收信人说话的译文”。这种情况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的政治讲话译文一样，结合了独特的原文文化、时空和历史背景，就像文学翻译一样，跟原文的文化息息相关。豪斯相信（p.112），这类译文必须在语言／篇章、语域和语类的层次上追求对等；然而，原文和译文的个别篇章作用无法一致，因为彼此所运用的话语世界截然不同。因此，豪斯建议应寻求“第二级的功能对等”（second-level functional equivalent），让译文达致原文的作用，使译文的受众可“窃阅”（eavesdrop）原文。举例说，英国的读者要阅读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魔山》（Die Zauberberg），可透过英文版本The Magic Mountain，但他们知道所阅读的仅是一个译本，而且两者的个别作用并不相同。

隐性翻译指“在目标文化中享受一种原语篇章状况的翻译”（p.69）。原文并非特定与原文的文化或受众结合，原文和译文均直接向各自的受众说话。豪斯所列举的例子，是一本旅游小册子、一封由一位公司总裁发给股东的信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快讯》（Unesco Courier）中的一篇文章。隐性翻译的作用，是“在译文中再创造、复制或再现原文语言文化（linguacultural）框架和话语世界里的功能”（p.114），译者并没有把译文读者引进原文的话语世界中；因此，在语类和个别篇章功能的层次，对等是需要的，但豪斯（p.114）所说的“文化过滤器”（cultural filter）需要译者来应用，以修正文化元素，让受众觉得译文就是原文。这也许涉及语言／篇章和语域层次的改动。豪斯（pp.115-117）以她所作的英、德比较语用研究境况，谈论到文化过滤器的意思，并举例说明这两种文化中不同做法，这些差异需在翻译中有所体现；例如：她发现德语偏重内容的焦点清晰直接，而英语却侧重人际关系；这都需要在隐性翻译中反映出来，又如，这位公司总裁发出的信件，英语版本便显得较注重人际关系。

豪斯强调显性与隐性翻译之别是一种程度上的偏重，而非二元的对立。再者，倘若需要达到隐性的功能对等，而在目标文化中并没有原文语类的存在，则应致力炮制一个隐性版本而非一篇隐性翻译了；版本同样是用来描述语类中明显非强迫性变动的词汇（p.161）。

豪斯把模式应用到很多篇章上，包括（pp.147-157）一篇有关德国民间牵涉大屠杀的论战性的历史篇章摘录（原文为英语，译文为德语）。两者样式的区别可从场界和语旨的层面识别出来：在场界方面，原文不断重复德国人一词，用意在突出德国民间在这件事件中的责任，这一点译文中并不多见；在语旨方面，对强调成分、最高级的和其他表感词汇则减少，使作者的姿态在译文中较不明显，豪斯甚至建议（p.155），这在语类的实践上有一定的作用。原文是一本富争议性的普及史书（尽管那是根据作者的博士论文编成的），译文则是一篇较正式的学术论著。豪斯继续假设这些变动的可能原因，很明显是为了政治和市场因素而受到德国出版商的压力；她这种把语言分析和真实世界的翻译情况连在一起的探讨方针，上一章所讨论的翻译行动理论已有提及。

6.3 贝克的篇章和语用层面分析：一本为翻译人员而写的读本

豪斯于1977年写成的书，或许是第一本运用韩礼德目前备受欢迎的模式写成的主要翻译研究著作。另一本近年来对翻译训练，以致翻译研究影响深远的作品，就是贝克的《换句话说：翻译读本》（InOther Words: 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 Baker, 1992）。贝克从词语、词语以上、语法、主位结构、衔接和语用的一系列层次看对等这回事。在这一章特别引起兴趣的，是她如何把系统分析方法应用到主位结构和衔接上，并且结合到语用的层次，“即在语言交际情境使用言辞的方式上”（Baker, 1992:217）。

6.3.1 主位和信息结构

在众多仔细运用功能语法和话语分析术语的翻译学者中，贝克在致力钻研篇章功能上，称得上是佼佼者。虽然贝克把一份用巴西葡萄牙语和英语写成的科学报告中的主位位置的名词化和动词形式合并比较（Baker, pp.169-171），毕竟对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作明确分析的并不多。因此，举例说，原文以一个代名词的动词形式开始（于此强调）：

Analisou-se as relações da dopamina cerebral com as funções motoras.

Analysed-were the relations of dopamine with the motor functions.

［分析—已是多巴胺与马达作用的关系。］

如下已出版的英文译本展现了一种正规词序，把被动的动词形式放在末位（于此强调）：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pamine and motor functions were analyzed.

［多巴胺和马达作用之间的关系被分析了。］

不过，贝克推荐另一种主位结构，以符合英语摘要的语类规范。其中涉及分析（analysis）的名词化形式的运用，这一次分析被保留在主位位置（着重符为作者所加，以示强调），并且加入另一个被动的动词形式“被执行”（is carried out）：

An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pamine and motor functions.

［一个多巴胺和马达作用之间关系的分析被执行了。］

这种研究存在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主位结构在不同的语言实践的方式均有所不同。贝克列举出许多语言的例子，譬如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这些动词形态的语言（verb-inflected languages）都经常把动词放在首位或是“主位”的位置，就如同以上所举巴西葡萄牙语的例子。把主体的代词删除，难免造成另一种主位样式。以下从欧洲议会的讲话中摘取的一个句子（参阅这一章末第三节的讨论），在不同的语言中制造了另一种主位结构。英语原文的结构是：

而葡萄牙语版本的主位分析则是：

运用韩礼德的分析模式，“discuti”这个动词形态的形式成为主位，而不是一个主体的代词，至于英语版本，“discussed”就成为述位的一部分。

事实上，韩礼德的主位分析模式，是以英语作主导，对翻译的有效性定有存疑。贝克（pp.160-167）也认同这个看法，并且列举另一种主位结构的功能句子透视模式（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由于它考虑到“语言交际动态”（communicative dynamism）和词序，对一些经常使用动词句式的语言也许是一种较为适合的模式2。尽管如此，贝克（p.140）得出结论，认为系统功能方法的一项重要优势，是它可更直接地实施：主位处于首位，其后按需要排列。

原文主位分析最重要的地方是，译者应该意识到主位和信息结构的相关标记（relative markedness）。贝克指出（p.129），这样“可帮助我们对语言交际过程中讲者和作者所作出具有意义的选择提高警觉”，有助于决定运用一个已标记（大众认识）的形式去翻译是否适当；再者，什么是已标记的形式亦因语言不同而异。把原文样式复制成译文的问题，瓦奎-阿约拉（Vàzquez-Ayora, 1977:217）和格齐米施·阿伯加斯特（Gerzymisch-Arbogast, 1986）均有讨论。前者强调当一种像西班牙语般以动词结构为主的语言，仿造（calquing）规范严谨的英语词序翻译，将会导致译文单调乏味。后者在德语和英语研究中（Gerzymisch-Arbogast, 1986），认为德语仿造英语的分裂句子（cleft sentence）（例如：What pleases the public is…, What I meant to say was…［大众喜欢的东西是……，我想说的是……］）会显得累赘。尼尔斯·埃瑞克·伊维瑟特（Enkvist, 1978）指出，一方面要考虑信息动态，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其他像基本句法样式这些不协调的规范，实在难以平衡取舍。

这就是篇章作用，尤其是主位结构，或许由于篇章语言学一些权威单语作品均对此分外关注，在翻译理论的作品中也最经常论及，其中有伊维瑟特（Enkvist, 1978）以及德·博格朗德和德雷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他们对翻译理论家的影响重大。衔接是篇章三元功能的另一元素，也是众多研究的主题。

6.3.2 衔接

布卢姆-库卡（Shoshana Blum-Kulka）的著名研究《翻译之衔接和连贯的转换》（“Thifts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in translation”）假设关联词语的明显增加，也许是所有译者一般都采取的策略。她指出翻译中衔接上的变化，可引致篇章的功能转移，她举了一个从品特（Harold Pinter）的《旧时代》（Old Times）其中一幕的希伯来文译文为例（Blum-Kulka, 1986/2000:302-303）。无可避免，由于形容词形态的变化，对于那句令人费解的原文开场白“肥胖还是瘦弱？”（Fat or thin?），希伯来译文必须将词性所指对象明晰化。希伯来语和其他语言均需要陈述所指的人物是男或是女。同样，把用曲折型语言创作的文艺作品直译成英语，也需要将有时候故意模棱两可的语法主体明确化。科塔扎（Julio Cortàzar）的经典小说《拉尤伊亚》（Rayuela）第一句就以一个问题“Encontraría a Ia Maga?”开始，用英语表达，这一句可能是“Would I/he/she/you find the [female] Magus?”［“我／他／她／你会发现那（女）魔术家吗？”］

贯彻全文的关联词语的密度和进程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情况跟主位结构相同。这种密切的关系，在原文和译文之间也许会因文而异，因为词汇的衔接网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未必完全相同（Baker, 1992:206）。贝克（pp.185-186）以简短的摘录和译文作为例证，提出她的想法，葡萄牙语较喜欢词汇上重复而不喜欢使用代词（p.207），至于阿拉伯语则较喜欢词汇重复而不喜欢变换词语。译文同样必须要连贯，换句话说，在译文的受众心目中，译文必须在逻辑上互相连贯，也是贝克最后几章所谈的主题语用学。

6.3.3 语用学和翻译

贝克考虑到语用对等在翻译中的种种问题，把相关的语言概念应用到语际的转换上。贝克对语用学（pragmatics）所下的定义如下：

语用学乃是语言运用的研究，并非出自语言学系统，而是有关在语言交际中由参与者所传递和操控的语言意义的研究。

（Baker, 1992:217）

本节简要地考虑三个主要的语用概念：连贯（coherence）、预想（presupposition）和暗示（implicature）。

篇章的连贯（coherence）与衔接互相关联，“视乎听话人或收信人对世界的期望和经验而定”（Baker, 1992:219）。显然，原文和译文读者不可能完全一致。贝克（p.220）以一篇关于伦敦哈罗斯（Harrods）百货公司的文章为例。为了让这篇文章合乎情理，读者需要知道“哈罗斯旗舰店”（flagship Harrods）和其中“豪华耀眼的武士桥店”（splendid Knightsbridge store），都是在描述同一店铺。其他文化的译文读者可能并不知道。阿拉伯语的译文因此添加了店名的解释，重复了“店”一字（总店哈罗斯），让关联更为明显。

预想的范围跟连贯关系密切。贝克（p.259）把它定义为“语用的推断”（pragmatic inference），可是只有简单的讨论。预想与语言和语言外的知识相关，是发信人假设收信人应具备或有需要具备的，以取得发信人的消息。因此，1999年欧洲议会中，议长利昂·布里坦爵士（Sir Leon Brittan）的一句话“现在就让我转谈香蕉一事”预料收信人早知道有关欧盟和美国在香蕉进口的贸易争端，又或至少从语言和语言外的语境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但是，对于现场的接信人来说，事情却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欧洲议会的成员，也十分关注这次贸易争端。同样，“我在华盛顿谈论过这个问题”一语亦预料收信人知道华盛顿在这个语境中，所指的是美国政府所在地以及布里坦讲话的地点。当然，当译文收信人不能和原文收信人一样有同样的背景知识，译者便遇上问题，或是由于文化差异，亦可能同时因为篇章是在一段时间后才译成，原始信息再起不了任何作用3。

彼德·福西特（Fawcett, 1997:123-134）更着重讨论预想，他在有关文章中举出许多精辟有趣的例子；其中典型的（p.124）是在一篇匈牙利语的篇章中对地名Mohács的隐喻用法，对其他文化的收信人来说，该名字毫无意义，因此译者会用明显的表达方法，譬如用“粉碎失败”加以替代。

贝克则对另一种形式的语用推断暗示（implicature）较为关注，她（p.223）解释为“谈话人不是讲话，而是意谓或暗示。”（what the speaker means or implies rather than what s/he says.）赫伯特·保罗·格里斯将暗示的概念进一步研发（Grice, 1975），形容它为一套在正常合作交谈中运作的“规则”或“行为准则”，如下述：

1．数量：提供适量的信息；不太多也不太少；

2．质量：只讲事实或会认同的事；

3．相关性：只会谈论相关的内容；

4．方式：说该说的，恰当地表达意欲传递的讯息，并会以收信人（通常）能理解的方式说话。

此外，一些理论家更补充了礼貌（politeness）的行为准则：评论要有礼貌（参阅Brown & Levinson, 1987）。

交谈时，双方都会假设对方（下意识地）都会跟随这些行为准则，使谈话内容合乎情理；反过来说，大家会对自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的方式互相合作。显然，语言和文化背景对暗示范围的限制亦很重要。

为了幽默的缘故，行为准则有时也可能被刻意嘲弄。例如上述，倘若布里坦爵士开始谈论早餐吃香蕉的价值，取笑行为准则的事便有可能发生。当译者用不同的行为准则来翻译时，特殊问题便会出现。贝克举了一个例子（Baker, 1992:235），要把一本用英语写成有关阿拉伯政治幽默的书翻译成阿拉伯语，在阿拉伯译文中就要省去一般藐视上帝的粗俗笑话，以免惹起反感，显示出两种文化在执行态度礼貌的行为准则上均有分别。另一个实例发生于1970年美国和日本在交涉期间（Gibney and Loveday，转引自Baker, 1992:233-234），日本首相说了zensho shimasu［我会尽量处理］以回应美国对纺织品出口的关注。对美国总统来说，他就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字面承诺（依照美国文化质量和相关性的行为准则），但是这句日本语却是结束交谈的惯常礼貌用语（依照日本文化对礼貌的行为准则）。贝克提出（p.236），译者需要充分意识到在各自语言和文化中运作的不同配合原则。

6.4 哈蒂姆和梅森：语境和语篇的意符层次

另外两本由韩礼德的语言模式研发出来的著作，且在90年代对翻译研究影响重大的作品：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的《话语和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Hatim & Mason, 1990）以及《译者的传意角色》（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Hatim & Mason, 1997）。两位作者均在爱丁堡海里特—华特大学（Herriot-Watt University）翻译及口译中心工作，专门研究在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而非只是篇章功能）翻译中的体现，把话语的意符层次纳入其模式之中。

哈蒂姆和梅森对功能分析的一个例子，研究（Hatim & Mason, 1997:7-10）加缪的小说《异乡人》（L’ étranger）其中一个重要的段落〔1〕。故事的主角马松在海滩杀害了一名阿拉伯人。英语译文在及物性结构上的变化导致篇章的观念功能转移。法语原文，包含了八个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的动词，其中四个是意图行为。即是：‘j’ ai crìspé ma main’［我握紧我的手］、‘j’ ai touché le ventre poli de la crosse’［我触摸那枪托的光滑腹部］、‘j’ ai tiré’［我开火］、‘je frappais sur Ia porte du malheur’［我在敲打不幸之门］；经过回译，这几句就成为“我的紧握关闭”、“光滑的枪腹在我掌中移动”、“我开了火”和“另一响巨大、致命地敲击在我灾祸之门”（以上动词都是本书作者特别强调的）。换句话说，译文成为三个事件过程（event process），并且只有一个真正行动过程（real action process）［我开了火］。哈蒂姆和梅森的结论（p.10）是，译文样式的转移使马松比在原文中更为被动，虽然他们同样指出，转移的原因可能是译者整体阅读的印象，小说中马松的被动就是他个性的一个主要特色。

哈蒂姆和梅森也考虑到情态（modality）（人际作用［interpersonal function］）的转移问题，并举了一个有关某见习翻译员（pp.73-76）在欧洲议会一次辩论中对法语规范中指控或谣言的认识和翻译问题为例子，有问题的词组为：“un plan de restructuration qui aurait été préparé par les administrateurs judiciaires。”在英语中需要指出可能性的情态形式，譬如a rescue plan which was probably prepared by the receivers［可能由收信人准备的抢救计划］或是a rescue plan which it is rumoured was prepared by the receivers［传闻一个由收信人准备的救援计划］）。在哈蒂姆和梅森收集的样本中，多数的见习翻译员均不正确地运用如had been prepared［已被准备］的事实陈述翻译出来，以至译文带有错误的信息。

哈蒂姆和梅森的“为分析篇章而设的一个模式基础”（pp.14-35）结合了豪斯的语域分析和贝克的语用分析，甚至超越两者的分析范围。二人把加缪小说例子中所讨论由下而上的分析，跟该篇章中意符层次由上而下的考虑结合在一起。4语言和文化可视为社会文化讯息和力量关系的体现，将话语（discourse）更广泛地定义为：

有关社会群体对社会文化活动范畴所采取的特殊态度之讲话和书写方式（如民族话语、公式术语［bureaucratese］等）。

（Hatim & Mason, 1997:216）

文中举出译者的话语影响例子，是一篇利用英译原西班牙文有关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前的美国土著历史。哈蒂姆和梅森指出（pp.153-159），译文中的词汇选择，如“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pre-Colombian）和“印第安人”（Indian），把本来从土著角度写成的原文，强加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看法。欧洲翻译员在叙述美洲历史时，径自强加了一种亲西方国家的意识和话语。

个人习语（idiolect）和方言（dialect）同样具有意符作用。哈蒂姆和梅森（pp.97-110）在语旨和语域分析中分析个人习语的作用，从萧伯纳名剧《卖花女》（Pygmalion）中人物的伦敦地方语言。该种方言的句法、词汇和语音特点均为英国观众所辨识，并可联想剧中那些目不识丁的伦敦人讲话方式和价值观。剧中故意有系统地把某些人物讲话的功能特色再现，哈蒂姆和梅森（p.103）认为是“值得译者注意之处”。方言的特异性和内涵不太可能在任何一种译文文化中轻易复制。此外，文艺语类的规范亦会加以干预。译者如要将译文译成阿拉伯语，也许会采取正式的古典风格，因为那是唯一认同适合阿拉伯文化的文学风格（p.99）。

虽然哈蒂姆和梅森提倡分析篇章模式的基础，并处理了许多概念的问题，但仍未肯定是否可“应用”在词汇常规的模式；不过，作者的建议倒可用作审查翻译时可考虑的元素。特别是，他们集中（pp.27-35）指出在篇章中的“动态”（dynamic）和“静态”（stable）元素，这些元素以连续体（continuum）的形式出现，并与翻译策略结合一起：较“静态”的原文也许要求一种“相当直译的方法”，而对于较“动态”的原文，“译者面对更加有趣的挑战，直译也许不再是一项选择了”（pp.30-31）。

6.5 对翻译采取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的批评

话语分析的模式受到许多以语言学为主导的翻译理论家欢迎，作为有效处理篇章语言结构和意思的方式。然而，韩礼德的模式却备受抨击，斯坦利·尤金·菲什（Fish, 1981:59-64）就是其中一位批评者，该模式的语法分类被指过分复杂，结构和意义明显又要彼此配对，使模式必须应付对文学，特别是实验性文学种种可能的阐释。一些应用在文学的方式（如Fowler, 1986/1996和Simpson, 1993）因而采取了一个更加灵活的“工具箱”方法，一方面采用看来最有用的元素，此外也结合文学批评的其他元素。

至于豪斯的模式，欧内斯特-奥古斯特·格特（Gutt, 1991:46-49）提出是否可能从语域分析中恢复作者意图和原文作用的问题。即使可能，豪斯的模式基础是要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发现“错配”之处。然而，错配一方面可能表明翻译错误，另一方面，这些错误也可能是由其他翻译策略诸如明晰化（explicitation）或补偿（compensation）所造成。豪斯的模式是否能解释这种种现象，则尚欠明确。

本章所论有关翻译理论家的分析框架都是以英语为主导。对于其他语言来说，特别是处理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的分析时，就可能出现问题了。欧洲语言（如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均拥有更灵活的词序和主体词形变化的动词形式，需要另行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些非欧洲语言的概念性结构可能差异很大，如果强作对比话语分析，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语言区别固然是表示文化差异的指标，而劳伦斯·韦努蒂则把语言学为主导的方法评为“会过分限制译文在文化创新和改变角色的保守模式”（Venuti, 1998:21）。举例说，韦努蒂谈论到格里斯的行为准则（参阅上述6.3.3部分），并批评那些准则所支持的流畅和“内化”的翻译策略方式。韦努蒂认为那些准则只适用于定义紧密的翻译领域，譬如技术或法律文件，贝克也意识到行为准则的文化偏差：

格里斯的行为准则似乎直接反映了在英语世界为人所熟知而被重视的概念，例如真诚、简要和相关。

（Baker, 1992:237）

哈蒂姆和梅森竭力把韩礼德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概念结合到翻译分析中，并且更在《翻译的传意角色》（Hatim & Mason, 1997:143-163）中撰写了有关意识形态的一章。他们的研究富启发性，不过，虽然分析了一系列的文体（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焦点仍然以语言学为中心，只检视术语和现象的范畴（“选词”、“衔接”、“及物性”、“风格转移”、“译者斡旋”等）。以下的个案依照本章提出的话语分析方法来研究两部不同的影片。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一

本个案乃研究德国导演维纳·赫尔佐格的德语影片《卡斯帕·豪泽身世之谜》（The Enigma of Kaspar Hauser, Herzog, 1974）5。影片一开始就在银幕帘卷式地展开一段书面介绍（框表6.1），框表6.2展示了英语可能的回译。而在框表6.3中，实际的英语译文，在银幕下端以一次两行的字幕出现。

框表6.1

1. Am Pflugstsonntag des Jahres 1828 wurde in der Stadt N. ein verwahrloster Findling aufgegriffen, den man später Kaspar Hauser nannte.

2. Er konnte kaum gehen und sprach nur einen einzigen Satz.

3. Später, als er sprechen lemte, berichtete er, er sei zeit seines Lebens in einem dunklen Kellerloch eingesperrt gewesen, er habe keinerlei Begriff von der Welt gehabt und nicht gewuβt, daβ es auβer ihm noch andere Menschen gäbe, weil man ihm das Essen hereinschob, während er schlief.

4. Er habe nicht gewuβt, was ein Haus, ein Baum, was Sprache sei.

5. Erst ganz zuletzt sei ein Mann zu ihm heriengekommen.

6. Das Rätsel seiner Herkunft ist bis heute nicht gelöst.

框表6.2

1. On Whit Sunday in the year 1828 in the town of N. a ragged foundling was picked up who was later called Kasper Hauser.

2. He could scarcely walk and spoke only one sentence.

3. Later, when he learnt to speak, he reported he had been locked up for his whole life in a dark cellar, he had not had any contact at all with the world and had not known that outside there were other people, because he had food slung in to him, while he slept.

4. He did not know what a house, a tree, what language was.

5. Only right at the end did a man visit him.

6. The enigma of his origin has to this day not been solved.

框表6.3

1. One Sunday in 1828 a ragged boy was found abandoned in the town of N.

2. He could hardly walk and spoke but one sentence.

3. Later he told of being locked in a dark cellar from birth.

4. He had never seen another human being, a tree, a house before.

5. To this day no one knows where he came from—or who set him free.

豪斯的质量评估模式对原文和译文来说，二者的场界都相似：两者都是有关一个在N镇找到的可怜男孩的故事。然而，在提供的信息量上则有错配的地方：在英语版本中，男孩的名字、他尝试学讲话、当他睡觉时他都习惯把食物放置在地窖中，这些都没有提及，而且，恰恰是有关“他出生之谜”并未解开。

至于语式方面也一样：在两个个案中，篇章都是为阅读而写成的，但对于要演出的语式而言就不同了：在德语的字幕上还添加了英语字幕，每次出现两行。为了适应这种关键的视觉限制，句子都缩短了。德语的第三句包含了一句复杂的报告语体的从属子句，句子的长度给人一种拘泥的感觉，切合了影片所描述的19世纪早期的事物和说话样式，但这句在译文中大部分被删除。英语的句子在句法上因此变化不大，虽然德语的第一、三和五句，主位的时间附属或状语都放在首位，在英译本中有效地反映出来。可是，某些较高层次的衔接在直接翻译中则失落了：忽略了Kasper Hauser这个名字关键性不大，因为译文读者可以从片名或早期的字幕中很容易就能想起。此外，对德语第六句所用的Rätsel［谜］字，在译文中也省去了；不过，“谜”这个词在影片的英语片名中出现。再者，译文的第五句更加不拘形式。

德语报告语式中berichtete er［他说到……］的虚拟语气没有译出，引至语旨（tenor）的错配。德语的sei, habe, gäbe等等有些被省略了，有些则用一个宣示句子译出［“他从未看见过其他人类”］。另一方面，在英语译文最后的一句加入了一些更强的人际特色，用了两个疑问词where［何处］和who［何人］，以及否定词no one［没有人］。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是译者所采取熟识的补偿策略的一个例子，在译文第五句加入了德语虚拟语气提供的情态元素。错配的概念并非为了补偿。

分析结果指出了译文中豪斯所谓的“显性”翻译。字幕翻译实际上是显性翻译一个明显例子，因为在影片放映期间，译文读者在视觉上一直被翻译的词句所提醒。但是，由于以上的原文用简短书面语整理，也许说是概略翻译（summary translation）或版本会更为正确。

个案研究二

本个案是有关法国导演卡索维兹（Mathieu Kassovitz）的得奖影片《恨》（La haine, Kassovitz, 1995）的英译的研究。这套影片讲述三个青年人的故事，他们住在巴黎一个贫民区，四周的环境充满暴力和侵略。他们的个人习语（或是社会习语［sociolect］，主要是根据阶级区分的说话方式）反映了他们自我建构的身份：这种语言既放肆，又粗鲁猥亵，而且有欠衔接。这种社会习语反映他们的周围环境和年轻时期的贫困境况。在影片中带有目的的意符作用。这些说话在三个朋友之中有系统地重复出现，符合了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7:103）所提出要在翻译时仔细留意的话语准则。

字幕中用的是书面语，要用非正式的口语很不方便。然而，译者还是营造了某些词汇语法特色的效果，包括有评价意味的名词“猪”和“坏蛋”（以取代“警察”），还有“蠢货”（dickhead）和“傻瓜”（wanker）（以取代白痴）。但是，译文中却有使译文的语法样式正常化的倾向，以至增加了词语衔接和规范的主位样式。因而，原文je lui aurais mis une balle… BAAAAAAP!［“我”向他发了一枚子弹入……ZAAAAAAP！］就变成了语法正式的复句：“如果休伯特不是在那里，我就会开枪杀了他。”同时，观众也很难想象操英语的青年会用礼貌的祈使句“说得态度好一点”来代替Tu ne parles pas comme ça!［“你一向不是那样谈话的！”］，或是用如此语法正确的否定词“他没有做些什么？”（而不是用［他什么也没干］）。

哈蒂姆和梅森指出的语言动态元素，在这里竟被译者忽略或减弱了。在译文增加词语衔接及减少一些评价和人际关系的词汇，均表示原文社会习语建构的身份较不连贯，使这种用来维系三个主角对抗外面世界的作用显得模糊。

个案研究讨论

这些简单的个案研究，显示了话语和语域分析如何能解释篇章怎样建构其中意思。豪斯模式的设计或许更能揭示正式书面译文之中的“谬误”：《卡斯帕·豪泽》（Kaspar Hauser）的分析例子指出了许多错配，却不一定是重整的原因。原因很可能是银幕不寻常的限制，譬如配合银幕的字数限制，又或在德语字幕上添加译文时须让译文易读，可能还包括了译文观众可接受的外发译者的观点。若对此篇章特别外发的翻译作品进行研究，也许能揭示一些有趣的问题。

《恨》的简单个案研究，表明了哈蒂姆和梅森采用灵活方法作分析的潜力。分析人物言谈的词汇语法和话语语义学，可解释社会习语的建构方式。影片中那种不拘形式的语法样式翻译，初步研究的结果似乎确认了哈蒂姆和梅森因交际动态元素对译者造成困难的评论。影片角色富挑衅性的社会习语清楚地反映了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但在译文中却经过转移，不过，许多时对白的暴力会透过声带表达，尽管译文受众对其中言词无法了解。这是电影翻译的复杂性，加上影音效果，以篇章为基础的话语分析可能要费劲地去解释。

小结

本章所描述的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方法，乃是根据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模式，把选词的细微层次与篇章的交际传意功能以及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联系在一起。豪斯（House, 1977; 1997）的语域分析模式乃是为比较原文与译文在情势变数、语类、功能和语言而设，且要辨认出所采用“隐性翻译”或“显性翻译”的两个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的“谬误”。这种分析方法颇为混淆，而且侧重“科学”术语；不过，它却可让译者有系统地发现翻译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贝克（Baker, 1992）以及哈蒂姆和梅森（Hatim & Mason, 1990; 1997）的著作均为翻译和翻译分析带来一系列源自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相关概念。贝克的分析对集中于篇章的主位结构和词语衔接结构方面尤为有效。哈蒂姆和梅森，同样在韩礼德的模式中钻研，但他们超越了豪斯的语域分析，并开始顾及翻译时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谈判和传意方式，意识形态的层次在第八章和第九章里谈到的文化主导理论将会进一步讨论。首先，在第七章里，我们会探讨试图把社会文化语境纳入翻译中的其他理论。

补充读物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详尽介绍，可参阅埃金斯（Eggins, 1994）和汤普森（Thompson, 1995）的著作。韩礼德（Halliday, 1994）的著作中有最为详尽的说明，但却非常复杂。利奇和肖特（Leech & Short, 1981）把该模式应用作文学散文的分析亦极负盛名。要了解分析情态、及物性和记叙文观点的相关模式，可参阅辛普森（Simpson, 1993）。要了解词语衔接，可参阅韩礼德和哈桑（Halliday & Hasan, 1976）。至于要了解更多有关对豪斯语域分析的评论，可参阅古特（Gutt, 1991:46-49），若需要一个更为中肯的评估，可参阅福西特（Fawcett, 1997:80-84）。

根据具体语言所作的话语分析，法语和英语可参阅德莱尔（Delisle, 1982）、意大利语和英语可参阅泰勒（Taylor, 1990），德语和英语则可参阅斯坦纳和拉姆（Steiner & Ramm, 1995），贝尔的《译作和翻译》（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Bell, 1991）对系统功能模式作了清楚的缕述，但有关翻译的篇幅却甚少。要了解从一种功能句子角度看主位结构的分析，可参阅恩奎斯特（Enkvist, 1978）和弗巴斯（Firbas, 1986; 1992）。

至于语用学方面，可参阅利奇（Leech, 1983）和莱文森（Levinson, 1983）；亦可参阅奥斯汀（Austin, 1962）和格里斯（Grice, 1975）。要了解语言作为社会意符角色，可参阅韩礼德（Halliday, 1978）。

研讨要点

1．“评估的判断与科学（语言学）为基础的分析不同，它最终并非一种科学的判断，而是反映出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或个人的姿态”（House, 1997:116）。你对于这个说法有多同意，这个说法对翻译的评估有什么含义？

2．利用豪斯的模式对原文和译文作一次语域分析。在篇章作用有什么区别？其中有什么错配或谬误的地方？到底是隐性翻译抑或显性翻译呢？为什么会导致你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豪斯的模式对了解产生译文的翻译过程有多大用处？

3．在框表6.4里的篇章是欧盟副主席布里坦爵士于1999年5月3日在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的部分讲话。依据有关的推荐文献，试以韩礼德的模式就这个篇章作出分析，并集中分析（a）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及（b）词语衔接的样式。你会认为这样的分析对译者有多大帮助？有批评指韩礼德模式侧重英语。试把原文翻译成你的母语或主要外语。语言分析对你的目的语有多适用？这篇演词的官方翻译可查看欧洲议会网站（http://www2.eu roparl.eu.int/omk/omnsapir.so/debats）。试比较一下译者如何处理词语衔接和主位结构。

框表6.4

Let me now turn to bananas. The Commission decided last week—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not to appeal on either the substance of the issue or the so-called systemic question, but we do intend to pursue the latter issue, the systemic issue, in the panel which you brought against Section 301 of the US Trade Act. We also intend to pursue it i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review and if necessary in the next trade round.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issue, our intention now is to change our regime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anel ruling. I believe that everybody has agreed that our objective has to be conformity with the WTO. But this will not be easy. We intend to consult extensively with all the main players with the objec tive of achieving a system which will not be threatened by further WTO challenges. I discussed this issue in Washington two weeks ago with the US agriculture secretary among others. My meetings were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at official level. Subsequent ly, the Council asked the Commission to put forward proposals for amending the banana regime by the end of May in the light of further contracts with the US and other parties principally concerned.

4．格里斯倡议的行为准则似乎在英语世界中备受重视，例如真诚、简要和相关性的概念（Baker, 1992:237）。试比较格里斯的行为准则与你所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关系，可有发现不同的行为准则例子吗？译者如何处理其中区别？

5．继续跟进贝克和布卢姆-库卡所谓的衔接和连贯。试从自己的语言找出例子支持关联词语的明显增加是普遍现象的假设，并探讨译者如何试图应理文学篇章及其他篇章中故意遗漏的常规词语衔接或连贯？

6．参阅哈蒂姆和梅森的《译者的传意角色》的个案研究。韦努蒂（参阅上列6.5）曾批评上述语言学主导的模型过于保守，你是否同意？

7．本章个案研究二讨论到电影《恨》，尤其片中社会习语的意符问题及翻译这些习语的困难。就你本身的目的语来说，你将会（或曾经）怎样处理这部影片的翻译？试从其他影片和小说中找一些含有方言或社会习语的例子，有没有发现其中翻译的特有样式？有关那些牵涉翻译过程的话语究竟表明了什么？

（郑宝璇 译）

注 释

〔1〕《海滩的阳光》英语译本篇名为An Arab is somehow murdered。——译注

7 系统论

关键概念

● 伊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视翻译文学为目的语文化、文学、历史等多元系统中的一部分；

● 吉迪恩·图里于1995年提出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方法，以非规范性方法来理解翻译过程中的“规范”（norms）的应用，以及发现翻译的一般“规律”（laws）；

● 在描述性翻译研究中，等值（equivalence）是功能性和历时性的，涉及“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充分性”（adequacy）的连续统一体；

● “操控学派”等其他系统论方法。

主要文献：

Chesterman, A. (1997) Memes of Translation,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chapter 3.

Even-Zohar, I. (1978/2000)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L. Venuti (ed.) (2000), pp.192-197.

Gentzler, 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ter 5.

Hermans, T. (ed.) (1985a)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Beckenham: Croom Helm.

Hermans, T. (1999) Translation in Systems, Manchester: St. Jerome, chapter 6 to 8.

Toury, G. (1978/2000) “The nature and role of norm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198-211.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7.0 引言

我们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看到，语言学首先通过采纳目的（skopos）理论，然后通过吸收语域及语篇分析，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静态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将语言与其社会文化功能相结合的综合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另一个与静态规范性模式相对立的理论发展，就是多元系统论（参见7.1），该理论把翻译文学看作是在目标文化内更大的社会、文学、历史系统中运作的一个子系统。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因为此前翻译文学大都为该系统所排斥，被认为是派生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多元系统论促进了描述性翻译研究（参见7.2）的发展。这一翻译研究分支致力于发现翻译的规范和规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规范研究的发展将在7.3（安德鲁·切斯特曼的研究）中讨论，与之相关的操控学派的多位系统论学者的研究将在7.4中讨论。

7.1 多元系统论

多元系统论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伊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多元系统论借鉴了俄国20世纪20年代从事文学编史工作（参见“补充读物”部分）的形式主义学者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的，而应该被视为整个文学系统中的一部分。文学系统被定义为“一个不断与其他秩序相互影响的文学秩序的功能系统”（Tynjanov, 1927/1971:72）。文学作品从而被看作是社会、文化、文学、历史框架中的一部分，关键的概念是它属于一个“系统”，一个不断进行动态“转变”（mutation）和争取在文学经典中占据主要地位的系统。

虽然伊万-佐哈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形式主义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但他却反对“传统美学研究之谬论”（参见Even-Zohar, 1978:119），反对将重点放在“高雅的”（high）文学作品上，而忽略诸如儿童文学、悬念小说等非经典文学系统或类型，以及忽略整个翻译文学体系。伊万-佐哈尔（p.118）强调翻译文学是作为一个系统运作的，它表现在：

1．目的语是如何选择要翻译的作品；

2．翻译规范、行为策略都是如何受其他相关系统的影响。

伊万-佐哈尔以一个涵盖性的概念，即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个新术语来强调所有系统之间的关系。马克·沙特尔沃思和莫拉·考伊（Shuttleworth & Cowie, 1977:176）是这样定义该术语的：

多元系统被认为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系统集合体（或系统）。在该集合体中，各系统相互作用，造成多元系统内整体上不停发生的动态演变过程。

这里所提及的层次，指的是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多元系统在不同层面上的定位和相互作用。如果最高层面被一个创新的文学类型所占据，那么较低的层面就很可能会被越来越保守的文学类型所占据。另一方面，如果保守的文学形式处于最高层，创新和更新就很可能来自较低的层面，否则就会出现一个停滞期（Even-Zohar, 1978:120）。这样的“动态演变过程”（dynamic process of evolution）对多元系统至关重要，因为这表明创新与保守系统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动和竞争的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变动，造成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地位的不固定。它既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也可能处于次要地位。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主要地位，“它就能积极参与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Even-Zohar, 1978/2000:193）。真是这样的话，翻译文学就很可能富有革新精神，并与文学史上发生的主要事件紧密相连。在通常情况下，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均出自主要作家之手，而且翻译作品通过介绍新诗法（poetics）、新技法（lechniques）等等，往往是目标文化新模式形成的主要因素。伊万-佐哈尔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翻译文学占据主要地位的情形：

1．当“年轻的”文学处于起步阶段时，一开始会向“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的模式；

2．当某个文学作品处于“边缘”或“弱势”时，会引进本身所欠缺的文学形式。这种情形一般会出现在一个被大国文化所主宰的小国家里。伊万-佐哈尔认为“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类型的边缘文学作品都是由翻译文学组成的。”（p.194）这种情形在不同的层面上发生。例如，在近代西班牙较小的地区，如加利西亚省（Galicia）就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班牙的主流语言卡斯蒂利亚语（Castilian）引进了许多翻译作品，而西班牙本身则从英语世界引进了大量经典和非经典的文学作品；

3．当一个国家的文学史上出现重要的转折点，公认的文学形式已无法满足需求，或出现文学真空，没有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学类型时，外来模式就很容易取得主导地位。

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那么它就代表了多元系统中的一个边缘系统。它对处于中心地位的系统无法发挥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一个保守的因素，保留传统的形式，与目标系统的文学规范保持一致。伊万-佐哈尔指出（p.196），翻译文学处于次要位置是“正常的”情形。当然，翻译文学本身也是分层次的（p.195）。某些翻译文学可能处于次要地位，但一些译自主流来源的文学作品则可能是第一位的。伊万-佐哈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伯来文学多元系统的出版情况为例，指出当时译自俄国的翻译作品是第一位的，而译自英语、德语及波兰语的翻译作品则居于次要位置。

伊万-佐哈尔（pp.196-197）认为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地位。如果翻译文学占据了主要地位，译者则不会受限于目标语的文学模式，而更愿意突破常规的束缚。他们经常会拿出一篇在充分性（adequacy）上与原文非常相配的译文，再现原文的语篇关系，这样做本身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新的原语言模式。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位置的话，译者则会倾向于在译文中使用现有的目标文化模式，拿出较“不具充分性”（non-adequate）的翻译作品（p.197）。“充分性”这一术语将在下面第7.2节中讨论图里的研究时作进一步的解释。

埃德温·根茨勒强调，多元系统论标志着翻译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并归纳出下面几个优势（Gentzler, 1993:120-121, 124-125）：

1．对文学作品自身的研究与对社会、历史、文化力量的研究同时进行；

2．伊万-佐哈尔从孤立地研究单一文本，走向在文化和文学系统内进行翻译研究，这种研究也只有在该系统内才能发挥其功能；

3．对等值和充分性的非规范性定义可以根据文本的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上述最后一点使翻译理论得以回避一些不断被提起的语言学观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语言学的翻译理论一直以等值为争论的焦点（参见第三章）。

然而，根茨勒（pp.121-123）还概括了对多元系统论的批评。这些批评包括：

1．基于相对较少的证据而过分概括翻译的“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s）；

2．过分依赖20世纪20年代形式主义的模式，而根据伊万-佐哈尔自己的演变趋势模式，形式主义模式对20世纪70年代的翻译文本可能并不合适；

3．倾向侧重抽象模式，而轻视文本和译者所面对的“真实生活”（real-life）约束；

4．所提出的科学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客观的。

尽管存在上述批评，多元系统论对翻译研究影响深远，推动了翻译研究向前发展，使得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研究少具规约性。

7.2 图里与描述性翻译研究

吉迪恩·图里跟伊万—佐哈尔在特拉维夫一起从事研究工作。他早期的多元系统研究主要考察决定外国文学作品译成希伯来文的社会文化因素，其后他将重点转移到研究翻译的普通理论。在第一章里，我们考察了图里在詹姆斯·J. 霍姆斯的翻译学结构图基础上提出的新解。他的《描述性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Toury, 1995:10）一书非常重要，提出发展一个适当的、系统的描述性分支学科，以代替普遍存在的孤立的研究。

［我们］所缺少的，并不是显示出敏锐直觉和洞察力的孤立的研究（许多现有的研究的确做到了），而是一个从清晰的假设开始，并具备尽可能明确的方法论及各种研究手段，可通过翻译研究本身来进行论证的、并有系统的分支。只有这样的一个分支才能确保单一研究的发现是可以相互检验及比较的，而且研究本身是可重复的。

（Toury, 1995:3）

图里接着为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分支提出了一套方法论，如下：

对图里（Toury, 1995:13）而言，翻译首要的是在目标文化的社会和文学系统中占有一席位，而该地位将决定所使用的翻译策略。基于这一理论，图里不断地继承和发展伊万-佐哈尔有关多元系统的研究，以及他自己早期在多元系统方面的研究（参见Toury, 1978; 1980; 1985; 1991）。图里（Toury, 1995:36-39, 102）为系统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提出了下面这个三段式方法论，其中包含了对作品及社会文化系统更广泛的作用的描写：

1．将文本置于目标文化系统内，分析它的意义或可接受性；

2．比较原文与译文的转换，确认原文与译文片段“耦合对子”（coupled pairs）的关系，尝试对潜在的翻译概念进行概括和总结；

3．为今后翻译的决策提供启示。

另一个重要的补充步骤是重复第一及第二阶段，对其他类似文本进行研究，以扩展语料库，根据文学类型、时期、作者等内容，对翻译作品进行描写性概括。这样，与每一种类型的翻译相关的规范得以确认，随着更多的描述性研究的展开，便可以实现建立普通的翻译法则的最终目标。关于规范及法则的概念将在下面的7.2.1和7.2.2中进一步讨论。

图里的这一方法论中所提到的第二阶段是最具争议性的部分之一。图里（Toury, 1995:85）认为，要决定考察哪些原文和译文片段，以及决定它们之间是何种关系，应该由翻译理论来提供手段。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所看到的，语言学翻译理论在该手段为何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具有争议的是，图里在其早期论文（Toury, 1978:93; 1985:32）中，仍坚持将一个假定的“中间对照物”（intermediate invariant或tertum comparationis〔参见本书p.49关于此术语的讨论〕）作为“充分性翻译”（adequate Translation，简称AT），对翻译的转换进行考察；然而，他同时又承认，在实践中是不存在完全“充分的”翻译的（pp.88-89）。正是由于该矛盾，以及将假定的不变量作为普遍的给定，他遭到广泛的批评（参见Gentzler, 1993:131-132及Hermans, 1999:56-57）。

1995年，图里在他的书中摒弃了“中间对照物”这一概念。他的模式中仍要求将译文与原文“对应”藉此“产生一系列（特别）耦合对子”（Toury, 1995:77）。图里承认（p.80）这样的比较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和］间接”之处，并要在分析过程中进行“不断的修正”。但最终可以找到一种比较原文与译文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比较灵活，不具规约性，但同时从严格意义上讲，或许不够有系统性。这种灵活性让图里得以在一系列的个案研究中，对文本的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例如：他的一项研究（pp.148-165）考察的是德国童话被译成希伯来文时，增添的韵律及删除的文字段落；而另一项研究则是考察翻译成希伯来文的文学作品中的联合短语（参见下面的7.2.3）。

7.2.1 翻译行为的规范

图里的个案研究旨在分辨翻译行为的趋势，概括译者的决策过程，同时重构翻译过程中的规范，并提出可以通过未来描述性的研究进行验证的假设。图里对规范（norms）是这样定义的：

将某一社区所共享的普遍价值或观念——如对正确与错误，适当的与不适当的看法——转换为适当的且适用于特定情形的行为指南。

（Toury, 1995:55）

这些规范是针对某一文化、社会和时代的社会文化约束，个人是在接受教育及社会化的整体过程中学到这些规范的。就其“效能”（potency）而言，图里将规范置于规则（rules）与特性（idiosyncrasies）（p.54）之间。他认为翻译是由规范所制约的一项活动，而这些规范“决定了在实际翻译作品中所显示的（类型和范围的）等值”（p.61）。这意味着“规范”这个术语具有潜在的模糊性：图里使用该术语时首先把它看作是一个要通过行为的规律性（规范是“译者在某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经常使用的选择”；Baker, 1997a:164）来进行研究的描述性分析范畴，但规范似乎也承载着施加压力的一面，发挥着某种规约性的功能。

尽管图里首先将重点放在对翻译作品（product）的分析上，但他却强调（p.174）这只是为了确认译者的决策过程（process）。他的假设是，重构在翻译某一文本时所采用的主要规范，可以从两方面进行：

1．考察文本：文本是由受规范制约的活动所生成的。它能够显示“行为的规律性”（p.55）（即原文与译文片段之间的关系及对应趋势）。它指向译者所采用的过程，并进而确定翻译中的规范；

2．译者、出版商、评论家及其他翻译活动参与者所作出的有关规范的明确声明（statement）：然而，图里（p.65）警告说，这种明确的声明很可能不完整，或者偏向于信息提供者在该社会文化系统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参见第九章关于这一观点的进一步讨论）。

图里（pp.56-59）认为，在翻译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基本的初始规范（initial norm）是指译者的总体选择（图7.1）。译者可以选择遵循原文（原语文化）或译文（译语文化）的规范，若译者的选择偏向原文，则译文就会是充分的；若译语文化规范占上风，那么译文将会是可接受的（acceptable）（p.57）。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因为翻译从来就不可能完全充分或彻底可接受。转换——无论是强制的还是非强制的——都是不可避免的，都受规范制约。它是“翻译的真正的普遍原则”（p.57）。

图7.1 图里的初始规范及关于充分的和可接受的翻译的连续统一体

图里把其他较低层次上的规范称作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p.58）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pp.58-59）。如图7.2所示，预备规范涉及翻译政策（translation policy）和翻译的直接性（directness of translating）：翻译政策是指在某一特定语言、文化、时代里，决定翻译文本选择的因素。图里在他的个案研究中并没有对此领域作深入研究；翻译的直接性与翻译是否存在中介语言有关（如通过英语从芬兰语翻译成希腊语），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译语文化对通过中介语言翻译这种做法的宽容度，翻译中涉及哪些语言，以及使用中介语言这一做法是否被掩饰等等。

图7.2 预备规范

操作规范（图7.3）主要描述译文的呈现及语言内容。母体规范（matricial noms）与译文的完整性有关，包括段落的删节或重置、原文的分割以及段落或脚注的增加。篇章语言规范（testual-linguistic norms）制约着译文语言素材的选择，如词项、短语及文体特征（参见第五章内克里斯蒂安·诺德的核对表）。

图7.3 操作规范

对考察原文与译文应该揭示翻译过程中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转换（可对比第四章关于转换的分析）。图里正是在此时提出了“翻译等值”（translation equivalence）（p.85）这一术语，但却极力强调该术语与传统等值概念（参见第三章）的不同。图里的术语是一个“功能性关系概念”（functional-relational concept），即等值是假定在一篇原文与一篇译文之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重点并不是从规约性的角度，去分析某一特定译文或译文表达是否与原文或原文表达对等，而是分析假定的等值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等值是一个工具，用于揭示“翻译的概念……其他一些派生的概念如决策（decision-making），及其制约决策的因素。”（p.86）。

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旨在重建翻译过程中的规范。然而，图里强调（p.67）规范是一个“分等级的概念”（graded notion），因为“不可能企望一个译者的行为是完全有系统的”。另外，这些规范的强度也不同，从强制性行为（最大强度），到非强制的一般性倾向，及至可以宽容的行为（最小强度）（pp.67-69）不等。在第7.2.4和7.3里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7.2.2 翻译“法则”

图里希望通过描述性研究揭示翻译的规范，累积起来，能够形成翻译的可能性“法则”（laws），并由此形成“翻译的普遍法则”。下面就是他提出的一些初步的法则：

1．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法则（pp.267-274）声明“在翻译中，从原文获取的文本关系经常会被修改，有时甚至会被彻底忽略，去附和某个目标文化全体作品所提供的习惯性选项。”（p.268）这实际上是指在翻译时对原文格式的破坏，以及选择那些在目的语中更为普遍的语言选项。例如，这样可能会出现一种普遍的标准化，以致丧失译文多样化文体风格的倾向，或至少是去适应目标文化模式的倾向。如果翻译作品在目标系统中处于弱小和边缘的地位，那么情况就更是如此。

2．干涉（interference）法则（Toury, 1995:274-279）将原文对译文的干涉看作是“一种默认（default）”。干涉是指原文语言特征（主要是词法及句法格式）在译文中被复制，或者是“消极的”（因为它们创造了非正规的译文格式），或者是“积极的”（原文中存在的特征在译文中不会是非正规的，因而容易为译者所使用）。图里（p.278）认为对干涉的宽容依赖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不同文学系统的声望：当翻译自某一声望很高的语言或文化时，特别是当目的语或文化仅属“次要”时，宽容度就会很高。在下文7.2.4中将对这些法则作进一步的讨论。

7.2.3 图里模式的实际应用

图里（Toury, 1995）对一系列个案研究进行了介绍，其中包括一个对希伯来译文中联合短语的“示范性”研究。联合短语或双名词（binominals）是指将近义词组成对子，以单一的个体发生作用。图里所给的英语例子是able and talented和law and order，德语例子是nie und nimmer。他探讨了（pp.103-104）这些短语在希伯来文学中的意义，指出这种用法在《圣经》之后的古希伯来书面文本中，以及18世纪末之后的希伯来文本中普遍流行。当时的希伯来语正竭尽全力去适应现代写作，所以备受引进文学模式的影响。然而，由于希伯来语已成为更加自信和主要的文学语言，其对联合短语的偏爱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已经衰退。尽管如此，图里（p.105）认为希伯来翻译作品中使用这些短语的数量往往高于希伯来原文，而且翻译作品还包含了创造的或“自由的”组合词（而不是固定短语）。他以歌德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小丑之见》（Ansichten eines Clownes）的希伯来译本为例以证明这一观点。在后面的例子中，译者频繁地使用联合短语来翻译德语中的单一词项，其结果是译文比原文长了近三成。实际上，这部在1971年出版的翻译作品，还使希伯来文显得非常老旧。

在这些研究发现的基础上，图里提出了一个可能性的概括，可以在今后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中进行验证。他认为（p.111），频繁使用联合短语，特别是在原文为单一词项的地方频繁使用联合短语，“可能是年轻的或‘弱小’的系统所呈现出的普遍特征”。将翻译文学作为等级系统中的一部分，显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与多元系统论的结合。

图里模式的最后阶段是对研究发现进行应用。他翻译的马克·吐温的小说《亚瑟王朝廷上的康州美国佬》（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就是一例。图里说他为了制造“一个对‘体裁复古主义’（stylistic archaism）进行讽刺性模仿的氛围”，而故意在翻译中频繁使用希伯来文联合短语（p.112）。

7.2.4 对图里研究的讨论

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论，为今后的描述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茨勒将图里对翻译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放弃一对一的对应主张以及文学或语言上等值的可能性（除非偶然）；

2．将目标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倾向应用到所有译文中；

3．动摇了原始信息固定不变这一概念；

4．将原文与译文在交叉的文化系统的符号网中进行聚合。

（Gentzler, 1993:133-134）

然而，提奥·赫尔曼斯（Hermans, 1995:218）在评论图里早期的论著（Toury, 1980）时，对其倾向译文的定位进行了质疑。的确，图里的这一方法有忽略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风险，例如，他忽略了原文在自身文化中的地位，原文化可能促进自身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翻译作品可能反过来对原文化系统造成影响等因素。要回答这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应用接受理论的概念，特别要考虑新的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方式（参见第九章）。

此外，根茨勒对早期多元系统研究的批评（参见7.1）也可以看作是针对图里的：仍有一种企望通过个案研究进行概括（乃至过分概括）的愿望，因为图里初步提出的“法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简单地再次阐述一些已获普遍接受（尽管并没有被证明）的关于翻译的观点。一个不太科学化的规范或法则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应用于诸如翻译这样的边缘领域，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所描述的规范毕竟是抽象的，而且只能采取图里的方法，通过考察往往受规范所制约的潜意识的行为的结果，才能追踪得到这些规范。

人们还可能存疑，译者的决策过程是否真的遵循了某种模式，足以成为普遍的共性化过程。例如，赫尔曼斯（Hermans, 1999:92）就提出疑问，怎么可能知道与翻译有关的所有变量？怎么可能发现与所有翻译相关的法则？图里的两条法则本身就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矛盾，或者至少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标准化法则所描述的是倾向目的语的规范，而干涉法则则是倾向原文的。笔者在描述性研究方面的发现（Munday, 1997）就说明干涉法则需要修改，乃至需要提出一个新法则，也就是在翻译中对语言表现的控制有所减少。这可以整合影响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而且与图里在某些研究中提出的概念相比，还能使翻译规范和法则概念更全面。这些因素包括原文模式的影响，译者在译文中和实际情况下对清晰和避免模糊的倾向，诸如对思考过程效率的最大化需求，以及在时间压力下决策的重要性（参见第四章列维关于极小极大策略的讨论）。当考虑实际情况时，值得注意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家总体上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文学翻译。其实，图里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过程，也适用于对非小说或技术文本翻译的考察。

赫尔曼斯（Hermans, 1999:97）也对图里在等值观念上的矛盾心理进行了讨论，并且强调（p.77）图里所提出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这两个术语，由于它们在其他语境中的评价性含义，本身就存在着含混之处。赫尔曼斯建议采用“译文导向”（TT-oriented）和“原文导向”（ST-oriented）。最后，选择原文译文中哪部分进行对照分析具有随意性，这一特性不可避免地表明，图里的模式并非完全客观或可复制的。另一个选择是霍姆斯（Holmes, 1988a:80）提出的一个广泛的“特征集合”（repertory of features）方法，虽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方法可能“既艰辛又单调”。

7.3 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

图里的规范概念强调的是规范作为描述性范畴而被应用于确认翻译模式的功能，然而，正如我们在7.2.1中所注意到的，即使是这些按理属于非规约性的规范也会引起社会内部的不同意见。同样，安德鲁·切斯特曼指出（Chesterman, 1977:68），所有规范都会“产生规约性压力”。

切斯特曼（pp.64-70）提出了另一套规范，包括了图里的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参见图7.3）。它们是（1）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product or expectancy norms）及（2）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process or professional norms）：

1．译品或期待规范（expectancy or product norm）是“基于（某一特定类型）翻译作品的读者对该（类型）翻译作品的期待而确立的”（p.64）。影响这些规范的因素包括：目标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传统、类似的目的语类型的话语习俗（discourse conventions），以及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切斯特曼就这些规范提出两个重要观点：

（a）期待规范允许对翻译作品的评价性判断，因为读者对一篇特定的文本样式，就什么是“充足的”或“可接受的”翻译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会认同遵循这些期待的译者（p.65）；

（b）期待规范有时是“由某类规范权威所确认的”（p.66）。例如，教师、文学批评家及出版社聘请的评阅人可能会遵循流行的规范，鼓励符合该规范的翻译作品。这种规范或许就是说，翻译作品应该满足目的语在可读性及流畅性上的标准（参见第九章）。换句话说，一个文学批评家可能会批评某部违反该规范的翻译作品，而且该批评可能会严重影响该作品在普通读者中的接受程度。当然，正如切斯特曼所指出的（p.66），在规范“权威”与社会整体之间有时会出现冲突。

2．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对翻译过程本身进行调整”（p.67）。它从属于期待规范，并受制于期待规范。切斯特曼提出了三种类型的专业规范：

（a）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p.68）：这是一种道德（ethical）规范，所关注的是职业标准，如正直性与完整性等。译者将为他提供给委托人和读者的翻译作品承担责任；

（b）交际规范（p.69）（communication norm）：这是一种社会（social）规范。译者是交际活动的“专家”，努力确保各方之间最充分的交流（参见第五章有关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模式）；

（c）“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pp.69-70）：这是一种语言（linguistic）规范，关注的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同样，切斯特曼使用了与第五章中讨论过的类似语言，摒弃狭义的等值关系，认为适当的关系应该由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委托人的愿望，原作者的本意，以及潜在的读者的可能需要”（p.69）来判断。

这些专业规范之所以被确认，部分原因是一些规范权威，如其他专业人士和专业团体等对其的认可，还有部分原因就是其存在本身（p.70）。由于这些规范包含了图里未涉及的新领域，将会有助于对翻译过程和作品的整体描述。

7.4 其他描述性翻译研究模式：兰伯特、范·戈普以及操控学派

在伊万-佐哈尔及图里对多元系统论早期研究的影响下，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围绕翻译文学召开了多次研讨会。该协会的主要研究中心分别位于比利时、以色列以及荷兰，最初的几次研讨会分别在鲁汶（Leuven, 1976）、特拉维夫（Tel Aviv, 1978）和安特卫普（Antwerp, 1980）召开。

文集的撰稿者也因此被通称为“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Group）。赫尔曼斯编辑了《文学的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ermans, 1985a）这部论文集。赫尔曼斯在题为《翻译研究及新范式》（“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这篇序言中，总结了该学派对翻译文学的认识：

他们的共同点是视文学为复杂的动态系统，深信理论模式与实际个案研究应该持续地相互作用，采取描述性的、倾向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文学翻译研究方法，并对制约着译作生成及接受的规范和限制因素、翻译与其他类型的文本处理之间的关系、译作在特定文学中，以及在多种文学之间互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等内容表示兴趣。

（Hermans, 1985a:10-11）

多元系统论与描述性翻译研究之间的联系是坚固的，而且操控学派正是基于“理论模式与个案研究持续地相互作用”这一理念发展起来的。

个案研究的具体方法论是当时研究讨论的一个关键内容。何塞·兰伯特与范·戈普的论文《论描述译作》（“On describing translations”, Lambert & van Gorp, 1985）吸收了伊万-佐哈尔和图里的早期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法，用以比较原文与译文文学系统，并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每个系统都包含对作者、文本和作者的描述。兰伯特和范·戈普将该方法分为四个部分（pp.52-53）：

1．初始数据（preliminary data）：包括标题页、元文本（如序言等）和总体策略（部分翻译，抑或全文翻译）等信息，其结果应该引导出与第二层和第三层相关的假设；

2．宏观层（macro-level）：包括文本的分割、标题和章节的呈现，内部叙述结构，以及作者任何明确的评论，这应该引导出与微观层（第三层）相关的假设；

3．微观层（micro-level）：确认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包括词汇层面、语法格式、叙述、观点和形式，其结果应该与宏观层（第二层）相结合，从而“在更广阔的系统语境下进行思考”；

4．系统语境（systemic context）：在此层面比较微观与宏观层、文本与理论，确认规范，并且也对篇际关系（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包括与译作的关系），以及系统间的关系（与其他类型和规则的关系）进行描述。

兰伯特和范·戈普（p.47）承认“不可能概括翻译活动中包含的所有关系”，但他们提出了一个系统方案，避免肤浅和直觉的评论，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信念”。他们跟赫尔曼斯一样，也强调个案研究与广义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联系：

分析研究某个单一的翻译文本或某单个译者一点也不荒谬，荒谬的是漠视该译作或译者与其他译作或译者有（正面的或负面的）联系这个事实。

（Lambert & van Gorp, 1985:51）

自该论文出炉之后，描述性翻译研究继续向前发展，至少没有局限于图里1995年的研究，诸如勒菲弗尔这样的学者则走出多元系统术语的限制，转而去思考意识形态和赞助者在翻译文学系统中的作用。赫尔曼斯就未来描述性研究的理论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这个学科从总体上，特别是其中的描述学派，迫切需要关注当今某些更具生机的知识的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包括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与文化研究以及人文科学新的跨学科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Hermans, 1999:159-160）

我们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探讨勒菲弗尔的研究以及影响翻译研究的其他论说。

个案研究

本个案研究的文本是英国女作家J. K. 罗琳所著的一部非常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即《哈利·波特与魔法石》1（Harry Potter and the Philosopher’s Stone）以及该作品的意大利语版（Harry Potter e la pietra filosofale）2和西班牙语版（Harry Potter y la piedra filosofal）3。按照图里的三段式方法论，我们将：

1．把译文置于译文文化系统内；

2．把译文片段与原文对等片段进行“匹配”；

3．尝试对所应用的翻译策略及所使用的翻译规范进行归纳总结。

比较两部译自同一原文的译作，即使两部译作的语言不同，也可以对研究结果进行验证，并且还可以避免基于一次单独的研究而仓促下结论。

1．意大利语版和西班牙语版译文都是以译作的形式呈现和接受的，译者的姓名和原著书名均印在版权页上，意大利语版还将译者的名字印在扉页上。两篇译文均直接译自英语。尽管两个目标文化自身都拥有强大的儿童文学传统，决定翻译此书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该作品在英国极受欢迎，在美国也曾一度成为畅销书，为美国成人和儿童所喜爱。

然而，该书并未刻意标明是一部翻译作品。例如，西班牙语版译文封底上的广告引用了英国和意大利的书评，并且强调该书与“所有年龄的儿童”相关。意大利语版译文还插入了意大利插图画家塞尔纳·里列蒂（Serna Riglietti）的插图，并在扉页上将插图画家和译者的名字都印上，还将该书描述为一部“幻想（romanzo）小说”。该词表明该书在意大利的市场上被定位为成人文学。这便清楚地表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出版商会对原作进行修改，甚或会修改该书的文本，以利于读者对该书的彻底接受，包括更成熟的成年读者对该书的彻底接受。

2．译文是对原文的完整翻译，没有大的增加、删减或注释，对用于考察的原文与译文对子的选择在图里的模式中是随意的。以《哈利·波特》为例，该书（甚至是所有儿童文学）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涉及人名以及与哈利·波特就读的魔法与巫术学校有关的各种要素：学校名称霍格华兹（Hogwats）本身就十分醒目而极具盎格鲁—撒克逊特色；按照老式英国语法学校的模式，学校由多个学院（houses）组成，取名都含有暗示，诸如史莱哲林（Slytherin）、葛来分多（Gryffindor）和雷文克劳（Ravenclaw）；人名也是同样的醒目和富有含意：海格（Hagrid）、嘿美（Hedwig）、石内卜（Snape）、跩哥·马份（Draco Malfoy）、飞七（Argus Filch）以及校长阿不思·邓不利多（Albus Dumbledore）。

两篇译文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名字。西班牙语版译文，几乎毫不例外地将这些名字保留在译文里，尽管用括号添加了解释。如Draco Malfoy首次出现时，译者在括号内添加了解释，变成了Draco (dragón) Malfoy。另一方面，意大利语版译文虽然将部分名字，如Hogwarts、Hagrid和Hedwig直接转换成译文，但仍尝试将另一些名字的含义翻译出来，如将Slytherin译为Serpeverde，Ravenclaw译为Pecoranera，Snape译为Piton，Argus Filch译为Argus Gazza等等。当名字的发音更为重要，当译文读者难以发出原文中名字的读音（如Gryffindor）的时候，意大利译者就会进行改译（如翻译成Grifondoro）。译者对校长名字的改译就更进了一步：校长成为Albus Silente，而且他的头衔之一，Supreme Mugwamp则被改译为通俗幽默的supremo Pezzo Grosso。即使这算不上是什么新词语，但它却明显不同于中性的和正式的西班牙语jefe supremo。

学校生活中具有关键特色的名称，如球类运动魁地奇（Quidditch）以及对非魔术师的称呼麻瓜（Muggles），在西班牙版译文中都得到保留，只是用斜体字强调了它们是外来词。在意大利版译文中，Quidditch得到保留，但Muggles却被Babbani这个新词所取代。最有趣的名字是那些孩子们在新学期开始时拿到的课本上的作者名。典型的例子是阿达尔·沃夫林（Adalbert Waffling）著的《魔法理论》（Magical Theory）。西班牙语版译文没有改变作者的名字，但意大利版译文却尝试使用了Adalbert Incant这一双关语。更富想象力的是，意大利语版译文将昆丁·特林布（Quentin Trimble）著的《黑暗力量》（The Dark Forces）中的作者名改为Dante Tremante，这使用了意大利语的韵律，有了“颤抖”（tremante的英文对应词为trembling）之意，当然还暗指但丁（Dante）和他的《地狱篇》（“inferno”）。

3．依据上述发现，翻译规范可概括如下：西班牙语采用原文导向的翻译策略，保留了英语原文中的词项，即使这意味着译文读者会面临发音的困扰，及／或无法理解其中的隐语；意大利语则采用译文导向的翻译策略，修改了许多名称来创造新的诙谐发音模式、文学游戏和隐语。其中一个有趣的文学游戏就是扉页上意大利译者的名字为Marina Astrologo。

倘比较两部译作的描述性，可见在两个目标文化中（或者至少是在译作中），不同的规范在起作用。该比较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供讨论的研究问题：当代儿童文学翻译成西班牙文时，是否在总体上倾向于加强原文的词汇模式？翻译策略是否依赖于译者、出版商和原语言？将文学作品翻译成意大利文通常都会显示出对目的语的倾向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意大利文化将自身文化置于中央地位，强迫外来作品适应自己的文化？这种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什么变化？其他文学类型是否也显示出类似的倾向？

个案研究讨论

图里的方法论的优点是它尝试将翻译置于目标文化语境中，相对而言较容易实施，而且是可重复的。其他研究则可以循着这些研究结果，逐渐形成更加完善的观点，来考虑诸如当代儿童文学类型的翻译、多年来翻译方法的变化、翻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的策略，以及它们与可能会被认为是更具主导地位的英语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框架，使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都可以增加我们对翻译的认识，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尽管如此，这套方法仍有欠妥的地方：选择原文与译文之间的耦合对子进行比照的过程仍远不够系统化。虽然对专有名词的翻译研究得出了有趣的结论，而且这些名词可以看作是最受文化约束的元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翻译策略是相同的，很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霍姆斯的建议——设计一个有待考察的清单，即使该清单并没有像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评论过的某些分类法那样全面。翻译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位置，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研究重点可以转移到更深刻地探讨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和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研究译者和出版界本身。这些方面将在后面两章中讨论。

小结

伊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研究从对转换的静态语言分析和一对一等值的执迷中摆脱出来，进而在目标文化历史的和文学的系统中，考察翻译文学的整体地位。图里注重为描述性翻译研究寻找方法论，他所提出的译文导向的理论框架，结合了对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比较和对译文文化框架的思考，目的是发现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模式，从而“重构”翻译过程中的规范。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去发现可能的翻译法则，而这些法则或许能为将来的译者和研究人员提供帮助。对原文和译文进行比较的具体方式仍有待确定；与之相关的操控学派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了理论模式与个案研究之间的互动，其中包括兰伯特和范·戈普为描述翻译作品而提出的系统性“方案”。切斯特曼对规范的概念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补充读物

有关俄国形式主义对多元系统论的影响的总结，请阅读根茨勒（Genztler, 1993:118-115）。有关形式主义的英语翻译，请阅读马特伊卡和波莫尔斯卡的合编的文集（Matejka & Pomorska, 1971）。有关多元系统论的进一步阅读，请参见伊万-佐哈尔（Even-Zohar, 1978; 1990）。关于规范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考米萨罗夫（Komissarov, 1993），赫尔曼斯（Hermans, 1996）、诺德（Nord, 1997）以及皮姆（Pym, 1998）；关于操控学派和其他描述性方法，请参见赫尔曼斯的论文集（Hermans, 1985a）；也请参见第四章有关范·勒文-兹瓦特（van Leuven-Zwart, 1989; 1990）的主张。勒菲弗尔的相关研究将在第八章中讨论。

研讨要点

1．“翻译已经不再是一个有着明确不变的特性和界限的现象，而是一个依赖于某个特定文化系统内的关系的活动”（Even-Zohar, 1978/2000:197）。该评论对翻译和翻译研究意味着什么？你在多大程度上赞同此观点？

2．思考一下翻译在你们国家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它是处于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地位？过去几年是否有明显的变化？翻译文学自身的多元系统如何？是否存在基于文学类型、原语言等因素的变异？

3．看一看图里书中所列举的不同个案研究。它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你能进行什么样的研究来验证或扩充这些研究结果？

4．图里早期研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他采用了“中间对照物”。你认为图里在1995年的著作中提出的“耦合对子”方法论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个问题？

5．你首先对《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另一目的语中的翻译进行描述性研究。你的研究结果是否与本章所提供的个案研究结果类似？你能对翻译过程做出什么样的概括？你能提出什么样的假设，而且你会怎样对这些假设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6．针对图里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研究，根茨勒指出：“尽管图里的模式在理论上存在矛盾，但是目前的翻译研究实际上都是在使用图里的模式。”（Gentzler, 1993:133）你能找到什么样的证据来支持或驳斥这种说法？试阅《文学的操控》（Hermans, 1985a）中收集的各种论文。他们与图里的方法论有多大的不同？

7．继续研究一下图里（Toury, 1978/2000; 1995）、考米萨罗夫（Komissarov, 1993）、赫尔曼斯（Hermans, 1996; 1999）、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97）、诺德（Nord, 1997）和皮姆（Pym, 1998）对规范的讨论。这些学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在讨论相同的概念？可不可以把他们融合起来？规范在描述翻译过程和作品时有多大的作用？你认为是否还有其他一些要素或规范被他们忽略了？

8．系统理论只聚焦于文学翻译。你觉得这些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应用于非小说和技术性文本？

（王立弟 黎明 李丽 译）

8 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主要概念

● “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文化转向”是翻译学的术语，主要指翻译研究转向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对翻译进行分析；

● 原先在系统理论范畴内进行研究的勒菲弗尔现将翻译视作一种“重写”（“rewriting”），视作围绕文本而展开的意识形态的张力；

● 谢里·西蒙与加拿大女性主义者的“翻译计划”（translation project）：突显女性意识；

● 后殖民（postcolonial）翻译理论：翻译在殖民化的过程中，以及对被殖民者形象的塑造上，都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 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呼吁翻译家采用“介入式”（interventionist）的方法；

● 论述翻译的文化理论家本身各有不同的议程。

主要文献：

Bassnett, S. (1980, revised edition 1991)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Bassnett, S. and A. Lefevere (eds)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Bassnett, S. and H. Trivedi (eds)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Cronin, M. (1996) Translating Ireland: Translation, Languages, Cultures,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Lefevere, A. (1992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Niranjana, T. (1992)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mon, S.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pivak, G. (1993/2000)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in L. Venuti (ed.) (2000), pp.397-416.

Vieira, E. (1999) ‘Liberating Calibans: Readings of Antropofagia and Haroldo de Campos’ poetics of transcreation’, in S. Bassnett and H. Trivedi (eds), pp.95-113.

8.0 引言

在其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的前言中，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对我们在前面第三至第六章中所讨论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不屑一顾，贬之为“只是从词语走向篇章，仅此而已”（Bassnett & Lefevere, 1990:4）。同样遭到轻视的，还有那种不求在文化的环境中去考察文本，但求在“原文与译文之间作细微比较”的方法。1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则超越语言的层面，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作用下的更大一些的问题”（p.11）。他们考察由各种各样的形式所创造出的文学形象，这些形式包括文集、评论、电影改编与译本，以及参与这一过程之中的各种机构组织。这样，作为文本的翻译就走向了作为文化和政治的翻译，这便是斯内尔-霍恩比在她收入这本论文集（Snell-Hornby, 1990）的一篇论文中所称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于是，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将之作为一个比喻用于这一项文化运动，并在他们的论文集里用之统称文章内所有的翻译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包括长期以来对翻译标准变化的探讨、出版业为追求某种思想而使用的权力，或为追求某种思想而对出版业所使用的权力、女性写作与翻译、翻译作为“挪用”（appropriation）、翻译与殖民化以及作为重写的翻译，其中包括电影剧本改编。

当文化转向盛行于翻译研究之中时，《翻译、历史和文化》便构成了一部重要的文集，标志着另一个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开端。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文化研究在90年代影响翻译研究的三个方面，即由系统理论发展而来的作为重写的翻译（8.1节）、翻译与性别（8.2节）以及翻译与后殖民主义（8.3节）；翻译理论家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则在8.4节里加以讨论。

8.1 作为“重写”的翻译

勒菲弗尔任教于比利时鲁汶大学（Leuven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后转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丝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他在翻译研究方面的工作源自他对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的浓厚兴趣以及他与操纵学派（the Manipulation School）的密切联系（见第七章）。虽然有些人认为勒菲弗尔更接近一个系统理论家，但他后来在翻译和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对于文化转向的形成起到了桥梁作用。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在其著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得到了充分阐述（Lefevere, 1992a）。

勒菲弗尔尤其注重考察“十分具体的因素”，因为这些具体的因素系统地支配着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或拒绝；这些具体的因素“如权力、意识形态、机构组织以及操纵之类的问题”（Lefevere, 1992a:2）。处于这种权力位置上的人，正是勒菲弗尔所说的“重写”文学、操纵大众消费的那种人。此种重写的动机可以是意识形态性的（顺应或反叛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是诗学性的（顺应或反叛主流诗学）。勒菲弗尔所举的一个例子（p.8）是费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费兹杰拉德在19世纪翻译（或重写）波斯诗人俄默·伽亚姆（Omar Khayyam）的作品。费兹杰拉德认为波斯人生性笨拙低劣，认为自己应在其译文中“展现自由”，同时也使之更符合当时西方文学的规范。

勒菲弗尔（p.9）声称，“相同的重写的基本过程在翻译、历史研究、文集编撰、批评行为以及编辑工作中都会呈现出来。”这种“原文”写作研究和译文写作研究的结合，表明翻译正融入普通的文学批评之中。然而，翻译本身正是勒菲弗尔著作的中心所在：

翻译是一种最为显著而易辨别的重写，它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翻译能够实际反映出一个作者的形象，反映出能够超越原语文化界限的那些作品的形象。

（Lefevere, 1992a:9）

根据勒菲弗尔的描述，在这种文学系统中，翻译的功用是由三种主要因素决定的，它们分别是：（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3）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

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包括批评家，评论家（他们的评论影响着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教师（他们常常决定一本书应否被阅读研究）和翻译家自己（如上面所提的费兹杰拉德的例子），因为译者决定所译文本的诗学，也常常决定所译文本的意识形态；这些受制因素在第九章有更为详尽的论述；

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这些人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个人或机构）”。赞助者可能包括：

● 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影响力的势力强大的个人（例如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希特勒等等）；

● 某些人物团体（出版商、媒体、政治派别或政党）；

● 负责传播文学和文学思想的机构（国家院校，学术期刊，尤其是教育单位）。

勒菲弗尔（p.16）认为赞助者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因素：

（a）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勒菲弗尔采用的定义并非受限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这条意识形态的定义较为笼统，也更为模糊，即把意识形态表述为“一种具有形式和规范的格架，支配着我们行为和信仰的格架”；2他把赞助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b）经济因素：这是有关作者和重写者的报酬问题。过去，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膳宿费或捐助人所给予的固定津贴。而今更多地表现为稿酬和翻译费。其他专业人员，如批评家和教师，当然也是由赞助者（如报纸发行人、各所大学和各级政府）支付报酬或予以资助。

（c）地位因素：地位因素有多种形式。作为对赞助者或文学出版社所给经济报酬的回报，受益人通常要满足赞助者的一些愿望；同样，团体的某一成员也要做出一些支持该团体的表示：勒菲弗尔列举了50年代“垮掉了的一代诗人”（The Beat Poets）曾用美国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作为集会场所的例子。

倘若这三种因素都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集团提供，恰如极权统治者所做的那样，那么，赞助（p.17）就被标上集中的（undifferentiated）标签了。在这种情况下，赞助者的努力则完全是旨在维护其制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当这三种因素不是相互依赖时，赞助则被称作分散的（differentiated）。这也就是说，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可以获取很高的经济报酬，但在等级分明的文学界人士的眼中，他不会享有什么地位。

3．主流诗学：勒菲弗尔（p.26）又将主流诗学剖析成两种成分：

（a）文学方法：文学方法包括整个文学体裁、符号、主题，以及典型境况与特征。

（b）文学的作用的概念：这是文学与它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关系。不同文学形式之间存在矛盾，是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特征。勒菲弗尔发展了这一思想，进一步考察了机构组织在决定诗学中所扮的角色：

机构组织实施或试图实施某一时期诗学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诗学作为衡量当下产品的标准。因此，某些文学作品在出版后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被提升到一种“经典”的水平，而其他一些作品却遭到拒绝，另外一些则要等到主流诗学发生变化之后，才能达到经典作品的崇高地位。

（Lefevere, 1992a:19）

那些不会失去地位的“典范性”（canonized）的经典之作，经过重新解释或“重写”，以符合主流诗学的变化，在这方面，勒菲弗尔看到了制度本身保守的偏见和重写的力量的清晰表现。比如，希腊古典著作对西方欧洲文学仍然产生影响，就属此种情形。

勒菲弗尔强调“任何一种诗学的界限都超越语言，种族和政治团体（p.30）。他还列举并描述了由全非洲许多语言和团体共享的一种诗学的情形。他把主流诗学看成是愿意接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比如，早期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地形成了那种由其他语言如波斯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Urdu）所共享的阿拉伯诗学。

8.1.1 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

关于诗学、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互动关系，勒菲弗尔有一个关键的主张：

在翻译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可以看到，假如语言学方面的考虑与意识形态或诗学的本质发生冲突的话，后者往往占上风。

（Lefevere, 1992a:39）

对勒菲弗尔而言，最重要的考虑出于意识形态，此处指的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由赞助机构强加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诗学方面的考虑则是指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这一切全都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勒菲弗尔举了阿里斯托芬的《利西斯塔》（Lysistrata）中的一个例子，当利西斯塔要求那位颇具和平象征意味的女人把斯巴达人特使招到她面前时，说道：“如果他不愿伸出他的手，那你就取下他的鸟。”

勒菲弗尔列举了英语译文中对“鸟／阴茎”的翻译，可谓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有译成“阴茎”（membrum virile）、“鼻子”（nose）、“腿”（leg）的，有译成“柄”（handle）、“生命线”（life-line）”的，还有译成“别的东西”（anything else）的，往往都加以适当的注释。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这些委婉的译文，“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在某一社会某一时期的那种主导性意识形态”（p.41），3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成了”那些不能读原文的目的语读者的“游戏”（p.42）。

这种情况同勒菲弗尔所讨论的一位年轻的荷兰籍犹太裔女学生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所记日记情形差不多，这位犹太裔女学生在二战期间曾与家人到处藏匿（pp.59-72）。安妮最后死于纳粹集中营，而在她家人被逮捕送入集中营之前，她已开始重写她的日记了，希望将来可以出版。勒菲弗尔谈到了1947年荷兰版的日记，描述了该日记是如何在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的协助下成稿的（或“改写”的），又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修正这个女孩形象的。比如说，日记中许多有关她性活动的段落被略掉了；而弗兰克日记中对朋友和家人“不恭的”描述，也被删掉了；同样遭到删除的还有其他一些句子，因为句子中涉及一些人与纳粹德国人合作的事情，正是那些被提到名字的人要求删除有关句子的。

勒菲弗尔然后又研究了1950年出版的德语译本，这个德语译本是由奥托的朋友许茨（Anneliese Schütz）编辑出版的，译文中既有翻译理解方面的错误，又有对德国和德国人形象方面的改动。勒菲弗尔（pp.66-69）列出了这方面的许多差异和出入，其中包括贬损德国人的词句被删除或调和的情形。涉及到德国人对待犹太人的情形也遭到了改动。以下是一个十分清楚的例子：

er bestaat geen groter vijandschap op de wereld dan tussen Duitsers en Joden.

［世上没有比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大的仇恨了。］

eine grössere Feindschaft als zwischen diesen Deutschen und den Juden gibt es nicht auf der Welt.

［世上没有比这些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更大的仇恨了。］

（Lefevere, 1992a:66）

在勒菲弗尔看来，用“这些德国人”（diesen Deutschen）（而不是整体意义上的德国人）来翻译Deutschen的决定，是许茨会同奥托·弗兰克一起做出的，因为一方面这是安妮所要说的本意，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侮辱所有德国人而影响战后德国的买卖。这种在译前和译后进行的重写，在勒菲弗尔看来，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

8.2 翻译与性别

翻译当中对文化研究的兴趣，不可避免地已将翻译研究从纯粹的语言学分析模式中分开，并把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多学科杂交化的过程”（process of disciplinary hybridization）（Simon, 1996:ix）并不总是那样简单明了。西蒙在她的《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认同与传播的政治学》（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Simon, 1996）中，批评翻译研究往往好用“文化”一词，“仿佛文化是一种明显无误的现实”（p.ix）。在这方面，比如说，勒菲弗尔（Lefevere, 1985:226）早就将文化定义为“一种文学系统的环境”。

西蒙从一种性别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翻译。她看到在翻译研究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的语言，其中还伴随着支配（dominance）、忠诚（fidelity）、忠实（faithfulness）和背叛（betrayal）的诸种形象。那种17世纪的“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的形象是非常典型的，法语的种种译文也恰似如此，文字看似十分优美，却处处显得不忠（Mounin, 1955）；或者说，乔治·斯坦纳渗于《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中的翻译的男权形象，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见第十章）。女性主义的理论认为，翻译的地位与女人的地位之间是相似而平行的，翻译常常被认为是原文的衍生而显得低下，而女人则长期以来或受压迫于社会底层，或遭贬损于文学之中。这就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核心，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就是要试图“识别和批判那些将女人和翻译都放逐于社会和文学底层的纷乱的概念”（p.1）。不过，西蒙在其全身心投入的译事计划（translation project）的概念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对于女性主义来说，忠实既不是针对作者，也不是针对读者，而是针对写作计划——一种作者和译者都参与的计划。

（Simon, 1996:2）

西蒙列举了加拿大魁北克女性主义翻译家的例子，这些女性主义翻译家们试图在翻译计划中，强调她们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的立场。其中有一位名叫芭芭拉·歌达（Barbara Godard）的理论家和翻译家，则公开声称翻译含有某种操纵的意味：

女性主义的译者，欣赏自己的巨大差异，肯定她在不断重读和重写中产生的愉悦，因而炫耀她能操纵文本的行为。

（Godard, 1990:91）

西蒙还引用了高雯（Lise Gauvin）《另一个人的来信》（Lettres d’une autre）译本里的前言，这本书是由另一位忠实的女性主义译者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ne-Harwood）所译。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在解释她的翻译策略时颇带政治腔调：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旨在使语言为女人说话的政治活动。我做任何一项翻译的特点是，该译文用尽了所有的翻译技巧，目的是要在语言中突现女性。

（de Lotbinièrne-Harwood，转引自Gauvin, 1989:9; Simon, 1996:15）

西蒙讨论的其中一种翻译策略是，用语言学的手段来处理性别标志。她从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的译文中引用了一些例子，其中用粗体字母e来写one以强调阴性／女性；在人权（HuMan Rights）里，则大写字母M，以昭示一种隐匿其中的性别歧视；用自创新词auther（而不是author），来翻译法语的“作家”（auteure）；以及对名词进行女性人称化，如用英文代词she来应对法语的“黎明”（aube）（Simon, 1996:21）。

西蒙著作中的其他章节，也重新评价了女性译者在历史上对翻译所作出的贡献，讨论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在翻译中存在着的歪曲情形，审视了《圣经》的各种女性译本。在个案研究当中，她对20世纪前半个世纪女性文学的翻译成就进行了总结。西蒙（pp.68-71）指出，俄国文学的伟大经典著作，最初主要是由一位名叫康斯坦丝·加尼特（Constance Garnett）的女人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的。她的60卷翻译作品，几乎涵盖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果戈理的所有作品。同样，德语文学的主要著作也是由女性译者翻译过来的，其中包括简·斯塔尔·昂特迈耶（Jean Starr Untermeyer）、韦拉·缪尔（Willa Muir，在其丈夫埃德温［Edwin Muir］的协助下）和海伦·洛-波特（Helen Lowe-Porter）。4

女翻译家迄今所起的重要作用，更突出地表现在西蒙提及的女性主义者苏珊·吉尔·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身上，莱文是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的《三只惨老虎》（Tres tristes tigers）的译者。莱文的作品跟上面提到的早期译者某些谦逊的作品形成对照，莱文与作者因方特密切合作，创造出“新”的作品，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九章加以讨论。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莱文的自信，加上她的某种“背叛”意识，强烈地吸引着西蒙，因为，正是此种“叛逆”在译述一种言说被出卖了的女人的男性话语。西蒙还暗示了（p.82）莱文在她自己的女性译事计划中，或许改写了、操纵了、甚至“背叛”了因方特原作的几种可能的情形。

西蒙所强调的中心，就是突出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性。在她著作的结论里，西蒙坚持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翻译将性别变成了自觉性改造工程的场所，而此种改造工程重新建立了文本权威的条件。”（p.167）她还总结了文化研究对翻译的莫大贡献：

文化研究给翻译带来的，是一种对性别和文化的复杂性的理解。文化研究使我们能够将语言的转移置于当今诸种“后”现实之中：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Simon, 1996:136）

这样，西蒙就把性别和文化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后殖民主义的确切范畴有待进一步界定，但是后殖民主义一般都包含对前殖民地历史、欧洲强大帝国以及反抗殖民主义强权斗争方面的研究，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还探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权力关系不平衡所产生的影响。因此，这种当代不同学科间的合理跨越，在西蒙和勒菲弗尔的论文中得到反映，他们的这些论文都收集在有关论述翻译的后殖民主义写作的文集中；西蒙自己也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进行了广泛的引述。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就此进行讨论。

8.3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在其著作论述翻译与性别的最后一章中，西蒙把性别和后殖民主义的种种问题摆在一起讨论，这正是孟加拉裔批评家和翻译家斯皮瓦克在其著作中所做的。西蒙特别强调了（pp.145-147）斯皮瓦克关注“第三世界”文学被翻译成英语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以及由此而造成种种歪曲的情形。斯皮瓦克在其论文《翻译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Spivak, 1993/2000）中谈到了这些问题，颇有见地。在这篇论文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种种方法都摆到了一起。不同方法之间的矛盾关系得到了强调；同时，斯皮瓦克也对西方女性主义者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反对她们希望把欧洲以外的女性写作都译成强权者的语言——英语。在斯皮瓦克看来，这样的翻译常常表现为一种“带翻译腔的语体”（translationese），而这种翻译腔的语体则完全失去了政治上弱小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身份：

全盘地译成英文的行为，本身就违背了民主的理念，成了强权者的法则。在第三世界的所有文学被译成某一种翻译语体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发生了。这样一来，一个巴勒斯坦女人所写的文学，在笔调的感觉上，就仿佛是一个台湾男人写的东西了。

（Spivak, 1993/2000:399-400）

斯皮瓦克狠批了西方的女性主义和出版业，尤其她呼吁霸权主义国家里的女性主义者们（p.405），应当真诚地与后殖民主义环境里的妇女保持团结，其方法就是向那些妇女学习她们所说所写的语言。在斯皮瓦克看来，“翻译的政治学”目前仍旧是突出英语，突出其他前殖民主义者的“霸权”语言。从孟加拉语译成这些霸权语言，往往译不出孟加拉人的观点的差异，即使翻译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但却往往过于同化这种差异性，目的是为了让西方的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斯皮瓦克本人的翻译策略则是努力使译者能够亲切地理解原语语言，了解原文中的情形。5在她的翻译策略中，她还运用了后结构主义的修辞、逻辑和社会学的诸种概念；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将在第十章详加论述。

斯皮瓦克的工作表明，文化研究，尤其是后殖民主义研究，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注重翻译、跨民族和殖民化等方面的问题。有些观点认为，翻译和殖民化不仅能联系在一起，而且翻译还在殖民化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传播殖民地人民意识形态化的形象方面，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前一节里，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者在翻译和女人之间，进行了相似而平行的传统意义上男性角度的比喻，同样，这种比喻也用于殖民地的形象上，用来将殖民地描述成一种模仿而低劣的翻版，而此种翻版一直被压抑了的文化特征，已被殖民者抹去了。翻译在传播这种意识形态形象方面所扮的角色，使得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迪（Bassnett & Trivedi, 1999:5）将之称为“翻译的不光彩的历史”。

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交点，就是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问题。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著有《翻译的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Niranjana 1992），书中所展现的是后殖民主义的形象，一种“缺席的殖民主义仍然渗透其中的后殖民者”形象（Niranjana, 1992:8）；她将文学翻译视为“一种能使殖民统治意识形态结构中各霸权机构得以耳闻灵通的话语（类似的话语还包括教育、神学、历史学和哲学。）”（p.33）尼南贾纳所关注的焦点是，英译的作品是如何被殖民主义强权者利用，以构建一种经重写的“东方”形象，并以之代表“真实”（truth）。她还列举了殖民者把意识形态价值强加于人的其他例子，这些例子中有传教士：他们为殖民者开办学校，同时也充当语言学家和翻译家的角色，也有一些记录当地语言文法的人种论研究家；尼南贾纳将所有这些团体和个人视作直接“参加支撑殖民主义权力基础的庞大的收集与编纂工程”（p.34）。她尤其抨击翻译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作用：

翻译作为一种实践，造就了或在其中体现了殖民主义操纵之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Niranjana, 1992:2）

她又进一步批评了翻译研究本身主要着眼于西方的倾向，这种倾向由此产生了以下三种缺失（pp.48-49）：

1．翻译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不同语言之间的权力不平衡问题；

2．西方翻译理论的不少概念是有缺陷的（“它的文本、作者和意义的诸种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毫无疑问而幼稚的语言表现理论之上的”）；

3．语言的“人文主义事业”应当受到质疑，因为殖民主义语境之中的翻译，旨在把殖民统治的概念性形象建设成西方哲学的话语。

尼南贾纳将她的写作置于一种坚定的后结构主义视野之中；有关后结构主义的内容，我们主要放在第十章讨论，在那里我们将讨论如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问题。这种重叠现象也显示了文化研究不同方面的互动，以及这些互动跟翻译研究相互联系的方式；这也印证了尼南贾纳所做出的呼吁：

1．一般来说，后殖民主义翻译家都必须对殖民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的每一个方面提出质疑（p.167）；对尼南贾纳来说，这不仅是要避免表现西方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要从内部摧毁霸权主义的西方”的问题，更是一个解构和识别西方压制非西方并使自己的他者边缘化的途径的问题（p.171），只有这样，这种受西方的压制才可以得以抵制；

2．具体地说，尼南贾纳呼吁译者采用“介入式”（interventionist）的方法。她在分析南印度一首自由神灵诗（vacana）的译文时声称：“我要在此发起一种推测性的、暂时的、介入式的翻译实践。”（p.173）她抨击该诗现有的种种译文（包括著名的罗摩奴阇的译文）“企图把湿婆派颂诗（Śaivite）变为基督教话语或后浪漫主义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话语”（p.180），认为这类似于19世纪对殖民主义的本土性反应。她自己所建议的译文则以各种方式抗衡殖民主义话语的“遏制”，包括再现诗人使用的神名古黑斯瓦拉（Guhēśvara，意为山洞之主，湿婆的别称）的名字，以林迦（男性生殖器象，象征湿婆）来代表圣光（linga representation of light），同时避免使用冲淡本土暗喻形式的明喻（pp.182-186）。

后殖民主义语境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也构成了重要文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实践》（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Bassnett & Trivedi, 1999）的主线，这本论文集是由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迪合编的。在前言中，她们认为，这种权力关系在许多地方性语言与“后殖民世界的唯一强势语言——英语”之间不平衡的斗争中呈现出来，因此，翻译被视为一种后殖民环境下的战场和范例；翻译性（translational）与跨国性（transnational）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而“跨国性”既可指那些以移民身份居于“两国之间”的后殖民者（巴巴［Homi Bhabha］）在1994年出版的书中所描述的萨尔曼·拉什迪就是其中一例），同时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也可指“位置的错裂”（locational disrupture），所描述的正是那些置身于本族“场所”（site）之中的大熔炉的人：

在目前的理论话语当中，谈到后殖民主义的翻译，不乏有同义重复之嫌。在我们这个移居国外、放逐或散居他国的时代，“翻译”一词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位，从它的跨语交际性的比喻性文学意义，又回到它的地方封闭性的词源性自然意义；翻译似乎已被译回到了它的起始状态。

（Bassnett & Trivedi, 1999:13）

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呈现出许多形式，这些形式在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迪的书中都有论述。有几种翻译研究是以印度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为切入点的，套用甘德什·德维（Gandesh Devy）的话说，“印度的文学传统基本上是翻译的传统”（Devy, 1999:187）。翻译研究当中也包括对著名翻译家斯里坎泰亚（B. M. Srikantaiah）（Viswanatha & Simon, 1999）和罗摩奴阇（Dharwadker, 1999）译作的研究。在谈到罗摩奴阇翻译的作品时，达瓦德克（Vinay Dharwadker）批评了尼南贾纳对罗摩奴阇的译作所作的抨击，认为罗摩奴阇的翻译是从那首诗早期不同的译文着手的，批评尼南贾纳无视罗摩奴阇对那首诗所做的评注，并认为罗摩奴阇那样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跨文化间存在着相似的地方。

8.3.1 巴西的食人主义

另一个后殖民主义的翻译运动来自于巴西，这一运动源自于一个食人生番或同类相食的比喻，起初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德·安德雷德（Oswald de Andrade）的《食人主义宣言》（Manifesto Antropófago）中，源自于那个葡萄牙主教被巴西土著人吃掉的著名故事。自60年代以来，随着德·坎坡斯（Haraldo de Campos）及其兄弟致力于诗歌工作，强盛的巴西翻译研究界就用这一比喻来代表殖民化的历程，代表翻译的历程：殖民者连同他们的语言被吞噬了，而其生命力却使吞噬者增强了自身的精力和体魄，不过，是以一种对本土人有益的形式出现的，一种纯洁化的、体魄增强了的新形式出现的。

维埃拉（Else Vieira）是巴西食人主义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在她的论文《解放半兽人》（“Liberating Calibans”）里（Vieira, 1999），维埃拉总结了巴西的食人主义和德·坎坡斯为之所作的贡献：

食人主义实际上是个比喻，源自于当地人食人肉、喝人血的宗教仪式，如同他们所作的图腾“貘”一样，是一种汲取他人力量的方式、一种嗜食人肉的群体的终极目标：不是否定外来的影响或滋养，而是通过增加从本地获得的摄取来加以吸收和转化。起初，《食人主义宣言》是用这个不敬的语言武器来作比喻，强调殖民主义的压制本质……

《宣言》公开宣扬将巴西文化从精神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并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方向。通过永久的“加勒比”（Carabíba）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成为革命和变革的源泉；《宣言》宣称旧世界应该感激新世界，因为如果没有新世界，“欧洲就出现不了它那可怜兮兮的人权宣言。”

（Vieira, 1999:98-99）

这样一来，后殖民的世界又成为一个变革与斗争的世界。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因此种斗争的活力激发而增强本身的人，恰是前殖民者。从翻译方面而言，这就意味着要实施以创作和再创作为特点的“翻译性计划”（translational project）（Vieira, 1999:106），汲取原语文本的养料，并通过受滋养了的目的语文本，来给原语文本注入新的活力；而这些目的语文本所采用的形式，是一种属于后殖民地殖民者语言的不同形式、一种受激发而颇有活力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西的食人主义者，尤其是德·坎坡斯取得这种活力的方式其实受到西方思想家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受到庞德和本雅明的实验性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纯语言”（见第十章）生成力量概念的影响。然而，就目前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各不相同的有关翻译的后殖民论述，已经在欧洲内部产生了共鸣，尤其在爱尔兰的语境里得到了回响。

8.3.2 爱尔兰的语境

近来有两本著作的主题是论述爱尔兰文学翻译的：迈克尔·克罗宁的《翻译爱尔兰》（Translating Ireland, Cronin, 1996）和玛利亚·蒂莫兹科的《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Tymoczko, 1999a）。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着重讨论克罗宁较具政治含义的著作。

克罗宁（Cronin, 1996）不同意尼南贾纳和其他一些作家关于翻译与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只是“简单地反对欧洲和新世界或欧洲和殖民地”，而且他们忽视欧洲本身“内部的殖民主义”。克罗宁本人特别强调翻译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爱尔兰语与英语在语言和政治方面的斗争上；同时，他还研究历史上的爱尔兰翻译家在其前言、评论和其他作品中如何讨论和表现他们的作品。特别有意思的是，克罗宁从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描述这一过程，描述翻译在不同时期是如何被用来既为殖民者又为被殖民者服务的。语言在英国人征服爱尔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明显地表现在第1537号法案的《英语决议》（English Order）中，它规定爱尔兰人必须说英语。克罗宁用翻译的这种比喻，跟发生在爱尔兰人身上的事作个比较：

文化层面上的翻译——对英语的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拥抱——是与地域层面上的翻译平行的，而地域层面上的翻译则以强迫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为其特征。

（Cronin, 1996:49）

另一方面，克罗宁（pp.49-51）引用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于1596年所写的文字，而斯宾塞支持征服者的强权，却欣赏爱尔兰诗歌的英语译文；这种对爱尔兰文学的英译的欣赏，是与当时爱尔兰人典型不开化的愚昧形象格格不入的。

克罗宁（pp.67-71）继而又谈到了从其他语言译入英语的翻译，在17世纪如何受到推动，并得到各种新形式的赞助（如教育系统、移民过来的贵族、教会，以及大量新来的定居者），而这种赞助又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鼓励了英语的使用。在18-19世纪，许多爱尔兰学者把爱尔兰语作品译成英语，目的在于抗衡英国人所持的爱尔兰历史观和文学观，以捍卫自己的文化，这样做，正如克罗宁（p.92）所指出的，却又反过来助长了英语在爱尔兰的上升趋势。在现今后殖民时期的爱尔兰，爱尔兰语和英语共存，翻译仍然是个政治问题。

将爱尔兰作家以爱尔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译成欧洲各种语言，这项工作正得到爱尔兰国家人文科学委员会的资助。克罗宁（p.174）所引述该委员会成员劳伦斯·卡西迪的话，显示了高于文化的经济力量仍存在于前殖民主势力手中：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独立文学如以两种文字写就，应当承担起表现这一文学的责任，而不是任由伦敦的出版社来做这件事，因为后者所关注的仅仅是作者的利益和这过程中出版社自身的经济利益，并不在乎爱尔兰人的形象。

由此可见，克罗宁著作中的政治立场表明，翻译中的后殖民主义权力关系，并不单表现在当今世界南北或东西之间的层面上。

8.4 理论家们的意识形态

文化研究对翻译表现出了日益强烈的兴趣，翻译研究范围给拓宽了，使翻译研究把各式背景的学者聚在一起。不过，不容忘记的重点是，文化理论家们各有本身进行批评活动的意识形态和议事日程。因此，加拿大译事计划中的各女性主义翻译家，公开而直率地炫耀起她们对文本的操纵。西蒙毫不隐讳地宣称，她在著作中论述性别和翻译，目的就是要“围绕翻译中的性别问题撒开一张大网……而且要通过性别研究把翻译研究进一步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之内。”（Simon, 1996:ix）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发起了一场对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攻击。这种攻击的企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早在1980年，巴斯奈特在她颇具影响的导论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Bassnett, 1980）中，就曾公开地蔑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诚然，这些新的文化方法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呈现出许多新的见解，可是，各种方法之间也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冲突和竞争的因素。例如，西蒙（Simon, 1996:95）从性别研究角度出发，描述了英语的译文在表现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身上所产生的歪曲情形，因为许多批评家仅凭英语翻译过来的那一部分接触她的作品。不过，罗斯玛丽·阿罗约（Rosemary Arroyo）则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声称西克苏本人挪用巴西作家利斯佩克托尔（Clarice Lispector）的作品，“实在是典型性地展示出了‘男性主义’对待差异的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Arroyo, 1999:160）。

研究角度中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应该受到欢迎，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在不断扩大影响。就许多方面而言，它正是勒菲弗尔所称的重写过程的一部分；而且，编辑文集和选编经典的情形是随处可见的。比如，本书就无法避免重写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操纵这个领域其他著作的情形。文化转向，或许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文化研究企图对翻译研究中的薄弱领域进行殖民化。

另外，后殖民主义作家各有本身的政治议程表：比如说，克罗宁为说英语的爱尔兰翻译家们设想了一种贡献的潜力，这种潜力可以让他们“作为一种非帝国的英语桥梁，为欧洲视听工业做事，进而对世界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Cronin, 1996:197）他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来实现，尽管他没有提出具体的细节，只是说“需要保护多样性和异质性”。提倡这种翻译策略，虽然是从“少数民族”文化角度而言，仍涉及政治行为，以及涉及为了某种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对翻译进行的操纵。

个案研究

本个案研究所涉及的作品是《最后的闪光》（The Last Flicker, 1991），它是辛格（Gurdial Singh）的旁遮普语小说《暮灯》（Marhi Da Deeva, 1964）的英文译本。6由于英国在印度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在这一时期里英语语言的被强制使用，旁遮普语与英语一直存在着既不平等、而且矛盾深重的权力关系。近几年，旁遮普本土文学越来越受到重视，辛格就是一个如此受到重视的作家，1990年他与人共同荣获印度著名的“格雅彼德杰出文学奖”（Jnanpith Literary Award）。

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他这本小说被译成英语是在原作出版后的27年，其实这部小说早就该译成英文了：英译本提高了这部小说在原语文化中的地位，而这部小说在译成其他语种方面的成功，如译成印地语和俄语，或许也促使了英译本的诞生。英译本问世之时，恰是由该小说改编的一部电影发行之际。兴许还有其他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原因：英译本的出版部门“文联”（Sahitya Akademi）是由印度政府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机构，“旨在协调各种文学活动，并通过它们来促进印度的文化团结。”7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英语正被用作一种全国性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国际性的工具。

这本小说的英译本，是由一个移居加拿大的旁遮普人所译，此人名叫罗德（Ajmer S. Rode）。值得注意的是，此书是由一个印度人翻译的，而且他居住在西方国家，而此书是在印度政府官方机构的倡导下，翻译成了英语这种霸权语言。上述这些事实，立刻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问题、一系列围绕文本与译者之间有关权力结构的复杂的文化问题。

更值得注意的另一个因素是，小说的背景是置于旁遮普邦马尔瓦（Malwa）地区的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子，在那里，各种各样低文化素质的人，彼此以旁遮普马尔瓦地区的方言土语交谈，他们的口头对话构成了小说的重要部分，其中第三人称的叙述者，以自己说话的抑扬的节奏和文化环境的指涉，描述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情景。

在英译本中，人物对话的语言则呈现出一种混杂的语域：对话当中有许多旧时的恶语（wretched dog!），有其他一些既有古语味又有乡村味的咒语（that oaf, big-boned like a bullock），也有当代美国式的咒骂语（asshole, Goddam dumb ox, fucking God, fucking piece of land, king shit!, bullshit, bloody big daddies），还掺杂一些感叹语（huh, yeah, right?）。有些用字（如Goddam, bullshit, fucking God）明显地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原著小说的文化语境，使小说中人物离开了旁遮普的田间村舍，讲出了北美都市街头上的俗言咒语。

英译本中对话语域的混用，也影响了家庭成员间的称谓。家庭成员间的称谓往往承载着文化韵味，但它们有时为最接近英文的对等称谓所替代；在另外一些场合，家庭的称谓则保留着原有的形式，以示强调。例如，用以称呼父亲或长者的Bapu，则沿用着原有形式，而显然是美国化的“妈咪”（mom）和英国化的“姑姑”（aunty），则代替了“母亲”（Maa）和“叔母／伯母”（Chachi/Tayyi）出现在译文之中。8旁遮普的家庭关系文化，是与等级制度观念和社会地位意识密不可分的，同时，这种文化也显示了人物之间的感情关系。人物之间的这种感情关系，在译文中还常常用美国化的亲昵称谓来表现，比如说，用父亲对女儿的昵称“宝贝”（honey）等字眼；这种处理，就有违背译出原文化主旨之嫌了。

然而，翻译这种文本，对任何一位译者来说都可能成问题。为世界各地的读者翻译一部旁遮普地区的小说，译本出现空间上和文化上的错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小说译者所做的，却是将一个小村落的地区性和社会性的方言，译成了北美都市中的劳动阶级的社会方言了，原因是译者曾在北美生活过几年。这样一来，对那些生活在印度的英文读者来说，可能就成问题了，因为译文中移向霸权主义英美文化的许多错位标志——斯皮瓦克或尼南贾纳也许会这样说——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不过，语域的混用也会使人觉得我们是在读一部翻译作品，其结果并非完全是如斯皮瓦克所哀叹的那种“带翻译腔的语体”（with-it translatese），或如韦努蒂（Laurence Venuti, 1995；见第九章）所严厉批评的那种完全是英美式的归化译文（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s），而是一种能彰显出不同文化之间冲突的错位了的翻译实践。译本中的人物，虽然离开了原语文化，倒也描写得栩栩如生，考验着英语读者的阅读经验。译者所采用的，正是那种复杂的介入方法，只不过是他想要添加一些霸权国家都市里的社会语词，易遭他人攻击罢了。

有趣的是，辛格的小说《暮灯》的英译本出版之后，接着又翻译并出版了他的另外两部小说《半月之夜》（Addh Chanini Raat; Madras: Macmillan, 1996）和《巴尔萨》（Parsa, 1999）。随后出版的这些翻译作品，更使辛格蜚声文坛，引人瞩目，这或许也揭示了他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大获成功的。

个案研究讨论

在本个案研究里，我们讨论了一部旁遮普语小说，分析了目的语的语言，探讨了所作种种选择的文化涵义；这部小说是由少数族裔的语言在全国性官方机构“文联”的资助下译成霸权的国际语言（英语）的。小说中人物的语言与殖民者的语言混成一体，而人物的身份，虽说置身于旁遮普文化环境里，却显得模糊不清。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有助于理解出现在翻译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但是，从对《最后的闪光》所作的简要分析中，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有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不同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包括原语文化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错位，加拿大那位旁遮普译者身份的错位，以及印度国内赞助者所处的位置。对用于其他小说中的翻译策略做个比较，看来是很有趣的，其目的就是要来看看，这种翻译策略，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翻译政策所致，或是由文学翻译者的翻译活动所致。文学译者的翻译活动问题将在下一章加以讨论。

小结

本章集中讨论了翻译研究中的种种文化研究问题。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被搁置于一边，讨论的重点是作为文化转移的翻译，以及翻译与文化研究中日益成长的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本章所探讨的内容有：

● 8.1：作为重写的翻译，由勒菲弗尔所创立，源于系统理论，重写的翻译是研究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而这种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存在于赞助行为之中，存在于与文学翻译息息相关的文学和文化系统的诗学之中；

● 8.2：翻译和性别，讨论了西蒙所描述的加拿大女性主义的翻译计划，并使女性意识在翻译中得以认识；

● 8.3：翻译与后殖民主义，列举了斯皮瓦克、尼南贾纳和克罗宁的例子，从中比较了文本与译者之间的种种“错位”，而此种译者是在欧洲强权的前殖民地工作的或是用他们的语言工作的。

尼南贾纳尤其强调翻译介绍殖民地人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批评翻译研究中存在着西方哲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最后，由德·坎坡斯和维埃拉所例证的巴西食人主义，则运用了吞噬殖民者的比喻来激发巴西本土传统。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探讨译者本身在文化相互关系中的作用。

补充读物

关于文化研究导论，可阅读伊斯索普（Easthope, 1991）或迪林（During, 1999）。有关重写的翻译，可进一步阅读勒菲弗尔（Lefevere, 1981; 1985; 1993），有关翻译作为政治行为问题，可阅读阿尔瓦雷斯和阿费里克-维达尔（Alvarez & Africa-Vidal, 1996）。有关赞助者的讨论则在第九章进行论述。性别问题的介绍，可阅读巴特勒（Butler, 1990）和别克曼和斯梅利克（Buikema & Smelik, 1995）。有关翻译与性别的问题，可阅读歌达（Godard, 1990）。若想知道同性恋问题首次进入翻译的论坛，则可阅读哈维（Harvey, 1998/2000；又见第十一章）。有关后殖民主义的导论，那就要读赛义德（Said, 1978）。此外，若要了解翻译与后殖民主义问题，还可阅读切菲茨（Cheyfitz, 1991）、巴巴（Bhabha, 1994）和罗宾逊（Robinson, 1997a），而若想了解巴西食人主义，可阅读德·坎坡斯和维埃拉（de Campos & Vieira, 1997）。

研讨要点

1．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潜在的最具影响力的”重写形式（1992a:9）。你在多大的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你可以将这一观点跟重写的其他形式的例子（如影剧改编、文集编撰、历史编撰等等）作比较。

2．勒菲弗尔列举了控制文学系统的三种因素（专业人员、资助者和主流诗学）。看看这三种因素在你自己的文化中各有什么功用，如有，哪一种最重要？你认为有没有其他因素？

3．女作家是否最好由女人来翻译？男作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读一读出版的翻译作品及其前言，看一看这是否常常是个问题。

4．试找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版的揭示性别偏见的翻译作品例子。这种性别偏见是如何得到揭示的？这些例子当中是否存在同一模式？译者又或许可以作出怎样的改变？

5．歌达出于女性主义的目的而“炫耀对文本的操纵”，或尼南贾纳坚持运用她的“介入”法，你认为她们各自的做法有多大的合理性？

6．你所在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对后殖民主义与翻译所进行的研究情况如何？其研究结果与这里所讨论的有没有关联？

7．尼南贾纳认为翻译研究已过分地为西方理论所控制，对此，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她的观点？若真是如此，这种情况怎样才能改变，应该如何改变？

8．“共存意味着将他者的文化和（政治的、宗教的及情感的）语言，翻译成一种因他者的势力存在而又得以强化的语言和文化。不去翻译的另一选择则是缄默无声的害怕。”（Cronin, 1996:200）。这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你自己国家的语言政策？你是否见过翻译中含有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权力差异的例子？

（蔡咏春 译）

9 翻译异质性：翻译的隐（显）形

主要概念

● 劳伦斯·韦努蒂：当代出版界译者的“隐形”（invisibility）；

● 韦努蒂：“异化”（foreignizing）翻译与“归化”（domesticating）翻译，以及“行动号召”（call for action）；

● 安托万·贝尔曼：“否定分析”（negative analytic）及翻译的变形；

● 文学译者对自己工作的描述：“耳朵”与“声音”；

● 出版行业的权力网络；

● 翻译的接受——接受理论与翻译评论。

主要文献

Berman, A. (1984/1992) L’ épreuve de l’ 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translated (1992) by S. Heyvaert as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Berman, A. (1985b/2000)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translated by L. Venuti, in L. Venuti (ed.) (2000), pp.284-297.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 étranger”, Texte (1985):67-81)

Felstiner, J. (1980) Translating Neruda: The Way to Macchu Picchu,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e, S. (1991) 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 St. Paul, MN: Graywolf Press.

Venuti, L. (ed.)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9.0 引言

第八章考察了各种关注翻译的文化研究理论。本章我们集中讨论有关文化差异及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界面的研究，把意识形态及主导话语与翻译策略联系起来。

9.1集中讨论韦努蒂重要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英美文化中翻译及译者的隐形（9.1.1）和译者可以使用的“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9.1.2）。9.1.3探讨贝尔曼提出的类似的理论，也就是贝尔曼在批评文学翻译中的同化时所提出的“否定分析”（negative analytic）。

本章的其余部分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其他相关问题及参与者。9.2描述了文学译者对自己翻译实践的叙述，看一看他们的观点与韦努蒂及贝尔曼的观点是否一致。9.3讨论手握大权的出版行业的一些重要方面，9.4讨论有关韦努蒂的批评。最后，9.5分析翻译的接受，主要有关翻译作品的评论，以及这过程揭示的对待翻译的整体文化态度；之后的个案研究展示了一种通过分析有关翻译文本的评论来调查这些观点的方法。

9.1 韦努蒂：翻译的文化及政治目标

与第八章讨论的其他文化理论家一样，韦努蒂坚信需要扩大翻译研究的范围，以便探讨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特性。因此，图里提出的以建立“价值中立”的翻译规范及法则为目标的“科学”描述模式（见第七章）遭到韦努蒂的质疑：

图里的方法……还是需要借助文化理论，来评估数据的重要性，并对规范加以分析。规范首先可能是语言方面的，或是文学方面的，但一定会包括许多本文化的价值观、信仰及社会表现方式。这些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表现方式带有意识形态的力量，为特定团体的利益服务，而且总是在产生译文的社会机构之内，为文化及政治目的服务。

（Venuti, 1998:29）

除了可以查禁或推广某些作品的政府以及其他有政治动机的机构以外（比较8.1中勒菲弗尔有关控制因素的讨论），韦努蒂所说的团体和社会机构还包括整个出版行业的各个参与者。首先，这些参与者可以包括出版商和编辑，他们选定原作，委托翻译任务，支付译者的报酬，而且常常规定翻译方法。这些参与者还包括作者的代理人、销售团队和评论人。评论人的评论暗示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阅读与接受方式。每个参与者在其所处时代及地方的主导文化与政治目标中都有特定的地位，扮演着特定的角色。译者自己是这一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可以接受这一文化，也可以反抗这一文化。

9.1.1 韦努蒂和译者的“隐形”

隐形（invisibility）是韦努蒂使用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译者在当代英美文化中的状况和活动”（Venuti, 1995:1）。在韦努蒂看来，隐形通常是这样造成的：

1．译者本身倾向于译成“流畅”的英语，译出一篇地道而“可读”的译文，因此造成一种“透明的幻觉”（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2．目的语文化阅读翻译文本的典型方式：

翻译文本——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小说还是非小说，读起来流畅，没有任何语言或风格上的独特之处，从而显得透明，看上去反映了外国作者的人格和意图或是外语文本的实质意义——也就是说，译文看上去根本不是译文，而是“原作”。只有这样，多数出版商、评论者和读者才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Venuti, 1995:1）

韦努蒂（Venuti, 1998:31）认为，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成因是“通行的作者身份观念”：译文被看作是派生性的，其质量和重要性都是次等的。因此，自德莱顿之后，英语文化中的做法是隐藏翻译行为，使得“翻译很少被视作文学学术的一种形式”（Venuti, 1998:32），甚至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9.1.2 归化与异化

韦努蒂（Venuti, 1995:19-20）讨论隐形时，结合两类翻译策略来讨论：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这两类策略都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韦努蒂把这两类策略的源头追溯到施莱尔马赫及其1813年发表的《论翻译的方法》（’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übersetzens’）一文（见本书第二章）。韦努蒂（Venuti, 1995:21）认为归化主导了英美的翻译文化。正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对殖民地与前殖民地之间权力关系差异所造成的文化效果非常警觉一样，韦努蒂（Venuti, 1995:20）对归化现象感到痛心，因为这种策略“根据种族中心主义思想，迫使外语文本符合［英美］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观。”这就要求翻译必须以透明、流畅和隐形的方式进行，把译文的异质性成分减到最少。韦努蒂将之与施莱尔马赫所描述的“尽量让读者安居不动，使作者靠近读者”的方法相提并论（Schleiermacher, 1814/1992:41-42；见本书第二章）。归化策略精心选择有利于采取这种策略翻译的文本，从而更进一步掩盖了对本文化文学经典的遵从（Venuti, 1997:241）。

另一方面，异化“要求选择一个外语文本，并采用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所排斥的翻译方法。”（Venuti, 1997:242）这是施莱尔马赫喜欢的方法。他把其描述为这样一种策略：“尽量让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靠近作者。”（Schleiermacher, 1814/1992:41-42）韦努蒂（Venuti, 1995:20）把异化方法视为“一种对［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种族偏离性的压力，显示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异质性，把读者推到国外。”他说，“为了限制翻译的种族中心主义暴力”，这种方法“极为可取”；换言之，异化方法可以限制英语世界“暴力性”的文化价值观。异化策略也被韦努蒂称作“抵抗”（resistancy）（pp.305-306），是一种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意在通过突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并保护其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

韦努蒂在后来的一本书《翻译的丑闻》（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Venuti, 1998）中，继续坚持应采用异化策略（他也将其称为“少数化”［minoritizing］翻译），以形成一种多样化而且“异质性的话语”（Venuti, 1998:11）。他为少数化翻译提供的例子之一，是他自己翻译的19世纪意大利作家塔尔凯蒂（Ignitio Ugo Tarchetti）的作品（pp.13-20）。他的选材是少数化的，因为塔尔凯蒂是19世纪意大利一位不知名的作家，是一位住在米兰的波希米亚艺术家。他挑战了当时的文学体制，因为他用标准的托斯卡（Tuscan）方言写作实验性的小说和哥特（Gothic）小说，并挑战当时的伦理及政治价值观。就语言来说，韦努蒂的少数化或异化译文，故意保留异质性的成分，如当代美国俚语，目的在于使译者“显形”（visible），并使读者意识到他们读的是一部来自外国文化的作品的译本。韦努蒂举了框表9.1中的选段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方法。

框表9.1

［塔尔凯蒂的意大利语原文］Nel 1855, domiciliatomi a Pavia, m’era allo studio del disegno inuna scuola privata di quella città; e dopo alcuni mesi di soggiorno aveva stretto relazione con certo Federico M. che era professore di patologia e di clinica per l’insegnamento universitario, e che morì di apoplessia fulminante pochi mesi dopo che lo aveva conosciuto. Era un uomo amantissimo delle scienze, della sua in particolare—aveva virtù e doti di mente non comuni—senonché, come tutti gli anatomisti ed i clinici in genere, era scettico profondamente e inguaribilmente—lo era per convinzione, né io potei mai indurlo alle mie credenze, per quanto mi vi adoprassi nelle discussioni appassionate e calorose che avevamo ogni giorno a questo riguardo.

［韦努蒂的英语译文］In 1855, having taken up residence at Pavia, I devoted myself to the study of drawing at a private school in that city; and several months into my sojourn, I developed a close friendship with a certain Federico M., a professor of path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who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and died of severe apoplexy a few months after I became acquainted with him. He was very fond of the sciences and of his own in particular—he was gifted with extraordinary mental powers—except that, like all anatomists and doctors generally, he was profoundly and incurably skeptical. He was so by conviction, nor could I ever induce him to accept my beliefs, no matter how much I endeavored in the impassioned, heated discussions we had every day on this point.1

（Venuti, 1998:15）

在这段译文中，有许多韦努蒂认为是明显的异化因素，其中包括严格遵守原文的结构和句法（比如第一句中修饰成分的位置）、仿造词（把soggiorno译作sojourn, indurlo译作induce him）和古语结构（nor could I ever）。在其他段落中（见Venuti 1998:16-17），韦努蒂把古语（如scapegrace）和现代俗语（如con artist、funk）并用，并使用英国英语的拼写（如demeanour、offence），这样就可以用一种“异质性的话语”来刺激读者。

韦努蒂很高兴地注意到（Venuti, 1998:15），有些对该译文的评论，对他的“显形”翻译策略表示赞赏。不过，他也补充道（pp.18-19），有些评论因为该译文没有“归化”（套用他的话说）而对译文作了批评。

尽管韦努蒂大力倡导异化翻译，他也知道（Venuti, 1995:29）这个策略的一些矛盾之处，即这是一个主观而且相对的术语，仍然涉及一定的归化，因为原文进入目的语文化后，要依赖目的语文化中的主导价值，才能显现译文对原文的异化。不过，韦努蒂为异化的译文辩护：这些译文“［和归化译文一样］对外语文本的解释同样是有偏爱的，但这些译文倾向把这种偏爱展示出来，而不是隐藏起来。”（p.34）应该指出的重要一点是，韦努蒂在《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Vennti, 1995）的意大利语译本的绪言中，把归化和异化看作是“探索性概念……旨在促进思考与研究”，而不是对立的二元：“两种策略有一种非本质的可变性，因此只有在产生译文及译文发挥影响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对其加以定义。”根据韦努蒂的看法，这就意味着这两个术语的意思会随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改变；不过，有一点是不变的，即归化和异化都需要考虑译文在多大程度上将外语文本与译语语言文化同化，及在多大程度上显示该文本的差异性。这一问题早已引起了已故法国著名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的注意。

9.1.3 贝尔曼：翻译的“否定分析”

贝尔曼的主要理论著作为《经历异质：浪漫主义德国的文化与翻译》（L’ épreuve de l’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Allemagne romantique, Berman, 1984），英语版翻译为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1992)；该书发表于韦努蒂的著作之前，并影响了韦努蒂。韦努蒂最近还翻译了贝尔曼的一篇重要文章，题为《翻译与异质的考验》（’La traduction comme épreuve de l’étranger’, Venuti, 1985），英语译为“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收于Venuti, 2000中）。篇名中的experience变成了trials，这也许表明，韦努蒂希望通过彰显翻译对原文的挑战与考验，来考验读者。贝尔曼（Berman, 2000:284）在两个意义上称之为考验（trial）：

1．目的语文化经历外语文本与词汇的怪异时的考验；

2．外语文本被赶出原语语境时的考验。

贝尔曼对通过“顺化”（naturalization）的翻译（相当于韦努蒂后来提出的“归化”）策略来排除翻译中的异质性趋势，感到十分痛心。贝尔曼说（p.285）：“翻译行动恰当的伦理目标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异质性。”这种观点似乎对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产生了影响。不过，贝尔曼认为（p.286），译文中通常有一个“文本变形系统”，阻止异质性通过。他把对变形形式的分析称作“否定分析”（negative analytic）：

否定分析关心的是种族中心（ethnocentric）主义和兼并主义（annexatimist）的翻译，以及超文本（hypertextual）翻译（混合、模仿、改编及自由写作）。在这样的翻译中，变形力量被毫无节制地运用。

（Berman, 1985b/2000:286）

贝尔曼从事拉美小说和德国哲学的翻译，在他看来，译者自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受这些民族中心主义力量的影响，因为这些力量决定了“翻译的欲望”与译文的形式。他觉得（p.286），只有对译者的工作进行精神分析式的解析，使得译者知道这些力量，才能消除这些力量。他主要关注小说的翻译：

小说翻译的主要问题是尊重其无形的复逻辑（shapeless polylogic），并避免武断的同质化。

（Berman, 1985b/2000:287）

贝尔曼这句话指的是小说的语言多样性和创造性，以及翻译减少变化的倾向。他指出了12种“变形倾向”（deforming tendencies）（p.288）；

1．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主要影响句法结构，包括标点、句子结构和语序，还包括理性化的抽象性、用名词形式翻译动词，以及概括的倾向；

2．澄清（clarification）：包括明晰化（explicitation），这种倾向“致力于把原文中不愿意说清楚的事情说‘清楚’”（p.289）；

3．扩展（expansion）：和其他理论家一样（比如第四章讨论的维奈和达贝尔内），贝尔曼认为，译文常常比原文长，这种现象可归因于扰乱节奏的“空洞的”（empty）明晰化、超额翻译（overtranslation）及扁平化（flattening）；这些添加的成分唯一的作用是降低了作品“声音”的清晰度；

4．高贵化（ennoblement）：指有些译者改进原文，以更优美的风格加以重写的倾向；在贝尔曼看来（p.291），这么做的结果是，原文的口头语言和无形的复逻辑消失了；同样具有破坏效果的是，译文因为用通俗语言而过于“受欢迎”；

5．质的弱化（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用“声音不洪亮，或相应地缺乏‘意指’（signifying）或‘象似’（iconic）特征的”（p.291）目的语对等词，去替换原词或表达法。贝尔曼所说的“象似”或“象似性”，指的是形式和声音与意义有某种联系的词汇；他举的例子是“蝴蝶”（butterfly）及其他语言中对应的词汇；

6．量的弱化（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翻译中词汇变化的丧失；贝尔曼举的例子是一篇西班牙语原文，用了三个不同的“脸”（face）的近义词（semblante, rostro和cara），要是把三个词都译成“脸”就意味着译文有所损失；

7．节奏的破坏（destruction of rhythms）：尽管节奏在诗歌中更常见，在小说中依然很重要，可能遭词序和标点的变形所破坏；

8．内在意指网络的破坏（destruction of underlying networks of signification）：译者需要意识到整个文本中形成的词汇网络，这些词汇单独来看可能并不重要，但它们为文本增添了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意义，例子是一个拉美文本中论述型的后缀（jaulón, portón等）；

9．语言结构的破坏（destruction of linguistic patternings）：原文在句子构建和结构方面可能是有系统的，译文却倾向于“非系统”（asystematic）（p.293）；译者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技巧，如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澄清和扩展等，虽然使译文语言上更同质化，但也使其更加“不连贯”，因为原文的系统性被破坏了；

10．方言网络的破坏或奇异化（destruction of vernacular networks or their exoticization）：这一点与有些方言口语及书面语结构联系尤其密切，这些结构在小说背景设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上通过诸如斜体、将这些结构与语篇语境分离等方式，使这些结构显得很奇异，却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另外一种办法是，寻找一种目的语方言或俚语，这种方法却使异质性成分显得怪诞而荒唐（比较第八章中选自旁遮普语的实例研究）；

11．短语及习语的破坏（destruction of expressions and idioms）：贝尔曼认为，用目的语“等值词”（equivalent）替换习语或谚语的做法，是“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他说：“玩弄‘等值词’是对外语文本话语的侵袭。”（p.295）因此，康拉德作品中一个带有著名的疯人院名Bedlam的短语，不应用法国著名的疯人院名Charenton来翻译，因为这样译文便生成了一个法语文化参照物的网络；

12．语言叠加的抹杀（effacement of the superimposition of languages）：贝尔曼的这个短语是指，翻译消除原文中共存的不同语言的倾向，这些共存的语言形式可能是瓦尔-因克兰（Ramón María del Valle-Inclán）作品中半岛西班牙语和拉美西班牙语的混合、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Finnegan’s Wake）中显示的语言影响的扩散、不同的社会方言和个人习惯用法等等。贝尔曼（p.296）将此视为小说翻译中的“中心问题”。

与否定分析的“共相”（universals）相抗衡的，是贝尔曼所说的“肯定分析”（positive analytic）（pp.286, 296-297）。这是他提出的处理译文中异质性成分所需要的翻译类型，他将它叫做“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这里“直”的意思是：紧贴（文本的）语言；翻译时在语言上下工夫，一方面恢复作品特定的意指过程（这种过程不局限于意义），另一方面改造目的语。

（Berman, 1985b/2000:297）

贝尔曼的这个术语意思更加具体，与第二章中讨论的“直译”的常用意思明显不同。他对“直译”和“语言”（letter）的使用，以及他所指的“意指过程”，指向索绪尔式的视角，指向对目的语的积极改造。韦努蒂也讨论了“直译”这个概念，把语言解释成“目的语中一系列的意指可能”。

贝尔曼这部著作选取了许多现有翻译的例子，将哲学思想与翻译策略联系起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他对目的语语言“变形”（deformation）所显示出来的翻译伦理的讨论，与早期有关文学翻译的论述尤有关联，也是对早期理论的重要补充。不过，尽管贝尔曼对译文中的异质性成分极为关注，韦努蒂的理论（见9.4）却吸引更多注意力和积极的反应。下面几个小节分析韦努蒂对社会文化语境各个方面（译者、出版商和评论者）的讨论，包括他的“行动号召”（call to action）。我们把分析与从参与者本人角度所作的观察关联起来，先从文学译者开始。

9.2 译者关于自己工作的叙述

尽管图里（Toury, 1995:65，也见本书第七章）警告说，需要特别小心对待翻译过程中参与者所作的明确的译评，因为这样的叙述可能带有偏见，至多只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方法，最差则至少表明了译者觉得自己应该怎么译。本节仅分析拉美小说英语译者的叙述，但讨论的观点和主张在其他许多译者的译评中也具有代表性。

韦努蒂的“行动号召”（Veneuti, 1995:307-313）要求译者采取“显形”和“异化”策略，可能是为了回应一些当代译者，他们常用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些古老而模糊的翻译术语为自己辩护；比如拉巴萨（Gregory Rabassa）讨论了文学翻译相对来说对“精确”和“顺畅”的迫切需要（Hoeksema, 1978:12）。译者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凭直觉工作的，必须聆听自己的“耳朵”（Rabassa, 1984:35; Felstiner, 1980:81）。与此类似，萨巴东（Ernesto R. Sábato）、阿连德（Isabel Allende）与埃斯基韦尔（Laura Esquivel）的译者佩登（Margaret Sayers Peden）（Peden, 1987:9），也聆听原文的“声音”（voice）。她把这种聆听称作“交流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吟咏诗歌的方式”，而且这种聆听决定了“所有韵律、声调、词汇和句法的选择”（p.9）。费尔斯蒂那翻译了聂鲁达有关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的经典诗作，甚至聆听聂鲁达朗读自己的诗，看看重读和重音在什么地方（Felstiner, 1980:51）。

译者大多“隐形”，以至于相对来说，很少有人把自己实践的细节写下来。当代拉美西班牙语文学译者写的两部重要的长篇著作是，费尔斯蒂那（John Felstiner）的《翻译聂鲁达：通向马丘比丘》（Translating Neruda: The Way to Macchu Picchu, Felstiner, 1980），以及莱文（Suzanne Jill Levine）的《颠覆的抄写员：翻译拉美小说》（The Subversive Scribe: Translating Latin American Fiction, Levine, 1991）。费尔斯蒂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新诗歌一旦定稿”，翻译时投入的工作就隐形了。这些工作包括译者本人的背景知识和研究，以及整个表达的过程。至于翻译的过程，英国翻译家彼得·布什（Bush, 1997:129）描述了他是如何每次都译出六七个译稿，布什是英国文学翻译研究中心的主任，主持该中心目前进行的收集译者译稿和手稿的档案工作，以便将来研究其翻译或写作过程。

费尔斯蒂那描述了他深深浸润于原作者著作及文化的情况，包括到马丘比丘参观，并在那里朗读聂鲁达的诗歌，他的叙述也很有意思。不过，他仍然使用陈旧的术语来描述“翻译的双重要求”：即“原文的实质内容必须传达，语言本身听起来必须是准确的。”（Felstiner, 1980:24）“传达实质内容”和“听起来真实”这样的说法，是第二章所讨论的早期翻译理论研究方法的典型术语。

另一方面，莱文（Levine, 1991:xi）把自己看作是古巴作家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方特的“翻译—合作者”，是一名“颠覆的抄写员”，“破坏”原文的形式，但用新形式复制意思（p.7）。在翻译过程中，莱文有时会创作出完全不同的一段文字，充分发挥英语双关语的作用，把拉美文化和英美文化混合在一起，出乎读者的意料。她举了一个选自因方特的《三只惨老虎》（Tres tristes tigres）中的例子（p.15）。她把《关塔那摩的姑娘》这首歌的第一行“Yo soy un hombre sincero”翻译成了“I am a man without a zero”［我是一个没有零的人］，利用了词汇的发音（sincero的意思是sincere［真诚的］，但发音与意思为without a zero［没有零］的sin cero完全一样）；她（p.23）还杜撰了诙谐的书名和作者名（如I. P. Daley的《黄河》［Yellow River］，和(H)ugo First的《跌落悬崖》［Off the Cliff］），来替代西班牙语原文中的一个名单。这种方法对整个段落进行改动，滤去异质性成分，以符合目的语文化的期待，看起来是一种非常归化的方法。可是，英语中“刺耳”的语言效果，与拉美背景并置，也可能造成一种“异化”的阅读。莱文以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观点看待译者的工作。对她来说，翻译的语言在意识形态上也起作用：

翻译应该是一种批评行为……产生疑问，对读者提出问题，还原原文本意识形态的语境。

（Levine, 1991:3）

对于出版过程的不公正，译者们抱怨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托马斯·赫克西玛（Hoeksema, 1978:13-14）对译评家这样的“翻译警察”和“挑毛病”的学者们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些人专注于译文中微观层面的错误，忽略了整部书的文学价值。布什把文学译者的专业水平定位为读者、研究者和作家，他也指出（Bush, 1997:127）文学翻译是一种经济活动，是“多种关系中的现金联结点”，是“一种原创性的主观活动，处于复杂的社会及文化实践网络的中心”。下一小节讨论的就是这种网络。

9.3 出版行业的权力网络

韦努蒂（Venuti, 1992:1-3; 1998:31-36）描述并哀叹了译者的典型命运。译者为了挣得往往不多的固定费用，常常一份合同接着一份合同地翻译；出版商（而不是译者）发起大部分的翻译活动，而且通常力图把翻译成本降到最低。正像韦努蒂展示的那样（Venuti, 1995:9-10），出版商通常不愿意给译者版权或版税。韦努蒂对此感到痛惜，认为这是出版行业的另一种压迫，但由于译者在整个网络中非常软弱，这种压迫并不罕见。彼得·福西特（Fawcett, 1995:189）把这个复杂的网络描述为一种“强权行为”，最终产品主要由编辑和文字编辑决定，这种行为通常导致了归化翻译。与出版商的访谈证明，编辑的外语常常并不流利，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译文在目的语中应该“易读”（Munday, 1997:170）。

有的时候，这种强权行为也许导致原文作者完全被排除在翻译过程之外。库黑瓦扎克（Kuhiwczak, 1990）记录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The Joke）所经历的戏剧性的命运。该书的第一位英语译者和编辑合作，为了使故事更清晰，便于读者阅读，决定把原文中故意混乱的时间顺序梳解开来。昆德拉非常震惊，利用自己的主导地位，要求有一个新的译本。韦努蒂（Venuti, 1998:6）对昆德拉扮演的角色，包括利用了以前译者的工作却没有致谢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声称“昆德拉不想承认翻译必须协调语言与文化差异”。

另一个关键的参与者是作者的代理人。实际上有关代理人在翻译中的作用，极少有人撰文分析过（尽管在文学翻译会议上有过不少讨论）。代理人代表多个作家，从作家的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他们把原文提供给有意向的目的语出版社，出版社然后再联系自己喜欢的译者。

对许多用其他语言写作的作家来说，成功与否，要看作品是不是被翻译成了英语。实际上，编辑和出版商手中最大的权力在于，可以决定译还是不译一部作品。根据韦努蒂（Venuti, 1998:48）的研究，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倾向于选择易于被目的语同化的作品。翻译书籍在两国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出版书籍的总数中只占大约2.5％到3％（Venuti, 1995:12-17）。而在诸如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翻译书籍所占的不仅要高得多，而且多数还译自英语（p.14）；韦努蒂把这种失衡现象看作是英美出版业和文化霸权的又一例证。英美的出版业和文化目光褊狭，而且拒绝接受异质文化，但对自己的作品牢牢占领其他国家市场却感到非常高兴。在《翻译再思：话语、主体性、意识形态》（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Venuti, 1992）一书的绪论中，韦努蒂用谴责性的话语说到了这一点：

可以说，在造就自大的单语而文化视野狭隘的读者的过程中，英美出版业起了推动作用，同时还因为成功地将英美文化价值观强加给数量可观的外国读者，获取了经济利益。

（Venuti, 1992:6）

市场力量加强甚至决定了这些趋势。因此，英国或美国的文学翻译，第一次的印数很少超过5,000册（Venuti, 1995:12）。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英语译文必须依赖像英国文化委员会这样的文化机构资助出版（Hale, 1997:193）。

9.4 关于韦努蒂理论的讨论

韦努蒂对英美出版霸权的分析看上去和后殖民世界的权力关系（见第八章）有联系，但他的分析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些翻译理论家还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比如，见Hermans, 1999:1-3的批评）。皮姆（Pym, 1996）对韦努蒂所说的数字表示了异议，他注意到，尽管英国和美国出版的翻译书籍所占比例看上去很低，但这一比例所代表的书籍的数量却很大，而且随着出版物总数增加，翻译书籍的数量也增加了。

尽管皮姆对韦努蒂的态度不无嘲讽，他还是提出了许多大有关联的问题，包括：

1．如果译者拒绝流畅地翻译，译文真的会改变吗（Pym, 1996:166）？皮姆注意到（p.174），韦努蒂的“行动号召”，对译者不断显形的要求，他本人身兼译者及理论家，正好体现了这些现象。虽然皮姆怀疑其他译者采取这种立场是否也会成功，但确实有这样的译者，比如佩韦尔（Richard Pevear）和沃洛克洪斯基（Larissa Volokhonsky）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新的英语译本，采用了非流畅翻译的策略就获得好评（见Venuti, 1997:313）；

2．尽管韦努蒂主要讨论的是翻译成英语的译文，在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译文中，倾向于“流畅”（或“归化”）的翻译策略也存在。皮姆（p.170）并以巴西、西班牙和法国为例；这似乎表明，目前翻译通常都是归化的，与原语和目的语文化的相对权力无关；

3．皮姆还质疑韦努蒂的“抵抗”策略是否可验证，他把这种策略归因于图里的容忍干扰法则（见第七章），而“流畅”（“不容忍干扰”）则经常出现在译文中；因此他指出（p.171），这种现象发生在英美的翻译中，不足为奇。

不过，皮姆也承认（p.170），韦努蒂“的确使我们能够把译者当作政治情境中真实的人加以讨论，探讨翻译政策数量的一面，探讨有可能把译者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的伦理标准”。把翻译和政治及意识形态目的联系起来的做法，第八章已经作了讨论。社会文化语境图里也提到过（见第七章），但韦努蒂做了更深入的调查，并把社会文化语境与具体的翻译策略联系了起来。

韦努蒂并没有为译文分析提供一套具体的方法，他所作的数量繁多的实例分析包含了一系列的方法，包括讨论译者前言以及分析原文—译文对照选段，以评估特定语境和文化中主导的翻译策略。不过，韦努蒂所说的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译者的隐形以及出版商和译者之间的相对权力的论证基础，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加以调查：

● 对比原文和译文的语言，寻找异化和归化策略的痕迹；

● 访问译者，询问他们采取了什么策略，并／或研究他们有关自己手头工作的叙述、他们与作者的通信，如果可能的话，研究一部译文的各阶段的初稿；

● 访问出版商、编辑和文学代理人，看他们出版译文的目标是什么，决定翻译什么书时他们是如何选择的，对译者的要求是什么；

● 观察有多少本书被翻译并销售出去，哪些书被选中，译成什么语言，选材趋势随时间变化有什么改变；

● 考察翻译合同，以及译者在最终的产品中“显形”程度如何；

● 看有关译文的情况到底有多么“显形”，观察文本的装帧，看一看译者的名字在书名页上是否出现、版权如何分配及译者的前言等；

● 分析对译文、作者和历史时期的评论。目的是看一看怎样提到译者（译者“显形”吗？），在特定时间特定文化中，评论者（以及文学“精英”）以怎样的标准评价译文。

本章剩余部分将更仔细地对评论进行分析。

9.5 翻译的接受和评论

梅格·布朗（Meg H. Brown）曾对20世纪80年代西德出版的拉美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清楚地揭示了出版行业的运作与某一特定译文的接受之间的联系（M. H. Brown, 1994）。她强调说（p.58），评论在向公众介绍新出版的书籍，以及为读者阅读作准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布朗采用了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的一些观点，包括分析作品怎样符合、挑战读者的美学“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怎样使这种“期待视野”落空。“期待视野”是汉斯·罗伯特·尧斯使用的一个术语（Jauss, 1982:24），指的是读者对作品所属类型或系列的总体期待（风格、形式和内容等）。

要对接受加以分析，一个办法就是考察对一部作品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代表了对作者及文本的“众多反应”（M. H. Brown, 1994:7），而且形成了詹姆斯·S. 霍姆斯“翻译学结构图”（见第一章）中翻译批评的一个分支。要了解一个文化对译文本身的态度，评论还是有用的信息来源。正像我们在9.1.2中看到的那样，韦努蒂（Venuti, 1998:18-20）利用文学评论，评估他异化翻译的塔尔凯蒂的作品接受情况如何。韦努蒂明确引用了批评他译文的评论，因为这样的评论效果“刺耳”。这与韦努蒂的观察（Venuti, 1995:2-5）是一致的。根据韦努蒂的观察，大多数英语评论都喜欢“流畅”的译文，这样的译文用常用的现代标准英语译成，“自然”而“地道”。

在韦努蒂看来，这种高度关注流畅性、却很少讨论译文的现象，是译者的作用被贬斥、直至“隐形”的最明显的标志。人们通常把译文当作最初用目的语写成的作品来读，译者的贡献被完全忽视了。评论不关注翻译的过程，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无论何时，只要出版商要求对评论进行删节，最先被删掉的通常都是有关翻译的评论。”这是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库弗注意到的一个原因，罗纳德·克里斯特在其文章中（Christ, 1982:17）引用过。许多评论者没有能力对比原文与译文（p:21），只能仅仅对个别词汇加以评论。克里斯特的文章是少数深入讨论与翻译相关问题的文章之一，另一篇这样的文章于1990年面世，由卡罗尔·梅尔撰写，她从整体上对分析拉美文学评论，而且分析得更深入，指出北美的批评者减少了译文的异质性，方法是“几乎只关心作品在英语中的地位，将译文比作北美文学中‘人们熟知的’的作品，评价作品的易读性。”（p.19）她认为翻译批评大体来说还“不成熟”（p.20），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把翻译理论和批评的贡献融入评论的实践中去”。

对翻译评论的分析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对于这一课题还要做更多的工作。采用尧斯的分析方法（Jauss, 1982），对评论的分析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共时分析可以是对有关一部作品的一系列评论进行分析；历时分析可以分析有关一位作家创作的或报纸刊登的多部书在一个更长时间内的评论。拙文（Munday, 1998）把两种方法结合了起来，先共时地分析了一部作品《奇怪的朝圣者》（Strange Pilgrims）的接受情况，然后描述了英语世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接受的演变。下面的实例分析就是该文共时分析的一部分。

个案研究

本个案研究集中分析一本书的英语译文，来探讨本章讨论的许多话题。这本书是哥伦比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奇怪的朝圣者》（Doce cuentos peregrinos），1992年分别由马德里的蒙达多利西班牙出版社（Mondadori España）和波哥大的奥维亚内格拉出版社（Oveja Negra）用西班牙语出版。该书的英语译本Strange Pilgrims（《奇怪的朝圣者》）是由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翻译的，于1993年由纽约的阿尔弗莱德·克诺普夫出版社（Alfred Knopf）和伦敦的乔纳森凯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出版，当时出的是精装本。两家出版社都在版权页上标上了兰登书屋。本实例分析中的相关问题是：

● 译者在评论中显形程度如何？

● 英语评论者对译者的评价怎样？

● 这些评论是否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功应归功于韦努蒂所说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归化”（ethnocentric domestication）及“暴力”（violence）？

翻译评论显示，英国和美国对《奇怪的朝圣者》一书的接受迥然不同。在美国，各篇评论用的都是吹捧的语调；评论者这么做，也可能是因为推销这本书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出版业的《书单》（Booklist）2上提前发表的评论，竟然会说：“本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很精彩。”各日报和周刊也同样热情洋溢：《时代》杂志（Time）3从书中看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出色的密写作，令人着迷”；《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4认为书中的大部分故事“毫无疑问”都是杰作。

各篇评论几乎忽略了本书是一部译作这一事实，这印证了韦努蒂有关译者隐形的观点。《书单》、《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5和《时代》周刊根本就没有提到，本书是翻译过来的。《纽约书评》有一小段表扬的话：“格罗斯曼出色的翻译为各个故事增色不少。”最后这篇评论更为详细，概括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地位。该评论还试图分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风格，但正是在这一部分，没有提到该书是译作这一重要事实。评论者贝利（Bayley）选取的例子是一个“典型的马尔克斯式的句子”，是《福布斯小姐快乐的夏天》（Miss Forbes’s Summer of Happiness）中的第一句话：“When we came back to the house in the afternoon, we found an enormous sea serpent nailed by the neck to the door frame.”［我们下午回到家，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海蛇，脖子钉在门框上。］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写的完整句子，因为原文的句子比这个句子长一些，译者将其分成几句，并调整了状态修饰词的位置。评论者对这句话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尽管译者的身份被掩盖了，但她的词句却被看成了原文作者的词句。

贝利还试图把加西亚·马尔克斯融入欧洲和美国的标准文学文化，把他“对细节的敏感”与卡夫卡和昆德拉相比较，认为这种相似性表明，“魔幻现实主义不仅已经渗透到整个欧洲，而且与之相似的一种文学观念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欧洲和美洲文学精神的一部分。”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拉美作家最近对欧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魔幻现实主义也许是当代“文学精神”的核心，这样拉美作家的贡献就来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对拉美作家文学成就的侵占，从美国企鹅出版社简装版的书皮上也可看出来。不难预料，书背面封皮上印着热情的夸赞之辞，结尾一句是：“《奇怪的朝圣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写作魔术师在叙述魔术方面的一个胜利。”选用的物主代词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国籍和身份已被纳入我们的总体文学传统之内。故事的主题被归纳为“拉美人物在欧洲的漂泊”，暗示了拉美的被动性；英国简装版的书皮则将人物描述得更积极一些：“拉美人在欧洲超现实的游荡。”

英国对该译文的评论不像美国的评论那样吹捧。《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6上的一篇文章批评加西亚·马尔克斯“迎合大众”，因为“故事大部分都很流畅，太易于理解，情绪化，焦点不集中。”《独立报》（the Independent）7认为这些故事整体上很“琐碎”、“矫揉造作”、“怪异”，而且“令人失望”。

《独立报》上这篇评论的作者霍斯皮特尔（Turner Hospital）对作者和译者都进行了批评，认为作者的文字毫无情趣，译者“使用的代词有时意思含混，比较混乱”。最直接的问题是，评论者有什么资格对语言作这样的评判？霍斯皮特尔讨论了“小说中的隐喻和失去平衡的抒情体”，指的大概是她所读的英译文。“失去平衡的抒情体”也表明，这位评论者自己对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一种模式化的看法，《奇怪的朝圣者》不符合这种看法，因此她感到失望。她的期待视野落了空；“使用的代词有时意思含混，比较混乱”这种批评则显得很怪异，因为代词的效果是增强衔接，避免潜在的含混；这进一步表明，译者和评论者在讨论中关注的问题有所不同，译者很难在这样的讨论中胜出。

这些评论显示，尽管译者的角色不是“隐形”的，但也很少受到重视；对译者的评论通常只是片言只语，比较肤浅。这与克里斯特及梅尔的观察，以及韦努蒂的所举的例子是一致的。多数译文的确是被当作用英语写成的作品来阅读的（与译者们，比如第二章提到的德莱顿，所列出的成功译文的秘诀作比较）。译本的推销用语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这种印象。还有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整体形象和他的语言，可能遭受了某种形式的侵占或归化，在美国尤为如此。

个案研究讨论

实例分析考察了围绕译者的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该分析表明，对一系列评论的研究在方法上比较直接，而且可以显示某一个文学“精英”阶层对翻译的看法。韦努蒂的译者隐形和英美文化霸权理论，在该分析中似乎得到了证明。

不过，这种研究还有待完善，需要把上两章介绍的理论加进来。因此，仔细分析原文和译文分析，我们可以了解格罗斯曼采用了什么翻译策略；也可以采访出版商和翻译过程的其他参与者；比较自己的研究结果与有关其他书的评论。再者，对一个文本的接受显然不只体现于评论者的看法，而是体现于多个机构和文化语境下许多读者的看法。而且，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探究翻译的文化特性，不能仅限于对一个文本文学接受的分析。翻译的文化特性还体现在，翻译处于一个由政治及意识形态关系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

小结

本章集中探讨了翻译策略及文学译者的地位问题，关键术语是韦努蒂的“隐形”。这一术语是指在英美文化中，出版策略和对消除了异质性痕迹的流畅译文的偏爱，使异质性隐形。韦努蒂讨论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他赞成“异化”这种策略，即要抵抗在出版商和评论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带有暴力性的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对韦努蒂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贝尔曼也认为，需要一种允许读者在目标文化中体验异质性的翻译策略。我们还讨论了翻译过程的其他参与者：常常用模糊的术语描述自己工作的译者、在全世界推动市场力量同时又被市场力量驱动的出版商、代表了一种对译文反应的评论者。

韦努蒂和贝尔曼的著作都和第八章讨论的那些文化研究理论家，以及下一章将要分析的哲学研究方法大有联系。下一章将着重讨论异质性的概念及其与原文在语言、阐释和伦理方面的联系。

补充读物

关于韦努蒂理论所受的影响，见施莱尔马赫（Schleimacher, 1813/1992）以及下一章中有关翻译与哲学的参考书。要进一步了解贝尔曼的理论，见贝尔曼（Berman, 1985/1999; 1995）。要了解其他译者对自己工作的描述，见弗劳利（Frawley, 1984）、沃伦（Warren, ed., 1989）、布什（Bush, 1997）以及奥雷罗和塞杰（Orero & Sager, 1997）。关于出版行业，请读黑尔（Hale, 1997）。有关接受理论，见尧斯（Jauss, 1982）和霍勒布（Holub, 1984）；有关对译文的接受，包括评论，见布朗（M. H. Brown, 1994）和加迪斯·罗斯（Gaddis Rose, 1997）。

研讨要点

1．把一个短篇文学文本（可以是9.1.2中塔尔凯蒂作品的节选）译成你的目的语。先用归化策略翻译，然后用异化策略翻译。译文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2．阅读韦努蒂对异化和归化策略的描述，研究一下对这两个术语的批评。韦努蒂声称这两个概念不是对立的二元，你同意吗？作为“启发性的研究工具”，这两个术语的用处有多大？

3．考察译文在你自己的文化中“显形”程度如何。你的发现与韦努蒂的分析一致吗？韦努蒂称：“任何使译文显形的努力都必然是一政治姿态。”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种观点？

4．仔细阅读贝尔曼有关否定分析的叙述，并以之分析一个文学文本。贝尔曼所分的各个类别中，哪一类在你的分析中最重要？有你认为有需要解释的其他现象吗？

5．图里认为译者关于自己活动的叙述不可靠。读一读费尔斯蒂那和莱文的著作，和韦努蒂对自己译文的描述。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图里的看法。

6．你对“耳朵”和“声音”是怎么理解的？有没有可能（甚至说，应不应该）用我们在第三至六章中讨论的术语来考察文学翻译？

7．把本章实例分析的结果与你自己阅读的报纸或文学杂志上有关一部译作、一位作家的评论或一系列评论相比较。译者在这些评论中的“显形”程度如何？

8．梅尔呼吁把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结合起来。把你自己的翻译批评模式串起来，加入（选自本章或前几章的）理论成分，然后用自己的模式评论一篇译文。看这种模式有否成功？

（韩子满 译）

10 翻译的哲学理论

主要概念

● 阐释学（hermeneutics）（关于意义阐释的理论），与德国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

● 乔治·斯坦纳的阐释步骤：翻译的四项行动；

● 庞德：语言的能量，利用古语来颠覆时代的文艺诗学，一种早期的异化；

● 本雅明：逐行翻译中的“纯”语言；

● 德里达：解构并颠覆翻译理论的语言学基本假设。

主要文献

Benjamin, W. (1969/2000)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translated by H. Zohn, in L. Venuti (ed.) (2000), pp.15-25.

Derrida, J. (1985) “Des tours de Babel”, in J. F. Graham (ed.), French original pp.209-248;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same volume by J. F. Graham, pp.165-207.

Derrida, J. (forthcoming)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L. Venuti, Critical Inquiry.

Graham, J. F. (ed.) (1985)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und, E. (1918/2000) “Guido’s relations”, in L. Venuti (ed.) (2000),

pp.26-33.

Steiner, G. (1975, 3rd edition 1998)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London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0 引言

本书至此已分别从文学、语言和文化等方面考察了翻译的理论问题。本章将视角转到翻译的现代哲学方法方面，以考察它们是如何探究翻译（通常是文学翻译）的本质问题。本章选用的材料取决于它们在20世纪后半叶所产生的影响，同时还涉及部分其他传统学者的论述，这批学者分别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巴西食人论者（第八章）以及韦努蒂和贝尔曼（Antoine Berman）（第九章）等。

本章将考察翻译与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讨论乔治·斯坦纳的阐释步骤（10.1）、庞德的能量化语言观（10.2）、本雅明的翻译“纯语言”观，以及德里达和解构主义运动与翻译的相关性（10.4）。补充读物部分还推荐其他一些相关的读物，以拓展本章的内容，或从别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10.1 斯坦纳的阐释步骤

阐释派运动的源头可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者如施莱尔马赫（见第二章）和20世纪的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其中斯坦纳的巨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 G. Steiner, 1975）对翻译的阐释学发展作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在该书中斯坦纳将阐释学方法（hermeneutic approach）界定如下：“考察如何‘理解’一篇口头或书面言语，并试图以一种普遍的意义模式来审视这一过程。”

《通天塔之后》1975年初版，1992、1998年再版，被视为“自18世纪以来首部系统地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过程的著作”。斯坦纳最初关注的是译者的心理和知识对大脑的作用，后来他又深入探讨了翻译过程背后的意义与理解问题。当他重新回到翻译的“理论”（通常加上了引号）问题时，他是这样勾勒自己侧重于阐释学的“总体化”（totalizing）模式的：

一种翻译“理论”，一种语义的转换“理论”，必须具备如下一种意义：要么它是意图明确，侧重于阐释，并标出一套操作模式，以供所有的意义转换、所有的语义交流（包括雅各布森所谓的符际翻译，即“变形”）之用；要么它只是这一模式中的某个从属部分，特指涉及语际转换与不同语言间有意义的信息的释放和接受……这套“整体化”模式颇具启迪意义，就在于所有的表意过程和阐释性接受都牵涉到翻译，无论是语内的还是语际的。

（Steiner, 1998:293-294）

斯坦纳对翻译的阐释学描述，或称“就意义的探究和对意义挪用性的转换”（p.312），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翻译并非一门科学，而是“一门严谨的艺术”，“极其精确但缺乏系统”（p.311）。阐释步骤（hermeneutic motion）构成了斯坦纳描述的核心（pp.314-335），它共分四个部分：（1）起始阶段的信任（initiative trust）；（2）攻占（aggression），或插入（penetration）；（3）吸纳（incorporation），或具体化（embodiment）；（4）补偿（compensation），或复原（restitution）。各步骤的要点如下：

1．起始阶段的信任（pp.312—313）：译者的首项行动便是“一项信念的投入”，这一信念和信任就在于认为原文中的某些东西是可以理解的，斯坦纳将此视作人类以象征的方式去认识世界的集中体现。就翻译而言，译者将原文看作是代表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这些连贯的“东西”是可以翻译的。基于这一原因，斯坦纳认为胡编的歌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是无法翻译的，就在于它们不能传意，或者根本不试图传达任何意义。”斯坦纳所描述的这种观念又隐含着双重危机：

● 这里的“某些东西”也可能演变成“一切东西”，这正如中世纪的翻译家和圣经注释者，他们时常沉浸于神圣旨意之中，又处处受到束缚；

● 它也可能“空无一物”，因为意义和形式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同时也是无法翻译的。

2．攻占（pp.313-314）：这是一项兼具“进攻性、强索性与侵略性”的行径。斯坦纳所持的这种“挪用性”与“暴力性”的理解观，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寻得理论依据的。根据圣哲罗姆的描述，译者将原文俘虏过来，然后满载而归（见第二章）。斯坦纳在此沿用了一个隐喻性说法，将译者征服原文和提取意义比作一个露天矿区——“译者侵入、提取，然后满载而归；其相似点就在于将露天矿区比作给地表留下一个大伤疤。”（p.314）斯坦纳认为某些文本和文类“已让翻译给耗个精空”，有些作品的翻译却堪称佳作，人们至今肯读那些译文（斯坦纳例举了里尔克翻译的拉贝［Louise Labé］的十四行诗）。

斯坦纳有时描述的侵犯活动，还包含了“插入”（pp.314, 319）行为，这点在本章第一节第一点将会交代。该隐喻曾遭到女性主义者猛烈地抨击，他们主要指责它的暴力色彩和男性中心的性意象。

3．吸纳（pp.314—316）：这是斯坦纳阐释学的第三步。它指的是原文意义，经译者在第二步提取后，随即被带入目的语，这种语言早已充满它自己的语汇和意义，接着就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同化。斯坦纳将下列两类极端视为“彻底归化”——一是目标文本在目的语经典中完全取得了地位，或是“永远保持陌生和边缘的地位”。斯坦纳论述的核心（p.315）就在于：外来文本意义的输入，“可能会扰乱或重新组织整个母语结构”。他又通过隐喻的方式指明了两种前景，也就是这一过程将以如下方式发挥效应，或有如“领受圣餐”（sacramental intake），或有如“病菌感染”（infection）。换言之，目标文化一则吸纳了外来文本并使自身得以增富，或者是受到感染并最终拒斥它。作为后者的一个实例，斯坦纳提到了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模式引发的感染，这类模式曾经遭到过欧洲浪漫派的抵制。这种在文学系统中谋求地位的斗争，又类似于多元系统论者如伊万-佐哈等人所描述的观念（见第七章）。

这场争斗，即“辩证的体现”（dialectic of embodiment），同样在译者个人身上会有所反映：

这种辩证的体现使我们存在被消耗的可能。这种辩证性可能体现于个人的感触阶段。翻译行为增强了我们的手段；我们让那可供选择的能量和情感的源泉得以具体化。我们也可能为自己输入的东西所奴役，或弄得残缺不全。

（Steiner, 1998:315）

因此，正如一种文化在输入某些翻译文本后会失却平衡，译者的精力也会给翻译耗尽，它耗尽的将是创作作品时所需要的创造力。斯坦纳认为这种失衡根源于一种“危险的、不完整的”阐释步骤（p.316）。平衡只有通过补偿，即第四步方能得以恢复。

4．补偿（pp.316-319）或“实施互让互惠”（enactment of reciprocity），此乃“翻译行当和翻译品行的头等要事”。斯坦纳描述了那种侵略性挪用和对原文意义的合并，“导致原文留下一丝带有辩证意味的残余，它有如谜一般，让人百思不得其解。”（p.316）说它是辩证的，就在于这种“残余”充满了积极的意义，尽管它对原文已造成了损失；斯坦纳却认为原文因翻译行为得到了“加强”，只要确定原作值得翻译，加强（enhancement）就会立刻出现，随后向另一种文化的转化过程，又使原文得以拓宽和扩展；原文随即与相应的译文（或数种译文）进入一张复杂的关系网，形象地说，就是“回声”与“镜子”的关系（p.317），所有这些一同丰富了原文。例如，即便一篇译文“只是部分的充分”（partly adequate）（斯坦纳在非技术意义上使用了“充分”一词），原文仍然得到了提高。因为它的那些“排斥性活力”（resistant vitalities）以及“难以理喻的特质核心”，在译文的比照下得到了彰显。

失衡（imbalance）是由于“原文的能量外溢，而译文却注入，改变了原文和译文，改变整个系统的和谐。”（pp.317-318）当目标文本的能量小于原文时，目标文本会使原文的长处“更加确然可见”；当目标文本的能量大于原文，这反而“说明原文具有某种潜能，即能量储备，只是尚未能自动释放出来。”（p.318）这种失衡需要加以补偿，以恢复均衡（equity）。斯坦纳认为均衡这一要求为“忠实”（fidelity）这个概念提供了真实的、“合乎伦理的”（ethical）意义：

译者既是阐释者，又是读者，当他怀着特定的目的来理解文本时，便破坏了各种力量的均衡。只有当他试图恢复这种能量的平衡时，才算是忠实于他的文本，才能使他作出负责的反应。

（Steiner, 1998:318；着重符为作者所加）

这种流动的、富有道德，又保持着均衡的“信任的阐释”（hermeneutic of trust）（p.319），斯坦纳对它信心十足，这样就可以使得翻译理论免受那种“无效的三角模式”（直译、意译和忠实）的束缚。正如第二章见到的，这种三角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翻译理论的标识。

在讨论阐释步骤一章的余下篇幅中，斯坦纳结合具体的语境详细讨论了文学翻译的实例。他特意列举了一些成功的翻译，其中就有昂特迈耶（Jean Starr Untermeyer）与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英文合译本《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ergil）。该译本在斯坦纳看来，“许多方面早已成为原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整合英语与德语的“元句法”（meta-syntax）方面，英译本紧扣德语原文，斯坦纳看到了一种“平行间”（interlinear）文本，“贴近于诗人梦寐以求的那种绝对的个人语言”（p.338）。同样还有荷尔德林翻译品达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正是那种“文本的字里行间，一种介乎古奥与现代、希腊语与德语的中间地带”，深深地吸引着斯坦纳，并赢得了他的赞誉（p.341）。在此，斯坦纳将自己与早年的翻译理论区分开来，当年他总是惯以嘲笑逐字翻译或直译。而今斯坦纳的重心却落在了词语上——“词是能够加以限定，也可打碎开来，以凸显出其中的有机奇妙处”（p.347）。

斯坦纳意识到真正的理解和翻译，往往出现在语言间相互扩散之处，于是那种挣脱自我的本领就成了关键。他说（p.378）：“这种自我巧妙地潜入他者的体内，就成了译者的艺术中最后的秘密。”他还顺带提到了庞德的中文翻译。庞德从中文来翻译，却对该语言不甚了解，斯坦纳（pp.379—380）反而将此视作一大优势。因为对原文及其文化的生疏，使得译者在翻译时不会先入为主，又可避免相互接触时可能造成的麻烦。这也许是斯坦纳讨论的关键，与本章涉及的其他讨论翻译的哲学著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译者对某种语言及文化的“熟悉”程度，在本质上是含糊的，同时又是辩证的。其决定条件是选择性契合（elective affinity）和排斥性差异（resistant difference）。

（Steiner, 1998:381）

对于斯坦纳而言，差异问题亦即是德里达著述中提及的核心问题（见10.4），它将以两种方式呈现：译者对外语体验有别于对母语的体验；每组语言——原语和目的语——彼此间相互区别，同时也将其生动有趣的差异性强加给译者和社会。译者无时无刻都可能有这样的经历：

体验差异，感受那典型的排斥和产生差异的“实质”，就是在对本体做重新体验。

（Steiner, 1998:381）

这种在语言和文化上体验的排斥性差异（resistant difference），会使原文变得密不可透。不过斯坦纳还是认为这种不可渗透性为“选择性契合”（elective affinity）所超越（p.398）。这种情况多出现在译者与文本间意气相投之际。此刻译者为该文本所吸引，并视自己为文本的一部分。当排斥性差异与选择性契合同时在场，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拆解的张力，由此吸引着译者，同时也排斥着译者，这种张力往往在好的翻译中最能体现：

好的翻译……可以界定为：其不可渗透性与进入的辩证关系，其难以驾御的陌生味与体验“在家感”（at-homeness）的辩证关系，悬而未决，但极富表现力。抗阻与契合间的张力，催生了伟大译作中具有解释性的陌生感；这种张力与两种语言间和历史社团间的亲疏程度直接相关。

（Steiner, 1998:413）

因此，根据斯坦纳的观点，两种相距甚远的文化和语言间的翻译是“无足轻重的”（p.413），因为伟大译作中得以自我流露的张力遭削弱了。

10.1.1 关于斯坦纳的讨论

斯坦纳的著作自出版以来，25年间不断地重新修订和再版，足证该书的声誉。该书援引的参考文献甚丰，并广向非专业人士介绍翻译理论，早已成为一部巨著，尽管今天看来，它在许多方面业已成为当代翻译理论的边缘。不过仍能从许多现代翻译理论家，如贝尔曼和韦努蒂等人身上见到其影响（见第九章），他们二人均强调将外来文化输入目标文化，而且跟斯坦纳一样，他们并未将好的翻译等同于流畅的归化。斯坦纳的“排斥性差异”与“选择性契合”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张力状态，这点又反映在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的相互牵扯中。

不过，《通天塔之后》一书也充斥着过时的东西。斯坦纳曾反复沿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支持自己的普遍主义语言观，从而形成了一套无所不包的翻译理论，这点目前已显得过时。同样还有那些表现男性语言优势的文本，就此他又备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如西蒙（Simon, 1996）和张伯伦的猛烈抨击。张伯伦（Chamberlain, 1988/2000:320-322）力斥斯坦纳那些“性占有”（erotic possession）的隐喻，显然指的是阐释步骤的第二步，即“插入”的那一步；同时也批判他将其恢复性步骤模式建立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ucturale）的基础之上，因为“该书曾视社会结构为试图通过语言、妇女和物质商品的交换而取得动态平衡。”（Steiner, 1998:319）尽管有这些批评，斯坦纳的著作对于阐释学和翻译的语言理论仍有重要的贡献。下面我们将考察20世纪的另外两个主要影响，斯坦纳对两者均有较深入的讨论。他们分别是庞德和本雅明。

10.2 庞德与语言的能量

斯坦纳（p.249）称庞德和本雅明同属于一个“哲学—诗学理论与定义”的时代，认为他们对语言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0世纪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那里，这种贡献又是通过翻译实践和批评实现的。

庞德一直很活跃，尽管其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但他总是勇于实验，不断地审视语言的表达特质，以求通过简练的语言、节奏、声音和形式而非意义的手段来凸显语言的能量。他对汉语表意文字的“解读”，就是典型的意象主义的做法——突出符号的创造形式，捕捉事物或所描绘事件的能量。庞德所有作品都深受他阅读过的古代文学的影响，这些作品包括希腊文与拉丁文，也有盎格鲁-撒克逊和意大利诗歌。他在翻译中总是试图摆脱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英语传统的束缚，以古雅（也许未必清晰）的风格来进行实验。韦努蒂（Venuti, 1995:34）曾把这种风格与自己的异化策略联系起来，他注意到庞德翻译的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海客》（The Seafarer），非常贴近原作，摹仿原诗的格律，并仿造原语文本的词汇造词，如将bitre breostceare译成bitter breast-cares, corna caldast译成corn of the coldest。

庞德讨论翻译的文字有时显得随意，并充满个性化色彩，这与他翻译中的拟古主义做法形成了鲜明反差。他在《吉多的关系》（’Guido’s relations’, Pound, 1929/2000）一文中，谈到了自己翻译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的作品。卡瓦尔康蒂是13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以“清新体”（dolce stil nuovo）见长。庞德在翻译时放弃了将它译成维多利亚时代或13世纪英语的惯用做法：

那年月英国的先民们尚未用上火药枪，他们周身涂满了菘蓝，操一口我们难懂的话，那口话真是远远胜过金雀花王朝时代的奥克语或某种意大利方言。

（Pound, 1929/2000:32）

相反，庞德提倡一种改进法，他采用的是他称之为“伊丽莎白以前的英语”，这种语言“简洁明了”，能够凸显出意大利原文的差异。他以这种方式译出的作品，无疑充满了现今看似古奥却是当时通行的语言和拼写形式（如makying, clearnesse等等）。庞德本人（p.33）对这种策略也有异议，譬如通过这种方式翻译一首严肃的诗歌，只能保留其“古色古香”的味道，对现代读者而言，13世纪意大利语在“感觉”上没有14或15世纪英语那样古雅；至于这种对策是否比他早年的尝试更为“忠实”，还值得怀疑。

庞德的实验主义做法和他对当时诗学信条的挑战，不断为后来众多的翻译家和理论家提供了灵感，他们将其思想解读带进各自的作品中。庞德这种利用翻译的方式，也被誉为“文化斗争的一项工具”（Gentzler, 1993:28）；他在翻译中刻意于拟古和异化，由此也导致了他的“边缘化”（Venuti, 1995，第五章）。他的翻译批评观连同他自身“创造性”的翻译形式，还对巴西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就包括德·坎坡斯（Haroldo de Campos）。（德·坎坡斯在巴西吃人理论［cannibalist movement］中的作用已在第八章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8.3.1）一节有过讨论。）当代巴西翻译理论家维埃拉（Else Vieira）曾这样描述过庞德与德·坎坡斯思想间的联系：

德·坎坡斯认为，翻译创造性作品始终是再创造活动。这与直译正好截然相反，不过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的。在这一活动中，不单意义得到了翻译，还有符号本身，其中就包括所有的物质形态（声音特点、视觉意象，以及所有那些构成符号美学特质的象似性［iconicity］）……庞德把翻译视为一种批评活动，至少从理论上看，它又试图参与创作。它既选择，又减少重复，并以某种方式来构建知识，这样下一代也许仍能从某些仅存的部分中找到些许痕迹。庞德那句名言——“让它散发出新意”（Make it new）——经德·坎坡斯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成了通过翻译让过去重新散发出活力。

（Vieira, 1999:105）

对于巴西翻译学者而言，这种重新散发活力就是从原文中取得生命的能量，并在受到滋养的目标文本中得以再现。庞德也因此以多重面貌继续获得“再生”或“借用”。

10.3 译者的任务：本雅明

本雅明1923年撰写了德语论文《译者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Übersetzers’, Benjamin, 1923/2000），该文1969年由佐恩（Harry Zohn）译成英语（Benjamin, 1969/2000），题为“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文中同样持一种实验主义的翻译观。它最初只是本雅明用德语翻译波德莱尔《巴黎塑像》（Tableaux Parisiens）2时写下的序言，而今却早已成为讨论文学翻译的经典哲学文献。

本雅明论文的核心思想是译文的存在并非旨在向读者提供一种对“意义”的理解，或传递原作的信息内容。翻译独立存在，不过又与原作保持联系。翻译出于译作，源于译作“后起的生命”（afterlife），同时又让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continued life）（Benjamin, 1969/2000:16）。这种再创造确保了原作的生存，它一经问世，便步入了“享誉的阶段”（p.17）。3

本雅明认为好的翻译在于“表达了语言间最中心的相互关系”（p.17），它彰显了现存的隐含关系，这些关系不经翻译则处于遮蔽状态。这样一来并非要求与原文保持一致，而是采取“和谐化”手段，让两种异质语言碰撞到一起。经过这种扩张的、创造性的方式，翻译既有助于自身语言的成长（通过目的语中新文本得以体现），同时也能满足于寻得一种“纯正的”、更高的语言之目标。这种“纯语言”（pure language）通过翻译与原文的共存和互补得以释放（pp.18-29），其对策就是通过一种“直译”（literal rendering），而让“纯语言”散发灵光：

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遮挡原作的光辉，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让纯语言的光辉更充分地在原作中散发出来。这可以通过一种对句法的直译来实现，这就表明词语而非句子是译者最基本的因素。

（Benjamin, 1969/2000:21）

对翻译来说，释放这种“纯”语言的能力是奇特的：

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将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就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Benjamin, 1969/2000:22）

“从囚禁中解放出来”这类隐喻与我们见到的早期译者所采用的意象截然相反，如当年圣哲罗姆就曾试图征服原文的意义（见第二章）。对于本雅明而言（p.22），如果译者让目的语“接受外来语言的强烈影响”，这种情形就会出现。句子结构的直接性与纯语言的自由，在逐行对译中结合到一起，于是本雅明眼中“理想的”翻译（p.23）就是一部“平行”的《圣经》。

本雅明强调允许外来成分进入翻译语，这又可追溯到施莱尔马赫的“异化”（foreignization）概念和“让读者接近外文”的思想（见第二章）。但他的论述比较松散，这种试图协调两种语言，进而创造一种纯语言的哲学理念，很理想却也很抽象。这种抽象以及通过语言形式而非“意义”的传译来追寻一种更高的“真理”，表明本雅明通过这篇短短的序言，已经在翻译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受到他的影响的就包括后现代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这将在10.4加以讨论。

10.4 解构主义

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在他的入门著作《解构主义：理论与实践》（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orris, 1991）一书中对解构主义做了如下描述：

解构主义针对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的极限，它总是悬搁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包括语言、经验以及人类“正常”交流的可能性。

（Norris, 1991:xi）

它既试图解构某种既定的优先秩序，同时也解构决定该秩序成其为可能的概念对立体系……解构主义是……一种解读行为，依然与其试图叩问的文本密切相关。

（Norris, 1991:31）

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一道，围绕着语言及由该语言所建构的术语、系统和概念不断地进行质疑。解构主义拒绝承认词语中固有的先决意义，相反，它从方方面面来凸显或“解构”，以展示文本是如何消解自身的假设，并彰显其内在的矛盾面。

解构主义的策源地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领军人物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德里达使用的术语错综复杂，又充满变数，就像意义的拆解一样“延异”（différance）一词也许是最具意味的，它把玩法语动词différer的双重意义（defer［延迟］和differ［差异］），不过任何一个都不能涵盖其全部意义。我们可以从拼写上看到其变化（从“différence”到“différance”），表明了对能指（signifier）的模糊化和对意义的错位或延迟，但其读音却没有变化。诺里斯在简短描述德里达术语之重要性时，强调了这一点：

德里达的新突破……就在于从“差异”（differ）逐渐变成了“延迟”（defer）。这就包含着意义总是受到延迟的观念，而通过意义的游戏，也许会延迟到遥遥无期后，方能得以增补。延异（différance）不单制约着这一主题，而且为它那自身变动不居的意义游移过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佐证。

（Norris, 1991:32）

解构主义于是开始拆解一连串的语言学核心前提，其着手点正是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泾渭分明的划分，以及所有能够界定、捕捉或固定意义的观念。不过索绪尔的符号代表了概念（见第三章），其语言学则是建立在一个充满差异的系统的语言之上，延异意味着在差异和延迟间寻找某个时间和空间的未定点。显然，这种对能指和意义等基本概念的质疑，对于翻译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解构主义者正是通过解读和注释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进而触及这些问题。在这些解读中，最突出的要属德里达的《通天塔》（Des tours de Babel, Derrida, 1985）。

该文的标题便是一个文字游戏。tours一词可能包含有“转变”（turn）、“词语转变”（turn of phrase）、［巴别］“塔”（towers of ［Babel］）等意义。des tours合起来的发音，与“détour(s)”［“迂回”］正好相同。这样一开始就对翻译的语言基础产生了质疑，摒弃了以“语言的统一性与一致性为基础的意义和翻译理论”。德里达质疑了雅各布森的语际翻译（interlingual）、语内翻译（intralingual）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划分（见第一章），并指出雅各布森关于“语际翻译或翻译本身”定义的非逻辑性，就在于将词语翻译当作翻译之本身。

尔后，德里达又就本雅明的文本进行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重新解读和评注。重要的是，德里达将翻译界定为“对另一个有关翻译的文本的再翻译”（p.175），以此来唤起对翻译理论赖以安身立命的其他诸多前提的质疑。这其中就包括对借助语言来充分描述和解释翻译之可能性问题的质疑。除此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德里达重新将本雅明的“纯语言”界定为延异（Venuti, 1992:7），同时还解构了原文与目标文本的差异。他不仅将注释视为对一篇译文的再一次翻译，还认为原作与译文又相互借贷。一旦翻译行为或通天塔行为（Babelian performance）出现，两者就相互依赖，由此而得以生存。

德里达在1998年做了一场题为“何为关联翻译？”（’Qu’ est-ce qu’une traduction relevante?’）的演讲，直截了当地触及翻译问题。该文后被韦努蒂译成英文，题为“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Derrida, 待出版）。德里达演讲时的听众是一群翻译家，他讨论了“关联性”（relevance）这一术语。该术语首先由恩斯特·格特（Gutt, 1991/2000）运用到翻译理论中。德里达未指名道姓地点出格特的作品，却批评了翻译中的关联性概念。德里达认为一个关联的翻译有赖于能指—所指的所谓稳定性（即“它以一个完整的能指，通过无论何种形式的所指载体的转换，而体现其自身”［Derrida，待出版］，同时又试图达到完全透明之目的（用现代翻译术语来表达，就是“归化”）。

德里达的论文标题包含了一个文字游戏。他援引了自己翻译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鲍西娅（Portia）说的一句话：“当仁慈调剂着公道。”（’When mercy seasons justice.’）。德里达将seasons［调剂］分别译成了“relève”［调剂／增添趣味］、relieves［解脱］等形式，此句的法语形式则是quand le merci relève la justice。他的分析也尤为有趣，援用了一些古老的术语，如“字对字的翻译”和“意对意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字面意义”和“精神”等概念；这些术语和概念我们在第二章已有过讨论。虽然德里达的翻译理论的知识有限，不过他对文本所做的文化与宗教性批评，却拓展了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助于翻译过程的描述。他的做法就是将这些翻译策略与剧中体现的文化和宗教思想相关联：把“字面意义”（letter）与犹太教、“精神”（spirit）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这样鲍西娅对夏洛克语言的阐释或“关联性”的翻译表明，主流基督教话语的“仁慈”同化了犹太教的“公道”。德里达自己的翻译策略并非“关联性”的，而是试图彰显这种同化。选择relève［调剂］一词更有助于此，就在于它包含着某种互文参照（intertextual reference）——德里达早在1967年就已用到了该词，来翻译黑格尔使用过的被视为“不可译”的术语Aufhebung［扬弃］，该词同时含有“提高”（relevation）与“取代”（replacement）双重意义。正如德里达当年试图彰显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面，如今他再度揭露并解构了主流权力话语。

德里达这篇论文非常重要，他公开地讨论了翻译理论问题。除此之外，该文译成英文时使用的方法也饶有趣味。德里达与翻译学者韦努蒂之间又有若干合作的关系，韦努蒂在翻译时常加下划线和保留原文括号中的术语，特别是relève一词更是如此。此外，韦努蒂还为其译文添加了引言或注释，这就像刘易斯（Philip E. Lewis）所说的，是重写或翻译或补充的另一步骤（见下文）。韦努蒂曾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翻译策略：

在翻译德里达的演讲时，我试图贯彻他有关翻译的思想，并体现其他理论家和翻译家受其思想启发而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实践。这就意味着尽量贴近他的法文，试图再现其句法、词汇乃至排印格式，努力营造类似的效果，即便这些措施可能将英文扭曲，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新模样。

（Venuti in Derrida, 2001）

这种策略是一种异化策略，也许可视为一种放纵式忠实（abusive fidelity）的典型。刘易斯（Lewis, 1985/2000）曾撰文讨论德里达作品的翻译，题为《翻译效果的衡量》（’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s’, Lewis, 1985/2000），文中就力倡此法。该文与德里达的《通天塔》被收入同一部书中。刘易斯运用了对比文体学和应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德里达作品的法文英译问题，指出了英语译文的一大趋势：“更加明晰、精确和具体的限定，描述更加充分连贯。”（p.267）他留意到众翻译家传统上趋于遵照目的语的流利模式或“使用价值”（use-values）（p.270）。他主张采用另一种翻译策略，将其称之为“放纵式忠实”，这种做法既隐含了风险，也有对语言表达和修辞模式的实验，又添加了原文不具备的内容，并让它重新获得了能量。这是“一种强烈、有力的翻译，它珍视的是实验，玩弄的是词语的用法，并试图以自身创造的方式协调原作的多价性（polyvalencies）或多音性（pluralivocities）或表达的重点。”（p.270）德里达作品中能指—所指的差异已被解构，要翻译就需要“一套新的忠实公理（axiomatics of fidelity），这套公理需要关注所指链、句法过程、话语结构（textual knot）以及语言机制对思维和现实构成的影响方式。”

刘易斯认为译者有必要补偿翻译中存在的不可避免的丧失，这种丧失的放纵在原作中已存在。刘易斯（p.271）指出翻译中所需要的放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放纵，而是有必要对文本中“关键操作者或某个决定性的文本节施加影响”，同时又“抵御”归化的“使用价值”。基于法—英翻译的各种特征以及放纵与正常使用、原作与译作间的张力，刘易斯（p.271）分析了这些变化或他所说的“差异”，这点在德里达已发表的那篇论文《白人神话学》（’White mythology’, Derrida, 1974）的英文版中就有所体现。这些变化形式分别包括（pp.273-279）：

● 标点变化：省略斜体，添加括号，并为重要专业术语加上引号；

● 去掉后缀：métaphorique变成了metaphor，而非metaphorics；

● 在翻译语言学和哲学术语时不够精确：effet、valeur和articulation分别译成了phenomenon［现象］、notion［观念］和joint［节点］；

● 改变句法和话语顺序；

● 无法再造tour一词的文字游戏——给出的翻译只是metaphor［隐喻］，而非turn［转变］。

有鉴于此，刘易斯认为《白人神话学》的英译本未能实现放纵式忠实，就在于未见有对法语文本的放纵。德里达的语言“施为维度”（performative dimension）（p.280）解构了文本的理念，却在英文里不复存在。这样就需要另一项策略，刘易斯又提出了实验性翻译策略（experimental translation strategy），对于解决这类哲学文本中的翻译难点可能特别有关，其中语言在解构自身赖以生存的假设中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的方法更是趣味横生，因为他借用了对比文本分析的相关特质来审视哲学翻译问题。他沿用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些将在第十一章予以考察。

尽管有人会不满于这类写作的复杂性，以及其方法的实际运用，解构主义者业已给翻译带来了新的解读方式，同时也叩问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其中就有意义与符号的先决性和稳定性这类传统的观念。

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一

第一个个案研究将参照斯坦纳的阐释过程模式，考察一位著名诗人兼译家采取的策略。所要观照的文本将是爱尔兰诗人希尼（Seamus Heaney）用现代诗体形式翻译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史诗《贝奥伍夫》（Beowulf）。4该译文于1999年在英国一出版，立刻赢得了评论界的喝彩，旋即又荣获“惠特布瑞图书奖”（Whitbread Award）。希尼所撰的序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谈到了自己的翻译过程以及如何营建一种现代的语言，用于翻译一部有着上千年历史渊源的古代史诗。

希尼（Heaney, 1999:x）首先描述了这首诗歌与当今英语学生的奇特关系，这些学生力图要把握诗歌的意义，并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以及诗中描绘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有大致的了解。译文的现代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时间与文化上的错位，希尼（p.xii）通过融会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方式，描述这种错位：

一侧是一道不透明的指称符号的“盾墙”，另一侧是一座古老而奇特的“词语宝库”，陷入其中是何等的令人激动。尽管如此，这样的读者注定会有某种“新奇的震撼感”。这是因为诗歌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像Shield Sheafson（译文中拼作Scyld Scēfing）一样，这种神力来自经验界河彼岸的某个地方，它业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又像Shield），如今再度奔赴那遥远的地方。

（Heaney, 1999:xii）

“盾墙”（shield-wall）和“词语宝库”（word-hoard）的说法套用了翻译中的用语，其本身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语而非拉丁语为楷模；“神力”（mythic potency）所指的可能牵涉到语言。Scyld Scēfing的名称虽已做了现代处理，它仍然保留着另一时期和地域的神秘感。此外，希尼诗中还使用了旅行队伍这类神秘的意象，如来自“经验界河的彼岸”，这也表明除了吟唱的诗歌和写诸纸端的文字外，诗中还有更多的东西。

上面节选的希尼的文字，表明他坚信原诗具有意义，此即斯坦纳的阐释步骤的第一步。即便出现了时间与文化上的错位，即便该诗是来自“某个已知经验界河的彼岸”，即便存在着“排斥性差异”，希尼还是被它的力量所征服，并愿意尝试翻译。有人可能会说，希尼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本的执着，正是选择性契合的表现。这样伴随着抗阻性差异产生的张力，促成了一部翻译巨著的诞生。

诗歌具有的陌生感，即那蛮荒的往昔与现代读者间的张力，通过希尼的隐喻得以彰显，将异质元素带入到现在。因此，他也说到（p.xiii）要将诗歌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那片朦胧的地带，带回到“第三个千年纪的地球村”。同时他又将诗中穿插的故事和如今海峡冲浪相等同。这类隐喻差距甚大，算得上是斯坦纳的“露天矿区”的现代版形式，不过提取和运送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可以等同于侵入行为，亦即斯坦纳的第二步骤。

序言中的时空错位，同时还伴随着语言的错位。希尼（p.xvi）留意到，原诗中基督教时代的英语与早期蛮荒时期的方言文化互相对立，这种对立为在翻译寻找一种适当的“声音”（voice）带来了麻烦。希尼在此从文本中提取了意义，不过他又煞费苦心地去寻找一种语言，以便将它融入目的语中，此乃阐释步骤的第三步。不过希尼也只是从他自己过去的经历中找到了那种声音：“我认为《贝奥伍夫》成了我的声音权利（voice-right）。”“声音权利”一词是希尼所创造的一个新术语，它将他自己的过去与诗歌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有赖于希尼的个人背景，作为一名生活在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他的英语中留有自己当年不得不掌握的爱尔兰语影响的痕迹。还是在学生时代，他就发现“lachtar”一词仍为爱尔兰长辈亲戚们英语中的口头禅，该词实际上就来自爱尔兰语。这就“像意识的剑尖刺在我的身上，让我体验到语言和文化上的褫夺，并诱使我去对语言进行双重的思考。”（p.xxiv）这种就语言的褫夺与压制的描述，颇类似于后殖民主义者的论调，这点已在第九章有过讨论。在第九章给出的例子中，克罗宁描述了主流英语和文化与本地爱尔兰语间的斗争。这又在许多方面与斯坦纳关于意义与词汇的描述相吻合，这些原语词汇进入到新的语言，从而导致了错位。

不过希尼还是超越了这一层面。他详细叙述了（pp.xxv-vi）如何通过所谓的“语文的启示”（illumination by philology）来“逃离”这种文化决策，这种启示在他着手翻译时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希尼意识到《贝奥伍夫》中出现的古英语词Polian［忍受］仍然存在，只是在他生长的爱尔兰乡村地区变成了“thole”，而这正是他进入译文的语气和音乐的“正确方法”。这样他有了一种自己熟悉的腔调——田间贫苦农民那种迟钝的说话方式，正适合于盎格鲁—撒克逊叙事作品。为此希尼增添了古词，如bawn［津］这一词语就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中广泛使用，它实则来自于爱尔兰语“bó-dhún”，意思是“牛津”。这样，通过从过去以及从另一种文化中汲取养分，其结果就是在挑战并为英语翻译语言重新补足了能量。这又十分类似于斯坦纳描绘的第四步，即补偿的那一步——翻译受到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而得以苏生。凭借其策略和取得的成就，它又在新的时间框架内运作，这样既提高了盎格鲁—撒克逊原诗，又为阐释过程增添了平衡力。

这种翻译策略还满足了一项个人需求——运用他的个人经历和语言来巩固翻译，“对于一名爱尔兰诗人而言，这又是他与那错综复杂的征服史和殖民史、吸收与抵抗、统一与对抗，彼此间达成谅解的一条方法。”（p.xxx）希尼从这首诗中感觉到了这种选择性契合的张力，还有时间上的抵抗距离，由于译者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因素得到了解决，这些因素又将原语文化与目标文化结合在一起。

个案研究一之讨论

本个案试图考察翻译的哲学方法如何体现于现代翻译实践中。希尼的序言表明了寻找语言的方式，以及如何质疑早期的翻译语言，这对建构一部现代的《贝奥伍夫》有着不可分割的作用。沉浸于翻译的语言中，有意识地让昔日的文化（盎格鲁—撒克逊和斯堪的纳维亚）与处于抗争中的文化和语言（爱尔兰）亦即译者的语言相联系，他自己陷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同时又将一部神话转换成主流语言，随即又加入译者自己过去的腔调，这就与斯坦纳的阐释步骤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也印证了第八章讨论过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一些论点。斯坦纳的模式建立在一种阐释性理论基础之上，能够非常贴切地解释一位现代著名文学翻译家的实践活动。

个案研究二

本个案研究将考察一个文本，其语言似乎有意抵制翻译。所要讨论的对象是短篇故事《尼尼微》（Níneve），它出自一位当代阿根廷作家的笔下，译者是利贝泰拉（Héctor Libertella）。5它根据的是英国考古学家亨利·罗林逊爵士的真实故事，最初我是为一部拉丁美洲小说选集翻译的。利贝泰拉运用语言来说明、质问并消解考古学家为破解碑文所做的尝试。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看10.4所讨论的德里达和刘易斯采用的翻译方法，与这里讨论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

故事的中心主题是幻觉和幻象，这些是通过一组西班牙语文字游戏和文字混用来体现的。如用efectivo demente［实际疯狂的／思想］来代替efectivamente［有效地／实在］。如果这类文字游戏在英语中不起作用，一种可能就是在别的方面寻找补偿，也就是将文字游戏的意义与书页上的文字形式“错乱”（dis lo cation）做法结合起来。故事的一条中心线索是将饱经岁月沧桑的文字拼凑在一起，然后再破译那些古老的象形文字，这种情形可谓司空见惯。在下面一段文字中，罗林逊爵士（在当时的英文本中又称亨利勋爵），激动不已地揣摩着这样一组碑文：

［西班牙语原文］prolongando por estas líneas su mirada Sir Rawlinson las releyó mil veces, hasta donde lo permitieron sus ojos distraídos, y por la pura repetición acabó agotándolas y agotando un punto más cuanto leía otra vez. Y otra vez.

［英语译文］extending his gaze over these lines, Sir Henry re read hem a thous and times, as far as his dis tracted eyes allowed him, and by dint of pure re petition petition he eventually ex hausted the lines and ex hausted one letter more every time he re read them. And re red them.

［亨利爵士注释着这些碑文，成千遍地反复审读，尽量目不旁视。他就是这样丁丁点点，往返复复，复复往返，仔细地审读着、叩问着，以穷尽每行文字，穷尽每个字母。最后读红了双眼。］

该段文字的中心主题是关于重复与重读，也就是弄清其中遮人眼目的地方，然后通过多次反复的阅读，来一步步地破解文本。Re［重新］是其中的一个前缀，它在不同的场合又被利贝泰拉错乱开来（如re partimos, re pone）。在上面的一段文字中，即使它已不再是西班牙语，我也使用了这一技法，分别给出了re petition、re read等形式。为了重新强调（re emphasize）本页这种重复（re petition）的过程，我又多用了一个re petition petition。亨利爵士考证时遇到一笔一画的残缺剥落，都能在英文本中得到视觉上的再现，将punto译成letter［字母］，同时短语re read them（“重读他们”的过去式）第二次使用时落掉一个字母，从而变成了re red them的形式。这样既保留了其声音，又给读者带来了视觉上的惊奇，好比红色的石碑曾经让考古学家惊叹那般，同时也瞒过了他的双眼。在此，情节、双关和意象（真实的与隐喻的）合为了一体（co in side）。

个案研究二之讨论

利贝泰拉的原文翻来覆去、拐弯抹角又颠三倒四，其中玩弄的把戏由此而得到了彰显。这里我采用的翻译策略，有点类似于刘易斯的“放纵式忠实”；也就是通过试验而尽力再现原文的能量，这就意味着会承担一些风险，乃至部分地遭人拒绝，然后目的语的正常“使用价值”（前缀re的错位，通过前缀来再现re red这样短语中的字母省略等等）才会得以接受。而重要的是，这种翻译策略不应仅仅视作一种哗众取宠的文字游戏，而应像刘易斯所指的“对那些关键的操作者或某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文本节产生影响”。因此，我翻译的重点就落在了碑文是如何逃脱破译，还有其意义的游离，以及贯穿文本的主题。利贝泰拉通过抨击西班牙文的“使用价值”而展示了这些，因此译者就必须有创造精神，以建构或解构英语中类似的某种抨击。

德里达在解读本雅明的过程中，模糊了原文—目标文本间的区别；同样在利贝泰拉的文本中某些因素也掺杂在一块。考古学家的名字应该将两个文本中的表达方式结合起来，它在西班牙语中为“罗林逊爵士”，而在英语中则是“亨利爵士”。他被置于这两个文本的中间地带或彼此搭界处，如果逐一考察两个文本就更能揭示出语言的欺骗性。翻译彰显了欺骗行径，“放任”了对原文的忠实，比如read［解读］变成了red［红色］的形式，读者会为其中引入的新的颜色因素而惊讶不已，这点在西班牙语中却并不具备；新的颜色因素暗示着那块红色的石碑，以及亨利勋爵那疲惫通红又如饥似渴的双眼。

无论如何，这类实验性翻译策略要求读者有着某种“信念的跳跃”（leap of faith），还要承认译者的实验并非肤浅的文字游戏。当叩问的文本带有哲学的性质，这点或许容易理解。不过我以为，就利贝泰拉的《尼尼微》来说，要想再造出原文的能量，传统的策略即便再多，也是毫无希望的。最后，重要的一点是《尼尼微》的译文最终未能收入选集，确切地说是因为出版商觉得它实验性太强，并担心目的语读者可能难以接受。这也再次显示了出版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点在第九章已有所领略。

小结

本章考察了一批理论家，他们的作品都带有哲学的性质。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一书中吸收了德国阐释学的传统，并对文学翻译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描述，为此当年还引起了非专业人士对翻译的注意。他的“阐释步骤”考察了对意义的阐释问题；庞德的翻译和批评强调了语言在翻译中赋予文本以能量的方式；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则集中以诗意的方式讨论了如何通过“直”译来释放“纯”语言；最后德里达“解构”了翻译中某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其中就包括原语与目的语的对立，以及语言符号的稳定性等。这些均唤起了人们对语言学翻译理论基本原则的质疑，同时又为翻译研究中新秩序的建立带出了新的问题。

补充读物

翻译的哲学方法涵盖了一个广阔的领域。关于斯坦纳的分析，可参考拉鲁斯的论述（Larose, 1989）。庞德论翻译的文字，可参看庞德的论著（Pound, 1951, 1953, 1954）；受庞德影响的巴西食人论者的论述，可参见维埃拉（Vieira, 1997, 1999）和德·坎坡斯（de Campos, 1992）。韦努蒂（Venuti, 1995）相当详尽地考察了庞德的作品。本雅明的论文影响了一大批理论家，其中就包括尼南贾那（Niranjana, 1992），后者曾就本雅明和德里达有过较深入的论述。

诺里斯（Norris, 1991）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关于解构主义的入门书籍。格拉姆（Graham, 1985）除收入了德里达的《通天塔》外，还收入其他若干的优秀论文。同时可参见德里达（Derrida, 1972/1982）、本宁顿和德里达（Bennington & Derrida, 1993）等关于异延概念的论述，以及韦努蒂（Venuti, 1992）的前言中关于后结构主义者对翻译的解读。

参见理查德·E. 帕尔默关于阐释学的介绍（Palmer, 1969）；同时还可以参考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 1813/1992）和海德格尔（Heidegger, 1962; 1971）的著作。许多德语原文，包括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都能在施特里希（Störig, 1963）找到。最后，京特那和京特那-罗伊特（Guenthner & Guenthner-Reutter, 1978）汇编了一组关于翻译的哲学与意义的有趣论文，另外本杰明（Andrew Benjamin）也有一部重要的选集，题为《翻译与哲学的本质》（Translation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A. Benjamin, 1989），只是内容略显深奥。

研讨要点

1．斯坦纳的阐释步骤提出就译者的阐释行为进行分析。参考关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些文献，可以考察阐释学的起源问题。

2．试用斯坦纳的术语分析你自己的一篇译文。比较你的分析与希尼的《贝奥伍夫》序言的个案研究。

3．阅读张伯伦（Chamberlein, 1988/2000）和西蒙（Simon, 1996）对斯坦纳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她们的观点？认为性别问题的争议有没有否定了斯坦纳对翻译理论的贡献？

4．阅读庞德本人的一些翻译和诗歌，分别指出他所采取的翻译策略。试将这些策略用于你自己的译诗。最终你得出什么样的译文？

5．试考察其他理论家，如尼南贾那和德里达等人，是如何解读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的？你认为这篇论文为何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6．哲学文本拥有特定的术语和实验性结构。你认为翻译一部哲学文本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结合已出版的一些译作，考察本雅明、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等人采取了哪种策略？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刘易斯的“放纵式忠实”的理念？

7．阅读其他一些文学翻译家撰写的前言。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从哲学的角度在考察自己的译作？

（张旭 译）

11 跨学科的翻译学

主要概念

● 翻译学：一门仍然阻障重重的新兴学科；

● 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综合法：翻译学迈向跨学科研究；

● 当代跨学科研究的实例不胜枚举，将语言学、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结合起来；

● 展望未来：翻译学走向融合还是分裂？

● 网络时代的挑战正在改变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方法。

主要文献

Harvey, K. (1998/2000) ‘Translating camp talk: Gay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ransfer’, in L. Venuti (ed.) (2000), pp.446-467.

McCarty, W. (1999) ‘Humanities computing as interdiscipline’. Online: http://ilex.cc.kcl.ac.uk/wlm/essays/inter/

Pym, A. (1998)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chapters 11 and 12.

Snell-Homby, M. (1988, revised 1995),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Snell-Hornby, M., F. Pöchhacker and K. Kaindl (eds) (1994)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1.0 引言

本书最后一章论述的是翻译学的现状：11.1讨论了翻译学在学术界仍然面临的障碍，及翻译学作为跨学科研究日益增长的潜能；其余部分则详细分析了翻译研究在力图综合各种研究方法方面所作的努力，包括玛利·斯内尔-霍恩比的“综合法”（integrated approach）（11.2）；几位学者结合文学、文化及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11.3），重点讨论了基思·哈维关于同性恋话语翻译的研究（11.3.1）；11.4讨论了翻译学未来的机遇，但也分析了其面临的危险，包括高新科技对它的影响；最后的个案研究旨在展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方法。

11.1 学科、跨学科还是分支学科（次学科）？

第一章中我们分析了詹姆斯·S. 霍姆斯对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勾画，还描述了翻译学的发展过程，即起初它只是其他学科（如现代语言、对比语言学或者比较文学等专业）附设的课程。然而，尽管20世纪末人们突然对这一领域表现出极大兴趣，但今天学术界某些专业内，仍有人不愿意将翻译学与其他建立时间较久的学科同等看待；例如，在英国，无论是科研评核还是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目前均未将翻译学视为独立的学科类别。翻译学者申请科研经费时，只得按照其他学科（如语言学、文化研究或者传媒研究等）自行归类。

也许因为如此，近年来人们致力于发展学科间的联系。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冲破了以往的阻碍，也反映了在日益全球化以及资讯极为丰富的今天，知识交流迅捷的特点。翻译研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将多种语言和文化研究方法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发展出符合本学科特殊需要的新型研究模式。

这类新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可谓比比皆是。在互联网上输入英文关键词interdiscipline［跨学科］进行搜索，可以搜到的学科有考古天文学（专门研究一定时期与特定考古地点和种族相关的天文学的科学）、医学史、法律语言学（例如利用语言学技巧鉴定某一文本或声明的作者，现在在法庭审判中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交际学和人文电脑科技（humanities computing）等。威拉德·麦卡蒂发表了题为《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人文电脑科技》（’Humanities computing as interdiscipline’）（McCarty, 1999）一文，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眼中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领域中的作用的：

当今世界虽然存有标准的规则，然而各学科彼此界限分明。要理解、资助或管理一个真正的跨学科，实非易事……事实上，跨学科只能在现存学科领域的缝隙中生存，并须应付一些、许多、甚或所有的学科领域，就像一位在众多定居民族中生活的腓尼基（Phoenician）商人。在这个世界上，跨学科的存在是个谜，而这个谜则挑战我们重新审视知识结构和分类。

（McCarty, 1999）

因此，跨学科研究可以促进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术之间的联系，并对之作出反应，进而对现行的传统思维方式提出挑战。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认同，跨学科研究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助，学术地位也会逐渐提高。然而，相对来说，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学科仍然会对之持怀疑态度。

跨学科研究本身是完全可教可学的，也可以促进交叉学科的研究合作。麦卡蒂认为等级不同的学科同属一个规则系统，“传统”的学科对新兴的跨学科可以是“主要”（primary）或“次要”（secondary）的关系；麦卡蒂这种对人文电脑科技的看法与翻译及翻译研究十分有关。翻译研究就好比一位腓尼基商人，穿行于历史较久、相对比较稳定的学科中间，与下列学科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语用学以及应用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现代语言及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包括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参见第八章）以及哲学（语言与意义，包括阐释学和解构理论；参见第十章）。然而，重要的是，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这正好解释了这些年翻译学的发展变化，即从20世纪60年代与语言学的牢固关系，以至现今文化研究的兴盛。

应用翻译学（如译员培训）则与其他学科呈现出次要的学科关系。例如，专业翻译课就需要教授译员所希望从事的翻译领域的知识，如法律、政治、医学和金融等。另外还需要传授一些资讯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应付电脑辅助翻译方面的问题。再者，研究笔译和口译过程，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也必然发挥其重要作用。

下面，我们用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近年来翻译学研究者是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首先看看斯内尔-霍恩比早期在整合翻译分析方面所作的尝试。

11.2 斯内尔-霍恩比的“综合法”

斯内尔-霍恩比是维也纳人，身兼教授与翻译家。她在其专著《翻译学：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Snell-Hornby, 1995）中，回顾了众多的语言学及文学的概念，并尝试把它们全部归到一个包罗万有的“综合法”之下。斯内尔-霍恩比主要源出德国理论背景，她借用了“原型”（prototypes）这个概念对各种文本进行了分类，并依照有待分析的文本类型，引进了文化史、文化研究、社会文化研究及区域研究；对于法律、经济、医学和科技翻译，她又引入了相关专门领域的研究。图11.1直观地体现了她对这一领域的观点。

图11.1 文本类型及相关的翻译标准（引自Snell-Hornby, 1995:32）

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 1995:31）解释说，该图横向看，应该看作是由左至右的系列递变，没有明显的分界，辅以纵向的由最普通变至最特别的“等级模式”：A层中，斯内尔-霍恩比将“文学翻译”、“一般翻译”和“专门翻译”纳入一条延伸不断的横坐标，没有按照“传统的”翻译领域分类法将它们彼此割裂开来；B层则标明了文本原型中的各种文本类型；C层标明与翻译密不可分的一些非语言学学科，包括社会文化背景知识；D层则表示翻译的过程，包括（1）理解原文，（2）聚焦译文及（3）译文的交际功能；E层则包含了与翻译密切相关的语言学；F层属于低层，主要是语音方面，如头韵、脚韵以及舞台翻译和电影配音是否朗朗上口等。

斯内尔-霍恩比试图将翻译的诸多领域结合到一起，消除施莱尔马赫于1813年描述的商业翻译与艺术翻译之间的隔膜（参见第二章），这的确是个有趣的尝试。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将所有的问题和文本类型全部纳入一个详细的、包罗万有的分析框架，这种尝试本身是否真的可行。前后不一的现象难免会出现，例如：

● 在B层中，所有的“报章文本”能否真的全部归为“普通语言翻译”呢？

● 既然广告语言很可能与富有创意的诗歌语言更具共通之处，为什么与普通文本相比，“广告文本”的位置离文学文本的距离更远呢？

● 在C层中，“文化史”对医学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或许相差无几；

● “专业学科研究”对于文学文本所需的背景知识也很适用，例如，不研究十字军的历史，就无法翻译何塞·萨拉马戈的《里斯本围攻史》（História do cerco de Lisboa），而翻译托马斯·曼的《魔山》（Der Zauberberg）则需要了解20世纪20年代阿尔卑斯的疗养院制度；

● 同样，“是否上口”毋须限于文学作品。如为嘉华森（Caversham）的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翻译的稿件常常都是用来播报的，书面演讲稿的翻译也需要保留或重现原文的节奏或声音。

虽然我们可以对斯内尔-霍恩比的分类方法提出异议，但消除各种语言间生硬的界线还是极受欢迎的。翻译学毋须只集中讨论文学翻译（直到五十年前，都是这样的），或者技术翻译（我们第五、六章讨论的文本类型和功能分析则更多地讨论技术翻译）。然而，我们同样可以说，也没有理由认为，借助原型连续体分析各种语言，就一定会为分析翻译和译员培训带来更有益的效果。一个有志从事商业翻译的学生，跟一个有志从事文学翻译的学生相比，两者所需要的训练重点很可能有所不同，虽然两者都会从学习对方的功课中得益长进。

斯内尔-霍恩比声称（p.51），打破“文学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生硬的界线是本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这却掩盖了她所预示的一个重大发展。在论证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时，她认为译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都“关心一个介于各学科、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世界”（p.35；着重符为作者所加）。这种说法预示了当今理论研究者已经开始采用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斯内尔-霍恩比呼吁翻译学建立自己特有的“模式和惯例”，聚焦文本、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关系网”，而不是像传统的语言学方法关注单个字词（p.35）。

这个“关系网”，斯内尔-霍恩比用不同的章节、不同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简要地回顾了最近的翻译理论后，斯内尔-霍恩比在第二章则讨论了“翻译作为跨文化活动这个议题”。然而，虽然是在讨论“文化”，但却将重点特别放在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功能理论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规范的研究上。她在第二章中（pp.55-62）讨论了含有文化意义的比喻的翻译。一份德国报纸在描述贝尔法斯特时用了这样的比喻“ein trostloses Meer verrusster Häuserreihen”，大意是：a dreary sea of sooty ranks of houses［一排排被煤烟熏黑的房屋构成的沉闷的大海］）；斯内尔-霍恩比认为将Meer译作sea［大海］，内涵与roofs［屋顶］搭配不当，认为应译作dreary view。她将分析聚焦在文本中意象的功能上；从文学语言中抽取文本，然后判断所研究的比喻出现的相对频率及“正常性”；这与她书中后来的分析是吻合的。

斯内尔-霍恩比在最后一章“从专门语言到文学语言”（’From special language to literary translation’）中，从以下几方面对一系列文学文本及非文学类专门文本的“文体风格”进行了分析：（1）句法、（2）语义和词汇、（3）文本形式呈现及（4）翻译策略与方法。通过这些分析，斯内尔-霍恩比将语言学方法用于解释文学翻译的问题上。然而，“文化”方面只局限在对某一文本或短语所隐含的文化意义的考虑，并没有以本书第八、九章所讨论的方式对翻译的文化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其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也是有限的：文中引用了多种语言学和心理学理论（语义学、话语行为、原型和格式塔理论［gestalt theory］等），但目的都是为了支持相对传统的文本阅读和文本分析。

11.3 跨学科方法

近年来，跨学科方法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91年蒂尔科恩-康迪特（Sonja Tirkkonen-Condit）收集了一些论文，汇编成《实证翻译及跨文化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Tirkkonen-Condit, 1991）一书。书名就清楚地表明，翻译研究至此已经与一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非语言学的学科建立了稳固的联系。斯内尔-霍恩比也与其他人合作，合编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nell-Hornby et al. (eds), 1996）和《翻译学：跨学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e, Snell-Hornby et al. (eds), 1994），后者收集了1992年维也纳翻译会议的论文。从标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涉及众多的领域：历史、跨文化、后现代主义、阐释学、互文性、哲学、专业术语、医学、法律、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然而，虽然这些文章的主题涵盖了众多的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同时涉及不同的学科，一些学者似乎不愿或不能超越自己专业的限制。

近些年来，翻译学超越了纯语言学方法，发展出了自身的研究模式，如吉迪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见第七章）。巴兹尔·哈蒂姆和伊恩·梅森（第六章）立足语篇分析，将文化考量引入译学研究，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美洲原居民历史的译文为例，将翻译中语言选择与文本的主体意识形态联系起来（Hatim & Mason, 1997:15-24）。安东尼·皮姆在其有关翻译史的论述（Pym, 1998）中，采用了“跨学科”甚至“跨文化”这样的字眼，质疑翻译学是否仍然可以沿用霍姆斯提出的结构图；他描述了自己当时同时进行的两个项目：西班牙托莱多（Toledo）12世纪的翻译学校以及19世纪法德两国间诗歌翻译的交流（Pym, 1998:viii-ix）。这两个项目本质上都属于跨学科研究，因为其中的分析均采用了不同学科的方法论，但具体的分析方法又有很大的区别：“中世纪的学者争论的是逗号的使用；现代主义学者则忙于辩解社会等级、性别及各种进步或非进步的思想。”（Pym, 1998:ix）这恰好突出地说明，一位现代学者在研究翻译史时面临的迥异但有趣的现象。

有迹象显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的学者也开始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尼南贾纳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透视（见Niranjana, 1992）。韦努蒂的著作（1995; 1998）则吸纳了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历史学、哲学以及法国的语篇分析理论。然而，韦努蒂从自己从事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对语言学方法提出了批评，指出“语言学方法为翻译规划了一个守旧的翻译模式，不必要地限制了翻译在文化变革中的作用”（Venuti, 1998:21）。玛丽娅·蒂莫兹科在其专著（Tymoczko, 1999b）中结合了文学、语言学以及翻译学中的多个概念，将文学翻译者与以殖民语言创作的后殖民作家进行平行对比。她认为，文学翻译者和后殖民作家都面临转换文化，并使之跨越文化和／或语言间隙的任务，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译作和后殖民作品都具有“外”（foreign）语的一些共同特点，往往会有意突出背景信息，突出背景信息的多寡，则因应所涉及的文化和语言而异。蒂莫兹科进而指出，图里提出的翻译规范（第七章）和勒菲弗尔（第八章）对翻译赞助者及读者的关注对后殖民文学研究同样适用。此外，一些研究，如下节所述的哈维的理论，则结合了文化与语言工具强大的分析能力。

11.3.1 语言分析与批评理论的结合：哈维（1998/2000）

近来的跨学科翻译研究还包括使用语言学的方法，并结合文化理论视角分析文学，从而研究决定（语言文化）交流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环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哈维的研究：《翻译同性恋话语》（’Translating camp talk’, Harvey, 1998/2000）；哈维运用语言实践中的接触理论（theory of contact）和礼貌理论（theory of politeness），研究分析了英语和法语文本及译作中的同性恋话语。哈维从接触理论1出发，仔细研究了“男女同性恋在主流为非同性恋话语环境中的话语情况”（p.448），研究中常常借用不同社区的语言模式。因此，他描述了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美国天使》（Angels in America）2一书中男同性恋者使用的“女孩语言”和“南方美女”（Southern Belle）的口音（Oh, my! adorable等）、法语短语（ma bébé, comme ça），以及正式语与非正式语体的混合使用。而这一切正是典型的英语同性恋话语。哈维指出（p.451），有趣的是，在法语同性恋话语中，类似的语言“游戏”常常使用英语词汇和短语。

哈维还借用语用学中的礼貌理论（参见Brown & Levinson, 1987）及其“有损脸面的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这一概念，对同性恋话语进行了分析（pp.452-453）。他说同性恋中的谈话极可能伤及面子，因为同性恋语言公开号召团结一致（因此对话语接受者有强逼之意），并且往往会出言侮辱和嘲弄（因此伤害话语接受者的自尊）。译者若对这些策略认识不够，就可能在翻译中出现错漏。哈维列举了理查德·加缪小说中的片断，其译文夸大了可能有损脸面的行为，因而过分强调了同性恋话语。

原文：Tiens, Renaud, mais vous vous dévergondez!

［大意为：Hey, Renaud, but you are getting into bad ways!］

译文：Hey, Renaud, you whore!

其中正式语体的dévergondez［变坏，变野］一词译成了粗俗的辱骂语whore［婊子］，虽然whore的确是同性恋的典型用语（Harvey, 1998/2000:453）。更重要的是，哈维通过酷异理论（queer theory）把同性恋的语言特征与文化身份联系起来了（pp.453-456）。这样，同性恋不仅被看作暴露敌对的价值观和令人想到“非同性恋”的体制，而且由于它自身具有表演的特征，彰显了同性恋团体，表明了他们的身份。

哈维节选了两部小说的片断，将各种语言的和文化的因素联系到一起，对同性恋话语的翻译进行分析。第一部小说是维达尔（Gore Vidal）的《城市与支柱》（The City and the Pillar）3的法译本。法译本中有大量的词汇和语篇的改变：

· 贬义词tante/s［直译：“姨母”］，既指具贬义的“同性恋男子”（pansies），又指具褒义的“女王”（queen）；

· 短语to be gay［是同性恋］译作贬义的en être（to be of it/them，是它／他们的一部分），隐藏了其同性恋身份的话语的特点；

· 同性恋用语，如perfect weakness［完美的弱点］和screaming pansies ［尖叫的同性恋男子］不是没有译出（faible［＝weakness］），就是译作贬义（voyantes［＝showy］，直译：“卖弄的”）。

因此，总体而言，同性恋的话语特征不是全然消失，就是译作贬义。哈维将上述发现与目的文化联系起来，讨论一些问题，例如，译文如何尽量少用gay［男同性恋］这一标示语，进而“反映了法国社会的一个现象，即不愿承认可以利用身份类别作为政治行动的跳板”（p.460），以及当代法国相对缺乏有关男同性恋的理论建树。

哈维分析的另一段文字选自法国作家托尼·迪韦尔（Tony Du vert）的一部小说的美国英语译本。通过这个例子，哈维展示了译者翻译中的增添和词汇选择，是如何强化和彰显了同性恋的特征，将原本嬉闹的场景变成了情色诱惑的场面。哈维认为，译者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翻译策略，一方面可能因为来自支持同性恋创作的美国出版社的商业压力；另一方面则缘于美国的（次）文化环境；这种环境确保了该书在美国会比在法国更受欢迎。

11.3.2 关于跨学科方法的讨论

大量的翻译研究采用了许多不同学科的技巧和概念。然而构建跨学科的方法论实非易事，因为很少的研究者能够掌握所必需的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而每个研究者原来的学术背景无可避免地限定了各自研究方法的重点。哈维提醒人们警惕这样的偏见，并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挑战。

译学研究所需要的……是一种方法论。他既不会因一味强调权利、意识形态和赞助者，而忽略了必要的典型文本的实例分析；也不会仅满足于细致的文本语言分析，粗略笼统地讨论研究的语境。

（Harvey, 1998/2000:466）

哈维所从事的这种研究标志着译学研究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他把“语言工具箱”（linguistic toolkit）4和文化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取得了有趣的研究成果。然而，要使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有用，研究者必须放弃对语言特征进行全面的分类，相反，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是语言工具箱和文化分析中相关因素的一种动态的、不断切换的互动。

11.4 展望未来：合作抑或分裂

套用麦卡蒂的话说，翻译学正在一些现存的学科领域的隙缝中发挥作用，展示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问题是，这对于翻译整个学科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优势，而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劣势。翻译学辖下的各个研究领域相互竞争，旨在取得主导地位。其中最显而易见的恐怕就是语言学学者与文化理论学者的分裂（见Baker, 1997b:277-280; Venuti, 1998:7-8）。前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非常兴盛，但近十年来，随着一些学者将研究触角伸入其他学科，或者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遭到冷遇。一些学者，如苏珊·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都毫不留情地漠视了奉行语言学方法的学者（Bassnett & Lefevere, 1990）。鉴于翻译研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兴趣和摩擦，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个学科有朝一日是否会完全瓦解，各个分支相互分离，抑或以前分离的学科（现代语言、文化研究及语言学等）又会重新结合起来？今天，翻译研究发展迅速，当代学者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个人的专长到底应该有多专。翻译学学者今后所需的是在自己的领域再专一些，同时更多地与其他学者开展合作研究项目。然而，就目前而言，本章所描述的跨学科方法似乎可以成为融合语言学与文化研究的一种方式。

11.4.1 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

翻译人员和翻译理论学者使用的工具正在不断变化。原因之一就是新兴科技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激发了新的研究领域，并且使得人们对既有研究领域重新审视，语料库语言学（对大量电子储存文本的分析）为研究译文语言的特点提供了方便（参见Baker, 1995; Laviosa, 1998）。虽然语料库语言学目前在翻译研究上的应用仍然有限，下面的个案研究表明，它至少可以运用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因为电脑可以完成人手无法做到的全文分析。

此外，新兴科技使得人们对各种资料的占有速度也大大加快，并且更加方便学者建立联系。例如，网上书店提供了搜索工具，方便用户寻找有关的读者资料，或者按文本类型（如“译本”、“翻译小说”）进行搜索。这类信息可以便于人们深入掌握有关书籍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而这必然与传统研究所获得的结果不尽相同。

有人显然会担心这样对很少接触新兴科技的人极为不利。但事实表明，人际交往（尤其学术圈内的联系）极大地得益于新科技。信息的获取和交流，包括会议海报、征文通知、翻译中心的网页以及学者转发的各自正从事的研究的详情及其学术论文等，这一切都促进了翻译学者之间的交流。

最后，互联网也正改变着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及其获得社会承认的机会；专业译员现在可以通过电邮跨国提供翻译服务，而且翻译本身的需求也正不断增加。现在，各种搜索引擎提供世界许多主要语言的自动机译（有时不免粗糙），可以翻译单页也可翻译整个网页，以英语作为原语或译语最为常见。或许最广为人知的自动翻译软件就是SYSTRAN的Babel Fish，搜索引擎Alta Vista（见http://babel.altavista.com或http://world.altavista.com）使用的就是这种软件，至少可以翻译13种语对，并声称每日生产一百多万篇译文。故此，网民只需“轻轻一按”就可以获得译文。但是，这种翻译隐藏了人的参与，使人觉得翻译只是一个极其容易的自动生成过程。

本节描述的科技发展可能进一步证明英语是全球主要的交流语言，但也表明翻译的商业用途增加了。此外，作为今后翻译研究的工具和主题，资讯科技的作用必然会越来越大，该领域目前出现的大量想法也无疑会激发人们重新评价并且重新激活一些较为陈旧的研究模式。下面的个案研究切合本章所讨论的跨学科研究，将语言学、文学和文化分析融为一体，并辅以语料库语言学作为研究工具。

个案研究

这个个案研究展示的是描述译文的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讨论的是哥伦比亚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作品El verano feliz de la señora Forbes5（本章中简称VF），及其由格罗斯曼（Edith Grossman）翻译的英译本Miss Forbes’s Summer of Happiness6（简称MF）。

要分析一部完整的长篇译文需要清除几个实际操作上的障碍。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如范·勒文-兹瓦特虽然设计了一套系统评估翻译转换的模式（第四章），在具体分析中往往都只能摘取部分译文进行研究。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电脑辅助分析工具（详情参阅Baker, 1995; Stubbs, 1996; Biber et al., 1998）。只要文本是电子形式的，任何一个单词或词链的关键词前后文排序表及其相应的译文都可以在几秒钟内排列完成。因此，这类工具极大地提高了研究者取得资料的速度（只消几秒钟，任何一个术语所有的用法搭配都可以调出来），让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仔细分析翻译现象。

此个案研究采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操作如下：

1．对文本进行语言对比：这可以包括对比原文和译文，以弄清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当中还包括分析文本的文学手法和叙事手法；就本研究而言，语言构造的叙述视角尤其重要，分析中采用了保罗·辛普森（Simpson, 1993）和福勒（Fowler, 1996）的模式，两者都与第六章相关；

2．借助电脑进行分析：阅读文本所得出的一些初步结果，继而可以通过关键词前后文排序方法检视全文；此外，还可以对比词频表，分析用词的特点，更可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包括句长以及句首成分；

3．再将分析结果置于社会文化框架中加以考虑。正如第八、九章所指出的，这个社会文化框架可以吸收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和文化研究相关的概念，可以包括意识形态和经济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翻译批评以及出版界和翻译界的参与者。

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而言，仔细阅读之后便会发现译文没有明显的增添或删减，段落和句子结构几乎全部与原文一致。译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明晰化倾向（explicitation），尤其是关联衔接部分。译文语法趋于正规，甚至对话部分亦如此。因此，一些问句，例如Y eso por qué?（VF:151）（大意为And that why?［那么为什么呢？］）就给扩译成为Why would you do that?［你为什么这样做？］（MF:110）。

对比词频表，我们还发现译文的衔接更加紧密：译文使用物主代词的数量比原文多得多。仔细分析表明，有些地方增添物主代词并不是缘于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例如，la señora Forbes interrumpió la lección）（VF:193）就译成了Miss Forbes interrupted her lesson［Forbes小姐打断了课堂］（MF:144）。

我们还可以对两个文本中所有句子的句首成分进行关键词前后排序。这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文本的叙事视角，尤其是各个要素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先后顺序。7故事开头第一句话的句首就是一例：

Por la tarde, de regreso a casa, encontramos una enorme serpiente de mar clavada por el cuello en el marco de la puerta…(VF:189)

［英文直译为：In the afternoon, on arrival at home, we found an enormous sea serpent nailed by the neck to the frame of the door…］

When we came back to the house in the afternoon, we found an enormous sea serpent nailed by the neck to the door frame…(MF:141)

［我们下午回到家，发现了一条巨大的海蛇，它的脖子给钉在门框上……］

译文中，具体的时间要素in the afternoon［下午］后移了，而“回家”这一行为则略有加强，叙事的角度也稍稍发生了变化；关键词前后排序分析表明，就总体而言，与译文相比，原文句首更多地围绕时间和地点要素。同样，英语译文中句子结构有时更加复杂：原文接下来的句子是y era negra…（英文直译为：and it was black and phosphorescent…），译作为Black and phosphorescent…［乌黑，泛着灵光，活像一个吉卜赛咒符……］，这样的改变影响了对人物的刻画，因为原文使用了非常简单随意的连接词y（and［和］），结构符合作为叙事者的小孩的大脑思维习惯。译文却将句子拆开，再用一个复杂的形容词结构Black and phosphorescent…开首。

虽然译者常常紧跟原文的词汇和句法结构，上述单词次序的改变和衔接的变化却似乎是出于对译文的考虑。当然，人们普遍认为译文中添加衔接成分是所有译文的共性（Blum-Kulka, 1986/2000; Baker, 1995，见第六章）。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更广大的文化背景时，上述分析又更增添了新意。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在自己的祖国哥伦比亚及所有西班牙语国家，而且在全世界都取得了极大的商业效益。他最著名的作品《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仍然销售强劲，甚至在英语市场也是如此；众所周知，作品要在英语市场畅销，对外国作家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新创作的任何小说几乎可以保证立刻有英文译本，并与居于纽约的格罗斯曼签约，全都由她负责翻译。格罗斯曼已经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创作的所有作品，英文译本也会在英国出版，但封面不同。格罗斯曼和之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译者拉巴萨（Gregory Rabassa），他们的译本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原因或许就是翻译中采用了归化的翻译策略，例如添加衔接成分，以及将原本小孩的语言改成更加接近译者自己或者读者的语言。格罗斯曼自己（与笔者沟通时）是这样描述自己的翻译方法和目标的：倘若加西亚·马尔克斯可以用英文创作，他会怎么写，我就怎么译。这与德莱顿（John Dryden）对17世纪英国翻译拉丁语诗歌所作的评论不谋而合（要是维吉尔生在英国，生在当世，他会怎么讲，我就怎么译；参见第二章）。

选择这样的翻译策略或许也与出版商有关。出版商一般都要求译文流畅，以免失去读者。第九章中的个案研究对该小说的几个书评作了分析，并清楚地说明，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形象改变了，他出身哥伦比亚的背景在封面上以及书评中都只是轻描淡写，但满载溢美之词的书评只强调他作为国际文坛杰出作家的地位，却极少评说译本，但有关文体风格的评论却都以英文译本为例。不用说，像por la tarde…这句的变化根本没有引起书评家的注意。

这里可能出现几个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功在很多方面正被国外的读者所利用（有趣的是，西班牙的一些书评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哥伦比亚式的西班牙语话语，被译成了美国这个政治经济大国主流而透明的话语形式。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背景与这样一个全新的形象不易切合，例如，他的非文学作品和社会主义作品则往往没有翻译，或者即使翻译了，也往往远远不及其文学作品风光，常常为人们所忽略。譬如，他近期为美国佛罗里达海边沉船事件中的古巴男孩冈萨雷斯（Elián González）所写的文章8，翻译后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英国出版的英译本，特别是其中插图，都是从美国主流的视角陈述这一事件的。9

个案研究讨论

上文关于跨学科个案研究的简单描述，旨在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文化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表明这种方法具有潜力，可以将语言层面的变化与叙事角度，以及文本的纹理效果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该个案研究与11.3.1中哈维的研究相似，力图考虑翻译过程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可能催生语言层面变化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动因。然而，这种方法也并非没有危险。

目前，电脑辅助分析的能力仍然有限。如果有人认为语料库语言学能够解释所有的结果，甚或提供分析者想要的所有资料，那就错了（例如，可以用语料库研究语义，或者将翻译选择与其他相似的翻译小说的选择相比较；虽然操作起来未必容易，但结果会非常有趣）。阐释结果仍然需要仔细的批评分析，而语言模式的选择也影响了结果的阐释。最后，将语言现象套用于意识形态和话语限制也反映了研究者自己的意识形态。也许人们还会挖出某些具体的因素，并认为是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同意上述的一些评判，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形象已被“挪用”进入美国文化，而翻译策略必定是其成因。

小结

学术界长期以来都倾向于视翻译为一项文字生成活动，不愿接受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许多翻译研究继续寄身于许多其他科学，斯内尔-霍恩比的“整合”方法旨在克服文学和语言学在翻译分析中的分歧，指出了翻译学正在发展的方向。自此，翻译学的跨学科特征受到了重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几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文集的出版，以及近来出现的一些个人的研究。这些新型的研究，如哈维的研究就由众多其他学科发轫，正在创造一些适合翻译研究的方法论。这种真正的跨学科方法可让翻译学在大学里取得主导地位，但由于文化和语言学研究方法相互排斥，也还存在着分裂的倾向。本学科以及其他学科中新兴科技的发展，极有可能对今后的研究类型和形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尽管现今新兴科技在翻译上的应用，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补充读物

关于翻译学中相互竞争的倾向，参阅巴克（Baker, 1996; 1997b）及韦努蒂（Venuti, 1998:8-9）。另一篇跨学科研究，参阅梅关于俄国文学英译的研究（May, 1994）。有关语料库语言学，参阅斯塔布斯（Stubbs, 1996），肯尼迪（Kennedy, 1998）及比伯等（Biber et al., 1998）。关于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参见巴克（Baker, 1995）和拉维奥萨（Laviosa, 1998）的作品。关于翻译、小语种与互联网，参见克罗宁（Cronin, 1998）。本书附录还收集了许多网址供参阅。

研讨要点

1．再读一下斯内尔-霍恩比的文本类型图（图11.1），思考一下这个类型图对你自己做过的翻译或所做的翻译研究分析有何有用之处。你认为斯内尔-霍恩比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她要将文学翻译与技术翻译相结合的目标。

2．麦卡蒂（McCarty, 1999）在其有关人文电脑科技一文中声称，跨学科研究“挑战我们重新审视知识结构与体系”。翻译学在多大程度上以及用什么方法达至这些目标呢？

3．你认为翻译学是一门学科，还是一门跨学科，或是其他学科的一个分支？未来几年，翻译学可以与哪些学科建立跨学科联系？

4．看看本章中所提到的不同的跨学科研究。每位理论家都考虑了哪些方面，采用了哪些学科的方法？你觉得他们的研究是否成功？

5．研究者自身的意识形态怎样决定其对分析工具的选择，以及对文化理论的选用？

6．试设计并实施一项跨学科的研究。你在计划、实施及写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7．试用不同的电脑翻译软件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各种软件都有哪些优缺点？哪个软件翻译效果最佳呢？你认为这些软件的前景如何？

8．你能否举出几例说明新兴科技正在改变翻译学者的研究方法？

（李德凤 李丽 译）

附录：相关网站

下面是一些有用的网址，可供翻译学研究者参考

学术会议、最新出版物及研究

● Boletín de Estudios de Traducción（西班牙）：http://www.vc.ehu.es/campus/centros/filologia/deptos-f/depfi/firbet/

● 《国际翻译研究通讯》TRANSST: International Newslett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以色列）：http://spinoza.tau.ac.il/～toury/transst/

学术刊物

● 《通天塔》（Babel）（荷兰）：http://www.benjamins.nl/jbp/index.html

● 《翻译笔记本》（Cadernos de Tradução）（巴西）：http://www.cce.ufsc.br/cadernos/

● 《媒它》（Meta）（加拿大）：http://www.erudit.org/erudit/meta/

● 《目标》（荷兰）：http://www.benjamins.nl/jbp/index.html

● 《译者》（The Translator）（英国）：http://www.stjerome.co.uk/journal.htm

● 《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美国）：http://www.utdallas.edu/reserach/cts/tr/

常常提供有用链接的翻译组织的网址

● 英国文学翻译研究中心（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英国）: http://www.uea.ac.uk/eas/intro/centre/bclt/bclt.htm

● 鲁汶翻译、交流及文化研究中心（CETRA, the Leuven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s）（比利时）：http://www.arts.kuleuven.ac.be/cetra/#general

● 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芬兰）：http://est.utu.fi/

● 国际译联（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法国）：http://www.fit-ift.org/

注释

第二章

1．本段原文为“Nec converti ut interpres, sed ut orator, sententiis isdem et earum formis tamquam figuris, verbis ad nostram consuetudinem aptis. In quibus non verbum pro verbo necesse habui reddere, sed genus omne verborum vimque servavi”（Cicero 46 BCE/1960 CE:364）由胡伯尔（H. M. Hubbell）译成英文，Robinson（1997b:9）中有引用。

2．转引自Robinson（1997b:15）。

3．见Robinson（1997b:22-30）。

4．本段原文为“Ego enim non solum fateor, sed libera voce profiteor, me in interpretatione Graecorum, absque scripturis sanctis, ubi et verborum ordo et misterium est, non verbum e verbo, sed sensum exprimere de sensu”。（St. Jerome Epistolae, Vol. Ⅱ, 395 CE/1565:287）。由卡洛尔（Paul Carroll）译成英文，Robinson（1997b:25）中有所引用。

5．兰伯特（Lambert, 1991:7）认为，“字对字”翻译就是用词素翻译词素的过程，并举希腊文syn-éid-êsis的拉丁译文con-sci-entia为例说明这一过程。相反，兰伯特认为，“意对意”翻译就是“根据语法形式及在特定文本中的含义”，而不是根据更宽泛意义上的语境意义而翻译单个的词或短语。

6．该书重印版见Störig（1963:14-32）。其现代美国英语的口语翻译参见罗宾逊（Robinson, 1997b:83-89），此处德语标题的英语译文为原作者自译。

7．转引自Störig（1963:5）。

8．该短语的德语原文是“Rein und klar Deutsch”，转引自Störig（1963:20）。

9．这句德语如果直译，相当于英语When the heart is full, the mouth overflows.［当心里充满情感，自然会溢于言表。］

10．这一段文字的德语原文是“Man muß die Mutter im Hause, die Kinder auf der Gassen, den gemeinen Mann auf dem Markt drum fragen, und denselbigen auf das Maul sehen, wie sie reden und darnach dolmetschen; da verstehen sie es denn und merken, daß man Deutsch mit ihnen redet”。见Störig（1963:21）。

11．转引自Bassnett（1980/91:54），五条原则的完整引文见Robinson（1997b:95-97）。

12．该专论的重印版见Störig（1963:38-70），节译见Schulte and Biguenet（1992:36-64），英文全译见Lefevere（1992b:141-166）和Robinson（1997b:225-238）。

13．这一段文字的德语原文是“Entweder der Uebersezer läßt den Schriftstell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Leser ihm entgegen; oder er läßt den Leser möglichst in Ruhe, und bewegt den Schriftsteller ihm entgegen”。见Störig（1963:47）。

14．该句的德语原文是“Dem Leser durch die Uebersezung den Eindruck zu geben, den er als Deutscher aus der Lesung des Werkes in der Ursprache empfangen würde”。见Störig（1963:49）。

15．Proust (1996), In Search of Lost Time, Vol. 1: Swann’s Way, London: Vintage.

16．《翻译证书：考试人员须知》（Diploma in Translation: Notes for Candidates, 1990），由伦敦语言学家学会（London: Institute of Linguists）颁布。这一文件后来进行了修订，用于1996年的证书考试，但描述翻译的语言却少有变化。

17．此外还有一条标准：标准5。该标准涉及注解的问题，也是试卷一的组成部分，但此处无须提及。

18．琼·基德（Joan Kidd）（1981, 1990 rev. Janet Doolaege），《译者指南》（Guidelines for Translator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员文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出版。

19．参见注释15。

第三章

1．《菲利浦斯新约》（J. B. Philips New Testament），由伦敦哈珀科林斯圣经出版社出版（London: HarperCollins Bibles）。1985年第一版，1972年更新版，2000年新版。

2．纽马克（Paul Newmark）本人继续在英国的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讲授这些课程，之前还在中伦敦理工学院（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任教（即现在的西敏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3．见“补充读物”部分所列出有关这些学者的著作，以及第五章有关西德的赖斯（Katharina Reiss）、弗米尔（Hans J. Vermeer）和霍尔兹—曼塔利（Justa Hölz-Manttäri）在当时的著作。

第四章

1．注意与第三章中奈达（Eugene Nida）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两者建议中的相似之处。

2．这就构成了第六章讨论的话语分析模型的基础。

3．这些功能首先有比勒（Bühler, 1939/1965）提出，后由韩礼德（Mark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进一步发展。有关详细讨论参见第五、六章。

4．见Fish（1981）或van Peer（1989）等。

5．选自《泰晤士皇家河：从西敏斯特到格林尼治航游手册》（The Royal River Thames: Westminster to Greenwich Cruise and Sail and Rail Guide, 1997. London: Paton Walker, pp.7 and 14.）

第五章

1．见Bühler（1934/65）。这三种功能是信息功能（Darstellungsfunktion）、表达功能（Ausdrucksfunktion）和吁请功能（Appellfunktion）。

2．这种寒暄功能（phatic function）是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他1960年那篇文章中提出的。雅克布森在文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功能三分法，另外两种功能是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和诗学功能（poetic）。

3．该书和下一节讨论的赖斯（Katharina Reiss）与弗米尔（Hans J. Vermeer）合著的《通用翻译理论基础》（Grundlegung einer allgemeine Translationstheorie）还没有英文本，故本章所引均系笔者所译。

4．弗米尔曾指出（1989/2000:224），可从三个方面考察目的：（1）翻译过程；（2）译文本身；（3）翻译模式和意图。单个文本中不同的章节或许会有不同的目标，也叫做“亚目的”（sub-skopoi）。

5．诺德也承认（Nord, 1991:72），她的划分法和第六章将要讨论的豪斯（House, 1977）所区分的“显性翻译”（overt）和“隐性翻译”（covert）很类似。

6．该模式的基础是所谓的“新修辞公式”（New Rhetoric formula），即诺德引用的那一连串以wh开头的问题（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谁对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途径？产生了什么效果？］）。她的文本分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博格朗德和德雷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的观点。

7．Cooking for Beginners（Roz Denny and Fiona Watt. 1998. London: Usborne）的译文也是由阿斯本烹饪学校出版的，书名分别是：（荷兰语）Koken voor beginners（1999）、（法语）La cuisine pour débutants、（意大利语）Imparo a cucinare（1999）、（西班牙语）Cocina para principiantes（2000）。

第六章

1．系统功能语法最重要的角色乃是为话语分析提供了一套精确的语法词汇，即是把一种特别的语言描述，发展成为一套更普遍适用于语言交际和社会文化过程表达的语言框架。话语分析本身是一个广义的名称，不同的学者应用各有不同。以下讨论的翻译研究著作，我们把话语分析理解为以下两种分析的结合使用：一、（利用系统功能语法的工具于）篇章层次的篇章分析；二、把篇章中表达的社会语言交际和权力关系，作为一种语言交际行为相互分析。

2．要了解如何从功能句子的角度作出分析，可参阅“补充读物”中提到的相关著作。

3．此处讨论的一些语用概念，在奈达所主张的动态对等中同样重要（可参阅第三章）。

4．此处他们乃秉承韩礼德之《语言之社会意符角色》（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1978）。

5．德语原文为Jeder für sich und Gott gegen alle（ZDF, 1974）。

第七章

1．该书1997年由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London: Bloomsbury）出版。

2．该书由艾斯托鲁高（Marina Astrologo）翻译，于1998年由佛罗伦萨的Adriano Salane editore出版。

3．该书由德莉庇安（Alicia Dellepiane）翻译，于1999年由巴塞罗纳的Emecé出版。

第八章

1．该书因此继续巴斯奈特在她先前著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中所遵循的路线，在《翻译研究》中她呼吁摆脱当时甚为流行的翻译的“狭隘的语言学方法”（Bassnett, 1980:13）。

2．勒菲弗尔这里采用了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语言的牢笼》（The Prison House of Language, Jameson, 1974）中的定义，见第109页。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3．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洛卜古典图书馆（Loeb Classical Library，自1989年以来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部分）决定约稿翻译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文本，要求“多一点精确，少一点谨慎”，其中包括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文本。见莫里斯（Steven Morris）的《古典译作让淫秽不言而喻》（“Classic translations let obscenity speak for itself”），《卫报》（Guardian）2000年8月23日，第7页。

4．洛-波特（Helen Lowe-Porter）的译文的精确性成为1995年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热烈讨论的焦点。见Venuti（1998:32-33）和Hermans（1999:1-7）。

5．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和其他人一样，翻译了德里达和一些孟加拉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玛哈斯韦达·德维（Mahasweta Devi）的作品。

6．辛格（Gurdial Singh）《最后的闪光》（The Last Flicker, 1991），由罗德（Ajmer S. Rode）翻译，新德里印度文联出版社（New Delhi: Sahitya Akademi）出版。

7．印度文联网站http://www.sahitya-akademi.org/sahitya-akademi/orgl/htm［2000年8月28日流览］

8．用Chachi还是Tayyi取决于所指的是年轻的叔母还是年长的伯母。

第九章

1．《奇妙故事》（Racconti fantastici）由塔尔凯蒂（I. U. Tarchetti）于1977年创作，邦尼法兹（N. Bonifazi）编辑，米兰关达出版社（Milan: Guanda）出版。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将之译成英文，题为Fantastic Tales，收于L. Venuti（1992），由美国加州水银出版社（Mercury House）出版。

2．作者莫特（John Mort），无题，刊登在1993年9月1日《书单》（Booklist），第4页。

3．作者格雷（Paul Gray），题为《十二则宁静的故事》（“Twelve stories of solitude”），刊登在1993年11月29日《时代》杂志（Time），第4页。

4．作者贝利（John Bayley），题为《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刊登在1994年2月17日出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19-21页。

5．无题，1993年11月，第158页。

6．作者斯特罗克（John Sturrock），题为《一项更疯狂的比赛》（“A wilder race”），刊登在1993年9月17日出版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第20页。

7．作者特纳·霍斯皮特尔（Janette Turner Hospital），题为《加西亚·马尔克斯：预知文本记事》（“García Márquez: chronicle of a text foretold”），刊登在1994年2月17日出版的《独立报》（Independent），第19-21页。

第十章

1．自施莱尔马赫至伽达默尔以来有关诠释学的完整的介绍，可参见Palmer（1969）。

2．《巴黎塑像》（Tableaux Parisiens），由本雅明翻译，1923年海德堡理查德魏斯巴赫出版社（Heidelberg: Richard Weissbach）初版；1963年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Frankfurt-am-Main: Suhrkamp）再版。

3．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经常被人引用的本雅明的论文英文版因不够精确，而时常受到猛烈的抨击，可参见Venuti（2000:23-25）文集中收入的兰德尔（Johnson Randall）的批评文字。

4．《贝奥伍夫》（Beowulf），希尼（Seamus Heaney）翻译，1999年由伦敦费伯公司（London: Faber & Faber）出版。

5．发表于i Cavernícolas!（1958），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彼尔·阿巴特公司（Buenos Aires: Père Abbat editora）编辑出版，第105-146页。

第十一章

1．见普拉特（M. L. Pratt）1987年的论文《语言乌托邦》（“Linguistic utopias”），收于《写作的语言学理论：语言与文学的论争》（The Linguistics of Writing: Arguments betwee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d. N. Fabb, D. Attridge, A. Durant and C. McCabe），由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出版。哈维（Keith Harvey）讨论了巴瑞特（Rusty Barrett）在其1997年的论文《同源言谈社群》（“The homo-genius speech community”）中是如何使用“接触理论”的。该文收于《怪异话语：语言、性别与性》（Queerly Phrased: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ed. A. Livia and K. Hall），由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2．1992年伦敦国家皇家剧院（The Royal National Theatre）和伦敦尼克荷恩出版社（London: Nick Hearn Books）出版。

3．由伦敦黑豹出版社（London: Panther Books）出版。米葵亚莫斯（Philippe Mikriammos）将它翻译成Un garçon près de la rivière［河边男孩］，于1981年在巴黎出版。

4．此术语为Fowler（1986/1996）所创。

5．收于1992年出版的《十二个朝圣故事》（Doce cuentos peregrinos），由马德里的蒙达多利·艾斯班拿出版社（Mondadori España）出版。

6．收于1992年出版的《奇怪的朝圣者》（Strange Pilgrims），由纽约的阿尔佛雷德·诺蒲夫出版社（New York: Alfred Knopf）和伦敦的乔纳森·开普出版社（London: Johnathan Cape）出版。

7．辛普森（Simpson, 1993:12-21）描述了时空视角是如何决定和影响叙述的，主要从各种因素呈现的先后顺序等方面对之进行考察。

8．发表在西班牙2000年3月19日的第六、七版，题为“Nàufrago en tierra firme”（“Shipwrecked on dry land”［岸上翻船］）。文章后被译成英文，题为“Tom in the USA”［在美国备受煎熬］，发表在2000年3月25日的《卫报评论》（Guardian Review）第一、二版。

9．见Munday（待出版）对此译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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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ion Behavior,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英汉词汇对照表

col 1	col 2
A
abusive fidelity	放纵式忠实
acceptable	可接受的
accountability norms	责任规范
accuracy	精确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跨越语言与文化》
adaptation	改编
adaptive method	顺应翻译法
adequate	充分的
afterlife	后起的生命
aggression	攻占
alienating	异化
Anglo-Saxon	盎格鲁—撒克逊
Äquivalenaz	对等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	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英国文化委员会
Arts Council of Ireland	爱尔兰人文科学委员会
assessment criteria	评判标准
asymmetrical power relationships	不对称权力关系
audiomedial	视听型
axiomatics of fidelity	忠实公理
B
Babel	《通天塔》
Boleíin de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BET)	《翻译研究通讯》
borrowing	借词
Brazilian cannibalism	巴西的食人主义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英国文学翻译中心
bureaucratese	公式术语
C
Cadernos de Tradução	《翻译笔记本》
calque	仿造词语
calquing	仿造
camp talk	同性恋话语
Centre for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s (CETRA)	鲁坟翻译研究中心
class shift	词类转换
clausal linkage	子句关联
cleft sentence	分裂句子
coherence	连贯
coherence rule	连贯原则
cohesion	衔接
cohesive ties	关联词语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话语
commissioner	委托人
communication norms	交际规范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交际翻译／传意翻译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model	比较模式
compensation	补偿
componential analysis	成分分析
connotative equivalence	内涵对等
connotative meaning	内涵意义
consecutiveness	连贯性
continued life	延续的生命
continuum	连续体
contrastive analysis	对比分析
correspondence (Korrespondenz)	对应
coupled pairs	耦合对子
covert translation	隐性翻译
critical theory	批评理论
cultural filter	文化过滤器
cultural identity	文化认同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cultural turn	文化转向
D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
defer	延迟
deformation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变形
deforming tendency	变形倾向
denotative equivalence	外延对等
descriptive model	描述模式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	描述性翻译研究
differ	差异
différance	异延
direct translation	直接翻译
directness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直接性
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
discourse semantics	话语语义
discourse-oriented approach	话语导向方法
dislocation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错位的翻译实践
domesticating/domestication	归化
dominant poetics	主流诗学
dynamic equivalence	动态对等
E
elective affinity	选择性契合
elitist attitude	精英主义态度
embodiment	具体化
emotive meaning	情感意义
energy of language	语言的能量
epistemological weakness	认识论缺陷
equivalence (see also Äquivalenz)	对等
equivalent	对等语
equivalent effect	对等效应，等效
erotic possession	性占有
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y	欧洲中心历史观
experiment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实验性翻译策略
explicitation	明晰化
expressive	表情型
expressive equivalence	表达对等
F
face-threatening act	有损脸面的行为
faithfulness	忠实
feminism	女权主义
feminist translation theory	女权主义翻译理论
fidelity	忠实
fidus interpres	忠实的诠释
field	场界
fluency	流畅
foreignization/foreignizing	异化
formal correspondence	形式对应
formal equivalence	形式对等
fragmentation	分裂
free translation	意译
functional theory	功能理论
G
genre	语类／文类
gloss translations	释译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	语法—翻译教学法
H
hegemony	霸权主义
Hermeneus	《译者》（西班牙）
hermeneutic approach	阐释途径
hermeneutic motion	阐释步骤
heterogeneous discourse	异质性话语
hierarchical structuring	层级结构法
horizon of expectation	期待视野
humanities computing	人文电脑科技
hypertextual translation	超文本翻译
I
iconic linkage	图像关联
ideational	观念上
identifying method	同一翻译法
ideology	意识形态
idiolect	个人习语
imbalance	失衡
imitation	拟作
implicature	暗示；内隐意思
In Other Words	《换言之》
incorporation	吸纳
information structure	信息结构
informative	信息型
initial norm	初始规范
initiative trust	起始阶段的信任
initiator	发起人
Institute of Linguists, The (IoL)	语言学家学会
integrated approach	综合法
interdiscipline	跨学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语际翻译
intermediary language	中介语言
interpersonal	人际上的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符际翻译
intertextual reference	互文参照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	介入的方法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语内翻译
intrasystem shift	内部体系转换
invariant	不变量
invisibility	隐形
ITI Bulletin, The	《翻译协会公告》
K
kernel sentence	核心句
L
langue	语言
law of growing standardization	标准化法则
law of interference	干涉法则
laws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规律
Leipzig School	莱比锡学派
level shift	层次转换
lexical translation	词汇翻译
lexicogrammar	词汇语法
linguacultural	语言文化
linguistic meaning	语言意义
linguistic toolkit	语言工具箱
literal rendering	直译
literal transfer	字面转移
literal translation	直译
literary transfer	书面转移
Livius	《利维厄斯》
location disrupture	位置的错裂
loyalty	忠诚
M
macrolevel	宏观层
Manifesto Antropófago	食人主义宣言
Manipulation School, the	操纵学派
manipulation of translation	操纵翻译
matrical norms	母体规范
message transmitter compounds	资讯传递综合体
Meta	《媒它》
metafunction	元功能
metaphrase	逐字译
micro-level	微观层
minimal transfer	最低度转移
minoritizing translation	少数化翻译
mismatches	错配
modality	情态
mode	语式
modification	更改
modulation	调节
mutation	更换
mythic potency	神力
N
naturalization/naturalizing	顺化
naturalness	自然，自然程度
negative analytic	否定分析
neologism	词语创新
New Criticism	新批评
norms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规范
O
oblique translation	间接翻译
operational norms	操作规范
operative	操作型
option	选择
orator	演说家
over translation	过度翻译
overt translation	显性翻译
P
Parallèles	《平行》
paraphrase	意译
patronage	赞助者
penetration	插入
performative dimension	施为维度
Perspective	《视角》
phatic function	寒暄功能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政治学
polysystem theory	多元系统理论
positive analytic	肯定分析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后殖民翻译理论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power relation	权力关系
pragmatic equivalence	语用对等
pragmatic inference	语用的推断
preliminary data	初始数据
preliminary norms	预备规范
pre-linguistics period of translation	翻译的前语言学时期
process of translation	翻译过程
process or professional norms	过程规范或专业规范
product or expectancy norms	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
pure language	纯语言
Q
qualitative impoverishment	质的弱化
quantitative impoverishment	量的弱化
queer theory	怪异理论
R
rank shift	级阶转换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reception theory	接受理论
referential meaning	指称意义
register	语域
register analysis model	语域分析模式
relation norms	“关系”规范
relative markedness	相关标记
relevance	关联性
resistancy	抵抗
resistant difference	抗拒性差异
restitution	复原
restructuring	重构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Tecnica della Traduzione	《国际翻译技术杂志》
Roman tradition	罗马传统
S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	语义结构分析
semantic translation	语义翻译
Sendebar	《森德巴》
sense-for-sense	意对意
situational variables	情势变数
skopos theory	目的论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社会文化环境
sociolect	社会习语
source language	原语
source text	原文；原语文本
spirit	灵魂
ST-oriented	原文倾向
structural shift	结构转换
style shifting	风格转移
suprasagmental features	超音段特征
surface structure	表层结构
system theory	系统论
systematic context	系统语境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系统功能语法
T
Target	《目标》
target language	目的语
target text	目的语文本；译文
taxonomic linguistic approaches	语言学分类法
taxonomies	分类法
tenor	语旨
tertium comparationis	中间对照物
text	语篇／文本
text type	文本类型
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	语篇规约对等
textual equivalence	文本等值
textual function	篇章作用；语言结构作用
textual-linguistic norms	篇章语言规范
thematic structures	主位结构
theme-dynamics	主位—动态
theme-rheme	主位—述位
theory of contact	接触理论
theory of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
theory of politeness	礼貌理论
think-aloud protocols	朗声思维训练
tone	口吻
Traduire	《翻译》
transfer	转移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model	转换生成语法模式
transitive material processes	及物性物质过程
transitivity	及物性
translatability	可译性
translation action	翻译行为
translation as rewriting	作为重写的翻译
translation policy	翻译政策
translation review	翻译评论
Translation Review, The	《翻译评论》
translation shift	翻译转换
Translation Studies	翻译学；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workshop	翻译工作坊
Translators, The	《译者》（英国）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he	翻译者协会
translatum	译文
transliteration	音译
transposition	词性转换
TRANSST	《国际翻译研究通讯》
T T-oirented	译文倾向
Turjuman	《译者》（摩洛哥）
U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science of trans lating”)	翻译科学
unit shift	单位转换
untranslatability	不可译性
use-value	使用价值
V
verb-inflected languages	动词形态的语言
vernacular	方言
voice	语气、口吻、腔调
W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字对字翻译

索引

abusive fidelity，放纵式忠实，见fidelity

acceptability，可接受性

accuracy，精确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ournal)，《跨语言与文化》（期刊）

action theory，行为理论

adaptation，改编

adequacy，充分性

Adequate Translation，充分性翻译；参见Toury, G.

Africa-Vidal, M. C., M. C. 阿夫里加·维达尔

aggression，攻占

Allende, I., I. 阿连德

Alvarez, R., R. 阿尔瓦雷斯

Amos, F. R., F. R. 阿莫斯

Andrade, O. de，奥斯·瓦尔多德·安德雷德

Anglo-Saxon，盎格鲁-撒克逊

applied linguistics，应用语言学

appropriation，挪用

Äquivalenz，对等

Arab world，阿拉伯世界；巴格达；～的翻译方法

Arabic，阿拉伯语

archaeastronomy，考古天文学

area-restricted theories，专门理论

Argentina，阿根廷

Aristophanes，阿里斯托芬

Arnold, M., 马修·阿诺德

Arroyo, R., 罗斯玛丽·阿罗约

art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艺术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Board，人文科学研究委员会

Arts Council of England，英国文化委员会

Arts Council of Ireland，爱尔兰国家人文科学委员会

assessment of translations，翻译评判

Austin, J. L., J. L. 奥斯汀

Australia，澳大利亚

Babel (journal)，《通天塔》（期刊）

Babel Fish，巴别鱼

back transformation，回译

Baker, M., 莫娜·贝克；阿拉伯传统；语料库语言学；语言学学者与文化理论学者的分裂争论；话语分析；百科全书；等值；主要文献

Bal, M., 米科·巴尔

Bassnett, S., 苏珊·巴斯奈特；等值；翻译史；主要文献；直译与意译的争论；后殖民主义；摒弃语言学的方法

Baudelaire, C., C. 波德莱尔

Bayley, J., J. 贝利

Beaugrande, R. De, R. 德·博格朗德

Belgium，比利时

Bell, R., 罗杰·贝尔

belles infidèles，不忠的美人

Bengal，孟加拉

Bengali，孟加拉语

Benjamin, A., A. 本杰明

Benjamin, W., W. 本雅明；德里达的解读；影响；主要文献

Bennington, G., G. 本宁顿

Berman, A., A. 贝尔曼；哲学理论家的影响；主要文献

Bhabha, H., H. 巴巴

Biber, D., D. 比伯

Bible translation，圣经翻译

Biguenet, J., 约翰·比格内；主要文献

Blum-Kulka, S., S. 布卢姆-库卡；主要文献

Boletín de Estudios de Traducción (BET)，《翻译研究通讯》

Böll, H., 海因里希·伯尔

borrowing，借词

Brazil，巴西

British Centre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英国文学翻译中心

Brittan, L., 利昂·布里坦

Broch, H., 赫曼·布洛赫

Broek, R. van den，雷蒙·范·登·布罗克

Brown, M., 梅格·布朗

Brown, P., P. 布朗

Bühler, K., 卡尔·布勒

Buikema, R., R. 布伊克玛

Bush, P., 彼得·布什

Butler, J., 朱迪思·巴特勒

Cabrera Infante, G., 吉列尔莫·卡布雷拉·因方特

Cadernos de Tradução (journal)，《翻译笔记本》（期刊）

calque，仿造词语

Caminade, M., M. 卡米纳德

Campos, H. de，哈罗尔多·德·坎坡斯；参见cannibalism

Camus, A., 阿尔贝·加缪

Camus, R., 理查德·加缪

Canada，加拿大

cannibalism，食人主义

Carter, R., R. 卡特

Cassidy, L., 劳伦斯·卡西迪

category shifts see translation shifts，类型转换，见“翻译转换”

Catford, J. C., J. C. 卡特福德；～批评；主要文献

Cavalcanti, G., G. 卡瓦尔康蒂

CETRA (Leuven 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鲁汶翻译研究中心

Chamberlain, L., L. 张伯伦

Chesterman, A., 安德鲁·切斯特曼；主要文献

Cheyfitz, E., E. 切费茨

China，中国

Chinese，中国的

Chomsky, N., 诺姆·乔姆斯基

Christ, R., 罗纳德·克里斯特

Churchill, W., 温斯顿·邱吉尔

Cicero, M. T., M. T. 西塞罗

Cixous, H., 埃莱娜·西克苏

cognitive sciences，认知科学

coherence，连贯；连贯原则

cohesion，衔接

colonization，殖民化

commission，指令

communication studies，交际研究

communication theory，交际理论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交际翻译／传意翻译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

compensation，补偿

componential analysis，成分分析

computer: assisted analysis，机助分析；翻译

concordancing，关键词前后文排序方法

connectors，连接词

Conrad, J., J. 康拉德

context，语境；～意义；参见sociocultural context

contrastive analysis，对比分析

controlling factors，控制因素

Coover, R., 罗伯特·库弗

corpus linguistics，语料库语言学；对～批评

correspondence，对应；形式

Cortázar, J., 朱利奥·科蒂扎

covert translation，隐性翻译

Cowie, M., M. 考伊

Cowley, A., A. 考利

creative writing，创作

critical theory，批评理论

Cronin, M., 迈克尔·克罗宁；主要文献

cultural，文化：语境；分别；～过滤器；～理论；～转向

cultural studies，文化研究；～的贡献；～的意识形态；～导向方法；～从语言学方法中分离；翻译研究中的多样化

culture，文化

Czechoslovakia，捷克斯洛伐克

Darbelnet, J., 琼·达贝尔内；主要文献

decision-making，决策；参见Levý, J.

deconstruction，解构

deforming tendencies，变形倾向

Delisle, J., J. 德莱尔

Denham，德纳姆

Derrida, J., 雅克·德里达；主要文献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描述性翻译研究；～的未来

Devy, G., G. 德维

Dharwadker, V., V. 达瓦德克

dialect，方言；参见sociolect

différance，延异

difference，差异

Di Pietro, R. J., R. J. 迪彼得罗

direct translation，直接翻译

directness，直接性

discourse，话语；～种类；广义的～

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对～的批评；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

documentary translation，文献型翻译

Dolet, E., 艾蒂安·多雷；五条翻译原则

domestication，归化

Dostoevsky, F., F. 陀思妥耶夫斯基

Dressler, W., w. 德雷斯勒

Dryden, J., 约翰·德莱顿；主要文献；三分法

During, S., S. 迪兰

Dutch，荷兰

Duvert, T., 托尼·迪韦尔

‘ear’，耳朵

Easthope, A., A. 伊斯索普

editors，编辑

Eggins, S., S. 埃金斯

elective affinity，选择性契合

enhancement，加强

Enkvist, N. E., N. E. 伊奎斯特

Enright, D. J., D. J. 恩赖特

equivalence，对等；在语篇层次的～；贝克各种层次的～；对～的批评；动态～，；民族中心主义；形式～；功能的～；功能性关系；要求层级架构；切斯特曼的“关系”规范；豪斯的～模式；意义～科勒的五种～类型；列维的～分类；暂且搁置；～的非规范性定义；～问题；语义～；风格上的～；文本等值；维奈和达贝尔内对～的使用

equivalent effect，对等效应，等效；～美学效果；对～的批评；对～的要求；～的翻译方法

Esquivel, L., L. 埃斯基韦尔

ethics of translation，翻译伦理

European Society for Translation Studies，欧洲翻译研究学会

Even-Zohar, I., 伊塔马·伊万-佐哈；主要文献

exoticizing translation，奇异化翻译

explicitation，明晰化

faithfulness，忠实，参见fidelity

false friends，假朋友

Fawcett, P., 彼得·福西特；主要文献

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ducteurs，国际译联

Felstiner, J., 约翰·费尔斯蒂那；主要文献

feminism，女性主义

fidelity，忠实；放纵式～；规则

fidus interpres，忠实的

film translation，电影翻译

Finland，芬兰

Firbas, J., J. 菲尔巴斯

Firth, J. R., J. R. 弗思

Fish, S. E., S. E. 菲什

Fitzgerald, E., 爱德华·费茨杰拉德

‘flow’，顺畅

fluency，流畅

foreign, the，异质性；～的考验

foreignization，异化；对～的批评

forensic linguistics，法律语言学

Formalism，形式主义

form vs. content，形式与内容

Fowler, R., R. 福勒

France，法国

Frank, A., 安妮·弗兰克

Frank, O., O. 弗兰克

Frawley, W., W. 弗劳利

free translation，意译；and yiyi，意译；参见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

Freihoff, R., R. 弗赖霍夫

French，法语（的）

function of translation，翻译的功能

functional grammar，功能语法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功能句子透视

functional theories，功能理论

functions of language，语言的功能；交际的～；观念上的～；人际上的～；符号的～；社会文化的～；参见functional grammar, interpersonal, textual function

function-preserving translation，保持功能的译文

Fyodorov, A. V., A. V. 费奥多罗夫

Gaddis Rose, M., M. 加迪斯·罗斯

gain，得

Galicia，加利西亚

García Márquez, G.,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克斯

García Yebra, V., V. 加西亚·耶夫拉

Garnett, C., 康斯坦茨·加尼特

Gauvin, L., 丽斯·高雯

gay issues，同性恋问题

gender studies，性别研究；参见translation and gender

generative grammar，生成语法；功能词类

genius，天才

genre，语类／文类

Gentzler, E., 埃德温·根茨勒；主要文献

German，德语（的）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东德

Germany，德国；～出版业；参见West Germany

Gerzymisch-Arbogast, H., H. 格齐米施·阿伯加斯特

gestalt theory，格式塔理论

Godard, B., 芭芭拉·歌达

González, E., 埃利安·冈萨雷斯

Gorp H. van, H., 范·戈普

Graham, J. F., J. F. 格雷厄姆：主要文献

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参见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Greece，希腊

Greek，希腊语（的）

Grice, H. P., H. P. 格里斯；对～的批评

Grossman, E., E. 格罗斯曼

Guenthner, F., F. 京特那

Guenthner-Reutter, M., M. 京特那-罗伊特

Gutt, E., 厄恩斯特·格特

Hale, T., T. 黑尔

Halliday, M. A. K., 韩礼德；对～的批评；～对豪斯的影响

Hamel, M.-J., M.-J. 哈梅尔

Harvey, K., 基思·哈维；主要文献

Hasan R., R. 哈桑

Hatim, B., B. 哈蒂姆；主要文献

Heaney, S., 西莫斯·希尼

Hebrew, 希伯来文

Hegel, G., G. 黑格尔

hegemonic languages，霸权语言

Heidegger, M., 马丁·海德格尔

Henry, R., 亨利·罗林逊

Hermans, T., 西奥·赫尔曼斯；主要文献

Hermeneus (journal)，《译者》（期刊）

hermeneutic motion，阐释步骤：参见Steiner, G.

hermeneutics，阐释学

Herzog, W., 沃纳·赫尔佐格

Heyvaert, S., S. 海维尔特

Hindi，印地语

history of translation，翻译史

Hoeksema, T., T. 赫克西玛

Holmes, J. S., 詹姆斯·霍姆斯；主要文献

Holub, R. C., R. C. 霍勒布

Holz-Mänttäri, J., J. 霍尔兹-曼塔利；对～的批评

Homer，荷马

Horace，贺拉斯

‘horizon of expectation’，期待视野

House, J., 朱莉安娜·豪斯；对～的批评，；主要文献

humanities computing，人文计算机科技

Hung, E., 孔慧怡

Hungary，匈牙利

Ibn al-Batrīq, Y., Y. 伊本·阿尔-巴特里克

ideational，见functions of language

ideology，意识形态；理论家的～

imbalance，失衡

imitation，拟作

implicature，暗示，内隐意思

incorporation，吸纳

India，印度

In Other Words (journal of Translators’ Association)，《换言之》（期刊）

Institute of Linguists, The (IoL)，语言学家学会；翻译证书

Institute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ITI)，翻译协会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工具型翻译

integrated approach，综合法

intercultural，跨文化：传播；转移

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性

interference，干涉

interlinear translation，行间翻译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参见Jakobson, R.

internet，互联网

interpersonal参见functions of language

interpretation，意义的阐释（for ‘spoken translation’见interpreting）

interpreter: used by Cicero，翻译匠（西塞罗语）

interpreting，传译；课程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符际翻译；参见Jakobson, R.

intertextuality，互文性

interventionist approach，介入的方法

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内翻译；参见Jakobson, R.

invariant concept，中间对照物概念；参见tertium comparationis

(in) visibility of translator，译者的（隐形）显形；参见Venuti, L.

Ireland，爱尔兰

Irish，爱尔兰语（的）

Israel，以色列

Italian，意大利语（的）

Italy，意大利；～出版业

ITI Bulletin,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翻译协会公告》（翻译协会期刊）

Ivir, V., V. 艾弗

Jakobson, R., 罗曼·雅各布森；翻译类型；对～的批评；对等和意义；主要文献

James, C., C. 詹姆斯

Japanese，日本语（的）

Jauss, H. R., H. R. 尧斯

Jerome, E. H. (St Jerome)，圣哲罗姆

Johnson, B., 本·江生

Joyce, J., 詹姆斯·乔伊斯

Kade, O., O. 卡德

Kaindl, K., K. 凯因德尔：主要文献

Kassovitz, M., 马修·卡索维茨

Kelly, L., 路易斯·凯利

Kennedy, G., G. 肯尼迪

Kenny, D., D. 肯尼

kernel，核心

Khayyam, O., 俄谟·伽亚姆

Kilmartin, T., T. 基尔马丁

Kittel, H., 哈拉尔德·基特尔

Koller, W., 维尔纳·科勒；key text

Komissarov, V., V. 科米萨罗夫

Korrespondenz，对应，见correspondence

Kuhiwczak, P., P. 库黑瓦扎克

Kundera, M., 米兰·昆德拉

Kushner, T., 托尼·库什纳

Labé, L., L. 拉贝

Lambert, J.-R., 乔斯·兰伯特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语言教学

langue，语言

Larose, R., R. 拉鲁斯

Larson, M. L., M. L. 拉森

Latin，拉丁文（的）

Laviosa, S., S. 拉维奥萨

law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规律；对～的批评；标准化法则；干涉法则；在翻译中减少对语言表现的控制

Leech, G., 杰弗里·利奇

Lefevere, A., 安德烈·勒菲弗尔；操控学派；～与多元系统学者；对等；主要文献；摒弃语言学的方法；改写

Leipzig School，莱比锡学派

letter, the，语言；贝尔曼论～

Leuven-Zwart, K. M. van., K. M. 范·勒文-兹瓦特；对～的批评；主要文献

levels，层面：话语；语言～；翻译～；故事～；参见Catford, J. C., translation shifts

Levine, S. J., 苏珊·吉尔·莱文；主要文献

Levinson, S. C., S. C. 莱文森

Lévi-Strauss, C., C. 列维-斯特劳斯

Levý, J., 伊日·列维；主要文献

Lewis, P., P. 刘易斯

lexicogrammar，词汇语法

Libertella, H., H. 利贝泰拉

Linguist,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Linguists)，《语言学家》（语言学家学会期刊）

linguistically-oriented approaches，语言学导向的方法；对～的批评，从文化研究方法中分离

linguistic sign，语言符号

linguistic toolkit approach，语言工具箱方法

Lispector, C., 克拉丽丝·利斯佩克托尔

literal translation，直译；文献型翻译的～；～的确认标准；本雅明论～；贝尔曼论～；维奈和达贝尔内论～；从～中摆脱出来

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直译与意译；从～中摆脱出来

literary agents，作者的代理人

literary theory，文学理论

literary translation，文学翻译；课程

literary translators，文学翻译者

Livius (journal)，《利维厄斯》（期刊）

loss，失

Lotbinière-Harwood，苏珊·德·罗特宾尼埃尔-哈尔伍德

Lowe-Porter, H., 海伦·洛-波特

Luther, M., 马丁·路德

Lyons, J., J. 莱昂斯

machine translation，机器翻译

Maier, C., C. 梅尔

Malblanc, A., 阿尔弗雷德·马尔布朗

Malone, J. L., J. L. 马隆

Manipulation School, the，操控学派

Mann, T., 托马斯·曼

Mansfield, K., 凯瑟林·曼斯菲尔德

Mason I., 伊恩·梅森；主要文献

Mason, K., K. 梅森

Matejka, L., L. 马特伊卡

May, R., R. 梅

McCarty, W., 威拉德·麦卡锡；主要文献

meaning，意义；对～的分析；西方理论对～的批评；～的阐释步骤；语言选择的～；～的本质；的保存

media studies，媒体研究

message-transmitter compounds，信息传递综合体

Meta (journal)，《媒它》（期刊）

metaphor，比喻：不忠的美人；食人主义；俘虏；殖民化；文化转向；地球村；感染；露天矿区；插入；领受圣餐；在拉紧的绳索上行走的人；翻译的～；泰特勒；女人

metaphrase，逐字译

Miko, F., 弗朗齐歇克·米科

Minimax strategy，极小极大策略

mismatches，错配

modality，情态

modern technologies，现代科技

modification，更改

modulation，调节

Morocco，摩洛哥

Mounin, G., 乔治·穆南

Muir, E., E. 缪尔

Muir, W., W. 缪尔

Munday, J., 杰里米·芒迪

mutation，更换

Naaijkens, T., T. 纳伊肯斯：主要文献

Nācima al-Himsi, I., 伊本·奈马·阿尔-黑姆西

narratology，叙事学

naturalizing translation，顺化翻译

naturalness，自然，自然程度

negative analytic，否定分析

neologisms，词语创新

Neruda, P., 保罗·聂鲁达

Netherlands, The，荷兰

Neubert, A., 阿尔布雷赫特·诺伊贝特

Newman, F., 弗兰西斯·纽曼

Newmark, P., 彼得·纽马克；主要文献

Nida, E. A., 尤金·奈达；～的批评；～的影响；主要文献；翻译的科学；翻译体系

Niranjana, T.,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主要文献

nominalization，名词化

non-verbal elements，非动词成分

Nord, C., 克里斯蒂安娜·诺德

norm-authority，规范权威

norm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规范；对～的批评；对～的界定；归纳总结；对～的表述

Norris, C., 克里斯托夫·诺里斯

oblique translation，间接翻译

option，选择

orator: used by Cicero，演说家（西塞罗语）

Orero, P., P. 奥雷罗

Osgood, C., C. 奥斯古德

overt translation，显性翻译

Ovid，奥维德

Palmer, R., R. 帕尔默

Parallèles (journal)，《平行》（期刊）

paraphrase，意译

Parks, T., T. 帕克斯

parole，言语

patronage，赞助者

Peden, M. S., M. S. 佩登

Persian，波斯语（的）

Perspectives (journal)，《视角》（期刊）

Pevear, R., R. 佩韦尔

philosophical theories，哲学理论；对其他理论家的影响

Pinter, H., H. 品特

Plato，柏拉图

Pöchhacker, F., F. 波奇哈克尔：主要文献

poetics，诗学

point of view，观点

Poland，波兰

Polish，波兰语（的）

politeness，礼貌

politics，政治学

Pollard, D., 卜立德

Polterman A., A. 波尔特曼

polysystem theory，多元系统理论；～的优点；对～的批评；对～的界定

Pomorska, K., K. 波莫尔斯卡

Popovič, A., 安东·波波维奇

Portugal，葡萄牙

Portuguese，葡萄牙语（的）

postcolonialism，后殖民主义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

poststructuralism，后结构主义

Pound, E., 埃兹拉·庞德；主要文献

power，权力

pragmatics，语用学；～分析

Prague School，布拉格学派

presupposition，预设

problems of translation，翻译的问题；功能排序

Proust, M., M. 普鲁斯特

psychology，心理学

publishers，出版商；～权力网

Punjab，旁遮普省

Punjabi，旁遮普语（的）

pure language，纯语言

Pym, A., 安东尼·皮姆；主要文献

Qian, H., 胡倩（译音）

Quebec，魁北克

queer theory，怪异理论

Rabassa, G., G. 拉瓦萨

Ramanujan, A. K., A. K. 罗摩奴阇

Ramm, W., W. 拉姆

rank，级阶：语言的～；专业理论；转换

reception of translation，对译文的接受

reception theory，接受理论

receptor-oriented translation，接受者为导向的翻译；摒弃～

recreation of text，文本再创造活动

Reformation，宗教改革

register，语域：词汇的～

register analysis，语域分析；criticisms of，批评

Reiss, K., 卡塔琳娜·赖斯；～和目的论；～的批评

relevance，关联性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学术研究评价机制

resistance，抵抗

reviewers，评论家

rewriting，改写

Richards, I. A., I. A. 理查兹；参见translation workshop

Rilke, R-M., R. M. 里尔克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Tecnica della Traduzione (journal)，《国际翻译技术杂志》（期刊）

Robinson, D., 道格拉斯·罗宾逊；主要文献

Rode, A. S., 阿齐莫·S. 罗德

Roman tradition，罗曼传统；参见Ci cero, M. T.

Romanticism，浪漫主义；参见hermeneutics, Schleiermacher, F.

Rosenthal, F., F. 罗森塔尔

Rowling, J. R., J. R. 罗琳

Rushdie, S., 萨尔曼·拉什迪

Russia，俄国

Russian，俄语（的）

Sábato, E., E. 萨巴东

sacrifice，牺牲

Sager J., J. 塞杰

Said, E., 爱德华·赛义德

St Augustine，圣奥古斯丁

Salama-Carr, M., M. 萨拉马-卡尔

Sanskrit，梵文

Saussure, F. De, F. 德·索绪尔

Savory, T., T. 萨沃里

Schäffner, C., 里斯蒂娜·夏夫纳

Schleiermacher, F., F. 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主要文献；参见hermeneutics, Romanti cism

Schulte, R., R. 舒尔特；主要文献

Schütz, A., A. 许茨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的科学

Scott Moncrieff, C. K., 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

semantic structure analysis，语义结构分析

semantic translation，语义翻译

semantics，语义学；情景—框架

semiotics，符号学

Sendebar (journal)，《森德巴》（期刊）

sense-for-sense translation，意对意翻译

servitude，奴役

Shakespeare, W., 威廉·莎士比亚

shifts in translation，翻译转换，见translation shifts

Short M., M. 肖特

Shuttleworth, M., M. 沙特尔沃思

signified，所指

signifier，能指

Simon, S., 雪莱·西蒙；主要文献

Simpson, P., P. 辛普森

Singh, G., 古尔达亚·辛格

situation，情景

skopos theory，目的论；对～的讨论；参见Reiss, K. and Vermeer, H. J.

Slovakia，斯洛伐克

Smelik, A., A. 斯麦利克

Snell-Hornby, M.,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对～的批评；主要文献

Sociocultural，社会文化：限制；语境；研究；系统

sociolect，社会习语；参见dialect sociolinguistics

source language(SL)，原语：～的界定

source text(ST)，原文；原语文本：～的分析；界定；罢黜；与译文的关系；状态

South Africa，南非

Spain，西班牙

Spanish，西班牙语（的）

Spenser, E., 埃德蒙·斯宾塞

spirit，灵魂

Spivak, G., 佳娅特利·C. 斯皮瓦克；主要文献

Srikantaiah, B. M., B. M. 斯里坎泰亚

Steiner, E., E. 斯坦纳

Steiner, G., 乔治·斯坦纳；对～的批评；～的影响；主要文献

Steiner T., T. 斯坦纳

Störig, H.-J., H.-J. 施特里希；主要文献

structural linguistics，结构语言学

Stubbs, M., M. 斯塔布斯

stylistics，文体学

subtitling，字幕翻译；参见film translation

supplementation，补充

Švecjer, A. D., A. D. 什韦克杰

Sweden，瑞典

Swift, J., J. 斯威夫特

Switzerland，瑞士

syntax，句法

Syriac，古叙利亚语

systems theories，系统论

Taber, C. R., C. R. 泰伯；主要文献；～的翻译系统

Tarchetti, I., I. 塔尔凯蒂

Target (journal)，《目标》（期刊）

target language (TL)，目的语：～的界定

target text (TT)，目的语文本；译文：～的界定；译文导向的方法

taste，品味

taxonomies，分类法

Taylor, C., C. 泰勒

tertium comparationis，中间对照物

text analysis，文本分析；核对表

text linguistics，篇章语言；规范

text-type，文本类型；赖斯论～；施莱尔马赫论～；斯内尔-霍恩比论～

textual means，篇章意义

thematic structure，主位结构；～分析的问题；～的相关标记

theory of contact，接触理论

Thompson, G., G. 汤普森

Tirkkonen-Condit, S., S. 蒂尔科宁-康迪特

tone，口吻

Toury, G. and literary translators，吉迪恩·图里和文学翻译者；对译者的限制；～的批评；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影响；主要文献；规律；翻译学结构图；规范；多元系统理论

traductología，翻译学；参见translation studies

Traduire (journal)，《翻译》（期刊）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转换语法；见generative grammar

transitivity，及物性

translatability，可译性；～的限度

translated literature，翻译文学：～作为系统运作

translating see translation，翻译，见“翻译”

translation，翻译：辅助工具；～和性别；～作为艺术；作为技巧的～；派生的～；作为比喻的～；作为政治行为的～；～产品；～的评判标准；～会议；～课程；～批评；～史；学术界；～语言；法律～；～的边缘化；少数化；诗歌～；政策～；～的政治学；～实践；～程序；～过程；～专业人员；～计划；～目的，见skopos theory；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词意；专门的～；技术性～；参见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Review, The (journal)，《翻译评论》（期刊）

translation shifts，翻译转换；～的普遍原则；描述性翻译研究；宏观结构；微观结构；～的范畴；～的表达；～的层次

translation strategy: alienating，翻译策略：异化；运用古语；取决于多元系统条件；取决于出版商；取决于翻译目的；精英主义；实验性；归纳总结；与文本类型的联系；与哲学的联系；顺化；政治的～；初始数据；施莱尔马赫；斯内尔-霍恩比；参见abusive fidelity, translation procedures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翻译研究：应用；～作为独立学科；～作为跨学科；对～的批评～的未来；综合法；～的主要问题；～学科的名称和性质；词源；纯～；参见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history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theory，翻译理论；～和对等；～和评论；西方翻译理论批评；普通～；法则的排序先后；首要问题；～的作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术语；总体化模式；早期理论的模糊不清

translation workshop，翻译工作坊

translational action，翻译行为

translationese，翻译腔；参见lan guage of translation (language of), uni versal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ologie，翻译学

translatology，翻译学；参见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r: as expert，译者：作为专家的～；～的合约；～的意识形态；～的报酬；译序；呼吁；～的角色；～声明；～地位；～培训；～类型；文学系统内的～；～的实践；参见(in) visibility, literary translators

Translator, The (journal)，《译者》（期刊）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The，翻译者协会

translatum，译文

transliteration，音译

transnationalism，跨国主义

transposition，词性转换

TRANSST (International Newsletter for Translation Studies)，《国际翻译研究通讯》

Treaty on the European Union，《欧盟条约》

Trivedi, H., 哈里什·特里维迪；主要文献

trust，信任

truth，真理

Turjuman (journal)，《译者》（期刊）

Turkish，土耳其语（的）

Turner Hospital, J., J. 特纳·霍斯皮特尔

Twain, M., 马克·吐温

Tymoczko, M., 玛利亚·蒂莫兹科

Tynjanov, J. N., 尤里·通加诺夫

Tytler, A. F., A. F. 泰特勒（Lord Woodhouselee）；翻译的规律或规则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翻译科学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it of translation，翻译单位

United Kingdom，英国；传译和翻译课程；19世纪理论；～出版业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国；～出版业

universals of translation，翻译普遍性，；参见translation (language of)

University of: Austin，大学：奥斯汀～；卑尔根～；东盎格利亚；海德堡～；赫里奥特-瓦特～；爱荷华～；鲁汶～；米德塞斯～；普林斯顿～；萨尔州～

Untermeyer, J. S., 琼·斯塔尔·昂特迈耶

untranslatability，不可译性

Urdu，乌尔都语

Valle-Inclán, R., R. 瓦尔-因克兰

Vàquez-Ayora, G., G. 瓦奎-阿约拉

Venuti, L., 劳伦斯·韦努蒂；理论应用；号召行动；对～的批评；贝尔曼的影响；哲学理论家的影响；主要文献；～论庞德；德里达的翻译；参见(in)visibility

Vermeer, H. J., 汉斯·J. 弗米尔

version，译本

Vidal, G., G. 维达尔

Vieira, E., 埃尔斯·维埃拉；主要文献

Vinay, J.-P., J.-P. 维奈；主要文献

Virgil，维吉尔

Viswanatha, V., V. 维斯瓦纳坦

Volokhonsky, L., L. 沃洛克洪斯基

Warren, R., R. 瓦朗

West Germany，西德；参见Germany

Wilss, W., W. 威尔斯

Woodsworth, J., J. 伍兹沃思

word-for-word translation，字对字翻译

Zohn, H., 哈里·佐恩

译后记

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翻译研究摆脱寄人篱下的命运，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在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的。特别是7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翻译理论层出不穷，让人（尤其是初学翻译者）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卢特里奇公司2001年出版了《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作者杰里米·芒迪对纷繁杂呈的翻译论争焦点和理论流派进行归纳、概括，上溯远古，下及当代，远至未来，既有历时的梳理，亦不乏共时的探讨，展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概貌。

近些年翻译研究在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展，进一步推动了翻译培训的发展。以内地为例，继北京外国语大学于1994年成立内地首个高级翻译学院之后，许多高校先后成立了翻译系，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于1997年就成立了第一个翻译系；近年，上海外国语大学（2003年4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5年4月）、西安外国语大学（2005年5月）等高校又相继成立了高级翻译学院。不仅如此，像西安翻译学院、大连翻译学院等民办翻译学院也不断出现。2004年内地首个翻译学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2006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河北师范大学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后，200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浙江师范大学再获教育部批准，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在香港，亚洲地区第一个翻译系于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由政府资助的香港八所高校中，香港中文大学和岭南大学设有翻译系，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浸会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等四所院校开设了翻译科目。上述六所高校均招收翻译学硕士、博士。另外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还分别设有翻译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Translation）和翻译中心（The Center for Translation）。在澳门，澳门大学和澳门理工学院等两所公立大学均开设了翻译方面的课程。

翻译培训的蓬勃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翻译教材建设的迫切性。就翻译理论而言，直接阅读英语原著对于初学翻译者或对翻译理论涉猎未深的人可能存在一定的困难，终究不如使用母语学习起来得心应手，收效显著。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从众多的翻译理论著作中，挑选了杰里米·芒迪的《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一书，将它译成中文，献给有志学习翻译和从事翻译研究的读者。

本次翻译活动具有如下两大特色：

其一，译者阵容强大，充分发挥各自所长。参加翻译的十多位译者，全部来自内地和港澳高校，主要由翻译学博士或教授组成。每位译者均在所翻译的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这就为译文的准确性和忠实性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其二，贯彻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以读者为本是原书的一大重要特色，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始终铭记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语言力求通俗易懂。理论著作常难免晦涩艰深之诟病，而芒迪的这本著作却以朴实清晰的语言，揭开了各色翻译理论背后神秘的面纱。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也力求在语言上首先不要把读者拒于千里之外，尤其是对于那些尚在翻译学门外徘徊的人士，抑或是刚刚踏入翻译学大门的读者。

适当保留英语原文。为方便读者在学完本书内容后可以对一些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继续深入研究，阅读相关文献，每章的“主要文献”部分、文中的文献出处和书末的参考文献（bibliography）部分等都保留或提供了英语原文。

此外，我们还特意编辑了《英汉词汇对照表》，附于书后，以方便读者查找和理解。

最后我们还想谈一谈作为编者及译者的一点感受。这次翻译，也让我们又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之艰难，体会到在“忠”与“美”之间“戴着镣铐起舞”的无奈，体会到在成功解决一个个翻译难题的“山重水复”之后，面临“柳暗花明”的极喜。而编辑工作，也同样具有挑战性。在翻译筹划之初，我们就清醒地意识到由于众多译者的参与，会给后期的编辑工作带来无数的艰辛和困难。但为了汲取众译家之所长，我们还是毅然为之。众译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译风，我们在统稿时，尽量做到前后一致，但又努力避免消藏译者自己的声音。

翻译始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我们尽力在“可为”与“不可为”之间找到一种和谐，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和尝试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能够吸纳更多人士来关注、投身翻译学这门新兴的“朝阳”学科。同时我们也诚恳期待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参与本书翻译的各位译者，感谢他们对本次翻译活动的支持与合作。也要感谢原书作者杰里米·芒迪欣然为中文版撰写序言。感谢北京商务印书馆的侯玲女士促成此书出版。

译者

2006年5月

译者简介

蔡咏春 澳门大学英文系助理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

韩子满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博士，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翻译研究。

李德凤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哲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教授，兼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翻译与文化研究协会译员培训委员会委员。

李 丽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哲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副教授。目前主要研究兴趣为翻译研究和儿童研究。

黎 明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士，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英国艾克塞特大学教育学硕士，现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杨晓军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会员。

张 旭 毕业于邵阳学院英语系，长沙铁道学院文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英文系翻译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

郑宝璇 澳洲麦觉理大学翻译及语言学博士。从事传媒、翻译及编辑工作多年，现任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仲伟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教授、翻译学硕士生导师。

祝朝伟 四川岳池人，南京大学博士，四川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立第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教授。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言系主任，翻译学教授，博士。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是翻译学的入门教材，广获欧美高等院校采用。全书综览现当代重要的翻译学说，加以阐释和评议，更辅以逾八种语言的文本为解说。每章专述一个翻译学议题，各章又互相参照，层次分明，包括：

●主要观点及术语表

●小结

●剖析与讨论

●研讨要点

●个案研究

●中文版另附术语对照表

●参考文献及补充读物

本书各章均由任教于各高等院校的翻译学教授及博士译成，译文准确忠实，并照顾到中文读者的研习需要，适量保留外文原文，俾便查考。

芒迪的著作为[翻译研究]这门发展迅速的学科拍了快照，清楚而精辟，形象鲜明，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该领域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对研习翻译学的师生都极具价值。

巴兹尔·哈蒂姆，英国赫里奥特-瓦特大学